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第六醫(yī)院之內 （節(jié)選）
“往后退兩步！往后退兩步，不然我誰都不理！往后退兩步！”
普里皮亞季市政府的總經濟師爬上一條板凳，開始收集人群信息。這幫吵吵嚷嚷的家伙擠滿了這間小房間，又一直涌到走廊里，在樓梯和外面的街道上排成了長龍。平時性情溫和、總帶著一絲微笑的斯韋特蘭娜·基里琴科，已經這樣孤立無援地被困在波列什科（Polesskoye）好幾天了。這是一個位于切爾諾貝利核電站西邊50公里外的小鎮(zhèn)，街道上車轍縱橫，有個不大不小的廣場，還有個列寧紀念碑。她和幾個普里皮亞季市執(zhí)行委員會的留守人員，在波列什科市政廳設起了一間辦公室，直面那些背井離鄉(xiāng)的市民們的怒氣和困惑。憤憤不平的人群蜂擁而上，要求跟市長見面，把哇哇大哭的孩子放在她的辦公桌上，打聽如何安置生病的爺爺奶奶，什么時候才能領到工資。除此之外，他們還想要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回家。
4月27日，星期日，等到夜幕降臨時，至少有21000人，從他們位于普里皮亞季城中的現代公寓倉皇離開，被巴士撂在烏克蘭西北部濕地平原上的50多個小鎮(zhèn)和鄉(xiāng)村中。他們被告知僅需準備離家三天所用之物，但很快，這些被連根拔起的家庭攜帶的食物、現金和干凈衣服便用光了，他們隨即發(fā)現，即便是他們之前認為干凈的那些東西，也并非如此。波列什科鎮(zhèn)醫(yī)院外面的街上，一位放射劑量測量師搬來桌子，設了個臨時的監(jiān)測站。他前面排起了一長隊被疏散的群眾，隊伍移動得很快，卻永遠不見縮短。這位測量師一邊用監(jiān)測設備輕觸人們的衣服、頭發(fā)和鞋子，一邊慢悠悠地用他疲倦而單調的聲音念叨著：“干凈的……污染的……污染的……干凈的……去下風口抖抖你的衣服……干凈的……污染的……污染的……污染的……”
一開始，許多接納疏散人員的農戶都很和善，對他們熱情相待，而這些人也充分利用了這種善意。維克托·布留哈諾夫的妻子瓦蓮京娜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工程師，她被安置在羅茲瓦日夫（Rozvazhev）一個村莊的集體農場實驗室負責人家中，幫忙擠牛奶。但在疏散過程中，瓦蓮京娜與懷孕的女兒和自己的母親失散了，她對自己的丈夫究竟遭遇何種命運、家人到底身在何處一無所知，而且也根本沒有地方去打探消息。
30公里之外，納塔利婭·謝甫琴科和她兩歲的兒子基里爾與1200名難民一道，暫住在盧戈維基（Lugoviki）的土坯草房中，這是烏日河邊上一個偏僻的居住點，連一部電話都沒有。后一次見到自己的丈夫亞歷山大時，他在普里皮亞季醫(yī)院的病房中向她揮手示意，告訴她回家把窗戶關上。從那時起，關于他究竟被帶到了哪里，現在的情況如何，她一點消息都沒有。這母子倆與在普里皮亞季城中住一棟樓的另外兩家鄰居一道，住在一對年老的農民夫婦家中，房子很小，他們讓出了自己的臥室，讓這些新來者居住。謝甫琴科一家和其他家里有小孩的人一起睡在床上，其他人只能睡地板。星期一，那位老漢帶著孩子們去釣魚了，但基里爾還在生病，屋子里也潮乎乎的。
