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通過解讀具有代表性的五代文人、武人、僧人、平民墓志和碑銘等最新材料，探討諸色人等的社會流動和文武交流，發(fā)現(xiàn)恩蔭、婚姻、家世仍是五代社會流動的重要條件。五代的階級流動盡管較為活潑，但階層流動有限，高級和實權職位仍然掌握在少數(shù)家族的手里；成就宋初向文治傾斜的，不單是皇帝或文人，整個五代武人團體的自我轉型或對傳統(tǒng)武風允文允武的追求，都是重要因素。從武人占優(yōu)勢經過文武磨合共治而達到文人占優(yōu)勢，宋代完成治權上的變革成為文人主政的新一代。書稿為我們觀察五代在中國歷史發(fā)展上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和視角。

柳立言，1958年生于香港，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博士，著名歷史學者，現(xiàn)任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專于宋代家族、社會和法律研究。在《歷史研究》等刊物發(fā)表論文近百篇，代表作《宋代的家庭和法律》《宋代的宗教、身份與司法》《人鬼之間：宋代的巫術審判》。

前言

第一編 格套下的文武僧庶

男女有別? ( 羅周敬、王萬榮之妻關氏) /3

中層平民的墓志與喪葬( 張敬德) /8

唐末晉北商人( 張宗諫) /19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 朗空、智堅、玄寂) /25

格套下的沙陀武官( 藥繼能) /55

第二編 文官群像與社會流動

飄泊于家鄉(xiāng)( 源護) /73

抱團是力量( 馬測) /85

多才文官( 張曙) /91

財與才不可兼得? ( 景范) /99

五代宋初洛陽石氏的興起( 石繼遠) /109

宦海浮沉望故鄉(xiāng)( 賈邠) /127

庶姓家庭的崛起與衰落( 龐令圖) /138

中央吏員出守三邑( 魏延福) /159

清風美玉一文儒( 張稹) /165

八世文官家族的余暉( 孫拙) /171

周旋八朝于亂世( 邢德昭) /188

魂歸異鄉(xiāng)( 祖仲宣) /196

第三編 武官群像與文武交流

同源異路:中山王家兩支后代的不同命運( 王廷胤、王處直、王處存) /209

魏博的黃昏( 羅周敬) /241

仁而不武:國破家亡的成德節(jié)度使( 王镕) /258

萬人之敵一條葛( 葛從周) /268

武人之忠( 劉鄩) /280

武人子弟抱素含真( 安崇禮) /289

軒冕之后克著軍功( 西方鄴) /302

如此才兼文武：墓志之隱惡揚善( 王守恩) /310

掌中白刃，屏外清風( 商在吉) /322

以德取勝( 紀豐) /330

刀筆吏以書算立名( 劉光贊) /337

文武兼通( 王璠) /344

文武兼?zhèn)? 蕭符) /351

以庶務起家( 邢汴) /358

棄武從文兩代四官( 梁瓌) /365

第四編 平民之社會流動

世家中落( 崔崇素) /375

紈绔武三代幡然向道( 宋可度) /384

平民亂世興家( 李悔) /399

積善其昌( 溫仁朗) /410

亂世布衣以武立家( 牛孝恭) /422

從平民到鄉(xiāng)紳( 孫公瞻) /444

鄉(xiāng)薦貢士習儒行義( 劉旦) /452

總論/469

前 言：透過以個體為基礎的多元視角，看到五代人群的生活面貌

(選自《五代的文武僧庶》，李宗翰等編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3月)

這套書源自柳立言老師于2015年發(fā)起的讀書班， 與山口智哉、 李宗翰、陳韻如(２０１８年加入)、劉祥光四位老師一起帶領同學精讀五代墓志。 柳老師于2019年二月榮退后， 由四位老師繼續(xù)帶領同學精讀墓志。我們秉承讀書班成立之初所定下的九個議題:(１)社會流動；(２)文武交流；(３)業(yè)績；(４)品德；(５)家庭或家族型態(tài)；(６)婚姻；(７)喪與葬；(８)婦女角色；(９)墓志筆法與史學方法。讓老師與同學各自從墓志中找出相關議題進行分析， 并發(fā)展撰成提要。 大約半年后李如鈞加入， ２０２０ 年鄭丞良也加入， 為讀書班的討論增加了不少廣度與深度。在研讀與討論的過程中， 我們每個人都獲益良多。 然而受限于能力與興趣，討論的重點主要集中在(１)社會流動、(２)文武交流、(３)業(yè)績、 (４)品德，以及(９)墓志筆法與史學方法等五項。其余四項在提要中雖然也會論及， 但更深入的分析討論， 只能留待來日。

