占卜與算命——民國文人生活中的小浪花
民國時期的文人，精神生活相對而言是豐富的，特別那些性格外向善于交際者，頻繁的師友之間的日常交往及各類社交活動往往能充實他們的生活。但對于一些不善交往者，社會的動蕩以及個人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挫折，則會使得他們不時陷入迷惘和絕望，有時甚至走上自殺的絕路，梁漱溟之父梁濟和王國維的先后投水自盡就是兩個明顯的例子。
好在文人總有借助外力擺脫內心迷惘或絕望的方式，自己占卜或者請人算命就是頗為“有效”的手段。
說起來，這占卜算命，本就是文人的專利，當年孔子就多利用占卜方式來排解困難，提高弟子對其崇拜的程度。如當年魯國欲伐越，占得“鼎折足”，子貢認為出師折足是戰(zhàn)敗之象，并且鼎折足本來就是一種兇相，從解卦來說沒有錯。但孔子的高明在于他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他說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因此卜象大吉。結果果然不出孔子所料，魯國戰(zhàn)勝了越國。
在此我們不妨看看王國維、羅振玉、陳寅恪、吳宓、熊十力、梁漱溟、湯用彤和錢穆等文化名人，在民國時期的一些有關占卜算命的活動，以及這些活動所反映出的文人內心世界。
早在1920年2月，有件頗有意思的事情引起王國維和羅振玉的注意，即宋瞎子算命靈驗一事。2月7日羅振玉致函王國維：“日來聞云汀、公雨諸人盛稱天津星者宋瞽之靈驗，因為瑩中推算，欲借此覘時局，則日者言大佳。……其推算往事，無一不吻合，則誠奇矣。”（王慶祥、蕭文立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東方出版社，2000年，第489頁）此信幾乎全篇都在議論宋瞽推命之事，且羅振玉看來深信不疑，又說命中自己“當于危險中成功，又謂七十四將長辭斯世”。由于其人推算準確，所以羅振玉不免“思之令人悚然”。信末，羅氏想要替王國維也算上一卦，謂“公之生命乞開示，當為推之”。王國維卻沒有羅振玉那樣迷信，應該說是相對比較理性，在談到宋瞽預測時局時王國維如此分析：
宋瞽與時局亦稍有合符，惟新思潮之禍必有勃發(fā)之日，彼輩恐尚未知有此。又可惜世界與國家卻無運命可算，二三年中正未知有何變態(tài)也。（同上，第490頁）
“世界與國家卻無運命可算”，這里其實反映出王國維對于時局，甚至對于這個社會的一種不可預知的惆悵感。羅振玉之所以去算命，只是想要在生活中尋找一份安慰。這也是為什么人們嘗試算命而結果不如預料時他們半信半疑以至鄙斥，而結果命運祥和且偶合其意時他們深信不疑的原因。實際上推命之事，在王國維與羅振玉看來都是當時社會心態(tài)的反映，說明人們對未來確實抱有不可預知的惶恐。盡管王國維并不完全相信宋瞽推命之事，但還是愿意將自己的生辰八字隨信附給羅振玉，請他送之于宋瞽，“維之八字為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時”。而宋瞽算命之結果如何呢？羅振玉回函中之：
今晨訪宋日者，推公之命。言公之一生，坦坦無風波，惟命中刑克稍重，致中年以前，多有刑傷；目下之運平善，至后年以后三年，為平生最佳之運，然當投筆戎幕?！照哂种^，公每以文章名世，而命帶魁罡，故不免從事戎旃。此語公何不再質之辛木耶？素公之造，日者亦稱后年大佳……后年以后十年間可從心所欲。（同上，第494頁）