到星期二的時候，已經沒有足夠的食物喂飽三家人了，納塔利婭也幾乎花光了身上的錢。她跟以前的鄰居懇求：“謝爾蓋，讓我們離開這兒吧?！庇谑莾蓚€人湊了些現金，剛夠買去基輔的巴士票。抵達后，她帶著基里爾去了機場，登上一架飛往摩爾多瓦（Moldova）的飛機，去投奔住在那里的父母，以及只有一街之隔的亞歷山大的爸爸媽媽。到摩爾多瓦后，她再次開始搜尋丈夫的下落。
到星期三時，對于這場事故的官方消息仍在封鎖中，即便是那些在其他原子能電廠工作的人，也被蒙在鼓里。但一些細節(jié)開始透露出來，兩個家庭借助各種關系，盡可能地尋找線索。通過一位住在莫斯科、在軍隊中有認識人的叔叔，納塔利婭得知，核電廠傷勢嚴重的那些人，已經被送進莫斯科一家附屬于衛(wèi)生系統(tǒng)第三總局的特種醫(yī)院，那里專門收治蘇聯(lián)的核工業(yè)工人。納塔利婭和她的婆婆當天上午飛到了莫斯科，發(fā)現整座城市顯然對烏克蘭的那場危機一無所知，人們都在忙著準備第二天的五一勞動節(jié)慶典。
兩個女人對于到哪里才能找到亞歷山大產生了分歧。納塔利婭拿到的醫(yī)院地址，是在蘇聯(lián)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地界上，那里戒備森嚴，限制出入。亞歷山大的母親卻打聽到另外一個地方，卡希拉高速公路邊上的一家癌癥研究中心，處于城中另外一個區(qū)，她堅持她的信息來源才是可靠的。納塔利婭不想跟她爭辯。當癌癥中心的員工告訴她們，那里沒有一個名叫亞歷山大·謝甫琴科的病人時，兩個女人叫了輛出租車，穿過整座城市前往第六醫(yī)院。
等她們到達目的地，已經是下午兩三點了，但只看了一眼，納塔利婭就立即知道，自己找對了地方。那是一棟極其樸素的9層褐色磚樓，被草坪和鑄鐵籬笆墻包圍。雖然自身看起來十分不起眼，但四周的景象卻遠非如此：所有的進口都被嚴防死守，帶著輻射監(jiān)測設備的技術人員，對每一個進出大樓的人的鞋子和褲子都要進行檢查。
一大群人已經守在正門的檢查站外面。在那些擠擠挨挨的面孔中，納塔利婭認出了許多來自普里皮亞季的熟人。所有人都和她一樣，困惑而驚惶，但誰都不準進入醫(yī)院。就在納塔利婭站在那里打量情況的時候，一名醫(yī)生從前門走了出來，開始大聲朗讀一份切爾諾貝利電廠的患者名單和他們的當前狀況。人群中嘈雜混亂，焦慮不安，彼此推搡著、叫喊著提出問題。當有人聽不清到底說了些什么的時候，這位醫(yī)生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復。即便如此，努力從嘈雜中分辨他的話語的納塔利婭，還是沒聽到任何有關她丈夫的消息。后，她用手肘撞開人群，擠到了前列。
“亞歷山大·謝甫琴科怎么樣了？”她問道。那位醫(yī)生看了一下名單。
“你，”他說，“跟我進來。”
4月27日，星期日，天亮之后不久，從核電廠送來的批病人就被送到了莫斯科。一群穿著PVC圍裙和防護服的醫(yī)生，以及幾輛座椅上包了聚乙烯膜的巴士，已經在伏努科沃機場（Vnukovo Airport）等著他們。第六醫(yī)院的專家們已經空出整個病區(qū)，等待他們的到來。這家有600張床的機構，特為收治中型機械制造部的核工業(yè)員工而設，有兩層樓專門留給放射醫(yī)學科。這些病患中有人仍穿著爆炸發(fā)生時的衣服，許多人身上滿是放射性塵埃。他們剛抵達醫(yī)院，人們便發(fā)現運送他們的那些車輛已經嚴重污染，超出了除污處理的極限。運送波病人的飛機被拆卸銷毀了，一輛巴士被送到庫爾恰托夫研究所的校園，開進一個大坑里，然后加以填埋。
