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本與朝鮮：從“壬午事變”到“甲申事變”
中日臺事之后日本既已著手滅琉球，同時又在岌岌乎謀朝鮮。因此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向朝鮮再派使節(jié)再被拒絕之后，次年的春天、夏天和秋天遂有日本軍艦直入朝鮮近海并徑入釜山港，接著又以示威為目的測量朝鮮的東海岸和西海岸。其中的云揚號且駛近韓京漢城附近的江華島，因之而遭戍兵炮擊，隨后日艦還擊，毀其炮臺并登陸燒殺。日本的示威演為日韓炮戰(zhàn)。而由此造成的時勢，又拽著中國卷入了其間的沖突和糾葛。同治九年（1870）日本遣使與中國議“修好條規(guī)”，其動因之一便是借此進入朝鮮。然而此后數(shù)年日本的使節(jié)依然進不了朝鮮。彼時韓王生父李昰應以大院君名義執(zhí)國政，由于其先人之墓曾遭教民引來尋金寶的西洋兵挖掘，而致心中留有一段切骨的痛史，因此大院君極恨天主教而深惡西洋人，以至于執(zhí)政十年，已殺教民二十萬。當日本變法效西洋
之后，又因之而憎日本，曾布告八道與之絕交。對于日本來說，則其屢次叩門面對這種一意絕交遂不能不一挫再挫。江華島炮戰(zhàn)之時大院君剛剛罷政，而日本一方在遣使的同時動用軍艦，正是屢挫之后引武力作震懾，以期在親政未久的韓王手里壓出一個不同于過去的局面。21 年之前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柏利（Perry, M.C）強制日本開國，用的也是領四艘軍艦入江戶灣內作示威性測量的辦法。當初日本屈服于武力，遂使此后的日本極相信武力。因此江華島的示威變?yōu)榕趹?zhàn)之后三個月，日本已指派陸軍中將黑田清隆為“特命全權辦理大臣”專程赴朝鮮，并由三艦軍艦和三艘輪船組成艦隊一路隨行。在“全權辦理”這個名目之下，日本向朝鮮追究江華島炮擊的責任，是同日韓之間的“修好談判”連為一體的，然則借助于這個題目，“修好”也因之而能夠與強制連為了一體。當時美國駐日公使平安以《柏利提督日本遠征記》一書贈黑田一行，1 顯見得是取21 年前的舊事作類比，而啟其效法之心。當黑田動身之前，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曾奉命向總署遞節(jié)略，又與李鴻章
作長談，皆以一面之詞陳述江華島炮擊，而旨在說動中國出面“令高麗接待日本使臣”。2 但自總署言之，則“朝鮮雖隸中國藩服，其本處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從不與聞”。這是一種由明代繼承下來的舊軌，至清代又執(zhí)守了二百三十多年。因此，此日“日本國欲與朝鮮修好，亦當由朝鮮自行主持”。在東亞的歷史秩序和文化秩序里，“外藩”不同于“內屬”的區(qū)別便在于“政教禁令”的“自行專主”。就這個意義說，總署表達的是一種古已有之的事實和當下仍然在延續(xù)的事實。然而日使引“中國曾無干預內政”為詞，而截去其形成于歷史過程之中的來路和含義，之后懸空論斷，說是“由是觀之，朝鮮是一獨立之國，而貴國謂之屬國者，徒空名耳”。并徑直由中國與朝鮮的關系推演到中國、朝鮮與日本之間：“因此，凡事起于朝鮮、日本間者，于清國與日本國條約上無所關系”。這些話雖出自對于總署的一時回應，而以日本政界和軍界中翻騰起伏并經久不息的征韓論為背景，則顯然是蓄積多時之后的一為顯露。由此曾引發(fā)總署與之照會往來作相互論辯，但牛頭不對馬嘴，最終都成了一種不能溝通的對話。