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一本自傳與性別研究及其他的合集。自傳部分，主要收錄有《張我軍、張光直與我們家》《虎口余生記》等篇章，除了自述家世和幼年不平凡的人生經歷外，還詳細追述了求學、治學經歷。性別研究及其他部分，主要包括《中國文化里的“情”觀》《道在何處》《在愛字交會》《何謂男女雙性》等篇章。在對明清女性文學的研究中，孫康宜驚喜地發(fā)現了男女兩性間的互補與合作的獨特文化現象，糾正了西方性別理論一味強調“差異觀”的偏頗。

孫康宜，美國著名華裔漢學家。原籍天津，1944 年生于北京，兩歲時隨家人遷往臺灣。1968 年移居美國，曾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F為耶魯大學Malcolm G. Chace' 56 東亞語言文學榮休講座教授，曾獲美國人文學科多種榮譽獎金，中英文著作多種。2015 年4 月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

輯一　走出白色恐怖 / 001

序言　從吞恨到感恩

——見證白色恐怖 / 003

作者自序 / 014

第一章　張我軍、張光直和我們家 / 018

第二章　“二二八”的聯(lián)想 / 028

第三章　6 歲 / 033

第四章　雪中送炭恩難忘 / 042

第五章　探監(jiān)途中 / 049

第六章　父親的故事 / 054

第七章　母親的固守 / 058

第八章　出獄 / 063

第九章　骨灰的救贖 / 069

第十章　在語言的夾縫中 / 078

第十一章　大舅陳本江與“臺灣第一才子”呂赫若 / 088

第十二章　虎口余生記 / 111

第十三章　紅豆的啟示 / 121

第十四章　兩岸的受害者 / 134

第十五章　務實的拓荒者張綠水 / 149

第十六章　最后一張卡片 / 156

第十七章　臺灣女子典范陳玉鑾 / 161

第十八章　Moses、Charlotte 與我 / 168

第十九章　女兒16 歲 / 175

第二十章　大弟游綠島 / 185

第二十一章　父親的手 / 189

【附錄】作者成長年表和有關事件 / 194

輯二　性別研究及其他 / 205

中國文化里的“情”觀 / 207

關于女性的新闡釋 / 213

20 世紀90 年代的美國女權主義 / 225

《花花公子》的常春藤盟校風波 / 235

何謂男性“自我認同”的危機？ / 238

我看江青自傳 / 244

周蕾論中國現代性 / 253

“末戀”的風行意義 / 256

貝多芬的“永遠的愛人” / 262

今夏，你看過“冬天”沒？ / 265

《霸王別姬》里的情癡 / 270

愛在何處？ / 274

“道”在何處？ / 278

在“愛”字交會 / 282

新的選擇——我看今日美國女權主義 / 285

一個女導演的杰作：《鋼琴課》 / 290

關于老婦少夫的“杜拉斯”現象 / 295

“夢露郵票”的文化意義 / 308

海德格爾的情人漢娜?阿倫特 / 311

“政治正確性”的不正確言論 / 318

多元文化與“政治正確性” / 325

從比較的角度看性別研究與全球化 / 327

何謂“男女雙性”？——試論明清文人與女性詩人的關系 / 345

末代才女的亂離詩 / 357

性別與經典論——從明清文人的女性觀說起 / 383

“知難行易”或者“知易行難”？ / 399

於梨華筆下的性騷擾 / 405

女性、女性主義和唐璜癥候 / 410

龍應臺的“不安”和她的“上海男人” / 419

兩個美國女人的故事 / 425

朝花夕拾惜余芳 / 433

女詩人的窗口 / 439

記白先勇來耶魯放映《最后的貴族》 / 447

“奇跡”：小豬和蜘蛛 / 455

靈魂伴侶——從美國電影《廊橋遺夢》說起 / 459

戰(zhàn)爭的代價——談電影《硫黃島的來信》 / 465

殺人祭的啟示——看電影《啟示》有感 / 470

虹影在山上 / 476

“愛”的畢業(yè)典禮 / 483

道德女子典范姜允中 / 487

寡婦詩人的文學“聲音” / 492

傳統(tǒng)女性道德力量的反思 / 513

與蘆葦談《圖雅的婚事》 / 528

傳統(tǒng)讀者閱讀情詩的偏見 / 534

在美國聽明朝時代曲——記紐約明軒《金瓶梅》唱曲大會 / 547

美國學生眼中的張充和 / 561

張充和的《古色今香》本事（選錄） / 569

