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謝天振
[謝天振（1944—2020），比較文學與翻譯理論家，“譯介學”理論的創(chuàng)始者。]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我與向遠教授的關系有點“奇妙”。我們倆見面暢談的次數(shù)極其有限，通信包括電子郵件的往來次數(shù)也是屈指可數(shù)，但我們的學術研究志趣卻出奇地相投：我對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的思考和探索在他那里得到了強烈的共鳴，并結出極其豐碩的成果，他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文學翻譯史》（新版改題《日本文學漢譯史》）、《翻譯文學導論》和《中國文學翻譯九大論爭》等著作，極大地豐富、深化了我對譯介學理論的探討，并從文學史研究與理論建構的角度給予了有力的呼應與支持。而向遠教授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及學術史的獨具個性的思考和研究，如《比較文學學科新論》《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中國比較文學百年史》《宏觀比較文學講演錄》等著作中的觀點，也一直吸引著我的密切注意，并同樣引發(fā)我的共鳴，且令我獲得許多有益的啟迪。
經(jīng)過近三十年的努力，以“概論”“原理”“教程”為模式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構與研究，在我國已經(jīng)相當可觀了，尋求創(chuàng)新點也變得越來越困難。幾年前曾有一家出版社找到我，希望我能單獨撰寫一本《比較文學概論》，我稍一考慮便婉言謝絕，因為當時國內已經(jīng)出版了數(shù)十本比較文學概論類的著作和教材，在這種情況下我再寫一本“概論”，實在沒有必要，特別是我自感沒有本事在寫“概論”時有什么突破和創(chuàng)新。但與此同時，我仍然認為，如果我們不是一窩蜂地去重復編寫那些大同小異的“概論”“教程”之類，而是認真分析學科理論建構與研究方面的缺漏與需要，是可以發(fā)現(xiàn)新選題，并有所作為的。當然，具體究竟該如何作為、從哪些方面去作為，我自己還沒有想清楚。
這次收到向遠教授寄來的《比較文學系譜學》書稿的打印稿，接著又收到了該書的電子版修正稿，斷斷續(xù)續(xù)抽空看完了書稿的全文，感到非常興奮和欣慰。我覺得這樣的書正是我們所期待的選題新穎、有意義有價值的著作，是我們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所需要的。近三十年來，我國出版了數(shù)以百計、甚至接近上千種比較文學著述，而從系譜學建構的角度對比較文學學術理論史進行如此全面、系統(tǒng)、深入地梳理、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卻還沒有。在國外，類似的著作我們也未見到?！侗容^文學系譜學》的出現(xiàn)，又一次表明我國學者在比較文學研究及比較文學學術理論研究方面，已經(jīng)相當程度地超越了對西方學術的追隨與模仿，而站在了世界學術前沿，也顯示了中國學者對世界比較文學學術理論加以總體把握和闡釋的學術責任感。而只有對世界范圍內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思想的來龍去脈有了切實的清晰的把握，我們才可能對比較文學學科的內涵和性質有更深切的了解，才可能明白中國比較文學應如何定向、定位。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比較文學系譜學》一書的學術價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比較文學系譜學》中的“系譜學”這個詞，容易使人聯(lián)想起?？滤f的“系譜學”，但其實向遠教授的這本著作與它沒有直接關系。正如他在本書“后記”里所言，他之所以使用“系譜學”一詞，完全是基于“系譜學”這一漢語語詞本身所能顯示的基本涵義，“也就是對比較文學學術理論史加以系統(tǒng)的梳理、整理與研究的意思”。他還進一步說明：《比較文學系譜學》是要“對比較文學的學術（學科）理論起源、發(fā)展、演變加以系統(tǒng)的研究、評述，尋索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發(fā)展演進的內在邏輯，對學術理論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重要著述、重要理論觀點與學術現(xiàn)象做出獨特的解讀與闡釋，為比較文學學科建立一個理論譜系，并且在世界比較文學學科發(fā)展史的大背景下，對1980年以來的中國比較文學加以定性和定位”?！侗容^文學系譜學》顯然實現(xiàn)了這樣的寫作宗旨。一般而言，通史、通論、概觀性的著作容易流于空泛，但眼前這本《比較文學系譜學》選題范圍雖然很大（世界范圍），理論焦點卻很凝練；時間跨度雖然很長（從古到今），但時段的切分卻很緊湊。向遠教授在剛出版的《宏觀比較文學講演錄》的“前言”曾寫道：“真正有價值的‘宏觀研究’需要大量的‘微觀研究’的支撐，而不能一味玩弄抽象的概念與范疇。更重要的是，真正有價值的宏觀研究決不能因論題宏大而流于泛泛而論，而是一定要有宏觀把握力與理論概括力。這樣的宏觀研究本身就很可能成為富有獨創(chuàng)性的理論形態(tài)。”在本書中，也明顯貫穿了這樣的寫作理念。
