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文化的歷史圖譜（摘選）
扶桑樹形燈又名九枝燈，出土于貴港羅泊灣漢墓，其主干上端為上細下粗的圓柱形，下端為寶瓶形，底座為覆盤形。主干上分為三層，向外伸出九條長短不一的枝丫，每條枝頭各置一只桑葉形燈盤，主干頂端平置一只展翅飛翔的金烏形燈盤。燈的底座、主干、九條枝丫、九只桑葉形燈盤和金烏形燈盤分別鑄造，刻有接合記號，通過預制的榫卯套扣，合成一體，不用時可以拆卸分裝。
銅鳳燈出土于合浦縣望牛嶺漢墓，其形制極為罕見，該燈為鳳鳥形，扁尾下垂，與雙足形成三個支腳，以固定燈體。鳳凰翹首回望，嘴銜一個喇叭形燈罩，正好罩在鳥身背上的燈盤上方，燈罩可隨意轉動，以調節(jié)亮度。燈點燃時，蠟燭煙灰通過喇叭形燈罩、鳥嘴、鳥頸回流至鳥腹，溶入腹腔貯存的水中，可防止蠟燭煙灰的污染，保持室內空氣清新。整個燈體設計巧妙科學，鳳凰的頭、冠、頸、翅、尾、足輪廓清晰，比例勻稱，通體細刻羽毛，精致美觀，反映出匠師們豐富的構思能力和高超的鑄造技術。
人形吊燈出土于昭平縣北陀大平嶺東漢墓，由一個捧燈人和一只燈盤組成。捧燈人高鼻、深目、大耳，頭戴雙旋云紋瓜皮帽，上身裸露，下身著袍。雙腿跪坐，雙手向前捧住燈盤，盤中心立一乳釘形燈釬，燈盤前側有一蹄形足，與捧燈人的雙膝構成鼎立之勢。將燈平置，顯得平穩(wěn)。捧燈人額前、腦后各設一環(huán)，與一條活動鏈相連，鏈條上端有鉤，將其懸掛，成為平穩(wěn)的吊燈，構思精巧，符合力學平衡原理。
民間信仰與生態(tài)意識（摘選）
注重“天人合一”的生態(tài)意識
“天人合一”作為中國傳統思想的一個重要觀念，強調人類與自然環(huán)境的和諧統一，直接塑造了傳統時代中國人的生態(tài)文明觀。森林生態(tài)系統作為地球上陸地生態(tài)系統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構成了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基礎。人們很早就認識到森林不僅具有涵養(yǎng)水源、調節(jié)局部地區(qū)氣候的作用，而且還為人類提供源源不斷的木材、柴薪和各種林產品，于是人類既重視利用森林，也注意保護森林，發(fā)展出了“斧斤以時入山林”、禁止亂砍濫伐的思想，對關系到人們生產、生活的重要森林更是實行嚴格的保護政策。在現代林業(yè)法實行以前，則是通過豎立護林碑刻或制定鄉(xiāng)規(guī)民約來保護森林?，F代林業(yè)法規(guī)的制定，是人類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重要成果。今天我國將生態(tài)文明上升到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的高度，這是人類追求永續(xù)發(fā)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類文化得以傳承和發(fā)展的重要基石?，F代文明的重要進展，一方面表現為突破了傳統時代耕稼文明至上的局限，強調多種生產文化并存的觀點；另一方面，人類作為生物圈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大氣圈、水圈、巖石圈等共同構成了地球生態(tài)系統，也與生物圈中的其他物種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因此，人類對生態(tài)系統的維護與建設，事關人類自身的生存發(fā)展與文化創(chuàng)造活動。
歷史上廣西各族人民在對自然的探索中，受到“天人合一”生態(tài)文明觀和風水觀念的影響，很早就形成了不少樸素的生態(tài)理念，體現為認識到人類生存發(fā)展與生態(tài)環(huán)境和諧統一的重要性，并為此采取了一系列維護人居環(huán)境、保護和修復生態(tài)林的舉措。
