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弁言
本書的主題，是中韓文化交流。中國的儒家學說，如何經(jīng)由朝鮮政府與學人的考察、導入、消化、吸收，引進朝鮮半島，構(gòu)建起以孔門倡導的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理念的國度，這是中、韓兩國學術(shù)界的共同課題。中國從西周周公“制禮作樂”以來，便是禮治的國家。中國之禮，學術(shù)與制度兼?zhèn)?。曾國藩總括儒家文化的特點時說，“治國以禮為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近代學術(shù)泰斗錢穆先生說：“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北緯噲D從“古禮”，即儒家經(jīng)典《周禮》《儀禮》《禮記》及由此生發(fā)而來的典章制度之學出發(fā)，考察朝鮮半島儒家化的大致過程。
在歷史上，儒學對于東亞文化圈的形成，對于民眾價值體系走向認同，起了主導作用。晚近以來，西學東漸，儒家文化遭受無情摧殘，東亞文化面貌開始變異，進而出現(xiàn)了對儒家文化是否還有現(xiàn)代價值的質(zhì)疑。在此，我回想起當初與韓國的密切交往與種種見聞。如果我們能“以鄰為鑒”，看看韓國如何對待傳統(tǒng)文化，或許會有意外的收獲——因為我們擁有基本相同的歷史與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中韓兩國所面對的基本問題，是恢復與發(fā)展經(jīng)濟。朝鮮戰(zhàn)爭結(jié)束后，韓國經(jīng)濟滿目瘡痍，許多山頭被炮彈炸得寸草不生，有老人告訴我，不少地方連一塊燒飯用的柴火都找不到。聯(lián)合國派員赴韓考察后的結(jié)論是，若再不予以人道救助，則該國人民難以生存。60年代初，韓國經(jīng)濟在艱難中起步，普通人連一日兩餐都難以為繼。未來的韓國之路如何走？是否一心拼經(jīng)濟即可？令人眼睛一亮的是，韓國人清醒地認識到，物質(zhì)與精神不可偏廢，當同步發(fā)展。精神文化雖不能像經(jīng)濟那樣帶來可觀的利潤，但對于塑造民族精神，提升民眾素質(zhì)，卻有著自然科學無可取代的巨大作用。
1965年，50位著名韓國學者倡議成立“民族文化推進會”，以傳承與振興傳統(tǒng)文化，高揚愛國精神為己任。1970年，樸正熙政府撥款修葺500年前朝鮮鴻儒李退溪創(chuàng)建的“陶山書院”，拓展書院附近的道路，以此作為國民教育的基地。1978年，韓政府創(chuàng)建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其宗旨是：“研究民族文化的精髓，堅定主體的歷史觀和健康的價值觀，探索未來發(fā)展的坐標，弘揚民族振興的國民精神，為民族文化的暢達作貢獻。”可見，韓國上層對于精神文化的重建，旗幟鮮明地立足于民族文化，而非西方文化。這種理念，可謂彌足珍貴。