本冊收錄不同階級與階層的墓志， 分為文、 武、 僧、 庶四類， 希望藉此看到五代人群更全面的面貌， 并觀察墓志格套在五代的發(fā)展概況。受限于種種因素， 五代史向來較少受到學者重視。 雖然過去幾十年間屢有新作出版， 涵蓋范圍包括通論、 政治、 制度、 經濟、 軍事等各方面， 但與其他時代相較， 五代所獲得的關注不免仍顯不足。 職是之故， 一般對五代的印象仍留在以戰(zhàn)亂頻繁、 政治敗壞、 民生困苦為主。然而現(xiàn)有研究已表明， 自五代中期開始， 中央集權逐步強化， 藩鎮(zhèn)權力受到削弱， 而五十三年間， 民間亦未見重大叛亂， 當時的政治社會秩序似乎并不如一般所想象得壞。 若當時的政治動蕩主要發(fā)生在政治高層，則其對一般社會與平民所產生的影響幾何， 或有重新評估的空間。 本冊轉換視角， 以墓志為基礎， 將個人作為歷史分析的基本單位， 觀察文、武官員在中央與地方的各自實際業(yè)績， 以及他們黜陟遷轉的原因； 同時也考察僧、 庶等平民群體， 理解他們的宗教活動與社會生活， 及其個人與家庭的社會流動。 易言之， 我們不從國家、 制度、 社會、 經濟或思想等宏觀的大單位出發(fā)， 而希望立基于個別人物的具體事跡， 觀察單位個體在其位置上對時代的沖擊 ( 正面或負面) ， 聚樹成林， 考察五代的整體政治社會概況與演變。 從這個角度出發(fā)， 我們希望可以觀察到一些與過去不同或被忽略的景像。 例如， 不論官庶， 個人品德的重要性凸顯。

當然這并不是指五代滿街都是圣人， 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品德對五代人仍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而其發(fā)揮的功能與意義有待進一步探究。 需要重申的是， 我們的主要目的并非為五代翻案、 將之描繪成太平盛世， 而是希望在現(xiàn)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透過以個體為基礎的多元視角， 補充某些過去尚未描繪清楚的面向， 探索構成五代特色的諸多歷史動力， 同時也對唐末至宋的歷史演變過程， 提供一些新的線索。

眾所周知， 墓志具有隱惡揚善的特點， 因此研究上不能不講求方法。我們閱讀墓志， 延續(xù)前兩冊的分析方法， 包括標點分段、 數(shù)饅頭法、 史學六問、 五鬼搬運、 制作表格等， 我們從中受益無窮。 這些方法的相關討論已詳見第一、 二冊， 此處不再贅述。 稍加補充說明的是， 柳老師同樣強調的另一方法———竭澤而漁:從現(xiàn)存史料中，盡其所能將相關史料搜羅殆盡， 并列表排比。 這在史學研究中本屬常識， 但對閱讀墓志卻格外重要。 過去曾經發(fā)生的人事浩瀚無涯， 流存至今的史料， 不論文字或非文字， 都只是歷史長河中的雪泥鴻爪。 然而后人只能以這些有限的史料為線索， 探尋通往過去實相的幽徑， 其間曲折重重。 其實何止研究古代史是如此， 即使研究當代史者， 又有誰敢宣稱自己已掌握或能掌握當代人事活動的所有實相? 面對浩瀚無涯的過去與有限的史料， 講求史學方法就很重要， 墓志尤其如此。 將墓志與現(xiàn)存相關史料對讀， 首先可以讓我們分辨墓志之揚善是否屬實， 同時也可發(fā)現(xiàn)墓志是否有隱惡， 藉此了解撰者的墓志筆法。 其次， 墓志中經?？梢园l(fā)現(xiàn)能夠補充現(xiàn)存史料欠缺之處， 例如官員較完整的仕宦經歷等。 最后， 也許更重要的是， 透過墓志與相關史料相互對讀所建構的歷史脈絡， 我們?？捎^察到不少原本隱而不顯的各種現(xiàn)象與議題。 例如將龐令圖墓志與 ? 冊府元龜? ? 舊五代史? 對讀， 我們發(fā)現(xiàn)五代時鴻臚少卿并非全屬虛銜， 有時應該屬于實職， 龐令圖即因擔任其職而真地從地方被調至朝廷， 由此提醒我們應該進一步探討九卿制度自唐末至宋初的演變。 又如將魏延福墓志與正史對讀， 我們發(fā)現(xiàn)宋初對于新占領區(qū)， 除了會從中央派出官員到其地擔任知州與知縣外， 也會從中央派遣吏員到新統(tǒng)治區(qū)較次要之地擔任知縣， 層層掌控， 手段可謂細膩， 由此或可進一步探討宋初鞏固其地方統(tǒng)治的方法， 以及中央吏員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類此種種， 不一而足。 總之，墓志除了眾所周知的諸如仕歷、 婚姻、 子女等極具價值的信息外， 還含藏許多通往過去的線索， 有待深入開發(fā)， 而這些都需要透過對史料進行細讀與比對才能發(fā)現(xiàn)。