而日本公使與中國人的爭執(zhí)尚未了結，“全權辦理大臣”黑田清隆和他所統(tǒng)帶的艦隊已經起航，并很快地到達了朝鮮的釜山。彼時的朝鮮因韓王親政而致閔妃干政，又因閔妃與大院君為敵而盡反舊政。是以當此日本軍艦停泊海岸之際，已不能久持往日的執(zhí)著排外與深閉固拒。隨后，自日本軍艦到達釜山算起，不過一個月的功夫，朝鮮便與日本立《江華條約》（“修好條規(guī)”）12 款。日本借助于這個條約獲得了通商口岸、領事裁判權以及使節(jié)駐留朝鮮京城等等利權。在那個時候的日本和朝鮮之間，這些利權只能是單方面的，因此這個條約只能是不平等的。而同這些從西方人那里學來的東西相比，則12 款中首列“朝鮮國自主之邦”1 一節(jié)尤其旨深意遠，其著力處全在于用條約的方式切斷朝鮮與中國之間久有的宗藩關系。雖說這一節(jié)文字以朝鮮與日本共認“自主”和互認“自主”為直觀的表象，但引森有禮與總署圍繞同一個題目的爭執(zhí)為《江華條約》作襯映，則顯見得兩者前后穿連而一以貫之，其旨深意遠皆出自日本一方籌劃東亞大陸的國策。對于日本來說，這是積久之后得以一逞，而由此攪動中國和東亞，卻使本來以朝貢制度和宗藩關系相維持的國家之間的古老秩序因之而承受深度沖擊，并在朝鮮被戳開了一個窟窿。隨之是戮開的窟窿便會成為一種樣式。6年后美國繼日本與朝鮮立約通商，雖然這個過程始終都是在中國政府的主持下實現(xiàn)的，而議約的美國使節(jié)薛斐爾（Shufeldt, Robert Wilson,Commodore）卻力拒將“朝鮮為中國屬邦”一款列入條約。同年，英國和德國依美國樣式與朝鮮立約，后數(shù)年間意大利與俄國又先后繼之。而朝鮮同中國的關系則都成了被各國約議置之度外的東西。因此，每一個條約都像是在同日本作呼應。曾經深閉固拒的朝鮮沿著這些條約開始
與列國交往，而后進入了朝鮮的外國人又會直接和間接地牽動這個國度里的內政。
朝日《江華條約》簽訂之后，中國對于朝鮮仍然以“政教禁令”一任其“自行專主”為立場。而日本則一旦進入便步步伸展，數(shù)年之間已能影響宮廷，在用事的大臣中形成一群親日派。而后有派遣學生留學日本，聘請日本軍官訓練新軍等等以日本法度變朝鮮“政教禁令”的事。但更多的朝鮮人歷經大院君十年排外之后猶在歷史慣性之中，他們并不喜歡日本法度。同時是親近日本的大臣大半因用事而貪瀆，因貪瀆而聚怨。所以當這些人親近日本的時候，又在把聚集于他們身上的怨恨帶到
日本一面。于是日本伸展影響的過程一定又會成為伸展矛盾的過程，而影響和矛盾都始終同朝鮮的社會動蕩糾結在一起。至壬午年（1882），軍隊因長期積欠軍餉已久蓄不滿，又因別立新軍并厚此薄彼激生普遍的憤怒。這種自下而上的不滿和憤怒經罷政的大院君作自上而下的攛煽動員，遂使駐京城的舊軍一觸即發(fā)而群起兵變，從守軍變成了叛軍。之后，亂兵攻入王宮，襲擊日本使館，殺執(zhí)政大臣并殺新軍里的日本教官、日本翻譯等等，駐朝日本公使花房義質倉惶出逃，僅以身免。另一
個易服潛逃的是大院君痛惡的閔妃。論其因果屬連，顯然是這一場兵變在放手犯上作亂的同時，又在以凌厲的排拒回應鍥入的日本。但已經鍥入的日本是不肯接受排拒的，因此“壬午事變”發(fā)生之后，日本立即遣兵會同花房重入漢城與朝鮮政府交涉，并在國內下達召集令以準備戰(zhàn)爭。迨中國得報，朝旨以日本動兵為“其情尚難測度”，令署直隸總督張樹聲籌劃提調，“派水陸兩軍迅赴
事機”。 隨后丁汝昌統(tǒng)帶的三艘軍艦和吳長慶督率的6 營淮軍奉命以平亂為名義到達朝鮮，并在很短的時間里逮捕大院君而且鎮(zhèn)壓了變亂。同一個時間里，已經開始的朝日交涉也在兵變平息之后以《濟物浦條約》和朝日《修好條規(guī)續(xù)約》作了結。其要目是朝鮮懲兇、賠款、道歉、允日本駐兵保衛(wèi)使館等等。于是在日本的使節(jié)進入朝鮮之后，日本的武裝也進入了朝鮮。
