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選》成書研究的方法問題（選）
二、將古人的問題還歸古人，置個別于當時的文化背景上考察
古人處理文獻的不少做法與今人異，如在古人那里，引書——經(jīng)傳時或不別，如《史記》引《左傳》《公羊傳》往往以《春秋》稱之（《文選》卷46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下，李善注之“《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祓除不祥也’”，亦如是）；以一書或一書的某部分的首篇代替該書或該部分，如以《關雎》代替《周南》等；引某一書，如用“《詩》曰”可將“三百篇”的不同詩作之詩句合在一起，如《史記》卷110《匈奴列傳》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按：前者出《魯頌·閟宮》；中者見《小雅·六月》；后者引《小雅·出車》）[ （漢）司馬遷：《史記》卷110，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882頁。]；引文時有合序文于所序之作品者，如《文選》卷54劉孝標《辯命論》“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苡”下，李善注引“《韓詩》曰”之“《采苡》，傷夫有惡疾也?！对姟吩弧刹善]苡，薄言采之’”[ （梁）蕭統(tǒng)：《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影印李注胡刻本），第748頁。又，后引《文選》而不標明者均此。]（此合序文于所序之詩，而兩者所出不同。又，“采苡”乃“芣苡”之誤，參李注引“薛君曰”）；等等。因之，將古人的問題還歸古人與置個別于當時的文化背景上考察，便是題中應有之義。
（一）以古還古以究《文選》的成書狀況
筆者曾說：認為“《文選》成書倉促”之種種理由，均難以支撐“《文選》成書倉促”說。[ 力之：《關于〈文選〉的編撰工作量、成書狀況與編者問題》。]而辨析這些問題除用跳出《文選》究《文選》與就整體考察部分之法外，用將古人的問題還歸古人與置個別于當時的文化背景上考察之法，同樣能很好地證明這些被認為是“《文選》成書倉促”之理由，多說明不了什么實質性問題。這里，擬就《文選》“賦”“詩”在設類、分類與作品歸屬諸方面的問題略作辨析以明之。
在后人的眼里，《文選》“賦”“詩”二體，尤其是后者，其分類標準與作品歸屬諸方面均存在問題。關于分類標準，站在后人尤其是現(xiàn)當代人的立場上看，作品分類的標準應該是同一的。然其“補亡”“述德”“勸勵”“獻詩”“公宴”“祖餞”“詠史”“百一”“游仙”“招隱”“反招隱”“游覽”“詠懷”“臨終”“哀傷”“贈答”“行旅”“軍戎”“郊廟”“樂府”“挽歌”“雜歌”“雜詩”“雜擬”等24類之分，卻并非如此。[ 參胡大雷（《文選詩研究》，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29—431頁）、洪順隆（《〈文選·詠懷詩〉論：與我的六朝題材詩中的詠懷詩觀比較》，載《文選學新論》，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332頁）等先生之說。]不過，這與成書是否倉促并無瓜葛。如任昉《文章緣起》序次為三言詩、四言詩、五言詩、六言詩、七言詩、九言詩、賦、歌、《離騷》、詔、策文、表、讓表……《解嘲》、訓、辭、旨、勸進……哀策、哀頌、墓志、誄、悲文、祭文、哀詞、挽詞、《七發(fā)》、離合詩、連珠、篇、歌詩、遺令、圖、勢、約等85類，[ 今傳本《文章緣起》大致保留任昉《文章始》的內(nèi)容。參吳承學、李曉紅《任昉〈文章緣起〉考論》，見《文學遺產(chǎn)》2007年第4期。]而這正如游志誠先生所說的“標準不一，有依題材分，依體式分，依作法分，依性質分”[ 游志誠：《昭明文選學術論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版，第149頁。]。又，本來文體分類越后越分明，而白居易《與元九書》有云：“仆數(shù)月來，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目?！^之‘諷諭詩’?！^之“閑適詩”?！^之‘感傷詩’?！^之‘雜律詩’?！盵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45，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964頁。]即這前三者以內(nèi)容為依歸，后者則從形式上著眼。又，李善注《文選》卷11孫興公《游天臺山賦》的“朱闕玲瓏于林間”與卷30謝玄暉《始出尚書省》的“玲瓏結綺錢”，而分別云：“晉灼《漢書注》曰‘玲瓏，明見貌’”與“晉灼《甘泉賦注》曰‘玲瓏，明見貌也’”。其實，前者為晉灼注《漢書·揚雄傳》中的《甘泉賦》語，即“晉灼《漢書注》”與“晉灼《甘泉賦注》”完全是一回事。