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從跨學科觀點對書籍史進行討論，植根于歷史、文學研究和文獻目錄三個主要學科中，回顧了書籍史的經(jīng)典研究著作和有關學者的觀點，試圖解釋相關研究的主題來源、核心觀點及其被吸收采用的情況，指出文本和書籍隨時都在改變，讀者最終會根據(jù)自己的需要來創(chuàng)造書籍。作者用一系列書籍和文章為該領域?qū)W科邊界和跨學科張力提供方向，將對書籍和印刷文化的研究映射到北美和歐洲學術界的學科結構中，為書籍史和印刷文化的研究提供發(fā)展方向和跨學科思考。

萊斯莉·豪薩姆，1946年生，英國溫莎大學歷史系教授，書籍史專家。出版專著十余本。研究方向為史學史、歷史編纂學以及學術思想史等。

編者序/1

前言/1

第一章 學科邊界和跨學科機遇/7

第二章 描繪跨學科圖景/27

第三章 歷史中書籍位置的幾種模式/47

第四章 歷史中書籍在哪里？/72

第五章 跨學科觀察：文本、印刷和閱讀的易變性 / 100

參考資料/118

前　言

《舊書新史》旨在形成一個方向，一種現(xiàn)場指導，來確認并理解書籍的歷史和文化研究中的三種主要學術方法。這些方法是通過文學研究、目錄學以及歷史學來完成的；這些學科有著非常不同且有時相沖突的問題，但都聚焦于一種同時表現(xiàn)為書面文本、物質(zhì)對象以及文化交易的現(xiàn)象——書籍。這本書主要寫給兩類讀者，他們肯定會采取相當不同的方式來讀它。我希望，過去二三十年來一直在該領域耕耘的人能從中受到啟發(fā)，反思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沿著互相競爭和重疊的學科分界線來組織和描繪舊有的或者創(chuàng)新的理論方法，以及該領域迅速增多的作品，會呈現(xiàn)出怎樣的景象？許多學生正通過一個又一個自覺地采用“學科間”或“跨學科”視角的討論會被介紹到該領域中來。本書試圖為他們提供一些基礎，向他們展示這個主題的由來，并解釋他們的老師或指定閱讀材料的作者可能無意間采納了哪些觀點。我為所有讀者提供了一系列書籍和文章，都圍繞著我對學科的重要性的看法展開，但每本書、每篇文章都值得依其自身而被探究。

本書篇幅不長，也無意于博大。每一位讀過的人都建議增加一些內(nèi)容，通常是從他們自身的學科視角提出的。囿于我自己的經(jīng)驗和學養(yǎng)，此處被考察歷史的書籍都屬西洋書籍，而且除了偶有的例外，都是當代印刷書籍。同時，即便本書的學科視角是文學或目錄學的，其立場仍然是歷史學的。我希望有人能從其他社會科學視角來研究當代書籍文化，拙著斗膽為從歷史學視角考察書籍史作殷切的辯護。

每本書都有各自的歷史，而這本書開始于二十多年前，當時我同時取得了兩個發(fā)現(xiàn)。第一個是欣喜地認識到，書籍史作為一種通往過去的方法，尤其適合像我這樣的人，當時我已經(jīng)重返歷史學科，從奔忙于書籍和期

刊編輯的工作進入到研究生階段的學習。第二個則要痛苦得多，因為糾結隨之而來：就在我得知為這門跨學科之學科撰稿的都是歷史學家（比如納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羅伯特·達恩頓、伊麗莎

白·艾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而且還都非常杰出時，我發(fā)現(xiàn)，即便是一些主要大學的歷史系，也不認為書籍史是一個必須涵蓋的亞學科。我的同事和朋友組成了多倫多目錄學小組（Toronto Bibliography Group），也是我非正式的書籍史研討會；我們共同閱讀的第一本書是D. F. 麥肯齊（D. F. McKenzie）的《目錄學和文本社會學》（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待我1990年代初進入學術界，我已經(jīng)學會稱自己為“文化史學者”，因為書籍史仍然顯得過于生硬、過于物質(zhì)取向，或者文學色彩過于濃厚，以至許多院系都難以涵容。但自1993年以來，我在溫莎大學的同事和朋友使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成為歷史學家中的一員，并以全新的熱情投入書籍史的研究與教學中去。