在本書付梓之際， 獲知陳智超教授主編 ? 輯補舊五代史? 的出版消息， 令人興奮， 可惜已不及利用。 聊堪自解的是，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史學方法， 從墓志材料中發(fā)掘新議題， 以待未來進一步開拓。 若本書對此稍有可取之處， 則讀者當可進一步善加利用舊籍， 對五代史乃至中國史研究， 做出新貢獻。

在讀書班討論的過程中， 我們時常對一些新發(fā)現(xiàn)感到欣喜， 即使再細微， 都足以讓我們喜悅終日。 但我們更常產生的感慨， 是深感自身對五代史認識的不足。 在五代史研究的遼闊天地中， 我們其實都是剛起步的學生， 有待繼續(xù)努力。

碑志中的五代，考驗著研究者的能力。本書自通?！盁o疑”處入手，以老吏斷案的方式分析文本，為趨近歷史實相提供了可行的路徑。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鄧小南

墓志銘是非常重要且獨特的史料，它們對群體傳記學研究至關重要，并對社會與政治提供珍貴的洞見。這部墓志銘集對五代及主導此時代的武人研究具有貢獻，也是深入閱讀墓志銘的的指南與典范。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包弼德（Peter K. Bol）

本書為“五代在碑志”系列的第三冊，將其視角擴展于文人與武人、庶民與僧侶等各種社會階層，透過一手史料關注社會變動。雖然大家普遍認為分裂時期的五代十國為唐至宋的過渡時期，但我們仍然不能忽視由突厥沙陀族所設立的后唐、后晉、后漢等少數(shù)民族王朝。讓我們透過這本書，重新了解以“華”與“夷”的重層結構，所揭開的新時代簾幕吧！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富谷至

本書先聽取墓志的口供，再搜求旁證，質詢可信性、完整性、關聯(lián)性，最后作出判決，借美國法學經典之名，可謂Cases and Materials on Historical Method（基于案例與原材料分析的歷史研究法）。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趙晶

2016年有幸參與以柳立言老師為中心的五代墓志讀書會，對其嚴格而周到的指導風格大為驚訝。此書正是如此千錘百煉下的大作。

——日本福岡大學人文學部歷史學科山根直生

紈绔武三代子弟如何幡然向道？亂世布衣如何以武立家？庶姓家庭的崛起與衰落有哪些關鍵因素？五代僧侶的來源以及精神追求有哪些曲折歷程？多才文官如何在五代亂世周旋立足并施展抱負？刀筆吏如何能夠以一技之長書算來立名？怎樣才能才兼文武為萬人敵？五代的文武僧庶之間的社會流動、階層流動具體是怎樣進行的，哪些是必要因素，哪些是關鍵因素？

這些問題都能在《五代的文武僧庶》中找到相應的答案。本書將如剝繭抽絲、老吏斷案般，循循導引，揭秘藏在墓志碑文里的五代眾生相。

紈绔武三代幡然向道

( 宋可度)

李宗翰

(選自《五代的文武僧庶》，李宗翰等編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3月)