從縱向的歷史梳理與橫向的比較分析兩個方面看，《比較文學系譜學》都可謂新意迭現(xiàn)，讓人耳目一新。其創(chuàng)新之處，首先在于全書的理論架構。作者以清晰明快、富有新意的結構布局，為讀者提供了一幅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思想發(fā)展史的全景圖。
《比較文學系譜學》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發(fā)展史的階段劃分上，舍棄了此前較多采用的“史前史”“形成史”和“發(fā)展史”之類的表述，而分別重新命名為“歷史積淀期”“學科先聲期”和“學科化階段”，這顯然更符合比較文學學術理論自身的實際。全書共分七章，以言簡意賅的詞組，即“歷史積淀”“學科先聲”“學科基礎”“學科成立”“學科更新”“學術東漸”和“跨文化詩學”，分別作為各章名稱的核心詞，并以此統(tǒng)領全書，為讀者勾勒出了一條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思想從發(fā)生、確立、更新、東漸到在中國蓬勃興起的脈絡與系譜。在這一系譜中，“歷史積淀”期的“樸素的文學比較”的發(fā)生是錯落的、多起源的，甚至古代亞洲國家的“樸素的文學比較”，較歐洲更為普遍和發(fā)達。但到了第二階段，近代歐洲則由于“世界文學”觀念的形成，而較早出現(xiàn)了“比較文學批評”這樣一種形態(tài)，成為學科成立的“先聲”。接著是在哲學、史學、文化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的成果與研究方法影響下，比較文學進入了學術系譜上的第三階段，由“比較文學批評”轉換為“比較文學研究”，從而實現(xiàn)了自身的“學科化”?！氨容^文學研究”在經(jīng)歷了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兩個主要學派的彼此消長之后，“東漸”到了亞洲國家，并在1980年代后的中國開始了新的發(fā)展時期，即“跨文化詩學”時期。由此，全書為世界幾千年間的比較文學學術發(fā)展與演變的歷史，勾勒出了一個既符合學科歷史的實際、又富有邏輯思辨性的“系譜學”。
在《比較文學系譜學》的每一章中，讀者都可以看到作者在資料選擇運用與理論闡釋上的獨特眼光與見地。例如，在論比較文學的“歷史積淀”期的時候，將古代阿拉伯、古代印度、朝鮮和日本納入論述范圍，是此前的相關著作所未見的。這既反映了比較文學歷史積淀期的實際情形，也有利于糾正以往“西方中心論”的偏頗。而且，經(jīng)過對古代這些主要民族的“樸素的文學比較”加以比較后，作者指出，越是古代文明中心國，例如古希臘、古印度、中國，比較文學越是淡漠，而文明周邊國家，如日本、朝鮮，還有文明水準本來不高，卻能尊敬與包容先進文化的國家，如阿拉伯帝國，比較文學意識就越強。這顯然是一個有啟發(fā)性的新見解。
接下來，作者明確提出并運用了“比較文學批評”這樣一個學術形態(tài)的概念，并使之與后來的“比較文學研究”形態(tài)相區(qū)別，這是全書在理論建構上的一個值得注意的創(chuàng)新點。作者將近代以文學批評為特征的“比較文學”概括為“比較文學批評”（或稱“比較文學評論”），并將它作為“學科化”之前比較文學的基本形態(tài)，而將“學科化”后的比較文學概括為“比較文學研究”，進而對“比較文學批評”與“比較文學研究”在形態(tài)上的不同，做了十分明確的界定，這是頗有新意的。在此前的有關學科史的論述中，尚未見到這樣明確的區(qū)分和周密的論述。事實上，正如“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屬于兩個不同的范疇一樣，比較文學也存在著“批評”與“研究”的形態(tài)與分野。作者正確地指出：從歐洲的文藝復興到19世紀初比較文學學科的成立，這幾百年間，“比較文學”屬于“比較文學批評”的形態(tài)，而比較文學批評，又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學科先聲”。在這樣的界定和劃分中，近代的“比較文學批評”與現(xiàn)代的“比較文學研究”既有了歷史貫通性，又顯示出了形態(tài)的演化與差異。并且，這也啟發(fā)我們，即便是在當代的比較文學成果中，實際上也存在著“比較文學批評”與“比較文學研究”兩種形態(tài)。在學術評價上，如果我們將兩者混為一談，那將是不妥當?shù)摹?p/>