張充和的《曲人鴻爪》本事（選錄） / 588

玩而有志張充和 / 609

與時間賽跑——悼念充和 / 614

輯三　訪談錄 / 617

《南方周末》朱又可采訪 / 619

附　錄 / 637

《孫康宜作品系列》校讀后記 / 639

簡體增訂版致謝詞

孫康宜

拙著在繁體版《孫康宜文集》基礎上，增訂為《孫康宜作品系列》五卷本能在中國出版，首先要感謝《南方周末》的朱又可先生，因為是他把拙著介紹給多馬先生的。聽朱又可先生說，多馬一直想出版我的作品，對我來說當然很高興。

能認識多馬先生乃是我個人的一大榮幸。最奇妙的是，雖然彼此沒見過面，但發(fā)現雙方的觀點一拍即合，仿佛遇到了知心人。尤其當初在偶然間見到他和我的好友顧彬（Wolfgang Kubin）的合照，感到多馬的面孔甚為熟悉，頗為震撼！后來發(fā)現多馬辦事敏捷，富判斷力，凡事充滿創(chuàng)意，令我十分欽佩。所以此次拙著《孫康宜作品系列》能順利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完全靠多馬先生的持續(xù)努力，在此我要特別向他獻上感謝。

同時，我也要感謝好友徐文博士，為了這套簡體版，她特別為新加的數篇文章重新打字，并為我完成作品系列的繁簡轉換。今年她在美國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當訪問學者，在極其忙碌之中，還不斷抽出時間協(xié)助我，讓我無限感激。此外，我的耶魯學生凌超博士［目前執(zhí)教于緬因州的貝茨學院（Bates College）］多年來一直不斷給我各方面的幫助，這次又為這套作品系列題簽，令我終生難忘。住在費城附近的李保陽博士，幫我校閱全部作品系列五卷，原稿總字數近170萬字，合計1914頁，校改條目共1329處，并為簡體版作品系列撰寫“校讀后記”，我對他的感激之情是言語所無法形容的。

對于臺灣秀威資訊的發(fā)行人宋政坤先生的授權，以及鄭伊庭、杜國維等人的幫忙，我要表達衷心的謝意。同時，我也要感謝從前繁體版文集的主編韓晗教授，他為整套書的初步構想做出了。

這套作品系列五卷本將在我的出生地—北京編輯出版，令我感到特別興奮。尤其在目前全球遭受巨大沖擊、合力抵抗疫情的艱難期間，能得到出書的些微安慰和喜悅，也算是一種幸福了。

2020年5月12日

寫于美國康州木橋鄉(xiāng)

耶魯大學獻給孫康宜教授的榮休致敬辭：

孫康宜教授，臺灣東海大學文學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自1982年起任教于本校。孫教授您是中國古代文學專家，精研詩學，并于比較詩學、文學批評、性別研究、文化理論、美學等領域創(chuàng)獲豐碩。您勤于著述，筆耕不輟，至今已出版8 部英文專著（含編輯）、30部中文著作，以及上百篇學術論文。您早年的英文專著《詞與文類研究》《六朝詩研究》《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使您晉升為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權威之一，也為您贏得世界性的贊譽。令人欣羨的是，這些為人稱道的起家之作僅是您成果累累的學術之旅的開端。

除了個人的英文專著及大量的中文著述外，您還編纂了多種對學界產生重大影響的論集：您與魏愛蓮（Ellen Widmer）教授合編《明清女作家研究集》，讓我們得以認識眾多此前明清默默無聞的女詩人的作品。您與蘇源熙（Haun Saussy）教授合作，出版《中國歷代女作家選集：詩歌與評論》，輯譯了自漢朝至20世紀130多位女詩人的代表作。您與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合力編纂了在中國文學研究場域中堪稱別樹一幟的《劍橋中國文學史》，這是一部涵蓋3000年、明白易曉的中國文學史，不僅學者專家獲益良多，一般讀者也喜得入門津梁。這林林總總的著述，為學人、讀者打開了進入中國文學世界的大門，惠人良多。

在此向您致敬之際，還要特別提到您艱難的人生路途，以及您的克難、超越精神。您在《走出白色恐怖》一書中憶述，在時局動蕩之時，令尊攜家口自北京遷居臺灣，四載以后，因白色恐怖遭國民政府逮捕，自此身陷囹圄，長達10年。令尊入獄時您才6歲，您倆再見到面時您已16歲。與此同時，您的祖父留在中國大陸，歷經親人離散之苦。您熬過了這些磨難，最后來到美國，開始了另一段漫長的、曲折的人生之旅。您先是取得英國文學碩士學位及圖書館學碩士學位，最終于本國最優(yōu)秀的學府之一獲得博士學位。