民族文化的重建，離不開民間的響應與配合，否則就只是漂亮的口號。令人由衷欽佩的是工商界的鼎力配合，慷慨解囊者不乏其人。這里尤其要提及的，是韓國“退溪學”研究的三位主要推動者，退溪研究院院長李東俊、國際退溪學會理事長李龍兌、退溪研究院理事長李源綱等三位實業(yè)家。退溪，是韓國朝鮮時代鴻儒李滉的號，韓國儒學的標志性人物，素有“海東孔子”之稱。李東俊出身儒學世家，擔任仁川制鐵株式會社董事長，企業(yè)資產(chǎn)雄踞全韓第二。其父六十大壽時，各界募集巨資，擬按照傳統(tǒng)禮儀舉辦盛大的“回甲宴”，被李先生婉謝，他用此筆款項建造一座大型圖書館，捐獻給家鄉(xiāng)安東市。為了弘揚韓國學術(shù)文化，李先生又著手創(chuàng)辦“退溪研究院”。李東俊先生出資建造研究院大樓，并延聘學者收集、整理、出版退溪文稿。為了擴大韓國文化在全世界的影響，退溪研究院以兩年一屆的節(jié)奏，在各國舉辦退溪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李先生去世后，將全部財產(chǎn)捐贈退溪研究院，其高風亮節(jié)，成為全社會的楷模。李龍兌先生畢業(yè)于漢城大學(今首爾大學)物理系，其后遠赴美國學習計算機，獲博士學位，回國后擔任韓國規(guī)模最大的通訊公司的董事長；公務之余，涵泳于儒家經(jīng)典，學養(yǎng)很深。某年，李先生之子行將赴美攻讀物理學博士學位，李先生諄諄教導，出洋留學，首先要有本國的文化根基，無論何時都不可忘記本國的文化傳統(tǒng)。為此，李先生要求其子在六個月之內(nèi)背誦完《孟子》，方可出國。其子未能按時背完，李先生決定推遲其簽證日期，直到其子全文背完《孟子》，方才允許出國。此事一時傳為美談。李源綱先生畢業(yè)于漢城大學歷史系，能背誦“四書”，精通古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因迫于生計，到公司謀生，后來成為“三又精密社”的董事長，他不僅多次捐獻巨資于退溪研究院，而且籌建“學術(shù)財團”，希冀能獎勵各國杰出的人文科學學者。
以上三位先生的共同特點，是自幼受儒家文化熏陶：李東俊出身儒學世家，李龍兌的家鄉(xiāng)慶尚北道是朝鮮時代書院最密集的地區(qū)，李源綱先生亦然。一心向慕儒學，而生不逢時，或無法入學，或?qū)W后沒有營生，故他們最大的愿望就是為后代創(chuàng)造讀書和研究的環(huán)境。
儒學在韓國民間有深厚的基礎(chǔ)。韓國許多學術(shù)團體，背后都有“后援會”支持，成員大多是資產(chǎn)規(guī)模較小但向慕儒學的理事長，樂于贊助學術(shù)團體的各項活動。但凡是舉辦紀念本鄉(xiāng)本土先賢的學術(shù)會議，或者是當?shù)氐泥l(xiāng)校的祭享、講學活動，捐助者都非常踴躍。
上述數(shù)事證明，古代朝鮮浸潤于儒家文化數(shù)百年，形成了豐厚的文化土壤，盡管飽受外敵入侵，歷經(jīng)患難，但儒家文化的根荄猶在。古詩有云：“菁莪造士，棫樸作人?！比寮抑?，志在經(jīng)世致用，淑世救民，故一有機會，依然生機勃發(fā)。60年代的韓國盡管生活困窘，但舉國上下不失文化精神，故能堅忍不拔，積二十年之功，經(jīng)濟成功起飛，創(chuàng)造了著名的“漢江奇跡”。
時至今日，中韓文化交流的空間依然很大，此舉一例。筆者訪韓歸來，寫過多篇介紹當代韓國儒學的文章，其中一篇談及我在首爾白云山公園意外發(fā)現(xiàn)一座弓道館，墻上掛著《禮記·射義》中論述周代射禮人文內(nèi)涵的語錄，教練聽說我來自中國，便取出一把古代的弓，說是“角弓”，并做了張弓的示范，這令我大吃一驚。以前讀《詩·小雅·角弓》“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句，從未往心里去，以為是早已湮滅在歷史塵埃中的器械而已。此事對我后來的學術(shù)研究影響頗大。歸國之后，我撰文介紹此行，在媒體刊發(fā)。出乎意料，此文居然被素昧平生的中國國家射箭隊前總教練徐開才先生讀到，引發(fā)了他的興趣，從此，我們成為莫逆之交。