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文化的歷史圖譜（摘選）
扶桑樹形燈又名九枝燈，出土于貴港羅泊灣漢墓，其主干上端為上細下粗的圓柱形，下端為寶瓶形，底座為覆盤形。主干上分為三層，向外伸出九條長短不一的枝丫，每條枝頭各置一只桑葉形燈盤，主干頂端平置一只展翅飛翔的金烏形燈盤。燈的底座、主干、九條枝丫、九只桑葉形燈盤和金烏形燈盤分別鑄造，刻有接合記號，通過預制的榫卯套扣，合成一體，不用時可以拆卸分裝。
銅鳳燈出土于合浦縣望牛嶺漢墓，其形制極為罕見，該燈為鳳鳥形，扁尾下垂，與雙足形成三個支腳，以固定燈體。鳳凰翹首回望，嘴銜一個喇叭形燈罩，正好罩在鳥身背上的燈盤上方，燈罩可隨意轉動，以調節(jié)亮度。燈點燃時，蠟燭煙灰通過喇叭形燈罩、鳥嘴、鳥頸回流至鳥腹，溶入腹腔貯存的水中，可防止蠟燭煙灰的污染，保持室內空氣清新。整個燈體設計巧妙科學，鳳凰的頭、冠、頸、翅、尾、足輪廓清晰，比例勻稱，通體細刻羽毛，精致美觀，反映出匠師們豐富的構思能力和高超的鑄造技術。
人形吊燈出土于昭平縣北陀大平嶺東漢墓，由一個捧燈人和一只燈盤組成。捧燈人高鼻、深目、大耳，頭戴雙旋云紋瓜皮帽，上身裸露，下身著袍。雙腿跪坐，雙手向前捧住燈盤，盤中心立一乳釘形燈釬，燈盤前側有一蹄形足，與捧燈人的雙膝構成鼎立之勢。將燈平置，顯得平穩(wěn)。捧燈人額前、腦后各設一環(huán)，與一條活動鏈相連，鏈條上端有鉤，將其懸掛，成為平穩(wěn)的吊燈，構思精巧，符合力學平衡原理。
民間信仰與生態(tài)意識（摘選）
注重“天人合一”的生態(tài)意識
“天人合一”作為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一個重要觀念，強調人類與自然環(huán)境的和諧統(tǒng)一，直接塑造了傳統(tǒng)時代中國人的生態(tài)文明觀。森林生態(tài)系統(tǒng)作為地球上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構成了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基礎。人們很早就認識到森林不僅具有涵養(yǎng)水源、調節(jié)局部地區(qū)氣候的作用，而且還為人類提供源源不斷的木材、柴薪和各種林產品，于是人類既重視利用森林，也注意保護森林，發(fā)展出了“斧斤以時入山林”、禁止亂砍濫伐的思想，對關系到人們生產、生活的重要森林更是實行嚴格的保護政策。在現(xiàn)代林業(yè)法實行以前，則是通過豎立護林碑刻或制定鄉(xiāng)規(guī)民約來保護森林?，F(xiàn)代林業(yè)法規(guī)的制定，是人類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重要成果。今天我國將生態(tài)文明上升到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的高度，這是人類追求永續(xù)發(fā)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類文化得以傳承和發(fā)展的重要基石。現(xiàn)代文明的重要進展，一方面表現(xiàn)為突破了傳統(tǒng)時代耕稼文明至上的局限，強調多種生產文化并存的觀點；另一方面，人類作為生物圈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大氣圈、水圈、巖石圈等共同構成了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也與生物圈中的其他物種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因此，人類對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維護與建設，事關人類自身的生存發(fā)展與文化創(chuàng)造活動。
歷史上廣西各族人民在對自然的探索中，受到“天人合一”生態(tài)文明觀和風水觀念的影響，很早就形成了不少樸素的生態(tài)理念，體現(xiàn)為認識到人類生存發(fā)展與生態(tài)環(huán)境和諧統(tǒng)一的重要性，并為此采取了一系列維護人居環(huán)境、保護和修復生態(tài)林的舉措。