“命帶魁罡”即性格偏向耿直剛強，似與王氏之性格較為符合，但是王國維之命運卻非“坦坦無風波”之順利，而且這“后年以后十年間可從心所欲”現在看來多少也令人惋惜！竟然十年未到便已是形骸消亡。所以只有“惟命中刑克稍重”，這一句才吻合王國維的命運。一般而言，“刑克”多屬于比較嚴重的傷病災和生死離別，而縱觀王國維一生，先是他生母病逝，接著兩個女兒和莫氏夫人也相繼離去，最后長子也撒手人寰，如此生死離別之悲慟怎能不說是“刑克稍重”。王國維曾有言道，“人之光色分五種：富貴者紅光或黃光，文人白光，余人皆灰光，若黑色則去死近”。有意思的是，他將富貴者與文人截然分立，想必也是認為文人總也是不能大富大貴的了。
再說吳宓和陳寅恪。作為曾留學哈佛的大學者，他們自然不迷信，但頗為有趣的是他們卻對占卜一事很感興趣，并且還很相信自己的占卜水平。
早在1910年，吳宓即將離開陜西老家赴京參加清華留美學校的入學考試，動身前他卜得一卦，得卦語云：“海波兩頭高，飛蓬駕六鰲，居中能馭使，何怕涉風濤？”當時的吳宓因年幼不能懂得此卦語的深意。直到1919年他來美國已經兩年有余，親眼目睹西方社會的發(fā)展現狀和文化特征以及中國留學生的種種表現，才對卦語有了豁然開朗之感，意識到此卦的要點應當是“居中”二字，也即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庸思想，而且西方古典文化也是追求這樣的處世態(tài)度，如古希臘三哲（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中、和為教，也即西儒所謂的“在兩極端之中點，即為善，而在其極端，則為惡”。又西人有以騎馬為喻，只有居正中才不致掉下馬來，才能馭馬飛馳。吳宓為此感嘆地在其日記中寫道：“今天下逃墨則歸于楊，逃楊則歸于墨，各趨極端；求能權衡得當，立身正己，因應咸宜，實難之又難之事?！笨磥韰清挡⒎鞘浅鲇诿孕哦忉尨素?，而是把它與對中西文化的比較和對人類未來命運的擔憂結合起來，把它與自己的處世態(tài)度結合起來考慮的。而且吳宓還以自己兒時見到的一副對聯為補正：
業(yè)能養(yǎng)身須著意，事不干己莫勞心。
吳宓以為此聯雖然宣揚一種自私思想，但處于亂世之中，這也不失為一種處世態(tài)度。因為所謂獨善其身，看似容易，實際做到很難。能夠出污泥而不染，白璧自保，砥柱橫流，非絕大意愿、絕大才力不能做到。吳宓的這種態(tài)度，可以他翻譯的柏拉圖《共和國》（Republic）中的一節(jié)來說明：
君子生當率獸食人之世，固不同流合污，偕眾為惡，而亦難憑只手，挽既倒于狂瀾。自知生無裨于國，無濟于友，而率爾一死，則又輕如鴻毛，人我兩無所益。故惟淡泊寧靜，以義命自安，孤行獨往。如此之人，譬猶風洞塵昏、飛沙揚石之際，自棲身巖墻之下，暫為屏蔽，眼見眾生沉淪不可救醫(yī)，而若吾身能獨善，德行終無所玷，易簀之時，心平氣和，歡舒無既，則亦絲毫無所憾矣。（吳宓：《吳宓日記（第二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66頁）
應當說，吳宓之好友陳寅恪在其一生中是更多采取此種人生態(tài)度的，而吳宓雖然也對此心向往之，但由于其性格使然，常常身不由己地卷入世俗的紛爭之中，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吳宓是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犧牲精神從事一些世俗事務的，對此恐怕也不好說他是該做還是不該做。問題是吳宓常常因此而感到痛苦，一心想擺脫而不能，這就是造成其一生悲?。ɡ缭趷矍榛橐龇矫妫┑闹匾蛩凇?p/>