徐先生多次邀請我參觀射箭比賽，與運動員交流，使我對周代射禮有了全新的認識。由此，我開始研讀《儀禮·鄉(xiāng)射禮》，探究其禮法、禮義，發(fā)現(xiàn)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lǐng)域。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我撰寫的《從〈儀禮·鄉(xiāng)射禮〉看中國古代的體育精神》一文在《光明日報》發(fā)表，《新華文摘》作了全文轉(zhuǎn)載。其間，我萌生了仿照孔德成先生當年在臺灣大學組織師生復原《儀禮·士昏禮》的故事，復原《儀禮·鄉(xiāng)射禮》，希冀將這一富于東方特色的古老文化活動再現(xiàn)于世。2016年，我擔任首席專家的“《儀禮·鄉(xiāng)射禮》復原與當代中國日常禮儀研究”被批準為國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項目；為了深入了解韓國的禮射歷史與現(xiàn)狀，我委派研究生去韓國各地考察，之后又去日本考察。以此為基礎(chǔ)，我們與江蘇建筑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合作，舉辦了“中日韓傳統(tǒng)弓箭研究國際學術(shù)會議”，三國學者展示了各自的傳統(tǒng)弓箭制作工藝，并進行了射藝展演，取得圓滿成功。此外，隨著研究的深入，我開始關(guān)注《考工記·弓人》對角弓制作流程的記載，收獲滿滿，以此為基礎(chǔ)撰寫的《弓檠弓考》一文去年在《考古》刊發(fā)。追本溯源，我對弓箭、射禮的認識與研究，發(fā)端于首爾的弓道館，真是令人感慨！
本書2005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數(shù)年前即已售罄，今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增訂再版，借此機會，略述訪韓的感慨數(shù)端于上，弁于書首，敬請讀者朋友賜教。
彭林
2020年4月13日
初版弁言
就儒家化的程度而言，古代朝鮮是中國本土之外最為徹底的地區(qū)。
盡管中國與古代朝鮮在地緣上接壤，山水相依，但彼此在文化上的差異原本卻是非常之巨大。從語言學的角度而言，中國屬于漢藏語系，朝鮮屬于阿爾泰語系，相互的溝通存在著很大障礙；從風俗的角度而言，兩地更是大相徑庭，這是見諸《史記·朝鮮列傳》的。是什么力量使古代朝鮮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朝鮮的儒家化經(jīng)由了怎樣的途徑？這是東亞儒家文化圈研究的重要課題。不無遺憾的是，盡管中韓建交以來，兩國學術(shù)交流相當頻繁，但很少有學者厝意于此。
我原本研習先秦史，博士畢業(yè)后轉(zhuǎn)向中國古代禮學經(jīng)典和禮學思想的研究，從未涉足過中外文化交流的領(lǐng)域。我對古代朝鮮的興趣，緣起于1992年對韓國的訪問，那是一次對我影響至深的經(jīng)歷，由于本書正文沒有談及，故有必要寫在書端，以使讀者會意。