傳統(tǒng)時代的風水觀念對村落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維護起到了重要作用。風水觀念的實質是傳統(tǒng)時代人們在長期適應自然過程中形成的一種追求理想生存環(huán)境的思想意識。在對居宅、村寨、城鎮(zhèn)、葬地的選擇上，將林木茂密視為村落、居宅、墳地環(huán)境優(yōu)美的表現(xiàn)，正如《宅譜邇言》所說：“故鄉(xiāng)野居址，樹木興則宅必日旺，樹木敗則宅必消乏?！?歷史上，在廣西各族人民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實踐中，風水觀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為了使護林更有效，村民往往通過呈請官府頒布告示、訂立鄉(xiāng)規(guī)民約等方式，增強禁約的權威性和可操作性。特別是對村落后山的風水林，以及井邊、路旁、村寨門口和祖墳山場的樹木都禁止采伐。同治十年（1871），灌陽縣唐氏家族唐懋功、唐開爖等呈請灌陽知縣頒布告示，禁止外人對其祖墳山場的盜伐。官府的告示說：“據(jù)舉人唐懋功、耆民唐開爖等稟稱情，舉人江口村深壇廟山場一座，安葬祖墳多冢，植長樹木，培蔭風水，歷來封禁，不許外人盜砍、盜葬。近有不法棍徒竟敢入山任意砍伐樹木情事，若不稟請賞示嚴禁，將來被人盜砍、盜葬侵占，所關實非淺鮮，理合稟明，懇請賞示嚴禁等情到縣，自應照準，出示嚴禁?！?p/>
文教發(fā)展與家國情懷（摘選）
柳宗元（773—819），河東（今山西運城）人，唐代著名文學家、古文運動領袖之一。貞元九年（793）中進士，歷任集賢殿正字、藍田縣尉、監(jiān)察御史里行（即見習御史）等。永貞元年（805）參與王叔文領導的“永貞革新”運動，失敗后被貶為永州司馬。元和十年（815），再被貶往柳州擔任刺史。當他來到柳州后，即在柳州城頭寫下《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一詩：“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xiāng)。”表達了柳宗元強烈的憤懣和莫名的哀愁。但當他接觸到柳州淳樸、困苦的各族人民后，便決心在柳州干一番事業(yè)。柳宗元首先下令禁止買賣奴婢，規(guī)定奴婢贖身的辦法；改變當?shù)厝藲⑴Ｇ笊竦娘L俗，保護耕牛；帶領人們挖井開荒，發(fā)展生產；整修城墻街道，廣植路樹等。經(jīng)過三年的努力，柳州呈現(xiàn)出一番新氣象：“民業(yè)有經(jīng)，公無負擔，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备匾氖牵谠诹荽罅μ岢d學，發(fā)展文化教育，當時大量南方士人不遠數(shù)千里來追隨柳宗元學習，所謂“南方為進士者，走數(shù)千里從宗元游，經(jīng)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柳州人也紛紛入學接受教育，使柳州這個荒遠之區(qū)“一變而為文明之地”。
柳宗元在柳州、桂州撰寫了一批詩文，其中《桂州訾家洲亭記》有“桂州多靈山，拔地峭豎，林立四野”之句，郭沫若認為比韓愈《送桂州嚴大夫》詩句中的“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寫得好。819 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其靈柩雖然送回陜西祖塋，但柳州人民為了紀念他，次年為他修建了衣冠冢，三年后又修建有羅池廟（今柳侯祠），廟內有集韓愈文、柳宗元事、蘇軾書于一體的三絕碑。柳宗元以其開化之功贏得了柳州人民的高度愛戴。明人王守仁對柳宗元在柳州施行教化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有高度評價，他說：“自是寓游其地，若范祖禹、黃庭堅、孫覿、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后先相繼不絕。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為禮義之邦?！?p/>