不過吳宓有時顯然對于占卜之事將信將疑，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其當時的心理狀態(tài)以及他所遇到的非常事變。例如1923年他的姑丈陳伯瀾去世，消息傳來，吳宓大為悲痛，因為陳伯瀾多年來對吳宓學業(yè)上的指教以及精神上的鼓勵與指導是很多的，吳宓一直視他為自己的人生導師。如今姑丈突然去世，自然令吳宓內心受到重大震撼。特別是吳宓自回國后忙于結婚和籌辦《學衡》，竟未能抽出時間去拜見姑丈一次，自然內心非常內疚。也就在這種情況下，吳宓于夢中，以占卜的形式表現了其內心的不安和悲傷。據吳宓日記，陳伯瀾去世后約一月，某天正是中秋節(jié)，吳宓夜里忽然夢見自己從南京到北京去吊祭陳伯瀾，到京后才得知姑丈死后又得復生。他因此占卜得一神示，為“萬朵紅蓮禮白蓮”之句。此后夢境又多有變化，最后似乎是其姑丈由其姑母和吳宓等家人扶持來到保定之蓮花寺，眾人登上寺塔的最高層。就在這里，其姑丈口授遺囑，然后去世，則神示得以應驗。吳宓見姑丈去世，放聲大哭，終于從夢中驚醒。清醒后的吳宓才想到所謂夢中的神示之句，其實是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中的詩句?？磥韰清底约阂蚬谜墒攀肋^于傷心，方才有此夢。又因他以為姑丈這樣的人去世應當有預兆或者其去世之方式應當不同尋常，所以才在夢中將自己讀過的詩句安在姑丈身上。
有意思的是，陳寅恪對此類事也頗為精通。1937年7月27日，日軍飛機轟炸北京，并準備占領之，國民黨宋哲元將軍決意抵抗。此時吳宓、陳寅恪均在北京，對時局發(fā)展和中華民族的命運極為擔憂。當天，吳宓以《易經》占卜，得“解”卦，其辭為：“利西南，無所往也，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卦文為：“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贝蟾艆清蹈械酱素圆缓美斫?，或者是由于此卦占的是中國的命運，因此他專門請教了陳寅恪，但陳寅恪并未馬上回答，而是過了一會兒再打電話給吳宓，看來陳寅恪對此也很慎重。他告訴吳宓此是吉卦，于是吳宓才舒了一口氣，和衣而臥，靜待天命。那么此卦是否算是吉卦呢？今天看來不能這樣認為，首先卦辭中所謂“利西南，無所往也”，不過是勉強可以解釋為他們日后均去了大西南，在西南聯大等處任教。結果是吳宓為謀生計多次四處奔波，陳寅恪更是因戰(zhàn)亂導致雙目失明，這樣的結局能說是吉卦么？而且北京在此后不久即淪落敵手，吳宓、陳寅恪等被迫逃出北京，日軍不久即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又有什么吉兆可言？不過從全民族之命運而言，中國的確最后取得了抗戰(zhàn)的勝利，因此說是吉卦也有道理，但那已是八年后的事了?？磥碇挥幸稽c可以確定，即在中華民族面臨空前危機的時刻，任何一個有愛國之心的中國人都不會漠然置之，不聞不問。為了民族存亡，他們可以運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和方式，來為祖國分憂，同時也為自己鼓勁。因此陳寅恪他們即使知道占卜之類是不科學的，但只要能借此獲得一點心理上的安慰，在那時此種活動就非常有必要，非常有意義了。
大概吳宓對此卦吉利將信將疑吧，或者因為時局發(fā)生了變化使他感到有必要再占一卦。次日，他竟然又使用《易經》占卜，得“晉”卦之六二，其文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贝素詤清翟谌沼浿形囱悦魇莾词羌贿^按照一般的解釋，應當也是吉卦。吳宓卜得此卦，大概與其讀過《兒女英雄傳》有關，因為此小說中男主人公在參加科舉考試時，其父為占其能否得中，即得此卦，結果果然高中第三名。吳宓既在心理上希望自己卜得吉卦，又在以前對此卦有深刻印象，因此他也卜得此卦就不是偶然的了。所以說到底占卜之占得何卦以及怎樣解釋總是與占卜人的心理活動有關，它曲折地表現了占卜者的內心愿望，反映了人們對于即將到來和已經到來的事物發(fā)展之不可預測而產生的困惑及可能發(fā)生災禍的恐懼，在這一點上，一切占卜不過是一種心理測試而已。至于人們之相信與否，那是另一個問題。
