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曹寅在江南織造任上的生活為著眼點，描述和探究了清楚統(tǒng)治者與江南富庶地區(qū)及該地區(qū)代表人物之間的互動關系，刻畫出在康熙盛世這個表象之下的種族矛盾和社會沖突。

史景遷，世界著名漢學家。1936年生于英國，曾受教于溫切斯特大學和劍橋大學。1965年獲美國耶魯大學博士學位，現(xiàn)為耶魯大學教授。史氏以研究中國歷史見長。他以獨特的視角觀察悠久的中國歷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講故事”的模式向讀者介紹了他的觀察和研究結(jié)果，他的作品敏銳、深邃、獨特而又“好看”，他在成為蜚聲國際的漢學家的同時，也為成學術暢銷書的寫作高手。

總 序　妙筆生花史景遷

初版序言

再版序言

第一章 內(nèi)務府

第二章 京城與蘇州，詩詞與社交

第三章 織造曹寅

第四章 南巡

第五章 兩淮鹽政

第六章 曹寅——皇帝的耳目

第七章 曹家的沒落

附錄

初版序言

本書描述清代官員曹寅（1658—1712）的生平，但這并不是一本傳記。本書試圖把曹寅的一生與他生活時代的制度相勾連，并給予這些制度同等的重視。所以，對我而言，重點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里，某個時刻的心情感受如何；重要的是，當我們在中國正史里讀到曹寅是一個包衣、織造、巡鹽御史時，這意味著什么。曹寅的所作所為自然要予以關注；但他原來可能做什么同樣重要，或者，更精準地說，律例規(guī)定他能做些什么，以及與他同時代的人處在相同的官位時又做了什么。

本書涵括的范圍超過曹寅的一生。本書勾勒的情節(jié)始于曹寅祖父所處滿人鞏固天下時期，迄至乾隆朝曹寅孫子的時代。想當然爾，有鑒于曹寅是滿人統(tǒng)治者的包衣奴仆，他們的故事勢必鮮明反映出清朝皇帝面貌與表現(xiàn)方式的變易，本研究的歷史背景正是清朝本身。盡管所觸及的范圍，不能期望可以盡訴滿人統(tǒng)治頭一百年的種種變遷和活力，但至少可以呈現(xiàn)它繽紛的樣貌。

曹寅的曾祖父在努爾哈赤（1559—1626）時遭俘虜，被納編進這位剽悍、足智多謀的統(tǒng)治者新設立的組織之一包衣佐領，努爾哈赤先求鞏固自己的實力，然后在1616年稱帝，號天命，國號金，以與明朝競逐天命歸屬。曹寅祖父的事業(yè)始于皇太極（1592—1643）時代，他自命清朝崇德皇帝（1636），當時滿人還盤踞在明人抗守的長城以北，學習、實行漢人的官僚制度。不過，1644年滿人定鼎中原，運用許多滿人自己的統(tǒng)治策略。這點可以從曹寅父親的生涯窺知，他在順治皇帝（1644—1661）的內(nèi)務府里當差，于康熙朝輔政大臣攝政期間外放江寧織造，這是一個對滿人統(tǒng)治者有特殊用途的職位。曹寅的一生，從幼時到辭世，都是在康熙朝（1661—1722）中度過，突顯了康熙時代摸索中的治理手段。不管是曹寅還是康熙，都不會凡事視之理所當然，他們兩人總是密切關注經(jīng)濟和政治局勢；他們稱不上對其所見皆有建設性的響應，但他們樂于通權(quán)達變，他們的彈性因應自然改變了中國官僚傳統(tǒng)的模式。譬如，康熙利用南巡之便親自查訪各省民情，發(fā)展出密折制度以秘密奏報來輔助他對局勢的掌握。他拔擢曹寅署理江寧織造，但并未將其職責限縮在律例所規(guī)定管理江寧城內(nèi)的皇家織場上。曹寅必須平糴米價、購買銅斤、督導漕運、創(chuàng)辦文化事業(yè)、押運佛像給寺院、奏報高官行止和收成情況。曹寅還出任兩淮巡鹽御史，征集每年兩百萬兩的例行稅銀，還得另行籌措五十萬兩以供皇上的各種度支。