您在本校長期任教，并在行政工作上貢獻良多，如您曾擔任東亞語言文學系系主任、研究所主任。您在教學上成就杰出，曾獲頒 DeVane 教學研究獎章。眾所周知，此一由全美大學優(yōu)秀生聯(lián)誼會耶魯分會所頒授的教研獎項乃本校至高榮譽之一。

在此，為您以中文或英文著述，在文學、學術上所做的重大貢獻；為您作為學者及教授為耶魯大學做出的竭誠奉獻；也為您感人勵志的人生經歷——從一個備嘗艱苦的小女孩，浴火重生而終成首屈一指的學者、教授，以及在本校社群中深受愛戴的一員——“耶魯”向您致上最摯誠的“謝謝您”！

——耶魯大學（嚴志雄 譯）

性別與經典論

—從明清文人的女性觀說起

不久前，我曾在臺灣討論過如何建立文學經典的問題，最后終于選出了30部經典作品。在一篇題為《看！以臺灣為中心的文學經典》的文章里，詩人陳義芝曾說，經典的建立乃是人文價值的建立。同時，他討論到如何突顯臺灣文學的主體性問題。至于選擇經典的方面，他也提出了不少很有見地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7本新詩經典的作者全是男詩人，蓉子、林泠難道不能相與頡頏？”這就牽涉到評價經典的準則問題，也把我們引到了性別問題來了。而這兩個息息相關的題目也正是目前歐美世界文學批評的研究重點。

性別與經典的問題始于人們對于多元文化的關注。所謂“多元”就是從不同的性別種族和族群來重新評價各種文化的表現和傳統(tǒng)。多元文化的新趨勢很大程度是受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的影響，以及現代社會日趨復雜而多元的自然反應。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課題就是有關文學經典的重新考慮的問題，也就是陳義芝所說的“不可能毫無爭議的問題”。在當今文學研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許多女性主義者認為，以男性經典作品為中心的傳統(tǒng)文學觀有改寫的必要，因為所謂的“傳統(tǒng)經典”并不能代表人們的“普遍經驗”（universal experience）。這樣的挑戰(zhàn)的聲音自然引發(fā)出一連串有趣的問題，例如：怎樣的作品才能成為文學經典之作？經典之作的可讀性如何？評定文學經典的美學標準為何？經典之作和次等作品的分別何在？一部經典之作應當涵蓋人類的普遍經驗，還是代表特殊人群的文化意識？

許多這一類的問題都是女性主義批評家先提出來的。她們多數認為經典的形成完全是出于權力的運作；是獨霸的夫權制提高了男性作者的地位，貶低了女性作家的成就。但另外有一些批評家卻認為經典的形成與權力或政治無關?？傊@一方面的爭論不少，也無形間促成了大家對經典的興趣。

自從研究明清文學以來，我一直對性別與經典論的概念感興趣。我發(fā)現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明清時代產生過更多的女詩人。僅僅在300年間，就有2000多位出版過專集的女詩人。而當時的文人不但沒對這些才女產生敵意，在很多情況下，他們還是女性出版的主要贊助者，而且竭盡心力，努力把女性作品經典化。明清文人這種維護才女的現象實在很特殊，至少與19世紀的英國很不相同。當時英國產生了許多女性小說家，但男性批評家基本上對她們抱著敵視或嘲諷的態(tài)度。是什么原因使得明清文人擁有如此特殊的“女性觀”？我認為歸根結底還是由于文化的關系，所以，我今天把性別與經典論放在明清文人文化的上下文中來進行討論。