“比較文學批評”與“比較文學研究”兩種形態(tài)的甄別與區(qū)分，也相應地幫助作者解決了一系列具體的學術評價問題。例如，眾所周知，法國學派及梵·第根那樣反復強調要使比較文學成為一種國際文學交流史研究，并極力排斥審美價值判斷。對此偏頗，后人多有詬病。但《比較文學系譜學》從“比較文學批評”與“比較文學研究”的形態(tài)劃分出發(fā)，對法國學派的這一主張給予了充分的同情的理解，認為那時的法國學者之所以這樣做，是要使比較文學學科化，而要使比較文學學科化，就要排斥此前流行的以審美批評為特征的“比較文學批評”，將比較文學由“批評”形態(tài)轉換為以實證研究為重心的“研究”形態(tài)，因為在當時的歐洲，人們堅信只有以文獻史料為中心的實證的歷史學的、文學史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學術研究。由此，《比較文學系譜學》為法國學派的出現(xiàn)的必然性、合理性及歷史定位，做了此前所沒有的、更有說服力的說明與論證。
在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術淵源與學理基礎的問題上，以前的相關論述，至多談到了比較語言學、比較神話故事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對比較文學的影響，但《比較文學系譜學》的考察進一步擴展到哲學、社會學、歷史學、乃至法學等多種學科領域，并進一步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比較文學學科的體系性的學術理論，不是從古已有之的‘樸素的文學比較’中產(chǎn)生，不是從近代的‘比較文學批評’中產(chǎn)生，甚至也不是從文學自身的研究中產(chǎn)生，而是從18—19世紀的歷史哲學、文化人類學，比較神話故事學等相關學科中借鑒過來的?！迸c此同時，他又進一步指出：“18世紀后，歐洲的整個思想與學術界的成果，都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為比較文學學術理論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尤其是德國人的思辨哲學、歷史哲學、比較語言學、比較神話學，法國人的實證哲學，英美人的文化人類學等，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建設影響很大。可以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基本形成之前或形成的過程中，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已經(jīng)由相關學科首先、或同時提出來，并部分地回答并加以解決了。”這些獨具只眼的論述對于讀者認清不同國家的學者對比較文學的不同貢獻，把握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思想的淵源及特征，都很有啟發(fā)。
《比較文學系譜學》在理論建構上的另一個重要創(chuàng)新點，是對學院化、學科化的“比較文學研究”做了進一步形態(tài)的區(qū)分，將迄今為止世界范圍內的比較文學研究，劃分為三種基本形態(tài)。即把法國學派的“國際文學交流史研究”稱之為“文學史研究”形態(tài)，把美國學派和蘇聯(lián)學派以理論建構為主要宗旨的比較文學研究稱之為“文藝學”形態(tài)，而把中國超越學派的畛域，將歷史性與審美性、文化視野與文本詩學加以融合的形態(tài)，稱為“跨文化詩學”形態(tài)。這也是前所未見的創(chuàng)新性的概括。當然，任何高度的概括都以犧牲某些具體現(xiàn)象為代價，《比較文學系譜學》的這種概括也不例外。具體而言，把法國學派的比較文學研究稱之為“文學史研究”形態(tài)，應是毫無疑義的。以呈現(xiàn)歷史事實為宗旨的實證研究，的確是法國學派在理論主張與研究實踐上的特色。而把美國學派和蘇聯(lián)學派的比較文學研究合稱為“文藝學”形態(tài)，似乎是與法國學派的“文學史研究”形態(tài)相對而言。的確，以“平行研究”為特色的美國學派并不追求史學價值，而是帶著某種理論追求，為說明和解決某一問題而進行“平行研究”。換言之，只有帶著鮮明的“問題意識”與理論追求的平行研究，才不會墮入為比較而比較的簡單的比附。實際上，美國學派的比較文學家大都是文藝理論家，或者是文藝理論家們兼及比較文學，這大概也是向遠教授將“美國學派”的比較文學歸入“文藝學”形態(tài)的主要依據(jù)吧。另一方面，將蘇聯(lián)學派也歸于“文藝學”形態(tài)，大概是因為蘇聯(lián)比較文學家們明確標舉為“比較文藝學”。蘇聯(lián)將比較文學歸為“文藝學”，反映了他們對“文藝學”的偏重，盡管他們的研究成果中也有相當多的內容屬于俄（蘇）外文學關系史的研究（代表性著作如日爾蒙斯基的《拜倫與普希金》《俄羅斯文學中的歌德》等），這些恐怕難以納入“文藝學”形態(tài)的范疇。從這一點上看，將蘇聯(lián)比較文學納入“文藝學”形態(tài)可能會引發(fā)一些爭議。不過在我看來這并不是問題，學術上有不同見解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比較文學系譜學》對這些研究形態(tài)的區(qū)分和命名并不是輕率的標新立異，都經(jīng)過深入的思考和嚴謹?shù)姆治稣撟C。