那年，適值中韓建交，韓國國立慶尚大學賓榮鎬校長和南冥學研究所所長孔泳立教授邀我前往作學術(shù)講演。經(jīng)過半個世紀的隔絕，我們對于朝鮮半島歷史的記憶，除了50年代那場刻骨銘心的戰(zhàn)爭之外，已經(jīng)所剩無幾。雖然地理上近在咫尺，但在我們心中卻是那樣的遙遠和神秘。當時北京到漢城的直航尚未開通，我需要從天津登機，航線也非常曲折。從機艙內(nèi)的大屏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飛機升空后沒有向東方的朝鮮半島飛行，而是折而向南，越過河北、山東、江蘇，然后在我的家鄉(xiāng)無錫上空轉(zhuǎn)了一個圈，飛向東海，接著折而往北，駛向濟州島。旅程漫漫，愈益增加了兩國的距離感，韓國的面貌究竟如何？心中不免懸測種種。三個多小時后，飛機到達漢城(今首爾)上空，從舷窗俯瞰這座號稱“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首都，萬千的高樓競相上拔，密密層層，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經(jīng)濟實力”“繁榮”等詞語。當晚，我在金浦空港轉(zhuǎn)機前往慶尚大學所在的晉州，當飛機再次躍上漢城高空時，景觀為之丕變，整個城市宛如盛滿珠寶的巨盆，金光燦燦，眩人眼目。這就是韓國？
晉州是嶺南的一座古城，歷史上人文薈萃，素有“朝鮮人才，半出嶺南；嶺南人才半出晉州”之說。這里一派靜謐，與漢城的景象截然不同，人們似乎毫不理會漢城的奢華和喧囂，從容不迫地過著田園詩般的生活。晉州農(nóng)村，人們的生活相當富有，汽車和各類電器應有盡有，但幾乎看不到歐陸風情式的建筑，視野所及，都是富有東方傳統(tǒng)建筑特色的單檐歇山式的屋頂。門第較高的人家，室內(nèi)顯要處大多張貼著用漢字書寫的古代名賢的文句；考究一些的，主人之位的背后往往有詩文曲屏。這一切，無不顯示著當?shù)鼐用駥鹘y(tǒng)的深深眷戀，向我們展示了漢城之外的韓國社會的真實面貌。
在我的講演結(jié)束之后，東道主安排我參觀南冥先生的遺跡。南冥是朝鮮時代著名學者曹植的表字。曹植學識卓群，與當時的另一位大儒李滉(字退溪)齊名，時稱“嶺南雙璧”。曹植痛恨黑暗的朝政，拒絕與政府合作，息影山林，主講德川書院，以教授弟子為己任，其高風亮節(jié)，為后代所景仰。我們來到德川書院時，一群老者正圍坐在書院的堂上開會，他們?nèi)巳松泶暗婪保@是我國明代傳入朝鮮的服裝，如今我華已經(jīng)不可得見。東道主介紹說，為了追思南冥的學業(yè)與精神，德川書院每年都要舉行享祭。由于明天就是享祭日，所以與祭者正在商議祭禮的分工。分工的名單用毛筆書寫在一張約一尺寬、兩米多長的紙上，然后張貼在墻上。分工的名目有初獻、亞獻、終獻、司爐、奉香等，與我國史乘或者古人文集中的記載完全一致。這些與我們久違了的名詞，居然出現(xiàn)在異國他鄉(xiāng)的德川書院，令人既覺驚訝，又倍感親切！當晚，我宿泊在德川書院附近，以便次日觀禮。
享祭禮儀極其莊敬，古風流澤，撲面而來。司儀手持“笏記”(一種寫有祭祀儀程的長條形手本)，高聲宣唱每一道儀式，幾十位與祭者有條不紊地上前執(zhí)事、行禮。他們之中，有南冥先生的后裔，也有普通的村民，更多的是因為崇敬南冥而從四方專程趕來的儒林中人。這里是他們的精神家園，有著他們終身固守的文化傳統(tǒng)。用中國宋代的禮書來對照，享祭南冥的儀式相當之正宗。古禮在中原湮滅已久，我以前只能在文獻中從事研究，非常無奈。如今突然見到了“活化石”，枯燥的文獻記載頓時變得鮮活起來，內(nèi)心的興奮真是難以言表。
其后數(shù)日，我又訪問了許多學校、家庭、文化團體，聞見日增，而知中國古禮在韓國保存得非常完好，尤其是《朱子家禮》所規(guī)定的冠、婚、喪、祭四禮，至今還有人在遵行。慶尚大學漢文系定期為本系學生舉行冠禮(成年禮)；民間的婚禮依然奉行古代“六禮”的儀式；喪祭之禮則比較系統(tǒng)地存在于千家萬戶之中；全羅南道至今還有人在行古老的鄉(xiāng)射禮。這一切讓我真正體會到了“紙上得來終覺淺”的道理，也讓我發(fā)現(xiàn)了一塊與我的禮學研究密切相關(guān)的土地！從此，我開始將韓國文化納入自己的學術(shù)視野。