這里所謂的“文人文化”是相對于當時的實用文化而言的。在這個文人文化中，其中一個最令人注目的現象就是文人普遍地向往女性文本。在某一程度上，這個現象也是當時文人厭倦了八股文及其他實用價值的具體反映。他們大量整理女性文本，為女詩人出版各種不同的選集，使得婦女詩詞頓時成為熱門讀物。我們可以說當時的“女性研究”其實是明清文人對理想女性的向往的一種產物。他們一方面深深感到自己的邊緣處境，一方面也對被歷史埋沒的才女賦予極大的同情。所以，當時許多文人不惜傾注大半生的時間和精力努力收集和整理女詩人的作品。從政治上的失意轉移到女性研究可以說已經成了當時的風氣。例如，明末清初一本女性詩集—《紅蕉集》的編者鄒漪就說：“仆本恨人，癖耽奩制，薄游吳越，加意網羅?！彼^“恨人”就是懷才不遇、內心感到不平的文人。他們從收集女詩人的作品中得到安慰及成就感，以至于其愛才心態(tài)無形中成了一種“癖”（也就是英文所謂的obsession或addiction）。所以，鄒漪說“癖耽奩制”，意思就是說，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女性的作品中。著名詩人王士禎的哥哥王士祿也在他的女性文學選集《然脂集》中說自己“夙有彤管之嗜”，所謂“嗜”就是“癖”的意思。后來，清代的文人也繼承了這個晚明的文人傳統(tǒng)，例如以提拔女詩人賀雙卿著名的史震曾在他的《西青散記》一書中，屢次說自己是個“感慨人”，其實就是“恨人”的意思。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獻在情趣的追求上，完全忽視了功利的考慮。他說：“人生須有兩副痛淚，一副哭文章不遇識者，一副哭從來淪落不遇佳人?！边@些文人之所以如此重視才女或佳人，乃是因為他們在才女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翻版。他們同樣是一群崇尚美學和愛才如命的邊緣人，他們中間有很深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在曹雪芹的《紅樓夢》里也很清楚地表現出來了。

所謂“邊緣”當然是指相對于政治權力的主流而言的。雖然從政治的權力而言，這些明清文人自認為邊緣人或“多余”之人，但從文學藝術的方面來看，他們卻常常是一些走在時代前端并向傳統(tǒng)經典挑戰(zhàn)的主要人物。有趣的是，正是這些邊緣文人把一向處于邊緣地位的明清女詩人提高到了經典的地位。有趣的是，目前不少西方文學評論家也認為，把邊緣引向主流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不斷地強調邊緣文學的重要性，不斷地擴大文學的視野，而漸漸把邊緣與主流合而為一。

明清文人是用什么方法來提高女詩人的地位的呢？他們采用的就是這種把邊緣和主流逐漸混合為一的策略。首先，他們強調女詩人傳統(tǒng)的悠久性及重要性。為了證明這個大前提，他們從最具權威性的經典選集《詩經》說起，他們強調《詩經》里有很大部分的詩歌是女性的作品。例如，鄒漪在他的《紅蕉集》的序言里就說：“《三百》刪自圣手，《二南》諸篇，什七出后妃嬪御、思婦游女?！贝笠馐钦f，《詩經國風》里的《周南》和《召南》，有70%的詩歌是女性的作品。雖然這樣的論點并無實際的根據，而且似乎有把虛構和史實隨便魚目混珠之嫌，但既然這個新的經典論很管用，此后幾乎所有文人都沿用這個說法。而且既然《詩經》是孔子編訂的經典選集，明清文人也就很自然地把他們整理婦女詩詞選集的工作視為重建文學經典的活動了。就如西方文學批評家溫德爾哈里斯（Wendell Harris）所說，“所有文本的解釋都靠約定俗成的闡釋策略來維持”，明清文人所用來提高女性文學的方法就是這種凡事追溯到《詩經》傳統(tǒng)的“約定俗成”的策略。

另一方面，明清文人也把女詩人的作品放在《離騷》傳統(tǒng)的上下文來看待。例如，1618年蘧覺生編訂的女詩人選集《女騷》就反映了這種態(tài)度。在《女騷》的一篇序言里，著名學者趙時用強調文學里的“變”的作用；因為自從《詩經》的風雅篇以來，詩歌的風格與內容都有了很大的變化。這無疑是在說明，文學經典的范圍是不斷在拓寬的。言下之意就是，女性作品也應當作為新的文學經典的考慮之一。

這樣的策略很容易使我們想起六朝文學批評家劉勰在他的《文心雕龍》里所提倡的經典論。在把《離騷》提升為新的文學典范的過程中，劉勰所用的方法正是強調“變”的重要性。所以他說，他撰寫《文心雕龍》的主要目的不僅在呈現文之心如何的“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而且還要說明它是如何“變乎騷”的。他所謂的“變”就是創(chuàng)立新的文學準則的意思。在《文心雕龍》里，《離騷》首度被視為純文學的一種典范，而劉勰特別強調的正是屈原的“變”的文體，一種新的文學風格—很像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在他的《西方正典》（）一書中所用來形容莎士比亞的陌生性（strangeness）。