到星期日晚上，一共有207名病患住進了醫(yī)院病房，絕大多數是電廠的操作人員和消防員，也有在燃燒的機組邊值守的保安、在放射性塵霧中等公交車的建筑工人，以及在冷卻水通道旁邊垂釣的人。115人被診斷為急性輻射綜合癥，其中有10個人受到的輻射劑量非常大，醫(yī)生們立刻認定，他們幾乎已經不可能活下來。
第六醫(yī)院臨床部門的負責人，是62歲的安格林娜·古斯科娃醫(yī)生。早在30多年前，蘇聯(lián)核武器項目初啟動時，她便開始從事放射醫(yī)學研究。1949年，她剛剛成為一名神經病科醫(yī)生，便領命前往烏拉爾山脈以南的封閉小城車里雅賓斯克-40（Chelyabinsk-40），治療在馬亞克生產聯(lián)合體的產钚工廠中工作的戰(zhàn)士和古拉格犯人。被派到整個蘇聯(lián)敏感的保密位置之一，就算是古斯科娃這樣的專業(yè)人士，也對自己要去哪里一無所知，而一旦到了地方，他們會被禁止離開或與外界通信。古斯科娃在馬亞克待了兩年還沒返回，她的母親甚至以為她被逮捕了，正關在克格勃的地牢中。然而，就在她的母親給秘密警察寫信，請求將她釋放時，這位年輕的醫(yī)生卻在條件艱苦的生物物理前沿陣地，闖出了一片事業(yè)上的新天地。
在馬亞克，古斯科娃遇到了她的批急性輻射病受害者：13位因惡心嘔吐而來到她診所的古拉格犯人。因為對他們的癥狀缺乏了解，這位醫(yī)生誤以為是食物中毒，治療后便打發(fā)他們回去繼續(xù)工作了。直到這些人再次就診，抱怨高燒和內出血時，她才發(fā)現，他們在二十五號放射化學工廠（Radiochemical Factory Number 25）附近已經被放射性核素嚴重污染的土地上挖溝時，被暴露于恐怖的輻射場之下，而且至少有一個運氣不太好的犯人已經受到了致死劑量的輻射：600雷姆。
后來，那些在工廠機床前工作的年輕女性開始得上另一種怪病，虛弱、頭暈、渾身劇烈疼痛，一個患者甚至疼得直想要“往墻上爬”。古斯科娃是有史以來批記錄下這種新病癥狀的醫(yī)生。這是一種由于長期低劑量接觸放射性同位素而導致的慢性輻射?。╟hronic radiation sickness），簡稱CRS。她設計了一整套篩查和治療此種疾病的方法，開展了一系列研究，并向她在中型機械制造部的上司進言，只要小心控制，工人不會因輻射暴露導致太大損傷。為此，她迅速得到提升。她曾前往——坐落于哈薩克大草原、占地數萬平方公里、被稱為“多邊形區(qū)”（the Polygon）的——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秘密武器試驗基地，目睹了蘇聯(lián)的批原子彈試驗，并為那些爆炸后馬上沖進引爆區(qū)拍攝照片的攝影師提供治療。古斯科娃后來還成為原子彈之父伊戈爾·庫爾恰托夫的私人醫(yī)生。1957年9月，馬亞克第十四號核廢料罐發(fā)生爆炸后，她就在那里為蘇聯(lián)起核災難的受害者提供緊急救治。同一年，33歲的她被派往莫斯科生物物理研究所新設的放射醫(yī)學專科工作。