為了全面地收集有關(guān)資料，我于1996年向韓國國際交流財團提出申請，希望前往韓國考察6個月，得到批準。由此，我得以深入韓國城鄉(xiāng)，從容尋訪古禮，對于韓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血脈關(guān)系的認識日益深刻，獲益良多。古代禮儀，以喪禮最為隆重，不僅歷時三年之久，而且儀式最為繁復，自古有“禮莫重于喪”之說。禮書中關(guān)于喪禮、喪服的記載不僅多，而且難以卒讀。所幸的是，得力于在韓國的考察，使我得以較好地消化了這一部分內(nèi)容，下面略舉數(shù)例。
一次是韓國中央大學盧仁淑教授陪同我訪問漢城的儒林會館。儒學被韓國人視為宗教，各地都有儒學信奉者的組織，稱為“儒林支部”，儒林會館則是全國儒林的總部。會館內(nèi)有一個專門介紹傳統(tǒng)喪禮的教室。經(jīng)盧教授約請，一位年長的婦人接待了我們。她告訴我們，她的母親一生在朝鮮王室從事內(nèi)務，因而熟知宮廷喪儀。由于家庭的影響，她自己曾經(jīng)幫助一百多家料理過喪事。她說，處理親人的遺體，是家人對雙親最后一次盡孝，一定不能草率從事，否則會帶來終身的悔恨。為了便于講解，她用布料縫制了一個人偶當作教具，老人面容慈祥，言談沉穩(wěn)，出現(xiàn)最多的詞是“以洛開”“以洛開”，意思是“這樣”“這樣”。她甚至談及對《儀禮·士喪禮》中“抗衾而浴”一語的理解，并作了演示，令我感慨不已。
另一次是到慶尚北道安東柳氏家中參觀禫祭。某日，我到友人河有楫先生家做客，河先生向我出示一封柳姓朋友的信函。信是毛筆寫的，用的是非常典雅的古漢語，大意是說，其父親于某年去世，家人為之服三年之喪，本月某日，三年之喪完畢，家人將依禮舉行禫祭，屆時邀請河先生前往觀禮云云。河先生問我，是否有興趣與他同行，我連聲應諾。古人為父母服三年之喪，過程漫長而又復雜，禫祭則是最后一次祭祀，祭后除服，恢復正常生活，所以又稱為“吉祭”。由于是除服之祭，所以極為隆重。“禫祭”一詞，我在古文獻中見過無數(shù)次，但始終無緣得見其儀式，如今居然可以親臨目睹，真是興奮莫名。河先生告訴我，這位柳先生，乃是安東的名門望族，屢世簪纓，門庭頗盛，如今連柳家的住宅都是文物保護單位。柳家以恪守文化傳統(tǒng)為榮，至今按照《朱子家禮》的規(guī)定生活。其日，當我們從漢城趕往遠在山鄉(xiāng)曲村的柳家時，已是子夜時分。次日清晨，喪家開始陳設祭品。從文獻的角度來檢驗，整個儀式簡直無懈可擊。例如，文獻記載說，喪主之婦在禫祭中要穿彩服。彩服的樣式，文獻語焉不詳，我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也無從質(zhì)證，常常令人郁悶。始料未及的是，當喪主之婦在兩位女眷的攙扶下到靈位前行跪拜之禮時，穿的竟然就是紅色的絲綢彩服！我心頭一震，連忙舉起攝像機，拍下了這一珍貴的資料。
禫祭之后，舉行遷廟儀式?！吨熳蛹叶Y》規(guī)定，士大夫的家廟只能供奉四代先祖的牌位，所以每當三年之喪結(jié)束，新主的牌位入廟時，就必須將高祖的牌位遷走，以便保持四代牌位之數(shù)，這一儀式稱為“遷廟禮”。韓國人幾乎都有家廟，當新主遷入家廟后，歷時一上午的儀式終告完成。回漢城的路上，我反復琢磨：家廟致祭的祖先為什么只能是四代？突然茅塞頓開，悟出了其中的緣由，欣喜無似！回國后，我寫就了《論遷廟禮》一文，發(fā)表在楊向奎先生執(zhí)教六十周年的紀念文集上。這篇論文是將傳世文獻與“活化石”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完全不同于以往從文獻到文獻的研究，雖然無甚高論，但在我而言，不免敝帚自珍。