傳統時代的風水觀念對村落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維護起到了重要作用。風水觀念的實質是傳統時代人們在長期適應自然過程中形成的一種追求理想生存環(huán)境的思想意識。在對居宅、村寨、城鎮(zhèn)、葬地的選擇上，將林木茂密視為村落、居宅、墳地環(huán)境優(yōu)美的表現，正如《宅譜邇言》所說：“故鄉(xiāng)野居址，樹木興則宅必日旺，樹木敗則宅必消乏。” 歷史上，在廣西各族人民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實踐中，風水觀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為了使護林更有效，村民往往通過呈請官府頒布告示、訂立鄉(xiāng)規(guī)民約等方式，增強禁約的權威性和可操作性。特別是對村落后山的風水林，以及井邊、路旁、村寨門口和祖墳山場的樹木都禁止采伐。同治十年（1871），灌陽縣唐氏家族唐懋功、唐開爖等呈請灌陽知縣頒布告示，禁止外人對其祖墳山場的盜伐。官府的告示說：“據舉人唐懋功、耆民唐開爖等稟稱情，舉人江口村深壇廟山場一座，安葬祖墳多冢，植長樹木，培蔭風水，歷來封禁，不許外人盜砍、盜葬。近有不法棍徒竟敢入山任意砍伐樹木情事，若不稟請賞示嚴禁，將來被人盜砍、盜葬侵占，所關實非淺鮮，理合稟明，懇請賞示嚴禁等情到縣，自應照準，出示嚴禁?！?p/>
文教發(fā)展與家國情懷（摘選）
柳宗元（773—819），河東（今山西運城）人，唐代著名文學家、古文運動領袖之一。貞元九年（793）中進士，歷任集賢殿正字、藍田縣尉、監(jiān)察御史里行（即見習御史）等。永貞元年（805）參與王叔文領導的“永貞革新”運動，失敗后被貶為永州司馬。元和十年（815），再被貶往柳州擔任刺史。當他來到柳州后，即在柳州城頭寫下《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一詩：“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xiāng)?！北磉_了柳宗元強烈的憤懣和莫名的哀愁。但當他接觸到柳州淳樸、困苦的各族人民后，便決心在柳州干一番事業(yè)。柳宗元首先下令禁止買賣奴婢，規(guī)定奴婢贖身的辦法；改變當地人殺牛求神的風俗，保護耕牛；帶領人們挖井開荒，發(fā)展生產；整修城墻街道，廣植路樹等。經過三年的努力，柳州呈現出一番新氣象：“民業(yè)有經，公無負擔，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备匾氖牵谠诹荽罅μ岢d學，發(fā)展文化教育，當時大量南方士人不遠數千里來追隨柳宗元學習，所謂“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柳州人也紛紛入學接受教育，使柳州這個荒遠之區(qū)“一變而為文明之地”。
柳宗元在柳州、桂州撰寫了一批詩文，其中《桂州訾家洲亭記》有“桂州多靈山，拔地峭豎，林立四野”之句，郭沫若認為比韓愈《送桂州嚴大夫》詩句中的“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寫得好。819 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其靈柩雖然送回陜西祖塋，但柳州人民為了紀念他，次年為他修建了衣冠冢，三年后又修建有羅池廟（今柳侯祠），廟內有集韓愈文、柳宗元事、蘇軾書于一體的三絕碑。柳宗元以其開化之功贏得了柳州人民的高度愛戴。明人王守仁對柳宗元在柳州施行教化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有高度評價，他說：“自是寓游其地，若范祖禹、黃庭堅、孫覿、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后先相繼不絕。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為禮義之邦。”
得山水靈氣的傳統文學藝術（摘選）