康熙一朝并非承平安康的時代，它不像清代爾后各朝因循舊制、抗拒變革。十七世紀末這個時代，前明遺民對新朝的威脅依然時時可見，一度與滿人結(jié)盟的藩王和邊疆部族亦群起叫陣，皇權(quán)的集中才剛剛開始鞏固，滿漢文化之間的捍格化解不易。曹寅對其生涯或許幾經(jīng)盤算，不過這一切似乎不太需要；環(huán)境對他的眷顧一如對他的先人。這不是一個讓新人如魚得水的時代，它比較適合邁向新時代的舊人；在1675年這一年，還有什么比得上一個有著古典漢文化涵養(yǎng)的滿人包衣更令人敬佩的呢？曹寅就是這樣的人。像曹寅這樣的人具有多重用途，而他成功、忠誠的賞酬是相當高的。

不過，到了曹寅嗣子曹頫的時代，他遭遇到的是雍正皇帝（1723—1735）皇權(quán)集中的局面，而皇權(quán)的集中化往往是通過整肅閣臣來實現(xiàn)。曹頫沒有能力適應這個時代，迎接這個時代新的挑戰(zhàn)，而導致家道中落。到了曹寅的孫子曹霑（雪芹），才來到故事的盡頭，他在乾隆盛世的時代膝下虛懸、窮困潦倒。若非曹雪芹動心起念，追憶曹家的興衰起落，否則曹家有可能從此湮沒在故紙堆中。結(jié)果就有了《紅樓夢》這部小說，作者雖然最終未能完稿，但這部小說普遍被視為中國小說的扛鼎之作。這部小說刻畫細膩，如今我們可以看到，在曹雪芹文學意象的背后，透露著他祖父曹寅真實的官宦生活和流金歲月。

若能綜合制度、文學、政治種種文獻，整體觀之，曹寅個性自然躍然紙上。他是一個嗜好美物的閑散之人；他在滿漢文化中，在騎射和詩賦中，在南方柔和氣候的清談機杼中，發(fā)現(xiàn)美好事物。曹寅飽滿的美學品味，同時取悅了滿人和漢人。曹寅有時會突然滿腔熱血、正義凜然，譬如1704年他有意大刀闊斧改革鹽政，又如1711年他挺身撻伐科場丑聞的不公裁決；不過，他大體上還是安于隨波逐流的。曹寅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也署理幾個有利可圖的肥缺，他懂得見風轉(zhuǎn)舵，利用機會謀利，但從來不竭澤而漁。

史景遷步入歷史研究的起步之作，用一如既往的細致筆法，勾畫出盛世中“主人”與“奴才”之間相互依存的政治樣態(tài)。

皇帝與寵臣，是怎么的一種主子與奴才（包衣）的關系？康熙是如何利用曹寅作為包衣（皇帝個人的奴才）這個獨特的身份和地位，越過國家常規(guī)的權(quán)力體系和管理系統(tǒng)，達到他緊緊操控國家政治權(quán)力和經(jīng)濟命脈的目的？歷史上的曹寅與小說《紅樓夢》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曹寅與康熙》，史景遷步入歷史研究的起步之作，也是他“最學術”的博士論文，格外厚重、耐讀；

史景遷用一如既往的細致筆法，勾畫出盛世中“主人”與“奴才”之間相互依存的政治樣態(tài)。

旗制與包衣

旗制是一種兵民合一的治理手段：一般兵丁連同家人，都編入旗下；結(jié)合兵勇訓練和平民登錄，兵勇農(nóng)耕所得以供應全旗人丁的衣食所需。滿人史家考證，八旗制度上溯始于1601年，當時滿族首領努爾哈赤（謚號清太祖）組織兵眾，以三百人為一“牛祿”，以此奠定日后漢語“佐領”的架構(gòu)。2到了1615年，依不同顏色區(qū)隔組織的方法就此定型：共有八旗，即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每一旗統(tǒng)五“參領”：每參領轄五“佐領”，而佐領即為旗制的基本組織單位，隨著滿人征服日廣，招降納叛變多，佐領之數(shù)則與日漸增。3 1634年，蒙古八旗循相同模式建立，1642年，降滿漢人兵丁日眾，亦另建“漢軍”八旗。4