至于作品歸屬問題，同為“和”者如卷26“贈答”有顏延年《和謝監(jiān)靈運》，而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和王著作八公山》《和徐都曹》《和王主簿怨情》與沈休文《和謝宣城》入卷30“雜詩”；均為跨類的作品，如謝玄暉《暫使下都夜發(fā)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與沈休文《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前者入卷26“贈答”，后者則錄于卷27“行旅”，等等。問題是，這些做法即使無所本，亦不出“知山知水”之域。說到底，以《文選》“賦”“詩”二體在分類標準與作品歸屬諸方面存在所謂問題，而以之歸于成書倉促，乃緣忽于以古還古之方法所致。
（二）關于《文選》摘史辭以為所錄作品之序的是非問題
將古人的問題還歸古人，《文選》摘史辭以為所錄作品之序本不是問題。不過，自兩宋間之王觀國認為昭明太子這一做法為“誤”以還，尤其是現(xiàn)當代學人時或有如是觀者。然在筆者看來，這主要的是未能將古人的問題還歸古人，并把該問題置于當時的文化背景上考察所致。說到底，這更多的其實是學術研究的方法問題。何以言之，因為摘史辭以為所錄作品之序或類此者，在清末以前乃十分普遍的現(xiàn)象。[ 力之：《關于〈文選〉“摘史辭以為序”之是非問題》，《古典文獻研究》第13輯〔2010〕。又，王觀國在《學林》卷七《古賦序》中，一云：“《文選》載揚子云《解嘲》有序、揚子云《甘泉賦》有序、賈誼《鵩鳥賦》有序、禰正平《鸚鵡賦》有序、司馬長卿《長門賦》有序、漢武帝《秋風辭》有序、劉子駿《移書責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辭也。昭明摘史辭以為序，誤也。”一云：“楊子云《羽獵賦》首有二序……詳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賦也。”（田瑞娟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20—221頁）。于此，王氏亦疏矣：“第一序”亦“昭明摘史辭以為”之。]換言之，此與《文選》成書如何無任何瓜葛，以此為《文選》成書倉促之一個理由，乃研究者之疏忽或緣其思之有所未密。另外，學者或因此而說這是昭明太子在《文選》編輯上的“最嚴重的缺點”[ 趙福海等主編：《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首屆昭明文選國際學術討論會》，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頁。又，至于顧炎武、程千帆等氏主要因《長門賦序》提及“孝武陳皇后”而認為《長門賦》非司馬相如作，可謂“千慮一失”。參力之《〈文選·長門賦〉為司馬相如作無疑辨》，見作者《〈楚辭〉與中古文獻考說》，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版。]，則可謂未達一間。即沒有注意到在這一點上，古今做法之差異。
（三）關于李善因某題名與“集”異而謂其“誤”的問題
李善因“集”與《文選》所錄之題目不同而有“誤也”“誤”等之說，而此中實多為崇賢之失者。學者或以此為倉促成書所致，失之遠矣。究其所以然，同樣的，乃因未能以古還古而將“異”置于當時的文化背景上考察。我們知道，《文選》所錄作品之來源，其與崇賢所見該作者之集的來源時有不同。此其一。其二，這些詩文有的原本無題，有的被其后的收錄者作過不同程度之改動。如“雜歌”類錄自《漢書·高祖本紀》的漢高祖《歌》，若漢高祖有集，或據(jù)《史記·高祖本紀》“高祖還歸，過沛……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而作《歌詩》；或據(jù)《漢書·禮樂志第二》“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而作《風起詩》；或據(jù)《史記·樂書第二》“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而作《過沛詩》（或《三侯之章詩》）；等等。又如李賢等注《后漢書》卷40下《班固傳》之《東都賦》所附的《白雉詩》云：“《固集》此題篇云：‘《白雉素烏歌》’，故兼言‘效素烏’?！蔽覀兡軗?jù)《班固集》來斷《東都賦》此處誤嗎？況且，就《文選》本身言，其卷38殷仲文《解尚書表》，卷目作《自解表》；卷39司馬長卿《上書諫獵》，卷目作《上疏諫獵》；同卷枚叔《上書諫吳王》，卷目作《奏書諫吳王濞》；等等。而今人之未明于此與夫疏忽者，或以此為昭明太子的問題，或以此為《文選》倉促成書之一證，是均可謂“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矣。
從始點或岔口處辨路向，就原典本身察是非
——關于《文選》成書研究的方法問題之二（選）