我們可以說，明清文人在提拔女詩人方面所做的努力實在不下于劉勰在《離騷》的經典化上所付出的苦心。有不少文人決心要把收集和品評女性作品作為畢生的事業(yè)。為此他們想出了許多把女性詩歌經典化的有效策略。其中一個策略就是以上所說的凡事追溯到《詩經》與《離騷》等古代經典的策略。他們不但要顯示出一個古老的傳統(tǒng)是如何在現代詩人身上（不論是男是女）運作出那般巨大的影響力的，而且也要證明現代詩人是如何創(chuàng)新，因而改變了這個傳統(tǒng)，拓寬了文學的視野的。這樣的策略其實也是歷代文人一向熟悉的文學經典策略，也是比較傳統(tǒng)的方式。

但另外一個比較富有創(chuàng)新的策略，確是明清文人的一大發(fā)明：強調女性是最富有詩人氣質的性別，因為他們認為女性本身具有一種男性文人日漸缺乏的“清”的特質。明末詩人鐘惺就在他的《名媛詩歸》的“序”里把女性的本質和“清”的美學聯(lián)系在：

若夫古今名媛，則發(fā)乎情，根乎性，未嘗擬作，亦不知派……唯清故也。清則慧……男子之巧，洵不及婦人矣！

后來這種把“清”視為女性的屬性的言論慢慢地成為明清文學評論中的主流了?！扒濉北徽f成是一種天地的靈秀之氣，也是女性詩歌優(yōu)越的主要原因。所以，明末著名學者葛征奇說：

非以天地靈秀之氣，不鐘于男子；若將宇宙文字之場，應屬乎婦人。

編撰《古今女史》（1628年刊本）的趙世杰也說：

海內靈秀，或不鐘男子而鐘女人。其稱靈秀者何？蓋美其詩文及其人也。

此外，《紅蕉集》（清初刊本）的編者鄒漪也曾重復地說：

乾坤之氣不鐘男子，而鐘婦人。

后清朝雍正年間致力于收集女性作品的范端昂更以“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的態(tài)度來看待女性作品里的“清”的素質：

夫詩抒寫性情者也，必須清麗之筆，而清莫清于香奩，麗莫麗于美女……舉凡天地之一草一木，古今人之一言一行，國風漢魏以來之一字一句，皆會于胸中，充然行之筆下……而余終不能忘于景之仰之者也。

總之，作為一種美的屬性，“清”成了明清文人用來提拔女性文學的主要策略了。

然而，有趣的是，在古代中國，“清”的價值原來是十足地男性化的。清與濁對立；清為陽剛，濁為陰柔。《易緯乾鑿度》上說：“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莊子天地》釋文所引）這種帶有性別意味的清濁之分頗能令人聯(lián)想到卡米拉帕格利亞（Camille Paglia）在她的《性面具》（）一書中所謂的陽性的 Apollonian和陰性的Chthonian之分。一般說來，“清”在中國古代大多與男性的道德價值有密切的關聯(lián)。這是因為，古人相信在祭祀中神靈最喜歡清潔的供獻，即所謂“清供”，如清酒、鮮花、香草、美玉等，而且獻祭者也須沐浴、齋戒，以一種清靜的身心狀態(tài)參加這種儀式，以討神靈的歡心。所以，在這層意義上，“清”的正面價值實源于原始的神性。后來才有所謂的“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于是人們就把自然界中給人以清潔之感的東西和男性的高尚品質聯(lián)系在一起了。所以，他們稱高潔之士為“清士”，優(yōu)秀之人為“清才”。伯夷就被孟子稱為“圣之清者也”。

到了魏晉的時代，“清”逐漸與名士階層中盛行的清談之風連在一起。作為一種男性美質的特征，“清”已兼具善與美的意義了。它既代表男性的內在美，也代表外在美。僅就《世說新語》中記載的人物品藻，與“清”有關的詞匯就有20多種，如清暢、清通、清遠、清疏、清鑒、清和、清朗、清虛等。在《世說新語》中，我們發(fā)現“清”所表達的道德和審美觀念已經變得更加豐富而形象化了。例如，以盛德之風著名的王衍被形容為“巖巖清峙，壁立千仞”。而那身長七尺八、風姿特秀的美男子嵇康則被人稱贊為“蕭蕭肅肅，爽朗清舉”。僅只《賞譽》一篇就有以下一些明顯的例子：

12.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

13.王戎目阮文卻：“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p/>

14.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效清通?！?