順治、康熙兩朝，旗人生活舒適，他們不是駐扎“京畿”，就是在各省“駐防”。旗人坐擁大片田產(chǎn)，攻下京城后，京畿的好地大多歸屬旗人，5并且不需為給養(yǎng)人丁而操煩。6再者，他們享有特別的職位保障。軍職世襲之制早在清朝開國即已存在，不只見于十八世紀旗制式微之后。比如，滿洲上三旗的佐領職位有百分之七十二是由本家男丁繼承，百分之八十七的佐領職位是由同一家旗長期把持。7至于漢軍八旗的二百七十個佐領中，有一百八十七人是世襲繼承，幾乎占了七成。8十七個蒙古參領，事實上每個都是世襲而來。9

滿洲、漢軍、蒙古旗人在清初共享繁榮穩(wěn)定，但正因旗制的凝聚力強固，我們有必要謹記，滿人皇帝的地位在整個十七世紀還不是很穩(wěn)固。最明顯的例子就表現(xiàn)在清初幾位皇帝的連年征戰(zhàn)：1650年代討伐鄭成功（國姓爺）和南明朝廷，1670年代廢黜吳三桂和南方諸藩王，1690年代征討噶爾丹與厄魯特部。10從官方檔案來看，清初皇帝拔擢滿人高居要津也是非常小心，這雖然不像戰(zhàn)爭那么戲劇化，但也說明了皇帝的龍椅坐得穩(wěn)不穩(wěn)。

滿人通常不諳漢語，若是由他們署理省務，恐怕會招來怨懟，因而通常授予武職，所以供職六部與大學士的滿漢比例是一比一。漢人在北京或各省任官者，官不過巡撫?？偠揭宦氃陧樦巍⒖滴醭嘤蓾h軍出任，他們是滿人與廣大人民之間很自然的中介。11 1647年，九位總督全由漢軍掌理；后來有一度每省各設一位總督，但是到了1661年，二十位總督之中有十九位出身漢軍；1681年，十位總督有七名漢軍，兩名滿人，一名漢族大吏。12 1655年，有一名滿人出掌漕運總督，翌年便告老還鄉(xiāng)。13除此之外，再無任何滿人得到拔擢，直到1668年為止；而到了1670年代，才有滿人出任總督；即便那時，任總督職的滿人人數(shù)還是遠不如漢軍，直到康熙朝結(jié)束，這種現(xiàn)象才有所改觀。而在這段時期，獲任總督的漢族官員只有幾人不屬旗營。巡撫之權(quán)甚至不授予非旗營的漢人，以安撫旗人；1644年到1668年間，出任巡撫的漢軍不下九十六人，而據(jù)1668年的圣諭，陜西、山西巡撫只由滿人出任。14

前面雖然說明了旗制的某些基本事實，但仍非全貌。旗制組織不僅納編滿、蒙、漢族兵丁，區(qū)畫八旗，進而再細分參領、佐領，并授予眾多武職及少數(shù)重要文職。但這只是金德純筆下所呈現(xiàn)的和諧景象。他在1715年如是勾勒出旗制組織：

太宗……以從龍部落及傍小國臣順者子孫臣民為滿洲；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內(nèi)徙者，別為蒙古；而以遼人故明指揮使子孫，他中朝將眾將來降及所掠得別隸為漢軍。15

金德純是如今所知第一位旗人史家，本身即是漢軍，16此書雖然意在警告軍事的衰微，但仍不出宣揚手筆。金德純在描述漢人被納編旗下之時，忽略了漢軍成形之前歸降或受縛的漢人—即1631年佟養(yǎng)性的部隊被作為日后漢軍的主力之前。17淪為滿人奴仆的正是這批被金德純略而不論的漢人，而曹家正是其中的一支。

1618年，努爾哈赤發(fā)動對漢人的猛烈攻勢，占領撫順，俘虜眾多漢族兵??；1621年，努爾哈赤攻陷沈陽（奉天）、遼陽。這幾場戰(zhàn)役戰(zhàn)況慘烈，被俘者的下場不總是好的。1618年的上諭，嚴命：“陣中所得之人，勿剝其衣，勿淫其婦，勿離其夫妻。”18說明這些情事確實存在。到了1626年，應課之稅的名目，包括男奴、馬、牛、驢、羊，同歸一類。19早期的滿人蓄奴，不足為奇；他們雖屬侵略性、擴張性的游牧部落，但也從事農(nóng)耕，隨著勢力日漸強大，勢必擄獲大批俘虜作為勞役。