北宋平民宋可度墓志銘并序一、 基本資料

二、 個案研究

墓主雖為北宋初平民， 然生于權貴之家。 他來自五代武人家庭， 祖父宋彥筠出身布衣， 以軍功達到最重要的向上流動， 位至后晉節(jié)度使與后周左衛(wèi)上將軍 ( 見第二冊 ? 五代武人之文? 之 ? 布衣將相殺婦佞佛? ) ； 父親宋崇義受彥筠之蔭入仕， 繼承其武人衣缽， 于后周顯德年間隨軍征討南唐， “ 仍被甲兵， 首臨矢石， 俄以力敵， 歿于軍行” ，[ １ ] 是一位能披堅執(zhí)銳且戰(zhàn)死沙場的武人。 墓主作為武三代， 卻盡失武人之風，年輕時頗染紈绔習氣， 五十歲后幡然向道并精研佛老， 儼然一彬彬文士。與此相對， 長兄宋可言則繼承武人之風， 并使宋家之第四代、 第五代仍得以武途維持統(tǒng)治階級身份。 墓主與其長兄的生平， 正可觀察五代武人家庭入宋之后的轉型與延續(xù)， 以及北宋初期的文武關系。

身為五代高級武將的第三代， 墓主卻毫無武人之風， 甚至頗有紈绔子弟習氣。 他 “ 性尚素履， 樂賁丘園。 視紱冕若桎梏， 輕利祿如咳唾” ，對于仕宦并無興趣。 他的日常生活 “ 衣錦食珍， 豐然有羨” ， 可謂奢豪。不僅如此， 自二十至四十歲， 他還頗縱情飲酒逸樂， 故墓志說他 “ 自始冠止乎不惑， 樂酒好逸， 遂天真之性， 幾二十祀， 未嘗有忝祖敗度之失焉” 。 此處特別強調他在縱情逸樂的二十年間并無忝祖敗度的大過失， 不免令人懷疑墓主是否其實不乏小德出入的瑕疵， 言外之意引人遐想。 此外， 他能享受如此縱樂的生活， 一生錦衣玉食， 經濟條件應該相當不錯。其經濟來源除依賴祖業(yè)庇蔭外， 不知是否還別有治生之方， 可惜史料有限， 已無可詳論。

墓主五十歲左右經歷了人生的重大轉變， 痛悟前非， 轉向佛道尋求精神超脫。 他 “ 洎年將知命， 忽于中夜獨步庭廡而自謂曰: ‘ 伯玉至是知非， 吾亦其人也?！?自爾唯事廉隅， 踵子淵之不二” 。 耐人尋味的是，墓志一方面強調墓主四十歲前沒犯重大過失， 一方面敘事直接跳到墓主五十歲的幡然悔悟， 而對墓主四十至五十歲的經歷只字不提， 再加上墓志此處所用的蘧伯玉與顏淵兩個典故， 都與改過有關， 應是刻意隱去墓主在這十年間不足為外人道的一段經歷， 而此番經歷應該與他對佛道的興趣有密切關系， 可惜今日已不可得其詳矣。

他對佛道的興趣， 并不僅止于消災祈福式的信仰， 同時對兩教義理也頗有造詣。 墓志不過５８０ 字， 描寫其鉆研佛道義理之段落即達 １０３ 字，可見此事在墓主人生的重要性。 他 “ 耽尚釋老， 研核精微” ， 并 “ 謂釋以無相絕念為心， 復遣于心； 謂道以杳冥沖邃為用， 亦泯乎用” 。 對兩教義理用功頗深， 且有個人獨到的見解。 他似乎常與佛僧、 道士往來論道，可能也獲得一定尊重， 故 “ 耆艾苾芻、 宿舊羽流， 莫不例咸心伏” 。 他對佛道義理的造詣， 最終表現(xiàn)在面對死亡的坦然順化。 墓志共享 ３９ 字描述他死前之平靜， 作為墓主悟道之具體事例: “ 凡及易簀之夕， 孰不大怖而昏惑者乎? 公至是如入三昧， 恬然自安， 親屬無恐， 不其深究釋老之妙乎?” 墓志雖常見溢美夸飾之詞， 然所載具體事跡， 卻少見無中生有之例。 我們固不必相信墓主對佛道之體悟已臻超凡入圣之化境， 但也不應輕易否定他對佛道義理具有一定造詣。