得山水靈氣的傳統(tǒng)文學藝術（摘選）
桂林多山，達到了“無地非山，無山而不雁蕩”的程度，引來無數(shù)文人墨客流連詠嘆。宋人黃庭堅在《到桂州》中詠唱道：“桂嶺環(huán)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嶒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感慨桂山之奇，認為即使著名畫家李成、郭熙在世，也難以描繪，何況他們都已不在，就更加無人能畫此奇景了。南宋明相李綱和狀元張孝祥感嘆游了桂林之山，則雁蕩山、武夷山已不足稱道，它們都得對桂林之山俯首稱臣。李綱《桂林道中》寫道：“桂林山水久聞風，身世茫然墮此中。日暮碧云濃作朵，春深稚筍翠成叢。仙家多住朱明洞，客夢來游群玉峰。雁蕩武夷何足道，千巖元是小玲瓏。”張孝祥則對桂林屏風山推崇備至，認為平生所見山水以廣西為最，而桂林的二十四洞府又以屏風巖為最。他贊頌道：“平生山水趣，嶺海最奇絕。洞府二十四，未厭屐齒折。晚乃游此巖，余地比仆妾?！?p/>
具體到桂林各山，又有各自之奇。桂林城中的獨秀峰孤峰矗立，形如利劍，直刺云天，歷代文人墨客多有題贊。南朝宋顏延之賦詩曰“未若獨秀者，峨峨郛邑間”，此為獨秀峰得名之始。唐人鄭叔齊在《獨秀峰新開石室記》中進一步闡釋了“獨秀”得名的原因：“不借不倚，不騫不崩，臨百雉而特立，扶重霄而直上。仙挹石髓，結而為膏。神鑿嵌寶，呀而為室。囂滓可遠，幽偏自新?！碧拼鷱埞獭丢毿惴逶姟吩唬骸肮路宀慌c眾山儔，直入青云勢未休。會得乾坤融結意，擎天一柱在南州。”此處將獨秀峰視為桂林城的地標和象征，感慨宇宙乾坤的造化神功，而獨秀峰獨自撐起南國的一片天。明代袁崇煥《詠獨秀峰》曰：“玉筍瑤簪里，茲山獨出群。南天撐一柱，其上有青云?！迸c張固的吟誦如出一轍。清代著名詩人袁枚《獨秀峰》贊美道：“來龍去脈絕無有，突然一峰插南斗。桂林山形奇八九，獨秀峰尤冠其首。三百六級登其巔，一城煙火來眼前。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傷焉！”將寫景與人生不必感傷孤獨的抒情完美融合。
桂林城邊、漓江之畔的伏波山自漢代以來便承載著桂林厚重的人文歷史，吸引著歷代文人競相歌頌，留下了大量優(yōu)美的詩篇。宋人劉克莊《伏波巖》贊嘆道：“懸崖萬仞余，江流繞其趾。仰視不見天，森秀拔地起。中洞既深豁，旁竇皆奇詭。惜哉題識多，蒼玉半镵毀。安得巨靈鑿，永削崖谷恥。緬懷兩伏波，往事可追紀。銅柱戍浪泊，樓船下湟水。時異非一朝，地去亦萬里。山頭博德廟，今為文淵矣。謂予詩弗信，君請訂諸史。”劉克莊不僅感慨于伏波山的峻峭挺拔和通透奇絕，而且聯(lián)想到漢代兩個伏波將軍路博德和馬援的事跡，賦予伏波山深厚的歷史底蘊，打上了中原文化影響的印記。
民俗與地域風情（摘選）
唐宋時期是壯錦的形成階段。唐代壯族的蕉布、竹布、吉貝布、斑布、絲布等已經(jīng)成為宮廷貢品，但真正能夠稱為“錦”的紡織品則出現(xiàn)于宋代。宋代廣西的紡織業(yè)成就突出，苧麻遍布，人民善于織布，紡織品有、子、瑤斑布、柳布、象布、古縣布、吉貝布、武緣布、水、蕉葛、竹子布等品種，以苧麻織品和棉織品享譽全國。苧麻織品包括、子布、瑤斑布、柳布、象布等，其中、子布即壯錦。緂主產于廣西左右江地區(qū)，白色質地，上織方形、菱形等遍地小方勝紋，布幅甚大，“似中都之線羅，而佳麗厚重，誠南方之上服也”，這是早期的壯錦，色調為單色，具備了厚重和織有方格紋圖案的基本特征。左右江地區(qū)壯族人織造的子布是聞名全國的布中精品，一匹長13 米以上，僅重二兩（約74.6 克），有“絲不可及”之稱，其上品每匹價值1 萬多文銅錢。子布清涼離汗，適合夏天穿，其中有花紋者為花，“一端長四丈余，而重止數(shù)十錢。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以染真紅，尤易著色。厥價不廉，稍細者，一端十余緡也”。宋代以、子布為代表的壯錦已經(jīng)全國有名。柳布、象布也是宋代廣西布中的良品，商人將其販賣至各地，以至聲名在外。
