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西方”意味著什么？
現(xiàn)在談論“西方”(the West)還有意義嗎？我們生活的各個國家曾經被稱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現(xiàn)在很多人則稱之為后基督教的世界——我們似乎已經丟掉了自己的道德方位(moral bearings)。我們再也沒有一個有說服力的故事，告訴自己我們的起源和發(fā)展。在我們對各種事情的看法里，幾乎不存在什么敘事上的全面勝利。不論好壞，事情已經發(fā)生在了我們身上。
也許有人會對這種處境表示歡迎，認為這是從種種歷史神話(historical myths)中獲得了解放，這些神話諸如人類原罪與救贖的《圣經》故事，或者是由科學的發(fā)展來“保證”的進步信仰。還有人會說，一種更加包容的全球化敘事，已經讓任何諸如西方敘事之類的東西變得不僅過時，而且道德上可疑。
我不能同意。如果我們是在一個全球的背景下看待西方，我們處境的最突出之處就在于：無論我們樂意與否，我們都正處在各種信念的相互競爭之中。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伊斯蘭基要主義的發(fā)展。在一種世界觀里，宗教律法驅除了世俗領域，婦女的從屬地位也違背了人人平等的信念——這種世界觀與西方流傳甚廣的道德直覺水火不容，而這還只是一例。
不過，有了這些道德直覺，難道就意味著我們還能根據共同信念(shared beliefs)來定義西方嗎？西方能夠提供的種種信念，通常被人們形容為 “自由主義的”(liberal)。但在這里，我們立刻遭遇了一個難題。因為在伊斯蘭基要主義者和不少西方人的眼里，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不信”(non-belief)的代表——因為它的漠然中立與寬容放任，不然就是因為它的衰落。為什么會這樣？這項指控成立嗎？
本書試圖弄清楚這些問題。它的論證有賴于兩個假定：首先，如果我們想理解各種信念與各種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也就是理解我們自己，那就得把眼光放得非常長遠。道德和信念的深刻變革，可能花費數世紀才漸漸改變了各種社會制度。期望流行的習俗和態(tài)度能在一夜之間改變，這是很愚蠢的想法。
第二個假定在于，信念仍然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這個假定曾經獲得過遠比今日更多的人的認可。19世紀，圍繞著歷史變革的問題有過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zhàn)——“觀念論者”和“唯物論者”的論戰(zhàn)，后者主張社會秩序與其說是依賴共同信念，不如說依賴于技術、經濟的相互依存，以及一套先進的社會勞動分工。即便馬克思主義的說服力在20世紀末受到挑戰(zhàn)，這個觀點也未曾失去信譽。毋寧說，在一種奇特的來世里，馬克思主義滲入了自由主義的思想，不斷引誘著我們貶抑各種信念的作用。由于二戰(zhàn)后西方享受的前所未有的繁榮，這種誘惑變得越來越大。我們已經開始去經濟增長的神殿做禮拜了。
與此相反，本書要盡可能嚴肅地對待道德信念，途徑就是觀察一系列“時刻”；在這些時刻里，各種業(yè)已改變的信念在兩千年間漸漸影響了各種社會關系。這不是說，這些信念就是唯一起作用的原因。西方發(fā)展的故事既不簡單，也不是線性的。任何原因都不可能永遠保持獨一無二的強力；盡管如此，在我看來道德信念已經為西方歷史賦予了某種清晰、總體的“方向”。
因此，我講的故事是關于“個體”(individual)如何成為西方的組織性社會角色，也就是說，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及其著名的公私領域區(qū)分，以及它對良心和選擇的作用的強調，這些東西究竟是如何產生的。這個故事講的是一系列緩慢的、高低不平的、艱難的步伐，它們邁向了現(xiàn)已得到公開承認和保護的個體的道德自主(moral agency)，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以及各種強制性的“基本”權利。
一場道德信念的根本變革塑造了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但這并不是說，那些引起或推動了這場變革的人預見或意欲這場變革最終的社會結果。我的故事一部分是關于這場信念變革所造成的出乎意料的結果。追溯這些結果，在西方自由主義的故事里占了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如今，許多西方人自稱是基督徒，卻沒有定期上教堂，甚至對于基督教教義都只有很粗淺的認識。這是虛偽還是無知？也許都不是。這一點可能暗示，人們意識到他們生活的同時也是大多數人熱愛的這個自由主義的世俗世界，是一個由基督教信仰所塑造的世界。如果這是事實，以這種方式來描述他們，他們就會對自己的道德直覺的起源表示敬意。
自由主義的世俗主義發(fā)源于基督教西方，難道這只是偶然嗎？本書試圖回答這個問題。講述一個概念的兩千年發(fā)展歷程的故事，至少已經不是時尚了?？梢岳斫?，歷史學家對于技術化論證之類的事情已經變得十分敏感，所以他們會去調查18世紀、19世紀關于“進步”的歷史理論所造成的危險。我已盡力避免這樣的危險。
但這也不是唯一的危險。如今，智識勞動的分工和知識的單純積累，為想要從這么長的時段中探索出一條通路的人營造了巨大的風險。專家不得不有所保留，不得不小心遺漏或歪曲，否則會犯大錯。但是，難道我們也必須放棄努力，再也不去確認和追溯歷史進程中那些更長的發(fā)展線索了嗎？在我們看來，這樣做未免代價太高了。
本書難免是一部解釋的著作，而非初級的學術著作。我認為它所利用的資源是最富有穿透力和最具原創(chuàng)性的，也是從我能找到的無數資源里篩選出來的。我確信，這場篩選的過程也排除掉了許多有價值的資源。盡管如此，還是有一些在世的或已經離世的歷史學家的著作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著作既是巍峨聳立的成就，對于我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關鍵性的幫助。我極大地受惠于他們的榜樣。以下人物就是這本書的真正英雄：福斯泰爾?德?庫朗熱(Fustel de Coulanges)、弗朗索瓦?基佐(Franois)、布萊恩?蒂爾尼(Brian Tierney)、哈羅德?伯爾曼(Harold Berman)、彼得?布朗(Peter Brown)。如果這本書只是讓他們的著作獲得了更多讀者關注的話，那它也是有所成就了。不過，我希望這本書能為處于西方身份之核心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提供一份更好的理解。
一生的閱讀、交談和爭論，讓后面的篇章得以成形。一些影響過我的最重要的友誼，現(xiàn)在已是回憶的材料：這些朋友是保羅?弗里德(Paul Fried)、米戎?吉爾莫(Myron Gilmore)、約翰?普拉門納(John Plamenatz)、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和約翰?布羅(John Burrow)。布羅在逝世以前，讀過大部分手稿，并一如既往地提供了很多敏銳、有益而機智的評論。還有一些人也閱讀和評論過幾乎全部手稿，他們是古列爾莫?維迪拉梅(Guglielmo Verdirame)、亨利?馬耶-哈丁(Henry Mayr-Harting)、迪阿梅?麥克庫洛(Diarmaid MacCulloch)和愛德華?斯基德斯奇(Edward Skidelsky)。他們的評論和批評總是無價的。我還要特別感謝古列爾莫和亨利?紐曼(Henry Newman)，他們和我度過了數不盡的夜晚，我們的交談涵蓋了我們時代的幾乎所有問題。他們的慷慨和忠誠也促成了這本書的出現(xiàn)。最后，我要向牛津基布爾學院的路得?德里(Ruth Dry)表示敬意。對于這份手稿接二連三的修訂，她的耐心總是令人感到愉快。
LAS
基布爾學院，牛津
2013年8月
選自拉里?西登托普《發(fā)明個體：人在古典時代與中世紀的地位》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1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