最早的“包衣”是私家奴仆。20他們或是戰(zhàn)場上敵對部族的俘虜，如蒙古人、漢人、朝鮮人，21或是罪犯的子孫，或因家貧、脫離家庭而自愿為奴仆的人。22既然包衣制度成形于八旗建制之前，想要追溯、記錄這類的奴仆家族幾乎是不可能的，23況且這類家族往往天各

一方，有人為奴，有的人仍保有自由之身。24一朝為奴，終身為奴，后代子孫世世為奴，可任由主子買賣。25

漢字“包衣”譯自滿語booi，意指“家里的”。26所以，最初的包衣可能是指主子家里從事卑賤差役之人，盡管滿人定鼎中原之前，包衣亦從事農(nóng)作，27開國后，許多奴仆在旗人的耕地充當管事、服勞役。28包衣很少上陣作戰(zhàn)。29不過私家奴仆的松散制度，已不符合滿人主子的宏圖，滿人主子的設想已逐漸轉(zhuǎn)向集中化管理的組織

架構(gòu)；30況且，除政治考慮之外，隨著滿人的東征西討，版圖擴張，漢族子民日眾，更有實際上的必要將歸降之人以更正規(guī)的方式組織起來，而不是分配給滿族主子私家為奴。據(jù)此，在1615年至1620年之間，31開始仿效滿洲八旗制度的模式，將包衣組織為佐領和參領，歸隸于領旗的皇帝或滿族親王；而依附于官員或皇族的包衣仍為其所有，但已漸漸不再稱為“包衣”，僅稱呼為“家奴”、“家仆”。32

將奴仆重組為包衣佐領仍是權(quán)宜之計。1620年代，滿人連番勝捷，招降為數(shù)眾多的漢人，而這些漢人有必要以盟友的身份平等對待。于是，到了1620年代末，在滿人或變節(jié)的漢族降將領軍之下，歸附來降的漢人逐漸參與戰(zhàn)斗。最后，漢軍在1630年代初建制成形。

諸如李永芳、佟養(yǎng)性這類在明廷為官又公開叛降滿清的重要人物，33或者在1620年代末之后招降或被俘的漢人，似乎并無淪為包衣之虞。前一類的人通常都是加官晉爵，而第二類人則在滿洲八旗或漢軍入伍從軍。34從現(xiàn)存漢人包衣的相關檔案來看，不幸淪為滿人包衣的漢人有其獨特的時空條件。列冊為奴的“尼堪姓氏”總計有八百一十三人，其中有五百三十一人住在沈陽，八十三人住在遼陽，六十六人住在撫順。35滿人是在1618年至1621年間攻占這三大城的，大多數(shù)漢人奴仆可能是在這段期間淪為包衣身份的。

曹寅的高祖曹錫遠，原居沈陽，以正白旗包衣的身份，列名滿人氏族的族譜之中；不過族譜并未載明曹錫遠何時入了旗籍。36時間點很有可能是在1621年沈陽淪落、曹錫遠被俘之時。滿人征服的正史提及，1621年5月4日攻陷沈陽后，“論功行賞，籍所俘獲分配將士”。37正因為曹錫遠與其家人永世為包衣，所以這一刻也就影響了曹寅的一生及事業(yè)。而曹錫遠隸屬正白旗，這對曹寅的一生同樣也是影響重大，因為旗色不同，地位高低亦有差別。

旗制根本的區(qū)別，在于皇帝親領所謂的“上三旗”，而親王統(tǒng)攝所謂“下五旗”。上三旗與下五旗的分別，始于1651年。

攝政王多爾袞死后失勢，順治皇帝收編多爾袞的正白旗，將之納于自己統(tǒng)轄的正黃與鑲黃兩旗。38這種安排原屬偶發(fā)的政治事件，但在日后的清代典章與旗制文獻中被制度化。上三旗與下五旗之間的區(qū)隔，發(fā)生在曹錫遠被俘的二十年后，甚至到了1720年代后，雍正皇帝打破各親王對其旗屬的最終控制權(quán)之后，這種現(xiàn)象依然存在。39

旗色的差別與包衣地位關系密切，因為包衣為其主子所有，甚至在十八世紀，一旦主子失勢，其包衣可能連同家產(chǎn)一并被充公分配。40入籍下五旗的包衣就成為親王家的奴才；即使包衣名義上的上司包衣佐領也幾無實權(quán)或完全沒有獨立的權(quán)力。