但學科界限的問題始終困擾著我。1995年，我給加拿大目錄學會會議提交了一篇論文，過了五年，作者、閱讀和出版史學會為紀念古騰堡誕辰（推測）周年而在美因茨舉行會議，我在會上提交了另外一篇論文。愛丁堡大學圖書中心的比爾·貝爾（Bill Bell）組織了一個小組，我以歷史學家身份濫廁四位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之間，大家共同關注的問題是“書籍史在哪里？”我們原本計劃將彼此不同學科視角的論文裒輯成書，但因其他任務的壓力使得這個構想未能如愿。而今，那本想寫的書（設想要寫的書遠比寫成的多）中我那部分的稿子經(jīng)過修訂和增補，成為這本《舊書新史》。

在簡要介紹了書籍文化研究這個領域及其三個核心學科后，第一章《學科邊界和跨學科機遇》，繪制了一個三角形，每個角代表一個學術領域。第二章《描繪跨學科圖景》，在三角形中填入了文獻例證。第三章《歷史中書籍位置的幾種模式》引用、討論和批評了由羅伯特·達恩頓、托馬斯·R. 亞當斯（Thomas R. Adams）和尼古拉斯·巴克（Nicolas Barker），以及彼得·麥克唐納（PeterMacDonald）提出的圖式和其他理論，并從詹姆斯·A. 西科德（James A. Secord）的書籍史和科學史的綜合研究引出了一種新方法。

第四章《歷史中書籍在哪里？》從學科三角轉(zhuǎn)向歷史學科本身，提出并回答了動因和過去文化中的交流的史學問題，關注書籍沿時空維度發(fā)揮作用并隨著時間變化的歷史。最后，第五章《跨學科觀察：文本、印刷和閱讀的易變性》得出結論，從所有三個學科的角度來看，書籍和印刷品文化研究給我們的啟示是：文本會變，書籍易變，而讀者制造了他們所需要的書籍。

關于注釋我要提一句，我始終注意保持文本的平衡，避免因出現(xiàn)大段引用作品的內(nèi)容，或者過多糾纏于專家感興趣的問題，致使某一小節(jié)被壓垮。此類材料已被整合在注釋中，這構成了麥肯齊曾說的“名副其實的子文本”。

杰奎琳·默里（Jacqueline Murray）和詹姆斯·雷文（James Raven）令我在學術上受益匪淺，他們以不同的方式教我認識到成為一名歷史學家是什么意思。其次是我在此項目上的研究助理尼克拉斯·霍姆伯格（Niklas

Holmberg），他投入大量精力與智慧，來發(fā)現(xiàn)可能被我忽略了的書籍史研究模式和理論方法。大量學界同仁慷慨施援，逐字審閱了原稿：杰曼·沃肯廷（GermaineWarkentin）、揚妮克·波特布瓦（Yannick Portebois）、

希瑟·杰克遜（Heather Jackson）、蓋爾·切斯特（Gail Chester）、謝莉·比爾（Shelley Beal），以及珍妮弗·康納（Jennifer Connor）。這份手稿由戴維·霍爾（David Hall，蒙他慷慨垂告尊名）、一位匿名審稿人，以及論文審查委員會的一位成員，為多倫多大學出版社進行了審讀。這九位讀者的評論意見都被吸收進了書中，裨益良多。多倫多大學出版社的吉爾·麥康基（Jill McConkey）從一開始就是本書堅定的支持者。這里我還要感謝威廉·阿克雷斯（William Acres）、尼古拉斯·巴克、比爾·貝爾、菲奧娜·布萊克（Fiona Black）、皮埃爾·布洛斯（Pierre Boulos）、瓊·巴爾杰（Joan Bulger）、戴維·芬克爾斯坦（David Finkelstein）、帕特里西婭·弗萊明（Patricia Fleming）、珍妮特·弗里斯克尼（Janet Friskney）、朱麗葉·加德納（Juliet Gardiner）、斯科特·格林（Scott Green）、羅斯瑪麗·哈爾福德（Rosemary Halford）、T. H. 霍華德–希爾（T. H. Howard-Hill）、菲諾拉·赫爾利（Finola Hurley）、伊萬·拉蒙德（Yvan Lamonde）、馬里·盧·麥克唐納（Mary Lu MacDonald）、蘇珊娜·馬西森（Suzanne Matheson）、凱瑟琳·麥克倫（Kathleen McCrone）、戴維·麥基特里克（David McKitterick）、雅克·米瓊（Jacques Michon）、羅賓·邁爾斯（Robin Myers）、克里斯滕·佩德森-丘（Kristen PedersonChew）、芭芭拉·波特（Barbara Porter）、巴里·拉特克利夫（Barrie Ratcliffe）、喬納森·托珀姆（Jonathan Topham）、布魯斯·塔克（Bruce Tucker）、戴維·文森特（David Vincent）、伊恩·威利森（Ian Willison），另外，還有溫莎大學里參加我的書籍史課程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們，學校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資助。