明清時期是壯錦的繁榮發(fā)展階段。明代壯錦越來越流行，工藝也越來越精湛，萬歷年間，織有龍、鳳等花紋圖案的壯錦成為朝廷的貢品。到了清代，壯錦與四川的蜀錦、南京的云錦、蘇州的宋錦一起，并稱為中國“四大名錦”。而且壯錦的使用日益平民化，當時廣西各地壯族都織造壯錦，“僮人愛彩，凡衣裙巾被之屬，莫不取五色絨雜以織布，為花鳥狀。遠觀頗工巧炫麗，近視則粗，僮人貴之”。編織壯錦是壯家女子必須學會的女紅，也是出嫁必備的陪嫁品，“嫁奩，土錦被面決不可少，以本鄉(xiāng)人人能織故也。土錦以柳絨為之，配成五色，厚而耐久，價值五兩，未笄之女即學織”。清人沈日霖在《粵西瑣記》中記載了達官富商爭相購買壯錦的盛況：“（僮婦）手藝頗工，染絲織錦，五彩爛然，與刻絲無異，可為茵褥。凡貴官富商，莫不爭購之。又有僮人布，亦以青白縷相間成文，極堅韌耐久，用為手巾，每一幅可三四年不敝?！眽炎迦嗣裨诳椩靿彦\的過程中，把物質的實用功能與精神需求緊密結合，使壯錦成為承載壯民族文化記憶的“活化石”。
生物學、醫(yī)學的發(fā)展與地方性知識的建構（摘選）
宋代范成大所撰《桂海虞衡志》不僅是宋代廣西地區(qū)的博物志，而且是廣西地區(qū)的民族志。就博物志而言，《桂海虞衡志》記載了廣西地區(qū)的巖洞（地貌、地質、構造）、氣候（雪、雨、水等）、礦產（金、石）、土產（香、酒）、工技（軍器、樂器、其他工藝品）、植物（花、果、草、木）、動物（禽、獸、蟲、魚）、風俗、文字等方面的情況。范成大將桂林的山水評為“天下第一”，他說：“桂之千峰，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筍瑤，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為天下第一?！睆V西的金石有生金、丹砂、水銀、銅、鉛粉、鐘乳、滑石、石梅、石柏，石梅、石柏即生于海中的珊瑚。宋代桂林釀制的瑞露酒，聲震湖廣，為今天桂林三花酒的前身，已成為中國米香型白酒的代表之一。宋代廣西的銅鼓、花腔腰鼓、戲面、鼻飲杯非常有名，銅鼓“其制如坐墊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致。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以手拊之，其聲全似鞞鼓”?；ㄇ谎某鲇谂R桂縣，當?shù)厝擞媚嗤了苄螣?，并在鼓上“細畫紅花紋以為飾”，作為一種敲擊樂器。戲面用于儺戲表演，“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窮極工巧，一枚或值萬錢”。鼻飲是嶺南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居民一種特有的生活習俗，所用鼻飲杯是一種陶器，形狀與杯碗相似，旁邊有一小管，如同瓶嘴，使用時“以鼻就管吸酒漿，暑月以飲水”。
就民族志而言，《桂海虞衡志》記載了當時廣西境內的5 個少數(shù)民族，即瑤、僚、蠻、黎、蜑。書中對瑤人、羈縻地方少數(shù)民族（主要為僮人）的分布、生計方式、生活習俗等做了較為詳細的描述，對研究宋代廣西瑤人、僮人的歷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蜑是廣西北部灣沿海地區(qū)的水上居民，他們以舟楫為家，以海產品為食，還要冒著生命危險，潛入海中為官府采摘珍珠。有關海南島上黎人的記載，則成為認識和研究宋代黎族的重要史料。書中有關廣西少數(shù)民族“俗字”的記載，為我們認識廣西壯族古壯字的創(chuàng)制和含義提供了重要信息。總之，《桂海虞衡志》是宋代有關廣西自然地理、資源物產、工技制作、民俗風情、民族分布的重要地方文獻。
傳統(tǒng)文化的歷史傳承（摘選）
廣西的民族構成與地理環(huán)境之間有著內在的聯(lián)系，各民族相親相愛、團結互助、彼此交融，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成為當代中國民族團結的典范。桂東地區(qū)為漢族聚居之地，壯族多采取融入的態(tài)勢。桂西地區(qū)的情況剛好相反，作為壯族聚居區(qū)，民族文化保持得較為完整，明清以來遷入的漢族多定居于城鎮(zhèn)，他們經(jīng)商負販，向壯族地區(qū)輸入必需的商品，并運出本地的土特產品。分布于鄉(xiāng)村地區(qū)的漢族則與壯族雜居，在相互交往之中實現(xiàn)了文化互鑒和文化共存，一些地方甚至實現(xiàn)了民族交融。桂中地區(qū)則處于桂東漢族聚居區(qū)向桂西壯族聚居區(qū)的過渡帶，這里“民夷參錯，混同其生”，各民族之間呈現(xiàn)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格局。