由此亦可推知， 墓主應該受過良好教育。 墓志雖未明言， 但可以想見墓主必然研讀過不少佛道經典， 并對其玄思奧義有一定的掌握。 他所具備的閱讀經典與哲學思辨能力， 除了來自個人天賦與努力外， 應當也與家庭所提供的良好教育有關。 故知出身五代武人的宋家， 對子弟教育應該頗為重視。 另一例是墓主次兄宋可升， 他以父親宋崇義之故蔭授秘書省正字， 顯然能文； 而其性格 “ 志含高潔， 性稟淳和” ，[ １ ] 看來應是一位能文不武的文士， 同樣反映了宋家對教育的重視。 由此可見五代宋初的武人世家， 并不忽略子弟的文事教育。

墓主本人雖無志廟堂， 但也同樣重視子輩的教育。 其子宋文寶， 其名即已反映墓主對子輩的期許。 宋文寶 “ 業(yè)隸進士” ， 墓主過世時正在準備進士科考試， 他 “ 文學推能， 朋執(zhí)交賢， 動息師古” ， 是位彬彬有禮的文士， 早無祖輩執(zhí)戈躍馬的武勇之風。 然查 ? 宋代登科總錄? ，并不見其名， 可能最終并未中舉。 墓志也說 “ 惜乎公之天壽不享， 家政未成， 頹然任化， 斯可哀矣” ， 可能就是哀嘆墓主未能及身培養(yǎng)文寶考中進士。 墓主之家嘗試重返統(tǒng)治階級之努力， 似乎并未成功。 宋家以武起家， 到墓主父子兩代則已轉為文人之家， 與自五代入宋的大時代變遷正相互呼應。

除宋文寶外， 墓主還有三位女兒， 兩位已出嫁或許配， 對象都是文人。 長女嫁給張鼎， 他 “ 文齊賈馬， 行蘊曾顏， 誠君子儒也” ， 是一位研習儒家經典而有文學才華的文士， 與墓主之家為文文聯(lián)姻。 張鼎的父親曾任宋代團練使， 可能是武人出身， 若然， 則張家亦是在宋初由武轉文。 次女許配給李繼忠， 是 “ 故觀察副使李公之少子” ， 應該是文人家庭出身。 幼女尚未成年， 仍無婚嫁安排。 墓主對女兒的婚姻策略， 同樣是單走文途。

墓主雖未出仕， 然在當時仍 “ 貴而弗賤” ， 在社會上享有尊貴地位，自是來自祖父宋彥筠的遺蔭。 他本身并無功名， 卻能娶后梁皇室后裔朱氏為妻， 應該與其家庭之尊貴地位有關。 墓主生于 ９５４ 年， 宋彥筠卒于９５８ 年， 宋崇義卒年不詳， 但必早于９５８ 年， 故此樁婚事應非出自祖父或父親之安排， 可惜不知主婚者為誰。 故知無論是否擁有功名， 亦無論是否仍為當權皇室， 宋、 朱兩家直到宋初仍均被視為尊貴之家， 由此或可進一步探討時人之門第觀。

根據志文之敘事， 亦可用來探討墓志筆法之相關問題。 整體而言，撰者雖不脫隱惡揚善之套路， 但下筆極有分寸。 有些稱譽之詞在志文中并無提供可資佐證之實例， 看似夸飾， 然只要稍查相關歷史背景， 即可明白志文所言不虛。 如志文解釋文中不載墓主之祖、 父事跡之因， 乃曰: “ 祖禰勛烈， 豐碑峞然， 茲不復書。” 所言雖似浮夸， 但讀者若熟悉其祖宋彥筠與其父宋崇義的事跡 ( 見第二冊 ? 五代武人之文? 之 ? 布衣將相殺婦佞佛? ) ， 自知此段敘事似虛而實 ( 外證) 。 又如志文通篇未言墓主之過失， 但亦未虛美其人為毫無瑕疵之完人， 故敘墓主四十歲前之事跡，僅稱其無大過， 又刻意隱去四十至五十歲之作為， 屬于隱惡之筆法， 由此可見撰者下筆之謹慎 ( 內證) 。 墓志雖受限于隱惡揚善之體例， 使其所載內容有一定局限， 然透過適當?shù)耐庾C與內證分析， 讀者當可從其字里行間找到更趨近歷史實相之曲徑。