最后，尼爾·坎貝爾（Neil Campbell）是勇氣和洞察力的源泉，他是我認識的唯一真正的普通讀者。我寫的任何東西，他都是第一個讀者，最后一個讀者，也是最好的讀者。

2006年于溫莎

不知從何時起，跨學科研究便是一副“新潮與混亂齊備”的形象，而閱讀史的構成又極為復雜，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研究似都可放進這個筐里：出版史、書業(yè)史、接受理論、讀者身份研究……而本書就是一份足夠好用的學科導覽，作者并未糾纏于單個歷史事件的細節(jié)或理論家們的往來辯論，而是將一系列前人研究填入學科結構，讓學科邊界和跨學科張力自動浮現(xiàn)出來，使讀者在自由探索這個有趣、縝密且充滿活力的領域時不致迷失了方向。

羅伯特·達恩頓：傳播循環(huán)模式（1982）

在許多大學的書籍史或印刷文化研究課程中，指定的入門閱讀材料是達恩頓的《書籍史是什么？》（“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這篇文章于1982年首次發(fā)表，此后多次重印，作者沒有修訂，但時被編輯刪節(jié)。[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重印于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e；亦重印于Cathy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略微刪節(jié)版參見Finkelstein and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達恩頓回答了文章標題提出的問題，不是通過定義“書籍”或“史”，而是通過提示這個“重要的新學科……甚至可能被稱為印刷傳播的社會史和文化史……因為它的目的是了解思想是怎樣通過印刷傳遞的，以及在過去五百年里，接觸印刷文字后，人類的思想和行為是怎樣被影響的”。不單是被印刷影響：手稿和其他形式也包含其中，而且達恩頓的主要關注點是展示印刷文本體現(xiàn)的思想如何在特定社會中傳播，從作者到出版商和印刷商（以及圖書業(yè)界中的其他人），到書商和其他分銷商，最后到讀者；他們對作者的影響有助于“完成循環(huán)”，并確?！皶粌H講述歷史，還制造歷史”。達恩頓勾畫了這個被他確認為具有創(chuàng)新性和學術潛力的研究領域的發(fā)展情況，該領域“（似乎）能夠躋身學術科目經(jīng)典，與科學史和藝術史等領域并駕齊驅(qū)”。值得注意的是，他是用18世紀法國歷史上的一個擴展案例來支撐他被廣泛引用的模式的（見圖3），因為用達恩頓的話來說：“模式有辦法把人擠出歷史?！盵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i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108, 111, 135, 113.]

達恩頓對書籍史領域中意識形態(tài)的起點、學科的和方法論的假設的巨大差異表示擔憂，這早已被人提及。他表示，它已經(jīng)開始“越發(fā)不像一片耕地而是一片熱帶雨林……其中塞滿了這么多附屬學科，人們不再能看出它的整體輪廓”。達恩頓得出的結論是，“為了和混亂的跨學科性保持一定距離，并把這個主題視為一個整體，提煉出一個分析書籍產(chǎn)生及在社會中傳播的方式的普遍模式將有所助益”。[ Ibid., 110.]為了規(guī)避這種跨學科性的喧囂，達恩頓提出了他的傳播循環(huán)模式。他繪制該模式是為了展示“如果書籍史想避免被分割成各不相干的生僻專業(yè)，避免因晦澀難懂的技術和相互的誤解而彼此隔絕，有必要以某種整體性視角來看待書籍，將其視為一種人類傳播手段”。傳播循環(huán)“從作者到出版商……印刷商、承運商、書商和讀者。讀者完成整個循環(huán)，因為他在創(chuàng)作行為前后都會影響作者”[ Ibid., 111.]。循環(huán)線路中的每個節(jié)點都與各種因素相聯(lián)系，尤其是社會中的其他因素。達恩頓將這些相關因素置于圖表的中心：經(jīng)濟與社會形勢，思想影響與知名度，政治與法律保障。