“壬午事變”從開始至結束不到兩個月，但中國因日本出兵而深深地卷入了其間，這個過程不待韓王吁請，因此這個過程從一開始也打破了“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自主，中國從不與聞”的舊軌。就其起因和來路而言，這是中國人對日本攪動東亞的一種被動回應，然而舊軌一經打破便已另成一派格局，中國變，朝鮮亦變，遂使中國和朝鮮都無法再回到以“事大字小”維持長久相安的那種傳統(tǒng)的宗藩關系里了。因此，在朝鮮與日本簽訂《濟物浦條約》之后兩個月，中國同朝鮮立“商民水
陸貿易章程”，以明定朝鮮“久列藩封”，并定中國派總辦朝鮮各口商務委員 等等。這一“章程”為維護宗藩關系而不得不把近代條約關系引入了原本的朝貢制度之中，與此相表里的，則是中國由“曾無干預內政”變作不得不干預內政。這個過程曾使平亂的三千淮軍為朝鮮與日本之間的《濟物浦條約》所牽，就此長駐朝鮮，意在以自己的存在來平衡和制約已經進入了漢城的日本軍隊；并在同一個目的下?lián)苜洏屌冢芍鞒只窜姞I務的袁世凱為朝鮮練兵，隨后是日本化的新軍之外又出現(xiàn)了數(shù)量更多的中國化的新軍。
與之相類似的，還有北洋大臣為朝鮮指聘曾在中國海關作雇員，并曾任德國駐天津副領事的穆麟德（Mollendor_,Paul Geory von ）管理海關，兼辦外交。彼雖西人，但以淵源而論則顯然屬于中國一面。在朝鮮“久列藩封”的歷史里，像這樣由中國人直接地深入到其軍政和內政之中的事是從來沒有過的。而時當日本已在朝鮮著力經營之日，中國人的這種為堵?lián)跞毡径鞯闹苯由钊?，又注定會同日本的伸展之勢正面相撞于壬午之后的朝鮮。當“征韓論”初起之際，日本軍界和政界的意中已
是把朝鮮當成了“防備強俄之屏藩”。然則日本經營朝鮮，要的是朝鮮的日本化。但時逢中國的直接深入成為一種直接的堵?lián)?，遂使其不能不為營造日本的“屏藩”而先斷中國的“藩封”，從而使力倡“征韓”的日本奇異地成了向韓人鼓煽“獨立”的出格熱心者。這個過程曾使受鼓煽的韓人自成一群，立“開化黨”為名目；并因得到日本政府的財力接濟而富有活力。于是原本形成于中日之間的頡頏，因之而引入了這些進出宮廷的朝鮮官員。而后是“獨立”和親日在那個時候的朝鮮成了難分難解的東西，同時是“獨立”和親日在那個時候的朝鮮都成了與中國對立的東西。至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zhàn)爭起，而亞洲局勢為之一變。中國苦于為戰(zhàn)爭所牽制，日本則在鼓煽多時之后等來了一個可以動手的機會。其時位居參議的伊藤博文，以及繼花房義質之后任駐朝鮮公使的竹添進一
郎尤著意于“煽動親日派發(fā)動內亂”，并發(fā)縱指使，調度韓人中的“開化黨”趁時舉事。由于這種來自日本官界的強力推動，并有“日本打手和（朝鮮）留日學生為骨干”，3 從日本販入的“獨立”和“開化”遂橫決而出，演為當年冬季借朝鮮政府慶祝開辦郵政的宴會而突起放火殺人的一場政變，隨后導致兩天之內京城中和宮廷里的天翻地覆。其間的高潮，是身為公使的竹添進一郎領日軍占據(jù)王宮而控馭韓王，助成了朝鮮政府中的親日派肆無忌憚地屠戮本屬同僚的親華一派。這種由日本人主導的“獨立”太過名實相悖，在其所到的地方不見“開化”只見血污。而后暴力召來暴力。作為直接的回應和回擊，是中國駐軍應朝鮮大臣的請求進宮靖難，并在袁世凱的指揮下把日軍逼出了宮門。隨后，由血腥激生的憤怒化為民間騷亂，致日使出逃，使館被焚。三天之內，卷入其中的中國人、朝鮮人和日本人皆既死且傷。這一場動蕩距壬午兩年，以干支系史事，遂稱作“甲申事變”。日本公使主導了朝鮮的政變，從而主導了牽動東亞三國的禍亂。在這個過程里，中國、朝鮮和日本已是重重糾結而相互纏繞。但隨后日本政府收拾這場禍亂留下的一攤殘局，卻立意要把中國排除在外。因此，當外務卿井上馨自任主持交涉的全權大臣，在竹添公使出逃之后十五天到達朝鮮的時候，便以“無全權字樣”為理由，拒絕同奉旨赴韓查辦的中國大臣吳大澂“商議”，致使不肯“坐視不問”的吳大澂無從置問。