余論
綜上所述，從始點或岔口處辨路向，就原典本身察是非，便明：《文選》為典型的詩文總集而非類書；《文選序》“各以時代相次”乃就《文選》所有體類與作家言，而非關具體作家之作品先后；竇常的“不存生者”說符合《文選》本身之實際，故其說為是；《文選》選文與《文選序》所說范圍不盡相同，然理論上表明不選經(jīng)、史、子，而在實際操作中卻存在著某些可選的“客觀”條件，故這里的“矛盾”不是問題。
當然，忽于從始點（岔口處）辨“路向”而就原典本身察是非者，相關研究領域同樣甚為常見。如近三百年來，不少學者（且其中不乏名家以至大家）據(jù)《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太史公曰》之“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說斷《招魂》為屈原所作，便是一十分突出的例子。如清人林云銘云：
是篇（引按：即《招魂》）自千數(shù)百年來，皆以為宋玉所作。王逸茫無考據(jù)，遂序于其端。試問太史公作《屈原傳·贊》，云“余讀《招魂》，悲其志”，謂悲原之志乎？抑悲玉之志乎？此本不待置辯者。[ （清）林云銘：《楚辭燈》卷4《招魂》后，康熙年間刻本（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資料室藏）。]
其后，如是觀者眾，如梁啟超先生《屈原研究》云：
太史公明明認《招魂》為屈原作。然而王逸說是宋玉作。逸，后漢人，有何憑據(jù)，竟敢改易前說？大概他以為添上這一篇，便成二十六篇，與《藝文志》數(shù)目不符；他又想這一篇標題，象是屈原死后別人招他的魂，所以硬把他送給宋玉。依我看，《招魂》的理想及文體，和宋玉其他作品很有不同處，應該從太史公之說，歸還屈原。[ 陳書良選編：《梁啟超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641頁。]
他如游國恩、郭沫若、姜亮夫、林庚、陳子展[ 游說，見《楚辭概論》第175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楚辭論文集》第303—305頁（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郭說，見《屈原賦今譯》第20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姜說，見《屈原》（《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第一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l頁）；林說，見《招魂解》（《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頁）；陳說，見《招魂試解》（載《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1962〕，第153頁）。]先生等等，不一而足。問題是，這些學者的結論，多是建立在既沒有仔細調(diào)查《史記》的相關說法如何，又沒有具體考察王逸注騷的態(tài)度是否嚴謹，并進而將這一問題與《楚辭》一書的性質合觀這樣的基礎上的。概言之，自晚明黃文煥以還的學者們據(jù)“太史公曰”而疑以至斷《招魂》必為屈原作之理由是斷不能成立的。其所以如此，關鍵的原因乃在研究者們忽于從始點（岔口處）辨“路向”而弄錯了路向。[ 參力之《〈招魂〉作者之再探討》（程本興等主編《宋玉及其辭賦研究》[2010年襄樊宋玉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年版）與《從史公稱〈春秋〉等之情形看其“讀”“悲”指向：關于〈招魂〉作者與所招對象研究之方法論問題一》（程章燦等編《〈文選〉與中國文學傳統(tǒng)：第九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又如一部影響殊巨的優(yōu)秀“中國文學史”教材云：
“楚辭”和漢賦，體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詩歌，后者是押韻的散文，它們的句法形式、結構組織、押韻規(guī)律都是兩種不同的范疇?！璠 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修訂本）》（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頁。]