之后30年里，新組建的中型機械制造部統(tǒng)轄之下的核帝國瘋狂擴張，大踏步地朝著預想中的世界末日決戰(zhàn)躍進，沒有給安全問題留下多少考慮的時間。前進的代價，便落在了那些不幸的反應堆技術人員和被輻射的潛水艇艇員身上，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悄然倒下，不是被秘密埋葬，便是被送到莫斯科第六醫(yī)院古斯科娃負責的部門接受檢查。事故本身依然嚴格保密，而且在事后，那些幸存下來的病人，也被禁止向外透露——讓他們患上那些可能余生都會為其所困的疾病的——真實原因，但古斯科娃和她的同事收集了大量關于放射性對人體危害的臨床證據。震驚于中型機械制造部一直拒絕承認與原子能產業(yè)迅猛發(fā)展相伴隨的危險，1970年，她寫了一本書，描述了在一座民用核電站發(fā)生嚴重事故后可能出現的種種后果。但當她將手稿呈交給蘇聯(lián)衛(wèi)生部副部長時，他勃然大怒地將其扔出了辦公室，禁止她出版此書。此后一年，她將歷年來治療中的臨床發(fā)現編纂為《人類輻射病》（Radiation Sichness in Man），并因此獲得了列寧獎（Lenin Prize）。
到1986年時，古斯科娃已經主持這所全蘇聯(lián)的放射性損傷?？剖嗄曛?。她診治過1000多名嚴重輻射暴露者，對于核事故的了解，可能比世界上所有其他醫(yī)生都多。作為一名忠誠的共產黨員，蘇聯(lián)醫(yī)療行政體系中為數不多的一名女性高級干部，她的作風十分強硬，深為手下員工所懼怕，但她對自己為保護蘇聯(lián)人民和國土安全所做的工作深感驕傲。她獨自一人住在第六醫(yī)院所在地的一間公寓中，床邊的電話會隨時將核緊急事件發(fā)生的消息告知給她。
納塔利婭·謝甫琴科只花了很短的時間，便通過了檢查站，走上5級石階，穿過第六醫(yī)院的門口。但在麻木與恐懼之中，這段時間感覺上卻仿如永恒。完了完了，她想著。
當醫(yī)院巨大的木門在身后關上時，納塔利婭才發(fā)現真相。她之所以被從人群中挑了出來，不是因為自己已經成了寡婦，而是因為家里的背景賦予了她某種特權。
納塔利婭的叔叔通過他在中型機械制造部認識的人，搞到了一張?zhí)貏e通行證，可以讓她進入醫(yī)院。那天上午，他已經在里面等了她幾個小時，心中疑惑，為什么她花了這么長時間才過來。
納塔利婭鉆進一個窄窄的電梯，只夠容納兩名乘客和一位電梯操作員。醫(yī)院里光線昏暗，破破爛爛，地上鋪著鑲木地板，天花板很高。亂糟糟的電線從墻上的孔洞中露出來，東一處西一處地垂在那里。所有的工作人員，無論是正在走廊擦地板的戰(zhàn)士，還是醫(yī)生和技師，全都穿著一式一樣的白色或藍色袍子，頭上戴著帽子，口罩遮住了嘴巴鼻子。每個房間的門口都鋪著一疊濕布，保證放射性塵不會四處飄散。電梯突然停在8樓，納塔利婭打開門，左轉進到801病房中。亞歷山大就在那里，和一個她不認識的男人——消防員普拉維克——合住一間。他原本濃密的、總是梳不服帖的頭發(fā)，已經被剃短到緊貼頭皮。
“操！”他說，“看我成了什么怪樣子！看看這腦袋！”
自打后一次見到他，經過如此驚惶不安的幾天之后，納塔利婭的心中只有喜悅。不管那天晚上在核電廠究竟發(fā)生了什么，她所熟悉的那個薩沙就在這里，看上去，他一點兒都不像住進?？漆t(yī)院的那種病號。