與電子循環(huán)線路——閉合、觸發(fā)、連接——的類比特別引人注目。達恩頓的模式是一種關于傳播、關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模式，但不是依靠他們共同閱讀的文本，而是在特定時間、地點進行的圖書貿(mào)易行為。他的書籍既是一種物質(zhì)制品，也是對那些被調(diào)整的關系的抽象代表。

這種方法將達恩頓置于法國大學所實踐的“書籍史”（l’histoire du livre）的學術傳統(tǒng)中。[ 有關“書籍史”在法國的實踐，參見Roger Chartier, “Frenchnes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研究可以追溯到1958年，當時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和亨利·讓·馬?。℉enri-Jean Martin）的《印刷書的誕生》（L’Apparition du livre）由阿爾班·米歇爾（Albin Michel）出版，之后于1976年譯為英語出版（The Coming of the Book）。第一本目前正在成為全球圖書館館藏的國家書籍史是費弗爾和夏蒂埃所編《法國出版史》（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aise，1982—1986）。]在《啟蒙運動的生意》一書的導言中，他將自己和這種方法更直接地聯(lián)系了起來。他呼吁將法國的社會–歷史方法與英美的目錄分析傳統(tǒng)融合起來。盡管擔心會造成相互誤解，他仍然因為在善本室里進行了一組對比而不經(jīng)意地惹怒了一些目錄學者：房間里擠滿了“品玩裝幀的狂熱愛好者，端詳水印的模仿者，研究奧斯汀著作的各種版本的博學者；但你不會遇到任何一位普通的、主流的歷史學家試圖把書籍理解為歷史中的一股力量”。形成對比的是歷史學通才和目錄學專才的作品：“一位通才可以在珍本室里從專才們那兒學到很多東西。他們可以教他細細篩查他們的財富，觸摸到在他們期刊里貫穿的信息脈絡?！边_恩頓聲稱當時法國的研究忽視了“圖書生產(chǎn)和流通的過程”，希望“英國經(jīng)驗主義和法國對廣義社會史的關切”的結合能夠產(chǎn)生“書籍史的原創(chuàng)融合”。[ Darnton,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2–3.]過去二十年里的大量工作確實受到了達恩頓思想的啟發(fā)，盡管必須指出的是，許多受此啟發(fā)的靈感都反對了書籍作為“傳播循環(huán)”的觀念。

達恩頓的觀點從一開始就引起了托馬斯·坦瑟勒的批評，后者為同樣的英美分析目錄傳統(tǒng)提供了出色的辯護。坦瑟勒對傳播循環(huán)的觀念不予置評，但他責備達恩頓把目錄學和歷史學區(qū)別開來。他也不愿意接受，前一個領域的研究是偏僻和次要的，可以被后一個領域的實踐者發(fā)掘利用。相反，坦瑟勒強烈堅持認為，目錄學是“歷史學本身的一個成熟分支”。[ Tanselle, “From Bibliography to Histoire totale”, 647.]

坦瑟勒的主張對他自己所在學科的許多實踐者來說是沒有問題的，但在專業(yè)歷史學家聽來則頗為刺耳。在當代歐洲和北美的大學中，歷史學專業(yè)的主要分支通常是指政治史、社會史和經(jīng)濟史，一些目前蓬勃發(fā)展的新分支是婦女史和性別史，民族、種族、國家認同的歷史，以及文化史。達恩頓的歷史學同事從來沒想要接受目錄學是歷史學分支的觀念，但他們愿意相信目錄學作為一種從同類學科借用的方法是有價值的。盡管本書第五章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方法，但歷史學家對目錄學價值的信心歸根結底都將取決于大量令人信服的學術成果。與此同時，那些關注書籍問題的歷史學家，對人類動因，對歷史語境中的傳播，對作為一種“交易”的書籍——“公開披露的書面文字”得以被創(chuàng)造、傳播、接收和改造——和達恩頓有著同樣的理解。[ Howsam, “Book History Unbound”, 73–74.]例如，詹姆斯·雷文呼吁書籍史“要足夠?qū)拸V，使傳播史和社會政治轉(zhuǎn)型史這些超越書籍的直接創(chuàng)作和接受問題的門類成為可能”[ Raven, London Booksellers, x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