其實宋彥筠之后代在宋初并未完全棄武從文。 宋可度還有二兄， 長兄宋可言， 朝廷為旌其父宋崇義戰(zhàn)死之功而授與殿直 ( 見第二冊 ? 五代武人之文? 之 ? 布衣將相殺婦佞佛? ) ， 由此踏上武途， 入宋后位至右千牛衛(wèi)將軍， 為從四品環(huán)衛(wèi)官。 次兄宋可升， 亦以宋崇義戰(zhàn)死之故獲蔭官職， 任秘書省正字， 自是文士。 可言、 可升都在后周獲蔭， 一文一武，反映五代末期宋家對子弟的仕途安排， 仍走文武兼仕之路。 其后可升早逝， 其子文質 “ 嬰提之際， 偏喪嚴君” ，[ １ ] 遂由宋可言撫養(yǎng)成人。 而在宋可言的刻意栽培下， 宋文質乃以武職入仕， 將宋家的統(tǒng)治階級地位延續(xù)到第五代乃至第六代。

宋文質 “ 幼而聰敏， 長而干能， 靜守廉隅， 動遵禮法” ， 不但聰慧守禮， 而且又有干能， 同時 “ 武勇之藝， 弧矢惟精； 儒墨之功， 詩札尤妙” ， 顯然受過文武兼習的良好家庭教育。 他對宋可言備盡孝道， 墓志稱他 “ 奉養(yǎng)之道， 無忝厥志” 。 他以其干能與孝行獲得宋可言賞識，“ 以是舉家之務， 悉而委之” ， 宋文質也不負所托， “ 克謹修藏， 愈加忠篤” ， 竭心盡力為宋可言掌管家務，也因此益加獲得宋可言鐘愛。[ ３ ] 墓志稱他具備干事之能， 當非虛語。 宋可言于 ９９９ 年以蔭補宋文質為三班奉職， 以武職入仕， 當時他已２７ 歲。

宋文質的仕宦生涯明顯可分兩期， 前期負責理財糧料， 后期則負責軍事治安， 正好各四任， 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數(shù)點: 第一， 宋文質自９９９ 年入仕， 至 １０１７ 年過世， 仕宦生涯共１９ 年， 全任武職， 藉此使宋家維持統(tǒng)治階級地位。 第二， 他在長達１９ 年的宦涯中， 不過自５１ 階的三班奉職升至 ４９ 階的左班殿直， 終生僅為低階武官， 顯然并未受朝廷太多器重， 仕宦成績明顯不如上三代。第三， 他的八任官職以外任為主， 約１６ 年， 其中有兩任６ 年在邊區(qū) ( 同州、 南雄州) ； 在京僅二任， 約 ３ 年。 他距離權力核心始終有一段距離。第四， 他的前四任官職都與財務有關， 應有一定理財能力。 第五， 他在后四任軍職上均有治績， 如權同州護戎時 “ 奉職而來， 軍城愈肅” ， 任京城北巡檢則 “ 寇盜跡除， 奸訛膽碎” ， 在南雄州則使當?shù)?“ 戎士居民，罔不受賜” ， 墓志雖無具體事例， 然應可反映他的治理風格偏向嚴整， 不但有治軍捕賊之才， 同時也能治民。[ １ ] 第六， 他有司法才能。 他在同州時， 曾處理人民繳稅爭議案件， “ 推詰公事二十余條， 各獲辯明， 頓絕冤枉， 清通之術， 播在人口” 。此外， 他剛抵信陽軍就任時， 當?shù)卣冒l(fā)生一起盜賊殺害居民趙進一家數(shù)口之命案， 由于當?shù)剀娒耠s處， 不易厘清案情、 確認兇手， 初就任的宋文質乃 “ 密行智略” ， 查獲元兇并緝捕到案， 其后審獄結果也證實他的判斷正確。作為一位新任官員即能此表現(xiàn)， 實屬不易， 由是 “ 干局之譽， 翕然驚人， 暴亂之徒， 無所措手” 。 他在此案中， 同時展現(xiàn)了過人的判案與智謀能力， 顯然并非僅是一介武夫。 易言之， 他雖為武人出身， 并以武入仕， 但他所受的家庭教育乃為文武兼習， 其能力也是文武兼?zhèn)洹?由此或可提醒學者， 論及宋代武人時， 不應先入為主的視之為無文莽夫。

