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誰會想到這本書竟是謝天佑同志的遺作，而且是一本未完成的遺作；它的出現早在意中，它的戛然中止卻是那樣的意外。在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時，我的挽詞寫了這個難以相信的突發(fā)痛楚：
一書方梓行，一書成斷簡，才未盡也嘔心死；
午夜傳病訊，午夜驚噩耗，去何速耶揮淚哀。
上聯是說他的新著《秦漢經濟政策與經濟思想》已三校待印。而他在高度責任心的驅使下，夜以繼日地趕寫這本《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忘記了自己旺盛的精力中埋伏的高血壓宿疾。下聯接著說他病發(fā)于4月24日晚間，翌日深夜(已是26日凌晨一時五十四分)即逝世，他才五十六歲。我因得悉病訊較遲，26日一早驅車去醫(yī)院，他已先七小時去了。“去何速耶揮淚哀”，既痛他的未老先隕，又恨在其彌留之際未獲一面。
三十二年前，謝天佑同志年華方茂，從武漢的華中師院畢業(yè)考入華東師大中國通史研究班。那時在歷史唯物主義、階級分析的照耀下，史壇紛紛探討歷史人物評價問題，他以年輕人的銳氣，參與探討，嶄露才思。1959年研究班畢業(yè)，留歷史系任教，我們得以認識，以思慮接近，論學論事，常相過從，歷三十年風雨不渝。
謝天佑同志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從研究農民戰(zhàn)爭史展開的。自60年代初開始，他先后發(fā)表了關于農民戰(zhàn)爭史的論文三十余篇，編著了農民戰(zhàn)爭專史，對歷代農民戰(zhàn)爭的起伏和演進，反復研討，對農民戰(zhàn)爭的性質及有關人物的功過，無不暢抒己見。所論富有思辨色彩，更懷著深厚的泥土感情，常說不為千百年受苦的農民說點話，是對歷史的失職。當“文革”的陰霾過去之后，他倡議成立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會，主持農民戰(zhàn)爭史?？啻谓M織全國性農民戰(zhàn)爭史討論會，在風靡的農民戰(zhàn)爭史研究中卓然成家，為儕輩推重。
持續(xù)的農民戰(zhàn)爭史的研究，對封建統治的鞭笞，對傳統史學的改造，無疑起過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左”的政治思想膨脹，嵌入學術領域，滲透社會生活，“左”成為帶普遍性的思維模式。史學上總以農民戰(zhàn)爭史為綱，取代中國通史的原有構架，并認為只有“反攻倒算”，不存在任何“讓步政策”，一憑義憤出發(fā)，這就偏離了中國歷史的實際。對此，謝天佑同志有執(zhí)著，也有困惑，然而他日益感到對農民戰(zhàn)爭史的單線研究，很難研究好農民戰(zhàn)爭史，認為應推向土地制度、地租制度、賦稅制度等課題，研究封建時代的社會經濟史。要有全局觀念，才能有機地窺見農民戰(zhàn)爭史的真貌。隨著這種認識的推動，一當“文革”落幕，他便把握開放、改革政策和發(fā)展生產力的大氣候，立即著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
秦漢是中國歷史上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朝代，封建的政治經濟進入成熟期，農民戰(zhàn)爭的興起幾乎與之同步。謝天佑同志即以秦漢為研究中國經濟史突破口，他重讀《資本論》，鉆研商品經濟的規(guī)律，幾年間撰寫了一批經濟史、經濟思想史論文，《秦漢經濟政策與經濟思想》一書，就是在這種思考和發(fā)憤中著成的。當他沿著秦漢往下一代代勘察時，又把目光停注于明清時代的社會經濟，寫出《況鐘整頓蘇州的官糧和吏治》《評王夫之自種自富說》等文，并開始了對明清江南城鄉(xiāng)經濟的調查研究。看準秦漢為入口，轉向明清探出路，抓住兩頭開展對二千余年的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既具歷史的識力，也有現實的波動。但他沒有停止在兩頭，與此同時，又進行了綜合的理論的探討，撰寫了《中國封建社會再生產與農民戰(zhàn)爭的歷史作用》《商品與道德》等文，視野和識力隨同研究領域而伸展。
歷史是人類活動的過去，而歷史每走一步又都是從現實中來，百年、千年、萬年的歷史莫不是現實的層壘，縱然逝去已久的歷史也還會與現實發(fā)生某種聯系，返祖與回歸是常見的現象。所以，人們的歷史思考并不是遠離觀察現實的?！拔母铩焙笫⑿械臍v史反思更賦予了這種品性——歷史與現實的巨大組合。謝天佑同志有強烈的時代感，有不可抑制的憂患意識，他從農民戰(zhàn)爭史擴向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字里行間不時透露出現代化經濟建設的輻射。為從歷史取得較多的借鑒與激勵，他的筆觸又展向歷史人物和凝結于事理中的心態(tài)分析，以讀史札記的形式，抒寫了《漢文帝好聽“狂言”》《康熙帝的苦衷》《腹誹罪》一類短篇。1987年7月撰著的《專制主義統治與臣民的心理狀態(tài)》一文，則是這種心理分析的系統化，它觸摸了千百年的歷史神經。文章在《解放日報》的內部刊物《新論》刊出后，為識者贊傳，多種理論刊物競相轉載，由內部變?yōu)楣_，引起很大反響。吉林文史出版社以所論恣肆新穎，請他擴充篇幅，撰作《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優(yōu)先出版，在《光明日報》上刊登廣告。謝天佑同志在這種要求和鼓舞下，幾經構思，制訂章目，奮筆疾書，分析從秦始皇嬴政以來君臣間的心機和智術，以及忠臣義士的應對苦心，別善惡，寓褒貶，鮮明地表現了作者的恨與愛。
“歷史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約在20世紀20年代誕生于法國，其后傳介歐美各國，在開放、改革政策打破封閉體的新時期才進入中國大陸。雖然，中國以往的史書，在記述事實和人物中也可以窺見心靈的跳動，但以存在決定意識為旨趣，著眼對歷史人物和歷史活動的心理刻畫，則是史學領域和方法上的開拓，而剖析人物心態(tài)又是推動和激發(fā)歷史反思的機杼。謝天佑同志很快步入“歷史心理學”的門檻，從個別到兩千年臣民心態(tài)的分析,給研究中國歷史增添新的養(yǎng)料，做了學術上的開墾工作。
學問是沒有止境的，處在科學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新科學層出不窮，老科學分化再分化，一切學問都受到檢驗。謝天佑同志沒有在這里踏步，沒有迷惘，而是追上去，擁有它，用以拓寬自己的思路和學殖，這不僅反映于他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且編織在他多種構思和新著計劃中，如果再給他十年、二十年歲月，他將會在史學園地里摘取更豐盈的果實。所以，八十余歲高齡的戴家祥、蘇淵雷兩位先生，在親臨吊唁時，以婆娑老人送走中年，為之太息不已。
當我執(zhí)筆寫這篇序言，謝天佑同志已經離開我們五個月了。他的真誠的志趣，坦率的言談，拍案而起的激情，近年略示沉郁的意態(tài)，皆歷歷在人耳目。這本《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雖寫才及半，已成的篇章也未能經作者本人最后修訂，但其思緒與鋒芒真實地表達了作者的胸懷。當前文化事業(yè)受到商品價值的強烈沖擊，學術著作出版難，吉林文史出版社仍毅然承諾出版這本書，風義可佩。
1988年9月25日
選自謝天佑《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心理》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1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