“都是兩種不同的范疇”云云，顯然是有問題的。首先，無論是“楚辭”還是漢賦，均非“單一”者。就“楚辭”言，《漁父》《卜居》與《離騷》《遠游》《九章》等不同；就漢賦看，《吊屈原賦》《長門賦》與《子虛賦》《上林賦》《甘泉賦》《長楊賦》等有異。于此，《漁父》《卜居》與《子虛賦》《上林賦》《甘泉賦》《長楊賦》一類大賦之異，更多的只是大小之別，而此非影響“體”類的主要因素；《吊屈原賦》《長門賦》等“騷體賦”與《離騷》《遠游》《九章》的“句法形式、結構組織、押韻規(guī)律”幾無二致，不同之顯者在于一之題有“賦”字而一無罷了。不難想見，說此者蓋緣一時之疏忽。而有著如此明顯不當?shù)恼f法所以被長期而廣泛的接受[ 力之：《關于“騷”“賦”之異同問題》，《〈楚辭〉與中古文獻考說》，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版。]，最大的問題當是人們?nèi)狈氖键c（岔口處）辨“路向”與就原典本身察是非之意識。
又如著名學者顧頡剛先生在其撰于1950年而發(fā)表于1979年的《〈莊子〉和〈楚辭〉中昆侖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tǒng)的融合》一文中云：
《遠游》是誰作的呢？按文中說：“奇傅說之托辰星兮，羨韓眾之得一?！蔽覀兛础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三十二年稱“韓終”，三十五年稱“韓眾”，知道即是一名，因同音而異寫。他是秦始皇時的方士，騙了始皇的錢，一去不還，后人就說他仙去了，結果卻成了坑儒的原因之一?！哆h游》里羨慕韓眾，分明作者已是秦以后人。[ 朱東潤等主編：《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6頁。]
“分明作者已是秦以后人”云云，實際上亦是忽于從始點（岔口處）辨“路向”所致。而這于顧先生，無異于大科學家忘記科學常識。東方朔《七諫·自悲》云：“見韓眾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盵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50頁。]洪興祖《補注》引《列仙傳》云：“齊人韓終，為王采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也。”[ 《楚辭補注》，第164—165頁。]又，《后漢書·張衡列傳》“想依韓以流亡”下，李賢太子注：“韓，謂齊仙人韓終也。為王采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冻o》曰：‘羨韓眾之得一?！盵 《后漢書集解》上冊，第670頁。]再說，“韓眾去不報……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陽”[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58頁。]，即顧先生所說的“結果卻成了坑儒的原因之一”；《漢書》卷25《郊祀志下》云：“谷永說上曰：‘……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260頁。]據(jù)此，我們能想象東方朔會向其“問天道之所在”嗎？何況，《七諫》乃東方朔代屈原設言之作。[ 力之：《從〈楚辭〉成書之體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四川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因之，從研究方法的層面上說，無論如何也不應僅據(jù)《史記·秦始皇本紀》說秦始皇時有“韓終”（“韓眾”），便不顧屈原之前齊已有仙人韓終，而遂斷“《遠游》里羨慕韓眾，分明作者已是秦以后人”。
總而言之，從始點或岔口處辨路向而就原典本身察是非，這是考察種種相關問題之一殊為切實的方法，然迄今為止，其尚遠未得到學者們應有之重視。而忽于這一方法的研究，其結果卻往往似是而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自當明之。
蕭統(tǒng)責《閑情賦》而《文選》錄《神女》諸賦之因探
——兼論兩者之異非因各自成于不同的時間（選）
二、蕭統(tǒng)責《閑情賦》而錄《神女》諸賦乃因其采用不同的價值取向所致
昭明太子責《閑情賦》而錄《神女》諸賦，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與《陶淵明集序》高度贊美淵明詩文而《文選》僅選陶作九首一樣，乃其“采取道德（功用）與審美分殊之價值取向所致”[ 力之：《〈楚辭〉與中古文獻考說》，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版，第347頁。]的結果[ 曹旭先生《詩品研究》云：“蕭統(tǒng)、蕭綱對陶淵明的評價，特別是蕭統(tǒng)，在不同場合、不同情況下顯得有些矛盾的原因，也許有兩方面：一是主客觀之間、個人愛好和社會公認之間，存在著某種不協(xié)調(diào)的方面……二是不同場合說話、寫文章，對陶詩的評價也會產(chǎn)生差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199頁）是可謂入堂奧者之言也，且具方法論方面之意義（詳參上揭書，第196—199頁）。]