28.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

38.庾公猶憶劉、裴之才俊，元甫之清中。

65.桓后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于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己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71.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p/>

100.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

104.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遙集云：“清暢似達。”

152.王彌有俊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

154.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p/>

由上面的引文可見，清的美質是魏晉名士最欣賞的一種東西，他們的人物品評的對象總是包括對方的內在人格和外在形象。他們認為“清”是形與神結合所產生的美匯，它是人格的魅力也是形象的魅力。大體來說，清意味著脫俗，一種在言談舉止上表現出高雅尊嚴的風度，同時它又指一種不拘小節(jié)、肅穆而不嚴厲的態(tài)度。此外，清還意味著天性本質的自然流露，所以它又和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氣”有關。在《典論論文》中，曹丕就把這種得自天地的稟賦氣質與作家的風格聯(lián)系在一起。他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焙髞?，劉勰在他的《文心雕龍體性篇》中特別就“氣”的剛柔做了較為系統(tǒng)化的分析。他把作家的氣質風格分為八體。雖然八體之間未必有一定的優(yōu)劣之分，但從劉勰的辨析之中可以看出，屬于清剛之氣的“典雅”“精約”等較受到肯定，而相對之下，“繁縟”“輕靡”等柔濁之體則多少受到輕視?？傊?，風雅正聲和建安風骨都屬于清剛之氣，而南朝宮體和香艷篇什則被歸入了柔弱的一派。所以，劉勰說：“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保ā段男牡颀埫髟姟罚├畎滓舱f：“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保ā豆棚L》）可以說，此后“清”就成為文學和藝術評論中最常用的一個概念了，它意味著真率、質樸、典雅、淡泊等文風，而這樣的美學價值正好代表了男性文人逐漸疏遠世俗社會的高尚質量。

如上所述，在唐宋以前，“清”基本上是指男性的美質的。所以，當明清文人開始把“清”的美學推廣到才女的身上，而且把“清”說成是女性詩性的象征時，確實給文學評論帶來了革命性的改變。明清文人的觀點之所以特別重要，乃是因為他們對“清”的創(chuàng)新的解釋。例如，古人認為“清”兼有美與善的特質；現在明末詩人鐘惺又在美與善之上特別強調“真”的重要性，并且很巧妙地把它和女性創(chuàng)作的特征聯(lián)系起來。在他的《名媛詩歸》里，鐘惺舉例說明了婦女的“清”與“真”的特性：由于一般婦女缺乏寫作吟詩的嚴格訓練，反而使她們保持了“清”的本質；由于在現實社會領域的局限性，反而使她們更加接近自然并擁有情感上的單純—那就是所謂的“真”。這種具有真善美的品質無疑成了女性詩境的特征，也使得女性作品成了男性文人的楷模，所以鐘惺說：“男子之巧，洵不如婦人矣?！?

明清文人的清的美學自然地對當時才女的自我肯定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她們開始意識到，女性本身確有詩的特質。但有趣的是，正當男性文人廣泛地崇尚女性詩歌之時，女詩人卻紛紛表現出一種“文人化”的趨向，無論在生活的價值取向上或是寫作的方式上，她們都希望與男性文人認同，企圖從太過于女性化的環(huán)境中擺脫出來。在另一篇文章里，我曾經把這種男女認同的特殊現象稱為文化上的“男女雙性”（cultural androgyny）。在這里我只想強調明清女詩人如何刻意模仿男性文人的寫作。例如明末女詩人陸卿子說：“詩故非大丈夫職業(yè)，實我輩分內物也?！庇秩?，著名寡婦詩人顧若璞努力學習陶淵明及柳宗元一派，而且主張性情與學問并重：“性之近者，引而愈親；學未至者，積而能化?！绷硗?，《名媛詩緯》的編者王端淑則主張女性詩歌要能脫離“脂粉氣”才算是好詩，而且特別推崇“女士中之有骨力者”。以上這些例子都可以說明，明清文學的新方向確是由男女兩性共同開辟的，而明清婦女詩歌之所以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恐怕和這種兩性的配合與合作有關。