星期一早上，當他們在醫(yī)院的病床上醒來，謝甫琴科和其他核電廠操作人員，包括副總工程師佳特洛夫、班組長亞歷山大·阿基莫夫和年輕的高級反應堆控制工程師列昂尼德·托圖諾夫，已經不再能感覺到輻射病的急性反應。在星期六早些時候困擾他們的眩暈和嘔吐，已經消失不見。當晚投入救火的消防員們，都是些大個子的健康小伙子，他們也恢復了活力，吵吵嚷嚷地坐在病床上打撲克。一些人感覺好得不行，醫(yī)生們所能做的只是勉力將他們留在醫(yī)院。余下的癥狀看起來也十分輕微：一些人頭痛欲裂，沒有食欲，嘴巴發(fā)干，喝多少水都不管用；另外一些人發(fā)現他們的皮膚開始變紅，接觸過γ射線、被放射性污水濺到或衣服被水浸濕的地方，微微腫了起來。
亞歷山大剛到這里，腦袋就被護士剃個精光。這是在馬亞克災難后制訂的標準治療方案的一部分，因為那些重度輻射暴露的患者，在事故幾星期后發(fā)現自己的頭發(fā)成團掉落時，一個個都嚇壞了。某些切爾諾貝利操作人員頭發(fā)中的放射性，現在已經高達正常值的1000倍，剃下來之后，被收集在一個塑料袋里加以填埋。薩沙看起來心情不錯，已經可以開自己光頭的玩笑，而且看起來也一切正常。還會有什么問題嗎？
他對納塔利婭說，他不想在房間里說話，“咱們出去抽根煙?！?p/>
作為一種因人類的不智之舉而導致的疾病，急性輻射綜合癥來勢洶洶，病情復雜，存在許多未解之謎，挑戰(zhàn)著現代醫(yī)藥的極限。引發(fā)急性輻射綜合癥的輻射暴露，可能只發(fā)生在幾秒之間，而且沒有任何初期反應，但它的破壞性效果卻會立刻顯現：高能射線、α粒子、β粒子和γ輻射將DNA鏈齊齊斬斷，遭輻射暴露的細胞開始死亡；出現惡心和嘔吐的癥狀，其速度和劇烈程度與暴露劑量成正比；皮膚可能會變紅，但惡心終會減少；在18個小時之內，除了那些嚴重的燒傷，所有燒傷之處都會褪去顏色，病人會進入一段相對舒服的潛伏期。根據各人的輻射暴露嚴重程度，這種帶有欺騙性的渾若無事，可以持續(xù)幾天甚至幾星期，這之后，急性輻射綜合癥進一步的癥狀才會顯現出來。暴露劑量越低，潛伏期越長，恢復的可能性越高——假如得到正確的治療的話。
從切爾諾貝利來的病人，輻射暴露的途徑花樣百出：爬上三號機組屋頂的消防員們，吸入了釋放α和β粒子的煙霧，身上落滿放射性墜塵，而且整個身體都被散落身邊的燃料芯塊和堆芯碎片釋放出的γ波擊穿。他們的暴露劑量與所站立的位置有很大關系。幾米之遙，可能就是生死之間。在四號機組內部奮力減輕事故損失的那些操作人員，被爆炸產生的塵霧和破裂管道釋放出的放射性蒸汽包圍，又被含有大量β粒子釋放顆粒的水浸濕，在搜尋過程中更是在遍布反應堆堆芯瓦礫的廢墟中反復穿行。一些人吸入了放射性的氙、氪和氬，這些半衰期很短，但放射性極強的氣體，灼傷了他們嘴巴和呼吸道中的軟組織。另外一些人的皮膚大面積燒傷，原因或是γ射線，或是落在皮膚上、浸到衣服里的β粒子。一些人的暴露時間只有幾分鐘，另一些人則要長得多。阿基莫夫曾和托圖諾夫一道，在齊腳踝的放射性污水中，徒勞無功地試圖冷卻已經炸碎的反應堆，在莫斯科下飛機的時候，他仍穿著當天穿了一整晚的臟兮兮的工作服。他的皮膚被這些衣服上的放射性物質連續(xù)輻照超過24個小時，后才由第六醫(yī)院的分診護士脫了下來。