由于把中國排除在外，井上馨與朝鮮的交涉便能夠“于此事原委概置不論”，而徑行“要約三端”：“令遣使赴日謝過”，并索“被害商民恤款”和“使館修筑費”。不論“原委”，要害在于不論因果，不論因果，要害在于不論責任。于是“要約”下簽訂的朝日《漢城條約》遂成了無分
曲直而專門以強弱定是非的東西。而當《漢城條約》使本為禍首的日本在“概置不論”中抹掉了責任之后，從長遠著眼和根本著眼，曾被有心排除在外的中國便成了交涉的對象。因此，次年年初伊藤博文以全權大臣名義來中國，在天津與李鴻章接連會談六次。伊藤要的是懲治中國統(tǒng)將，撫恤日本難民，以及中國撤回駐韓軍隊。雖說前兩項因其涉及“甲申事變”里的是非之辨而致雙方龂龂相爭，并為李鴻章一拒再拒。但日本意中的重心所歸則尤其在撤兵，而對于中國一方來說，“撤兵一節(jié)”既是“兩國同撤”，比之懲治統(tǒng)將和撫恤日民于理猶少窒礙。且淮軍戍韓三年，已致“將士苦累嗟怨”，加上“朝城各國官商畢集，口舌繁多，日人又從中播弄，統(tǒng)將剛柔操縱，難盡合宜”，這個環(huán)境太過復雜，要找勝任的帶兵官已“得人實屬不易”。以事實而論，中國之孤軍遠駐本
非得已。在由此形成的判斷里，顯然是日軍若能“盡撤”，則防日的戍軍自可同時撤返。日本要求撤兵，而中國本來意不在長駐久戍。因此，折沖十五天之后產生的中日《天津會議專約》明定：一、兩國“盡數(shù)撤回”駐扎朝鮮之兵；二、兩國“均無派員”教練朝鮮軍隊；三、將來朝鮮若有變亂，兩國如須派兵，應先互相“行文知照”，事定撤回。當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議撤兵的時候，已明白地看到了其間內伏的
遠憂：
日本久認朝鮮為自主之國，不欲中國干預。其所注意不在暫時之撤防，而在永久之輟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駐韓，無事時固可相安，萬一倭人嗾朝叛華，或朝人內亂，或俄鄰有侵奪土地之事，中國即不復能過問。此又不可不熟思審處者也。
因此，磋磨約章之際，他曾力為護持由宗藩關系派生的中國對朝鮮“過問”兵事的義務和權力，主張“于第二條內添注若他國與朝鮮或有戰(zhàn)爭，或朝鮮有叛亂情事不在前條之例”。而伊藤峻拒之，并以中日對等的立場“亦另擬一條云：中日兩國如經朝鮮請平內亂，各有派兵赴朝之權，惟彼此均應請示”。而李鴻章峻拒之。 雙方都不肯退讓，隨后相持遂成僵持。三天后朝旨到天津，說是“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若“萬不得已”可添敘：“兩國遇有朝鮮重大事變，各可派兵互相知照等語”。3朝廷為了保留中國的出兵權同時也給予 了日本出兵權，從而給了日本李鴻章所不肯給的東西。由此約定的“互相知照”，其實已使中國保留的出兵權成了一種受限制的權力和不完整的權力。而原本為中國人所固守的中韓關系不同于日韓關系的界線，則因之而被中國政府自己用條約的形式打破了。這些都會成為來日的后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