桂林多山，達到了“無地非山，無山而不雁蕩”的程度，引來無數文人墨客流連詠嘆。宋人黃庭堅在《到桂州》中詠唱道：“桂嶺環(huán)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嶒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感慨桂山之奇，認為即使著名畫家李成、郭熙在世，也難以描繪，何況他們都已不在，就更加無人能畫此奇景了。南宋明相李綱和狀元張孝祥感嘆游了桂林之山，則雁蕩山、武夷山已不足稱道，它們都得對桂林之山俯首稱臣。李綱《桂林道中》寫道：“桂林山水久聞風，身世茫然墮此中。日暮碧云濃作朵，春深稚筍翠成叢。仙家多住朱明洞，客夢來游群玉峰。雁蕩武夷何足道，千巖元是小玲瓏?！睆埿⑾閯t對桂林屏風山推崇備至，認為平生所見山水以廣西為最，而桂林的二十四洞府又以屏風巖為最。他贊頌道：“平生山水趣，嶺海最奇絕。洞府二十四，未厭屐齒折。晚乃游此巖，余地比仆妾?！?p/>
具體到桂林各山，又有各自之奇。桂林城中的獨秀峰孤峰矗立，形如利劍，直刺云天，歷代文人墨客多有題贊。南朝宋顏延之賦詩曰“未若獨秀者，峨峨郛邑間”，此為獨秀峰得名之始。唐人鄭叔齊在《獨秀峰新開石室記》中進一步闡釋了“獨秀”得名的原因：“不借不倚，不騫不崩，臨百雉而特立，扶重霄而直上。仙挹石髓，結而為膏。神鑿嵌寶，呀而為室。囂滓可遠，幽偏自新。”唐代張固《獨秀峰詩》曰：“孤峰不與眾山儔，直入青云勢未休。會得乾坤融結意，擎天一柱在南州?！贝颂帉ⅹ毿惴逡暈楣鹆殖堑牡貥撕拖笳?，感慨宇宙乾坤的造化神功，而獨秀峰獨自撐起南國的一片天。明代袁崇煥《詠獨秀峰》曰：“玉筍瑤簪里，茲山獨出群。南天撐一柱，其上有青云。”與張固的吟誦如出一轍。清代著名詩人袁枚《獨秀峰》贊美道：“來龍去脈絕無有，突然一峰插南斗。桂林山形奇八九，獨秀峰尤冠其首。三百六級登其巔，一城煙火來眼前。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傷焉！”將寫景與人生不必感傷孤獨的抒情完美融合。
桂林城邊、漓江之畔的伏波山自漢代以來便承載著桂林厚重的人文歷史，吸引著歷代文人競相歌頌，留下了大量優(yōu)美的詩篇。宋人劉克莊《伏波巖》贊嘆道：“懸崖萬仞余，江流繞其趾。仰視不見天，森秀拔地起。中洞既深豁，旁竇皆奇詭。惜哉題識多，蒼玉半镵毀。安得巨靈鑿，永削崖谷恥。緬懷兩伏波，往事可追紀。銅柱戍浪泊，樓船下湟水。時異非一朝，地去亦萬里。山頭博德廟，今為文淵矣。謂予詩弗信，君請訂諸史。”劉克莊不僅感慨于伏波山的峻峭挺拔和通透奇絕，而且聯想到漢代兩個伏波將軍路博德和馬援的事跡，賦予伏波山深厚的歷史底蘊，打上了中原文化影響的印記。
民俗與地域風情（摘選）
唐宋時期是壯錦的形成階段。唐代壯族的蕉布、竹布、吉貝布、斑布、絲布等已經成為宮廷貢品，但真正能夠稱為“錦”的紡織品則出現于宋代。宋代廣西的紡織業(yè)成就突出，苧麻遍布，人民善于織布，紡織品有、子、瑤斑布、柳布、象布、古縣布、吉貝布、武緣布、水、蕉葛、竹子布等品種，以苧麻織品和棉織品享譽全國。苧麻織品包括、子布、瑤斑布、柳布、象布等，其中、子布即壯錦。緂主產于廣西左右江地區(qū)，白色質地，上織方形、菱形等遍地小方勝紋，布幅甚大，“似中都之線羅，而佳麗厚重，誠南方之上服也”，這是早期的壯錦，色調為單色，具備了厚重和織有方格紋圖案的基本特征。左右江地區(qū)壯族人織造的子布是聞名全國的布中精品，一匹長13 米以上，僅重二兩（約74.6 克），有“絲不可及”之稱，其上品每匹價值1 萬多文銅錢。子布清涼離汗，適合夏天穿，其中有花紋者為花，“一端長四丈余，而重止數十錢。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以染真紅，尤易著色。厥價不廉，稍細者，一端十余緡也”。宋代以、子布為代表的壯錦已經全國有名。柳布、象布也是宋代廣西布中的良品，商人將其販賣至各地，以至聲名在外。