然而，在他們于事故發(fā)生一整天后到達莫斯科時，207名患者中，只有傷勢嚴重的那些人出現了疾病表面癥狀。
來自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消防站、普拉維克中尉手下的消防隊員，以及從普里皮亞季市消防站前去增援的那些消防員，除帆布制服外沒有任何防護措施幫助他們抵擋γ波輻射。其中6個人短時間內吸收了劑量巨大的輻射，在到達第六醫(yī)院時，臉色已經由紅潤變得如同蠟一般灰白，他們皮膚的外一層已經完全被輻射滅活。內傷雖然一時難以確認，但終表明程度同樣嚴重，身體中細胞自然分化速度快的那些部位，尤其是肺和呼吸道、腸道及骨髓，受到的影響尤劇。對于那些受影響的器官，可用的治療方法僅限于輸血、用抗生素對抗感染，以及在壞的情形下進行骨髓移植。后一個選項是一種十分危險的治療手段，伴隨著眾多并發(fā)癥和副作用，本身便可能致命。
古斯科娃醫(yī)生和她的團隊知道，急性輻射綜合癥的表面癥狀——比如腫脹、皮膚燒傷和壞死、便血和大出血、骨髓細胞大量減少、呼吸道和消化系統(tǒng)侵蝕等——出現時，他們已經是回天乏術了。此外，缺乏對受害者輻射暴露具體情況的了解，也很難確定他們的輻射劑量，更不用說找到對癥的治療方法。即便是在規(guī)模小、情況確定的核事故中，對病人進行鑒別分類也幾乎完全出于猜測。在四號反應堆爆炸后的一片混亂中，沒有幾個事故受害者知道，他們是如何以及在哪里遭受的輻射暴露。核電站負責監(jiān)控的員工已經不知所措，消防員根本就沒有配備輻射計，特別行動人員也只佩戴著簡陋的、僅供在電廠內每日使用的徽章式劑量計，測量值只到2雷姆。那些從入院員工脫下來的防護服上取下，并小心裝進袋子、用飛機運到莫斯科的劑量計，也在清除污染的過程中被粗心大意地毀掉了。
然而，古斯科娃憑借著在輻射病理學領域的數十年工作經驗，開創(chuàng)了一種生物劑量測定法（biological dosimetry），根據問診和化驗結果來估測暴露情況；該種方法將首次出現嘔吐癥狀的時間和白細胞讀數都考慮在內。由骨髓制造的白細胞，是人體免疫系統(tǒng)的基礎，也是判斷急性輻射綜合癥效應的可靠生物標記。通過測量病人的白細胞讀數和白細胞減少率，醫(yī)生可以相應估測出每個人受到的輻射量。這是一個極其耗費人力的過程。缺乏西方血液病醫(yī)生診所中常見的自動血細胞計數器，臨床醫(yī)生不得不在顯微鏡下用肉眼計數。前者只需20秒就能完成，后者卻要花上半小時。
要為每位病人提供盡可能準確的診斷，白細胞化驗只是一系列分析檢驗的一部分。病人們很快便習慣了每天都要從指間或靜脈取血的生活。醫(yī)生們還會提取標本測量他們皮膚中的鍶和銫污染量，檢查尿液中的鈉24，它的存在預示著病人曾暴露于核裂變下，從而整個身體都變成了放射性的。然而，在判斷誰能夠活下去，而誰幾乎肯定無法幸存這一點上，血液化驗是關鍵的。
當納塔利婭向醫(yī)生打聽亞歷山大的病情時，他們說，她只能等。
“在頭三個星期里，我們就會知道的，”他們告訴她，“做好壞的準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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