明清才女的文學成就很容易令人聯(lián)想到19世紀的英國女小說家。與明清的女詩人相同，英國女作家也十分多產，而且她們的作品也曾大批進入文學市場。然而，不同的是，這些英國女小說家一般并沒得到當時男性作者的支持或幫助。據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英文系教授伊萊恩肖瓦爾特（Elaine Showalter）說，在19世紀的英國，女性作者在出版方面的亨通被男性作者看成是一種“女性的文學侵犯”（female literary invasion）。對于備受威脅的男性小說家來說，這些女小說家好像在發(fā)動一場集體的性別戰(zhàn)爭，“企圖以一種積極的方式霸占男人的市場，偷取他們的文學素材，甚至搶奪他們的女性讀者”。因此男性作家開始譏諷女性作者為沒有文化的一群，認為她們不適合寫作，因為女性在現實中經驗的缺乏成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大障礙。這樣的批評正巧和明清文人把女性缺乏現實經驗視為“清”的靈感來源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

然而，也正是這個性別之戰(zhàn)，觸發(fā)了19世紀女權主義作家在英國的興起。這些不甘示弱的女作家公開宣布，她們要有獨立寫作和出版的自由，她們反對一向以男權為中心的制度。她們要建立一個以“姐妹情誼”為主的女性文化，因此她們開始創(chuàng)辦自己的雜志和出版社，以與男權對抗。雖然這些早期的女性主義者并沒有因此成為著名的小說家，但至少作為一群拓荒者，她們的努力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后來有名的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就曾把自己的新作品交給女性出版社出版。

無論如何，事實證明，真正有才的女作家并沒因為男性作家的敵對態(tài)度而被忽視了。英國女性小說家，如簡奧斯?。↗ane Austen）、勃朗特（Brontes）姐妹和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等人都是眾所周知的作家，其盛名有時還勝過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或威廉姆薩克雷（William Thackeray）等男性作家?？梢?，真正偉大的作家是不會被歷史遺忘的。然而，伊萊恩肖瓦爾特教授卻提醒我們，這種只重視個別的“偉大”作家（great authors）的觀念是不正確的。在她的書中，她一再強調，向來通行的文學史正是通過突出幾個偉大的女作家，有意埋沒其他的女作家，使人對女性文學史失去了全面的認識。因此，伊萊恩肖瓦爾特說，在一般的選集和理論的書籍中，我們看不到次等作家（minor authors）的影子。

其實，明清文人和才女在努力編撰婦女選集的過程中，實際早已思考過類似伊萊恩肖瓦爾特所提出來的問題。他們發(fā)現自古以來的女詩人作品大都沒有存留下來，為了不再讓女性作家繼續(xù)被歷史遺忘下去，他們才把畢生的精力都放在收集女性詩歌這件事上。例如為《國朝閨秀詩柳絮集》寫序的黃傳驥就感嘆道：

山川靈淑之氣，無所不鐘。厚者為孝子忠臣，秀者為文人才女……惟閨閣之才，傳者雖不少，而埋沒如珍異，腐朽同草木者，正不知其幾許焉也……

所以，明清文人、才女完全了解保存女性文學遺產的重要性。而他們所謂的“采觀”，其實就是廣泛收集的意思，不但收集主要女詩人的作品，也不忽略次等女作家的詩歌。在這一方面，尤以女詩人兼學者王端淑做出的努力最為可觀。王端淑費了25年的時間專心編選了一部收有1000位女詩人作品的選集《名媛詩緯》，在這部選集中，除了一些新近采集到的前朝女性詩作外，其余全是明清當代的作品?！睹略娋暋返暮w之廣，可謂空前，而其編者的苦心亦可見一斑。關于這一點，王端淑的丈夫丁圣肇在選集的序中已說得很清楚。他說：

《名媛詩緯》何為而選也？余內子玉映不忍一代之閨秀佳詠，淹沒煙草，起而為之，霞搜霧緝。

以上的例子可以說明，明清的文人才女在設法把女性作品經典化的過程中，采取的是一網打盡的選集策略。這是一個正確的策略。今天人們之所以能看到這些女性作者的詩歌，可以說完全歸功于這個策略。