廣西民族的交融格局除了因地而異，還因族而異。在長達2000 多年的交融中，廣西壯族形成了誠樸、開朗、通達和兼容的品質，使之容易接納外來的文化，特別是對漢文化采取吸收的態(tài)度，在漢字的基礎上創(chuàng)制古壯字，對儒家文化也能兼收并蓄。自從南越王趙佗采取“和集百越”、相互通婚的政策以來，歷代中原王朝的統(tǒng)治者對嶺南西部的壯族均秉承因俗而治、招撫上層的策略，對普通壯民也能輕徭薄賦，將他們逐漸納入戶籍體系。這些都是廣西民族關系趨向平和、民族交融進程較快的原因。黎東方說：“一部人類的歷史，正是人類逐漸擴大其團結范圍，以共求生存的歷史?！敝袊虻臄U展和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就生動地詮釋了這一點。自秦統(tǒng)一嶺南之后的2000 多年間，廣西地域內的民族團結范圍不斷擴大，內涵不斷提升，同時始終置于中央政權的管轄之下，得到中央政權的保障與扶持，并同周邊地區(qū)長時間相互呼應、相互幫助。雖然中間有過曲折，但是廣西各民族對中央王朝的民族向心運動這一大趨勢從來沒有發(fā)生改變。因為廣西在今天中國的邊疆省區(qū)中最早納入中原王朝的版圖，形成了對國家的高度認同和強烈的向心力。經(jīng)過2000 多年的發(fā)展，廣西形成了以漢族與壯族的關系為主干，漢族與其他少數(shù)民族以及各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關系為支干的民族關系圖譜。各民族之間形成了“三個離不開”的關系，即漢族離不開少數(shù)民族、少數(shù)民族離不開漢族、各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如同石榴籽一樣緊緊團結在一起。
歷史上，廣西各民族之間不僅相互交融，而且共同團結斗爭。一方面，地緣上的雜居狀態(tài)和血緣上的互相通婚導致各民族間的相互交融；另一方面，統(tǒng)治者的招撫和強迫同化政策也對民族融合產生了一定影響，比如采取授予官職的措施吸引少數(shù)民族首領的歸附，或通過軍政手段將少數(shù)民族編入戶籍，使其納糧當差。近代以來的反封建和反帝愛國運動，最能體現(xiàn)廣西各族人民的團結斗爭。在以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為代表的反封建斗爭中，廣西的漢、壯、瑤等各族群眾都積極參與。在鎮(zhèn)南關大捷、西林教案、永安教案中，各族群眾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文化滲透。廣西民族關系發(fā)展的總體趨勢呈現(xiàn)出“多元一體化”的特征?！岸嘣本褪嵌鄠€民族成分，“一體化”就是各民族對國家和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以及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認同感。而將其納入廣西文化的發(fā)展脈絡中看，就是“多元共生，交融共進”。
廣西各民族文化融合程度之所以比較高，廣西漢族之所以能與壯族和其他少數(shù)民族精誠團結，廣西壯族之所以人口眾多、進步顯著而又長葆自身的特質和活力，廣西民族區(qū)域自治之所以在全國范圍內產生良好的影響，都可以從廣西2000 多年文化發(fā)展的脈絡和精神形成的過程中找到答案。廣西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團結的模范，關鍵在于廣西文化的強大內聚力和開放包容、積極進取的精神。就像山野的桂樹自聚成林那樣，廣西各族人民抱團意識強烈，并能深明大義，在事關民族團結、邊疆穩(wěn)定、國家統(tǒng)一的重大問題上立場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