。換言之，昭明太子在《陶淵明集序》中評價淵明之作側重于道德價值，而于《文選》則著眼于以“文”衡文。這將《陶淵明集序》之“其文章不群，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jié)，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竟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風教也”[ 俞紹初上揭書，第200—201頁。]與《文選序》之“……眾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并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舴蚣Ч赘钢畷?，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 （梁）蕭統(tǒng)：《文選》卷首，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影印李注胡刻本）。]稍加比觀，思過半矣。另外，胡先生之“蕭統(tǒng)編錄《陶淵明集》的目的在于‘有助于風教’，正因如此，蕭統(tǒng)批評陶淵明詩文‘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而《文選序》講選文的目的在于為閱讀‘遠自周室，迄于圣代’的文章提供可以作為‘入耳之娛’‘悅目之玩’的‘清英’之作，文章入選的前提在于‘綜輯辭采’‘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看重文采。因而《文選》收賦還立情類，選錄了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和曹子建的《洛神賦》。就《文選序》的這一選文目的和文章入選的前提來衡量陶淵明作品，符合的確實不多。這樣，《文選》收錄陶淵明作品也不會很多”[ 趙敏俐、[日]佐藤利行主編上揭書，第477頁。]說，亦甚近是。然胡先生更強調(diào)的是時間之異，故從而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其關于兩者“矛盾”因編纂目的不同所致說之價值。尤其是認為“風教”是昭明太子在完成《文選》后的“中大通二年春之后”，編錄《陶淵明集》時才“突然強調(diào)”的。然如上所述，是說是難以成立的。
關于“蕭統(tǒng)論陶”，齊益壽《蕭統(tǒng)評陶與〈文選〉選陶》云：
蕭統(tǒng)論陶，除了精要的概括出“精拔有風力”此一特色之外，還深刻的體認到陶淵明作品具有潛移默化有助風教的作用。他之所以“愛嗜其文，不能釋手”，之所以要搜集遺佚為陶淵明編成較完整的集子，并為之作序立傳，“有助風教”不能不說是一股重要的驅策力量。盡管他感受到陶詩的風力上干青云，但就文學的整體成績而言，辭采未優(yōu)的陶淵明作品，在蕭統(tǒng)等文論家看來，只能是一道清溪旁流，而非長江大河。[ 中國文選研究會編：《〈文選〉與“文選學”：第五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0—531頁。]
“驅策力量”“非長江大河”云云，均是恰當?shù)?。胡先生之“蕭統(tǒng)講陶淵明詩文具有‘有助于風教’的作用，讀淵明之文‘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太華，遠求柱史’，這雖然是蕭統(tǒng)的新發(fā)之意，但也是對陶淵明人格仰慕的自然延伸”[ 趙敏俐、[日]佐藤利行主編上揭書，第474頁。]說，亦頗有見地。齊先生在該文中又云：
深為陶詩的風力所震撼的蕭統(tǒng)……也不得不對陶淵明熱情洋溢、激蕩淋漓的《閑情賦》澆以冷水，說是“白璧微瑕”，“勸百諷一”，達不到諷諫的效用，不如不作為妙。然而“勸百諷一”豈非漢賦之本色？自枚乘、司馬相如、揚雄以降，莫不皆然，何以獨責《閑情》一賦？若以事關男女之情，則又何以不責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以及曹植的《洛神賦》，且將此四賦選入《文選》的“情賦”一類？看來蕭統(tǒng)既立“情賦”一類卻獨責《閑情賦》，恐怕仍是著眼于風教的緣故。陶淵明詩文既然風力超邁，可收立廉之效，可遣貪鄙之情，而熱情洋溢、激蕩淋漓的《閑情賦》，殆不免要使有益風教的效用打折扣。宋玉、曹植之作雖寫男女之情，但僅點到為止，并不盡情放逸，尚不失為雅正，故而得以入選。[《《文選》與“文選學”：第五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第530頁。。]