《比較文學系譜學》中的最后的落腳點，是對中國比較文學的形態(tài)與特征的概括，向遠教授把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形態(tài)命名為“跨文化詩學”，也是很有創(chuàng)意、很值得注意的。之所以用“跨文化詩學”作為中國比較文學的特征與發(fā)展方向，是在與此前的法國學派、美國學派的比較分析中所得出的嚴肅的結論。向遠教授認為：英國波斯奈特的《比較文學》是將比較文學掛靠在社會學史上的，缺乏“文學性”（詩學）的探討。法國學派及梵·第根更是明確地將審美分析從比較文學中剔除出去，其比較文學也缺乏“詩學”色彩；后來美國學派則極力矯正法國的“非詩學”性，強調對“文學性”的研究，注重對具體作品的語言形式與文本結構的分析與審美判斷，卻常常造成歷史維度與實證研究的缺失，同時美國學派又強調“跨學科”“跨文化”，又容易使“文學”（“詩學”）被“文化”所淹沒。鑒于此，向遠教授認為，世界比較文學系譜中的各學派，在理論與實踐中都存在著“文化”與“詩學”兩者之間的背離和悖論，“因而都難以使用‘文化詩學’或‘跨文化詩學’這一概念來加以概括”。而作為世界比較文學第三階段的中國比較文學，恰恰具備了這樣的“跨文化詩學”的特征。
就這樣，向遠教授在《比較文學系譜學》中，對法國學派、蘇聯(lián)學派、美國學派這三個學派及其之間的相互批判繼承的關系，對中國的比較文學與前三個學派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都做了較此前更深入、更辯證的闡釋、說明與論證。
對中國比較文學的“跨文化詩學”特征的認識，來源于向遠教授對中國比較文學學術史的系統(tǒng)而深入的研究。在這方面，他已出版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中國比較文學百年史》等著作。而這部《比較文學系譜學》則在對世界各國比較文學加以比較的基礎上，對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術理論與方法論的創(chuàng)新點做了高度的提煉與概括。例如由臺灣地區(qū)學者首次提出的“闡發(fā)研究法”、嚴紹璗教授較早倡導的“原典性實證研究”法、以葉舒憲教授為代表的“人類學三重證據(jù)法”。與此同時，向遠教授還列舉了由他本人從“影響研究”中剝離出來的“傳播研究”法，從錢鍾書、季羨林等先生的相關學理思想中歸納得出的、由“平行研究”改造修正而來的“平行貫通”法，以及由“跨學科研究”改造而來的“超文學研究”法等等。向遠教授還指出了中國比較文學在若干分支學科領域所做的見解獨到的理論探索，包括“譯介學”與“翻譯文學”“文學人類學”“變異學”“世界文學學”與“宏觀比較文學”等。還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實踐中形成的兩大范式—“中西比較文學”與“東方比較文學”—做了分析。這些提煉與概括，對讀者了解當代中國比較文學的特征與發(fā)展趨勢都大有裨益。
《比較文學系譜學》在學術上的新意，還處處表現(xiàn)在作者對學術史上的具體現(xiàn)象、具體的理論家及其成果的微觀分析與評價上，例如他對丹納的《藝術哲學》、波斯奈特的《比較文學》、梵·第根的《比較文學論》、維謝洛夫斯基的《歷史詩學》及韋勒克的相關著作，都做了獨到的解讀和闡釋，這里限于篇幅，不遑一一列舉。總體上可以說，《比較文學系譜學》具有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雙重品格。作為宏觀研究的理論，全書提出了、或者說重新厘定了若干新的范疇與概念，并且自圓其說、自成體系；作為微觀研究，作者收集了比較文學學術理論史上的基本文獻，并依據(jù)其歷史地位與價值，作了詳略不同的具體評析，體現(xiàn)了史學研究、實證研究與理論分析的結合。當然，以一人之力，為比較文學撰寫一部“系譜學”著作，是非常繁難的工作。特別是在資料的利用與發(fā)掘方面存在種種困難。在現(xiàn)有條件下，本書對比較文學學術史上的基本文獻材料的收集與研讀已經(jīng)很盡力了，并且使用這些材料足以能夠說明問題。不過另一方面，由于個人涉獵范圍與我國翻譯介紹的局限，尚有不小的空間有待開發(fā)利用，因而這部《比較文學系譜學》對世界比較文學學術系譜的建構，既是開拓性的，也是初步的。因而，我與向遠教授在本書“后記”中所表達的期待一樣，衷心希望今后能有學者在本書的基礎上，繼續(xù)推進比較文學系譜學方面的研究。
2009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