不過，在上三旗當差的包衣，其子孫便成為皇帝家里的奴才。署理皇家事務的內(nèi)務府建制之后，包衣也隨之制度化：先前的“包衣昂邦”成為“總管內(nèi)務府大臣”，而正黃、鑲黃、正白三旗的包衣，則成為“內(nèi)務府三旗”。41這個用語突顯他們?yōu)榛实蹅€人辦差的角色，有別于其他旗人，不論是奴仆或自由人。按理說他們是奴才，然而他們占有地位之利，因為皇帝可任意派遣他們從事歷來各朝太監(jiān)所從事的機密或弁利的差事。

清代自開朝以來，即采取種種措施削減宦官的權(quán)力。1644年，清廷禁止太監(jiān)收租、朝參，甚至私自進入京城。幼帝順治的攝政王多爾袞乃是清朝的實權(quán)者，居于宮禁之外，不受太監(jiān)包圍，太監(jiān)的權(quán)力因而日蹙。1644年至1652年間，清廷罷黜太監(jiān)職官，同時嚴禁太監(jiān)署理“織造”之職，而織造是明代太監(jiān)的重要肥缺。42多爾袞死后，太監(jiān)恢復部分權(quán)柄，于1653年廢內(nèi)務府，另建“十三衙門”取而代之，太監(jiān)權(quán)力隨之抬頭。1661年，順治駕崩，內(nèi)務府復立，權(quán)傾一時的太監(jiān)吳良輔伏誅。43順治皇帝遺詔（由幼帝康熙的四大輔臣起草）第十一款，表達對十三衙門任用太監(jiān)的悔意。44

幼帝康熙的輔政大臣于1661年諭令一連串限制太監(jiān)權(quán)勢的措施，堅稱要恢復清代開國之君的定制。45康熙年歲漸長之后，又在既有的圈限基礎上壓縮太監(jiān)的權(quán)勢，諭令降貶太監(jiān)的官階以限縮其權(quán)力，46命令由吏部支酬太監(jiān)的俸給。47 1681年上諭，康熙直言：“太監(jiān)最為下賤，蟲蟻一般之人?！辈⑾铝畋摅状蟪?、侍衛(wèi)入內(nèi)而沒有起身迎接的太監(jiān)。48康熙總是嚴守宮中禮儀，他曾諭令懲戒在回廊咯咯嬉笑的宮女，以及與宮匠私通的嬪妃。49 1682年，四名太監(jiān)在全體官員尚未就座之前便自行就座，因而被抽打五十大鞭。50 1689年，上諭嚴正警告四處撈取油水的太監(jiān)不得貪污索賄。51

包衣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里受到重用。不過，朝廷其實很難根絕太監(jiān)的勢力，許多雷厲的上諭都難以徹底貫徹，而不得不在施行上有所變通。1665年，上諭諭令凡令兒子、孫子去勢者等同

犯罪；1684年，另一道上諭則把罪責限定在強逼外人去勢者，即今后父母閹割自己的孩子，或自行去勢者不在課刑之列。52前一年的上諭允許一品、二品官員蓄養(yǎng)太監(jiān)。53到了1724年，已有必要嚴禁旗人自宮成為太監(jiān)，54這再明顯不過了，滿人的尚武精神已然

凋零。同年，太監(jiān)的俸給幾乎翻倍。55

清初，特別是康熙年間，降清漢人不論是旗人或包衣，都是最風光的時刻。滿人還不是很有自信，亦乏流利的語言能力，無法駕輕就熟操持省務；但又不相信一般漢人會忠心為朝廷效命，而太監(jiān)又受到嚴格的制約。因此，具有漢人血統(tǒng)但世代又以正白旗包衣身份在內(nèi)務府當差辦事的曹家在這段期間—即自1650年代曹寅的祖父（曹振彥）任職兩浙都轉(zhuǎn)運鹽使司運鹽使，迄于1728年，雍正皇帝最終革去曹寅嗣子（曹頫）的織造職位—積累了萬貫家財，就絕非機緣巧合。不過，在細細追索曹家歷史之前，有必要更進一步探究難以定位的包衣身份。