于此，“‘勸百諷一’豈非”與“若以事關男女之情”云云之問，思殊縝密。不過，此中的“蕭統(tǒng)既立‘情賦’一類卻獨責《閑情賦》，恐怕仍是著眼于風教的緣故”與“宋玉、曹植之作雖寫男女之情，但僅點到為止，并不盡情放逸，尚不失為雅正，故而得以入選”說，則似未為圓照。前者，蓋忽略了“卒無諷諫”與“傷風教”之不同——即在筆者看來，“立‘情賦’一類”所收者，于義“無傷風教”便可；而于淵明之賦，則需具“諷諫”作用。后者，當非僅僅因其“尚不失為雅正”云云這么簡單，即陶淵明所作若非《閑情賦》而是《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與《洛神賦》中的某一篇，其受到之“冷遇”恐與《閑情賦》同。而《閑情賦》之“落選”，用齊先生的話說，當在蕭統(tǒng)看來，其“辭采未優(yōu)”。
蕭綱《與湘東王書》與《與誡當陽公大心書》分別有云：“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兇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nèi)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 （唐）姚思廉：《梁書》卷49《文學·庾肩吾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690頁。]；“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唐）歐陽詢等：《藝文類聚》卷23《鑒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24頁。]。此一人在同一時間對“此”與“彼”做法（態(tài)度）之異也，觀之可啟吾人思。其實，類此因價值取向不同所致之差異者不知凡幾。這里再舉幾例以說之：一、《論語》記載孔子論及管仲既有“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八佾》）之貶，又有“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jīng)于溝瀆而莫之知也”（《憲問》）之褒；二、漢人揚雄于《法言·吾子》既有賦為“童子雕蟲篆刻”而“壯夫不為”之說，然其又于為“壯夫”后所撰的《自序》中錄其《甘泉》《河東》《校獵》《長楊》四大賦[ 據(jù)揚雄《自序》之“《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說，可知《法言》成于《自序》之前。此可參《漢書》卷87《揚雄傳·贊曰》“雄之自序云爾”之顏師古注。不僅如此，揚雄《自序》仍云：“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之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于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yōu)淳于髡、優(yōu)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于是輟不復為。”（《漢書》卷87《揚雄傳》）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子云在同一時間，既“以為賦者……頗似俳優(yōu)淳于髡、優(yōu)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于是輟不復為”，卻又在《自序》中存之。]；三、《文心雕龍》之“剖情析采”（第二十六《神思》至第四十四《總術》凡十九篇）部分所論與其《原道》《征圣》《宗經(jīng)》及《序志》所說在價值取向上存在之差異，亦不小于昭明太子于《陶淵明集序》中批評《閑情賦》而在《文選》里收錄《神女》諸賦之不同[ 參力之《據(jù)于儒經(jīng)與面對文學：論《文心雕龍》“剖情析采”與其“文之樞紐”的價值取向之差異問題》，見黃霖、周興陸主編《視角與方法：復旦大學第三屆中國文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再就《文選序》與《文選》言，前者既有“《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頌者，所以游揚德業(yè)，褒贊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嘆”說，而后者卻不收《關雎》《麟趾》與《大雅》中吉甫之《烝民》（“穆若”，即“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之“穆如”）。即其于二者之價值取向有所不同。不錯，《文選序》有“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之說，然這正表明昭明太子編纂《文選》非以“風教”為依歸[ 參力之：《關于〈文選序〉與〈文選〉之價值取向的差異問題》，《文學評論》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