明清時期是壯錦的繁榮發(fā)展階段。明代壯錦越來越流行，工藝也越來越精湛，萬歷年間，織有龍、鳳等花紋圖案的壯錦成為朝廷的貢品。到了清代，壯錦與四川的蜀錦、南京的云錦、蘇州的宋錦一起，并稱為中國“四大名錦”。而且壯錦的使用日益平民化，當時廣西各地壯族都織造壯錦，“僮人愛彩，凡衣裙巾被之屬，莫不取五色絨雜以織布，為花鳥狀。遠觀頗工巧炫麗，近視則粗，僮人貴之”。編織壯錦是壯家女子必須學會的女紅，也是出嫁必備的陪嫁品，“嫁奩，土錦被面決不可少，以本鄉(xiāng)人人能織故也。土錦以柳絨為之，配成五色，厚而耐久，價值五兩，未笄之女即學織”。清人沈日霖在《粵西瑣記》中記載了達官富商爭相購買壯錦的盛況：“（僮婦）手藝頗工，染絲織錦，五彩爛然，與刻絲無異，可為茵褥。凡貴官富商，莫不爭購之。又有僮人布，亦以青白縷相間成文，極堅韌耐久，用為手巾，每一幅可三四年不敝?！眽炎迦嗣裨诳椩靿彦\的過程中，把物質的實用功能與精神需求緊密結合，使壯錦成為承載壯民族文化記憶的“活化石”。
生物學、醫(yī)學的發(fā)展與地方性知識的建構（摘選）
宋代范成大所撰《桂海虞衡志》不僅是宋代廣西地區(qū)的博物志，而且是廣西地區(qū)的民族志。就博物志而言，《桂海虞衡志》記載了廣西地區(qū)的巖洞（地貌、地質、構造）、氣候（雪、雨、水等）、礦產（金、石）、土產（香、酒）、工技（軍器、樂器、其他工藝品）、植物（花、果、草、木）、動物（禽、獸、蟲、魚）、風俗、文字等方面的情況。范成大將桂林的山水評為“天下第一”，他說：“桂之千峰，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筍瑤，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為天下第一?！睆V西的金石有生金、丹砂、水銀、銅、鉛粉、鐘乳、滑石、石梅、石柏，石梅、石柏即生于海中的珊瑚。宋代桂林釀制的瑞露酒，聲震湖廣，為今天桂林三花酒的前身，已成為中國米香型白酒的代表之一。宋代廣西的銅鼓、花腔腰鼓、戲面、鼻飲杯非常有名，銅鼓“其制如坐墊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致。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以手拊之，其聲全似鞞鼓”?；ㄇ谎某鲇谂R桂縣，當地人用泥土塑形燒制，并在鼓上“細畫紅花紋以為飾”，作為一種敲擊樂器。戲面用于儺戲表演，“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窮極工巧，一枚或值萬錢”。鼻飲是嶺南地區(qū)少數民族居民一種特有的生活習俗，所用鼻飲杯是一種陶器，形狀與杯碗相似，旁邊有一小管，如同瓶嘴，使用時“以鼻就管吸酒漿，暑月以飲水”。
就民族志而言，《桂海虞衡志》記載了當時廣西境內的5 個少數民族，即瑤、僚、蠻、黎、蜑。書中對瑤人、羈縻地方少數民族（主要為僮人）的分布、生計方式、生活習俗等做了較為詳細的描述，對研究宋代廣西瑤人、僮人的歷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蜑是廣西北部灣沿海地區(qū)的水上居民，他們以舟楫為家，以海產品為食，還要冒著生命危險，潛入海中為官府采摘珍珠。有關海南島上黎人的記載，則成為認識和研究宋代黎族的重要史料。書中有關廣西少數民族“俗字”的記載，為我們認識廣西壯族古壯字的創(chuàng)制和含義提供了重要信息?？傊豆鸷Ｓ莺庵尽肥撬未嘘P廣西自然地理、資源物產、工技制作、民俗風情、民族分布的重要地方文獻。
傳統文化的歷史傳承（摘選）
廣西的民族構成與地理環(huán)境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各民族相親相愛、團結互助、彼此交融，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成為當代中國民族團結的典范。桂東地區(qū)為漢族聚居之地，壯族多采取融入的態(tài)勢。桂西地區(qū)的情況剛好相反，作為壯族聚居區(qū)，民族文化保持得較為完整，明清以來遷入的漢族多定居于城鎮(zhèn)，他們經商負販，向壯族地區(qū)輸入必需的商品，并運出本地的土特產品。分布于鄉(xiāng)村地區(qū)的漢族則與壯族雜居，在相互交往之中實現了文化互鑒和文化共存，一些地方甚至實現了民族交融。桂中地區(qū)則處于桂東漢族聚居區(qū)向桂西壯族聚居區(qū)的過渡帶，這里“民夷參錯，混同其生”，各民族之間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格局。