還有一次是到慶尚北道觀看“儒林葬”。在了解了始死和禫祭的儀式之后，我非常希望看到韓國的“儒林葬”。所謂儒林葬，是韓國人對《朱子家禮》中的喪禮的稱呼。由于西方文化的沖擊，以及生活節(jié)奏的加快，韓國有學識舉行儒林葬的家庭已經(jīng)越來越稀見。我留韓的時間非常有限，其間適逢儒林葬概率，可謂微乎其微。不料宛如天佑神助，1997年初，在我還有二十多天就要回國之際，突然接到嶺南大學友人金血祚教授的電話，說在大邱市附近的清道縣，最近有一位樸姓的九旬儒者逝世，其家人和弟子決定為之舉行儒林葬。當?shù)孛襟w已經(jīng)迅速作出報道，稱這將是20世紀韓國最后一次儒林葬。我放下電話直奔漢城車站，冒雪趕赴大邱，承金教授和慶一大學崔景順教授幫助，隨即駕車前往清道樸家。聞訊前來吊唁的車輛已將喪家圍得水泄不通。喪主和眾主人跪坐在臨時搭建的喪廬之中，一邊不停地說著“哀告”“哀告”，一邊向前來吊唁的親友述說死者臨終時的情況。我在此見到了不同等級的喪服，以及以往讀禮時每每感到不知究竟的斬衰之服上的衰、負版、辟領(lǐng)，喪飾中的首绖、腰绖、絞帶、散帶等等，與《朱子家禮》的記載相比，一切都是那樣的原汁原味。我在這里停留了三天，目睹喪家如何行朝夕奠的禮儀，如何制作喪具，如何告廟、發(fā)靷，直到靈柩入壙。送喪那天，我舉著攝像機，在積雪將融的麥田中深一腳、淺一腳地奔走著，努力將每一個細節(jié)記錄下來。因為我知道，這可能是我此生唯一能親見的儒林葬。
類似上述的例子，不勝枚舉。韓國受中國古禮的浸潤如此之深，使我產(chǎn)生了從史學角度來作系統(tǒng)研究的想法。1998年，我以“中國古禮在朝鮮半島的播遷和影響”為題，申請教育部“九五”人文社會科學基金，獲得批準。旋即開始寫作，此即本書的由來。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禮樂文化，儒家的治世之道是通過禮樂制度來展開的。因此，禮制的實施與儒家化的程度適成正比。朝鮮王朝把全面實現(xiàn)儒家化作為治國的目標，其結(jié)果必然是禮樂制度深入到社會每個層面。換言之，正是禮樂文化的全面滲透，才造就了徹底儒家化的朝鮮。基于這一認識，我試圖描述從三國時代到朝鮮時代的漫長歷史進程中，中國禮學和禮制怎樣逐步被朝鮮政府和士民所受容，以及朝鮮民族如何走向儒家化。
在寫作過程中，最感困難的是對韓國歷史和文化背景的生疏，許多話斟酌再三猶不敢輕言；其次是不懂韓文，許多當代韓國學者的論著無法利用，深感遺憾。好在這一主題韓國學者著力不多，此外韓國的史書和古代學者的文集都是用漢文書寫的，閱讀原始材料并不困難，因而本課題仍不妨一做。
本書各篇是在國內(nèi)陸續(xù)撰寫的，常常因為資料缺乏而擲筆中輟。2000年夏，我專程到漢城成均館大學圖書館搜集資料。在整整一個月之中，我查閱了高麗時代、朝鮮時代所有學者的文集，復印了近百公斤重的資料。由于終日伏案，頸部肌肉嚴重受傷，又值酷暑，晚上無法入睡?，F(xiàn)在回想起這段難忘的經(jīng)歷，依然令人唏噓不已。
本書的出版，標志著我對韓國禮學的研究告一段落。在此，謹向幫助過我的韓國朋友表示衷心感謝。
本人初涉韓國學術(shù)，本書的粗疏和謬誤一定在在多有，殷切希望讀者諸君不吝指教。
彭林
2004年6月22日于清華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