我們可以很自信地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明清時代產生過更多的女詩人。然而，奇怪的是，盡管明清婦女文學的確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后來的文學史卻沒有那些女作家的名字。其被忽視的程度實有甚于伊萊恩肖瓦爾特所提出的有關英國次等女作家被文學史淡忘的問題。因為，即使是一流的明清女詩人也照樣被后來的中國文學史忽略了。美國漢學家雷邁倫（Maureen Robertson）就曾注意到，“劉大杰在其所撰1355頁、包含了2500年的《中國文學史》中，只提及5位女性作家，其中竟沒有一位出自宋朝之后！”的確，一直到最近幾年，一般文學史只在不斷地重復薛濤、李清照等唐宋女作家，卻對明清女詩人采取一種視而不見的態(tài)度。即使是對明清文學有研究的人，也大都以偏見的眼光來評價明清女詩人。例如，我們所尊敬的胡適先生曾說：“這300年中女作家的人數雖多，但她們的成績實在可憐得很。她們的作品絕大多數是毫無價值的?！惫植坏迷浟鞣家粫r的明清女作家詩詞集還一直被埋在圖書館中，除了專門的研究者以外，幾乎無人問津。幸而陳寅恪先生在他晚年的時候專心研究柳如是等明清女作家，才開始為這些才女平反。

即使如此，我們還是要問：是什么原因使得撰寫現代文學史的人一再地忽略了明清女作家的重要性？在女性主義盛行的今日，我們很容易就會把矛頭指向父權制，認為那是獨霸的父權制提高了男性作者的地位，貶低了女性作家的地位。因為過去的文學史大都是男人編寫的，女性作家很自然地淪為沉默的群體，而被排除在經典之外。然而，研究經典論的當代美國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是絕對不會同意這樣的解釋的。在他的《西方正典》一書中，布魯姆屢次強調文學中的“美學價值”（aesthetic value）乃是決定經典的必要因素；他甚至抨擊女性主義者及多元文化論者，批評他們誤以為經典的形成與外在的權力有關。哈羅德布魯姆的言論正好說中了今日美國“文化之戰(zhàn)”（cultural wars）的重點，即以性別和階級為出發(fā)點的一連串經典論戰(zhàn)。

憑良心說，經典的問題是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很難用純“美學”或“權力”等簡單化的觀念來解釋。我認為，更有意義的思考題目應是“文學經典在歷史上的變遷”。一般說來，作家是如何成為經典作家的？他們后來又如何被排除在經典之外的？這些都是值得考慮的問題。著名的歐洲文學專家恩斯特庫爾提烏斯（Ernest Robert Curtius）曾經說過：“一個特別有用的文學研究工作，就是考證從公元1500年到現在，那些古代經典作家的地位的變遷，尤其看他們是如何逐漸地被遺忘的。”美國文學專家理查德布羅德海德（Richard H. Brodhead，即耶魯學院院長）也曾在經典的變遷上做過不少研究。在他的《霍桑學派》（e）一書中，他特別研討美國早期小說家霍桑如何從輝煌的經典寶座退到幕后的深層意義。他說：

與他當初旭日東升時一樣，霍桑的地位之衰微和整個廣泛的美國經典結構有極其密切的關系。它的衰微正可用來作為我們考慮所有經典跌落的原因：文學經典是經過什么樣的階段，才被驅逐出去或漸漸耗盡其生命力的？一向被視為經典的作品，如果它一旦失去了整個文化制度的支持，它又會怎樣？

換言之，理查德布羅德海德以為經典的建立和淘汰與整個文化發(fā)展的動向息息相關。如果要了解一個（或一群）作者與經典變化的關系，那么我們就非得考慮所有的文化、社會、政治的因素不可。經典的變遷其實就是文化傳統(tǒng)的演變，它絕對不是偶。

然而，現代有些學者認為，通常所謂的“經典”帶有不少“偶然”的因素。例如，女性主義專家路易斯柏立可（Louise Bernikow）說：“通常我們所謂的文學史其實只是記錄某些個人的決定和選擇。至于哪些作者能傳世，哪些作者會被時代淘汰，要看有沒有人注意到他們，是否選擇為他們撰文表揚?！惫嫒绱?，我們是否能把現代文學史家對明清女作家的忽視看成是一種性別歧視、一種特意選擇不去“注意”或表揚的態(tài)度？或者，我們寧可說，明清女詩人的被淘汰乃是由于20世紀的文化變遷所致，就像美國19世紀作家霍桑也逐漸被人遺忘了一樣？不論如何，任何答案都會顯得以偏概全。然而，即使如此，我們知道文學經典的形成與廣大讀者的判斷力和接受的程度很有關系。今天我們作為新時代的讀者，重讀明清文人文化和明清才女的作品，更應當認識到自己負有多么大的文化重擔，但同時也要知道自己擁有多么大的權力 （power）。

（本文原為1999年4月28日東海大學第五屆吳德耀人文講座專題演講，現特改寫補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