廣西民族的交融格局除了因地而異，還因族而異。在長達2000 多年的交融中，廣西壯族形成了誠樸、開朗、通達和兼容的品質，使之容易接納外來的文化，特別是對漢文化采取吸收的態(tài)度，在漢字的基礎上創(chuàng)制古壯字，對儒家文化也能兼收并蓄。自從南越王趙佗采取“和集百越”、相互通婚的政策以來，歷代中原王朝的統治者對嶺南西部的壯族均秉承因俗而治、招撫上層的策略，對普通壯民也能輕徭薄賦，將他們逐漸納入戶籍體系。這些都是廣西民族關系趨向平和、民族交融進程較快的原因。黎東方說：“一部人類的歷史，正是人類逐漸擴大其團結范圍，以共求生存的歷史?！敝袊虻臄U展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就生動地詮釋了這一點。自秦統一嶺南之后的2000 多年間，廣西地域內的民族團結范圍不斷擴大，內涵不斷提升，同時始終置于中央政權的管轄之下，得到中央政權的保障與扶持，并同周邊地區(qū)長時間相互呼應、相互幫助。雖然中間有過曲折，但是廣西各民族對中央王朝的民族向心運動這一大趨勢從來沒有發(fā)生改變。因為廣西在今天中國的邊疆省區(qū)中最早納入中原王朝的版圖，形成了對國家的高度認同和強烈的向心力。經過2000 多年的發(fā)展，廣西形成了以漢族與壯族的關系為主干，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以及各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為支干的民族關系圖譜。各民族之間形成了“三個離不開”的關系，即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如同石榴籽一樣緊緊團結在一起。
歷史上，廣西各民族之間不僅相互交融，而且共同團結斗爭。一方面，地緣上的雜居狀態(tài)和血緣上的互相通婚導致各民族間的相互交融；另一方面，統治者的招撫和強迫同化政策也對民族融合產生了一定影響，比如采取授予官職的措施吸引少數民族首領的歸附，或通過軍政手段將少數民族編入戶籍，使其納糧當差。近代以來的反封建和反帝愛國運動，最能體現廣西各族人民的團結斗爭。在以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為代表的反封建斗爭中，廣西的漢、壯、瑤等各族群眾都積極參與。在鎮(zhèn)南關大捷、西林教案、永安教案中，各族群眾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文化滲透。廣西民族關系發(fā)展的總體趨勢呈現出“多元一體化”的特征?！岸嘣本褪嵌鄠€民族成分，“一體化”就是各民族對國家和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以及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認同感。而將其納入廣西文化的發(fā)展脈絡中看，就是“多元共生，交融共進”。
廣西各民族文化融合程度之所以比較高，廣西漢族之所以能與壯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精誠團結，廣西壯族之所以人口眾多、進步顯著而又長葆自身的特質和活力，廣西民族區(qū)域自治之所以在全國范圍內產生良好的影響，都可以從廣西2000 多年文化發(fā)展的脈絡和精神形成的過程中找到答案。廣西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團結的模范，關鍵在于廣西文化的強大內聚力和開放包容、積極進取的精神。就像山野的桂樹自聚成林那樣，廣西各族人民抱團意識強烈，并能深明大義，在事關民族團結、邊疆穩(wěn)定、國家統一的重大問題上立場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