另一位文化大師錢穆在其《師友雜憶》中則記述了他和梁漱溟、熊十力以及湯錫予等請相士為他們相面之事。20世紀30年代，梁漱溟在北京時，有相士專門從四川來為他相面，梁漱溟為此特意請錢穆等到他家，請相士一一為眾人相面，后又到錢穆住處再為他們相面。據錢穆所言，相士說熊十力有“麋鹿之姿，當常在山林間”，意思是不會直接參政過問紅塵之事。而說梁漱溟則是“步履輕，下梢恐無好收場”，意思是晚年恐有劫難。對于錢穆本人則說他精氣神三者皆足“行坐一態(tài)，此后當能先后如一”，意思是錢穆的一生當能始終堅持治學為業(yè)且能善終。綜合來看，不能不驚嘆這位相士的預言。熊十力終其一生，始終堅持其民間學者的身份，1949前后也不過是做了一個有名無實的政協委員而已。不過其晚年看到“文革”劫難，卻只能發(fā)出“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這樣的哀嘆，最終落得一個悲慘的結局。而梁漱溟晚年確實因直言當政者之弊而慘遭批判多年。不過其臨終前數年重新贏得政府與民間的高度敬仰，并最終以九十五歲高齡辭世，不知是否還算是收場不好？至于錢穆本人，則可以算是中國式的“壽終正寢”的范例，他一生始終以弘揚中國文化為使命，1949年后在香港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今香港中文大學之前身），后在臺北任教，最后以九十五歲高齡西歸道山。其人不僅高壽，而且今天業(yè)已贏得海峽兩岸人們共同的贊美與景仰，確實是一個“先后如一”的結局。人生一世，如類錢穆，則無憾矣。
而且，對于此類占卜相面之術，錢穆等人并不簡單地斥為迷信。因為錢穆一生曾多次遇到此類事情，大都有所應驗。對此他的解釋是：大凡流行人間者，必有其所以然之道理，因此不可輕易以不科學否定之。錢穆此說，頗類似黑格爾的那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中西文化之思想，大概很多還是相通的吧。不過，馬克思對黑格爾這句話的解釋值得注意。馬克思認為，其實這個命題暗含著革命的意義，因為由它還可以推論出“凡是不合理的都是不應該存在的”這樣非常革命的論斷?？磥?，文革時期盛行一時的“造反有理”邪說，其鼻祖竟然是那老黑格爾呢。不過話要說回來，其實從歷史上看，最要命的問題在于：該由誰而又是根據什么判定哪些事物屬于合理的存在,哪些事物屬于不合理的存在？
其實，對于這些文化大師來說，請人算命也好，自己占卜也好，無非是調劑日常生活和減輕內心苦悶的手段，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保佑支撐他們繼續(xù)其創(chuàng)作或學術生涯的精神力量。有這些預兆或預言的陪伴，他們在前進的道路上也就會走得更加從容和堅定。
最后說說胡適，1908年夏天其母催促他回家完婚，胡適于當年7月寫信給母親，提出三條理由推遲。一個是自己畢業(yè)時間是在12月不是8月，一個是學校不能請假，一個是家中經濟狀況無力完婚。胡適也知道這三條理由都十分牽強，所以最后就怪罪到算命先生那里。他認為母親之所以催促完婚，完全是聽信了算命先生的話，所以他在信中大罵算命者是“極可殺、極可烹，雞狗不如之愚人蠢蟲”，簡直是有些氣急敗壞了。這樣的態(tài)度和立場，也就決定胡適此后不會相信什么占卜算命之類。他與吳宓等人在這件事上的差異，是否也多少說明為何他們各自的文化立場會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