然而此非易事，因為包衣鮮少出現(xiàn)在正史。只有通過檢閱滿人族譜的片段，才能拼湊出包衣的真實面貌。56包衣大多沒有官職，他們在宮中擔任侍衛(wèi)或差役。自基層升遷的人，最常出任的官職是宮廷侍衛(wèi)的低階軍官，或內(nèi)務府的筆帖式、主事等胥吏，稍微好一點的是員外郎、郎中，其中地位最為顯赫的是二等、三等侍衛(wèi)。57在王府下五旗當差的包衣，亦擔任類似的職位。58

包衣亦可外放在各省官僚體系當差，不過這種情形十分罕見。若真有這類外放情形，也與包衣所屬旗籍無關，而有可能是突然有職位開缺；包衣外放各省當官，可能是基于皇室或親王的舉薦，而非循六部的管道，因為這類官員并非都擁有科舉功名。清朝開國的頭一百年，59任職知州、知縣的包衣逾七十五人；官拜知府者

二十四人。60其余包衣任職各省與京城各部：內(nèi)閣和翰林院、太醫(yī)院和通政使司，亦有出掌統(tǒng)領、督糧道和鹽運使。61至少有四名包衣?lián)碛羞M士功名，其中兩人是武進士；62被提到中舉的包衣有

三十四人，但幾乎全集中在雍正朝。63這顯示包衣制度到了十八世紀已漸趨靈活。

位極人臣的包衣實屬鳳毛麟角。有兩名包衣出任福建和江蘇的布政使，64有四人在華中省份擔任按察使。65有兩人掌理御史大夫，66有少數(shù)人加封低階的世襲頭銜，或尚書之類的榮銜。67曹寅的父親曹璽就屬于后者，官拜內(nèi)工部尚書。兩位包衣署理巡撫之職：1718年至1722年的福建巡撫呂猶龍，1722年又轉(zhuǎn)任浙江巡撫；68 1674年至1679年的浙江巡撫陳秉直。69有一名包衣甚至官拜總督。此人就是吳興祚，正紅旗包衣，是個貢生。歷任知縣多年之后，吳興祚先后獲拔擢為福建按察使、巡撫，最后官至兩廣總督。70吳興祚的官宦生涯與一般官員并無殊異，很難說他的包衣身份造成什么樣的差別。

不過，有許多人的生涯基本上是取決于包衣身份。上三旗的包衣更是如此，他們具備特殊才能而受圣眷，賦予特殊的差事。曹寅和內(nèi)兄李煦即是例證。曹、李均為正白旗包衣，都曾督理織造與鹽政，俱承康熙皇帝的諭旨辦理各項差事，并以密折奏報地方民瘼。曹寅的友人孫文成是正黃旗包衣，曾任職杭州織造、粵海關。高斌，鑲黃旗包衣，與曹寅的生涯歷練類似，都是出身內(nèi)務府郎中，爾后官至織造和巡鹽御史。高斌具干才，后轉(zhuǎn)調(diào)正規(guī)官僚體系出掌布政使；乾隆納高斌之女為嬪妃后，高家正式被除去包衣籍。71康英也是正黃旗包衣，署理海關，主掌景德鎮(zhèn)官窯逾二十年。72包衣大抵奉派督理與稅收有關之織造、鹽政、關務的重要職位。73

借著將包衣安插在這些職位上，開國之初的滿人皇帝便能一手控制豐沛的稅源。龐大稅銀繞過各省官衙和戶部，直接流入內(nèi)務府?？滴趸实塾绕湟兄叵癫芤@類的包衣，以聚斂稅銀、獲得情報。而此舉也有政治上的便利，曹寅和其他被提及的包衣，都是滿族統(tǒng)治體系中的漢人，因而輕易就能替滿人皇帝在漢人之間周旋。康熙皇帝青睞的包衣多已是“包衣佐領”，他或許是通過觀察他們在內(nèi)務府當差的表現(xiàn)而對他們有所了解。

包衣是補充宦官功能的一群人，所以康熙利用包衣牽制常規(guī)的官僚體系，同時又作為“專制政治執(zhí)事的工具”；74他們是皇帝派赴各省的官僚代理人，“而作為自己的直屬，他們自公開的官式掠奪中隱去某些力量的儲備”。75他們凌駕于地方律例之上，不受軍法

約束；1698年，有個正白旗包衣毆打一位受人敬重的蘇州士紳，在內(nèi)務府派官審理之前，不能作任何處置。76包衣只為皇上效命；就因為包衣是皇上的奴才，皇上維護他們，派他們出掌肥缺，所以有時奴才也擁有權(quán)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