宋文質本人以武職維持統(tǒng)治階級地位， 那他如何為下一代做安排? 從墓志看來， 他應該仍試圖維持文武并進之路， 而較偏于武。 他共有八子， 其中二人在他過世時已均以武職出仕: 長子世安以右班殿直監(jiān)在京供庖務， 六子世寧則以東西班殿侍任皇太子□祗候。 而次子世卿則 “ 蘊□□之氣， □溫潤之姿， 繼顯□宗， 諒當匪日” ， 應是準備以文入仕。

以上三子一文二武， 由此或可窺見宋文質之家庭發(fā)展策略。

而從婚姻來看， 宋文質娶左藏庫副使之女， 屬武武聯(lián)姻， 應是出自伯父宋可言之安排， 符合以武入仕的家庭發(fā)展策略。 較出人意外的是，雖然宋文質本人仕途不顯， 而長子宋世安乃得獲宋真宗青睞， 故 “ 圣上親繼國姻， 俾升朝列” ，[ ３ ] 竟能與北宋皇室聯(lián)姻， 不知是否與宋家在北宋初期仍享有尊貴地位有關。 宋文質尚有四女， 當時均尚未出嫁， 無法討論其聯(lián)姻策略。

宋文質雖未獲顯宦， 但生活頗為優(yōu)越， 應有可觀的經濟基礎。 墓志說他好客善施: “ 素敦高義， 俯重名流， 洞啟閛閎， 廣延冠蓋。 設俎豆□ 薦， 醉以為期； 施金帛之贈， 來者靡間。 是使四方之內， 不遠千里， 仰慕而求知者， 略無虛日?！?可以想見其交游廣闊， 家中門庭若市， 日常開銷應該不小。作為低階武官， 卻能享有如此優(yōu)渥之生活， 恐怕主要還是依賴父祖留下的家業(yè)。 宋家擁有哪些家業(yè)? 可惜史料闕如， 無可詳論，然從第一代宋彥筠， 到第三代宋可度， 乃至第四代宋文質， 凡史料所及見者， 似乎都享有不錯的經濟條件。 宋家自五代至北宋初， 可謂既貴且富。宋彥筠以軍功自布衣起家， 位至節(jié)度使、 左衛(wèi)上將軍， 其子宋崇義繼承武人衣缽， 至墓主已是第三代， 而在宋家內部已出現(xiàn)分途發(fā)展的現(xiàn)象。 宋崇義有三子， 長子與次子分別一武一文， 亦即采取文武并進之策略， 以求家庭得以持續(xù)統(tǒng)治階級之地位。 墓主為第三子， 而全無武人之風。 他應受過良好教育， 年輕時沾染紈绔子弟之習， 不樂仕進， 而錦衣玉食、 樂酒好逸， 可能還不時犯些小過。 五十歲左右幡然悔悟， 潛心佛道， 精研二教義理而有獨到體悟， 反映作為武三代的文化修養(yǎng)。 墓主同樣重視子輩的教育， 培養(yǎng)其子宋文寶參加進士考試， 并安排兩位女兒與文士聯(lián)姻， 試圖以文途重返統(tǒng)治階級。

墓主長兄宋可言一家則展現(xiàn)宋初以武入仕的可能性。 宋可言本人受父蔭而以武入仕， 然他撫養(yǎng)二弟宋可升之子宋文質， 則采文武并習之教育， 他又為宋文質安排武職入仕， 采取文武并進而偏武的策略。 宋文質對子輩也采取相同的策略: 文武并進而偏武。 而就墓志所見， 這支宋家成員中， 成功維持統(tǒng)治階級之身份者， 都是以武職入仕。 特別是宋文質長子宋世安， 已是宋家第五代， 也是入宋后的第二代， 而仍以武職入仕，更得皇恩眷顧而與皇室聯(lián)姻， 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同樣為宋家第四代，宋文寶致力科舉卻以失敗收場， 宋文質則成功以武途入仕， 甚至也以相同的途徑， 將統(tǒng)治階級的身份延續(xù)到下一代。 文武二途對于宋代社會流動之影響， 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此外， 從宋可度墓志亦可看到， 墓志雖有隱惡揚善之原則， 但不少撰者下筆相當謹慎， 盡量不予墓主過度浮夸的虛美之詞。 而對墓主的過失， 也會以暗示或留空的方式處理， 細心的讀者自能從字里行間讀出撰者的言外之意。 簡言之， 許多墓志之可信度其實不低， 其史料價值仍有待學者進一步開發(fā)。

( 執(zhí)筆者: 李宗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