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經濟是如何持續(xù)發(fā)展的？推動它久盛不衰的動力何在？作者從江南商品的生產、流通、市場、商人商幫及其組織，以及商業(yè)興盛與江南社會經濟的相互關系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出發(fā)，對明清江南商業(yè)的發(fā)展進行全方位且系統(tǒng)性的研究，呈現(xiàn)了明清江南商業(yè)繁華的景象，揭示了商業(yè)興盛在江南社會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本書史料翔實，考證精深，書中提出的諸多獨到而令人信服的見解，使本書成為研究明清江南商業(yè)發(fā)展的經典之作，為研究明清經濟史、財政史提供了重要參考。

范金民，1955年生。南京大學特聘教授、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導師，兼任中國明史學會首席顧問，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主要從事中國歷史特別是明清史的研究與教學，代表作有《江南絲綢史研究》《明清商事糾紛與商業(yè)訴訟》《國計民生——明清社會經濟研究》《明清社會經濟與江南地域文化》等。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及海外刊物發(fā)表學術論文二百余篇。

新版序 范金民

序 羅 侖

緒 章

第一章 江南的商品生產

第一節(jié) 商品性作物種植的發(fā)展

一、棉花的種植

二、桑樹的種植

三、席草的種植

四、靛藍的種植

五、煙草的種植

六、茶樹的種植

第二節(jié) 專業(yè)副業(yè)商品生產的興盛

一、棉布商品生產

二、絲綢商品生產

三、酒類商品生產

四、油類商品加工

五、草席商品生產

六、紙張商品生產加工

七、書籍商品性刻印

八、玉石器商品性加工生產

第二章 江南的商品流通

第一節(jié) 江南區(qū)域內的商品流通

第二節(jié) 江南對全國的商品流通

一、以江南為中心的商運線路

二、流通商品種類及商品量

第三節(jié) 江南對國外的商品流通

一、江南與日本的商品流通

二、江南對馬尼拉—拉丁美洲的商品輸出

三、江南對歐美各國的商品輸出

第三章 江南的商品市場

第一節(jié) 江南市場的層次

一、鄉(xiāng)村小市場—小市鎮(zhèn)初級市場

二、地方專業(yè)市場

三、區(qū)域中心市場

四、全國中心市場

五、特殊市場—廟會及集市

第二節(jié) 江南市場的類別

一、以米和豆為中心的糧食市場

二、以棉和布為中心的棉紡織市場

三、以絲和綢為中心的絲織業(yè)市場

四、以木材為中心的竹木市場

五、以典鋪和錢莊為中心的金融市場

第四章 江南的商人商幫

第一節(jié) 各地商人商幫的經營活動

一、安徽商人的經營活動

二、福建商人的經營活動

三、廣東商人的經營活動

四、山西商人的經營活動

五、陜西商人的經營活動

六、山東商人的經營活動

七、河南商人的經營活動

八、江西商人的經營活動

九、湖廣商人的經營活動

十、浙江商人的經營活動

十一、江蘇商人的經營活動

第二節(jié) 地域商人商幫的組織——會館公所

一、會館公所數(shù)量考

二、會館公所異同論

三、會館公所的功能性質

四、會館公所和商會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

第三節(jié) 商人商幫與江南社會各階層關系

一、商人與地方政府

二、商人與江南民眾

三、商人與江南名士

第五章 商業(yè)興盛與江南社會經濟

第一節(jié) 商業(yè)發(fā)展與江南商品生產

一、商業(yè)發(fā)展為江南商品生產提供了必要條件

二、商業(yè)發(fā)展促使江南商品生產不斷推陳出新

三、完備的商業(yè)流通體系有利于商品生產

第二節(jié) 商品貿易與江南城鎮(zhèn)化

一、商業(yè)貿易促使大量市鎮(zhèn)興起

二、商品貿易促使市鎮(zhèn)規(guī)模不斷擴大

三、商品流通直接影響市鎮(zhèn)興衰

第三節(jié) 商品經濟與富庶的江南經濟區(qū)

一、商品經濟使江南農民得以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

二、商品經濟使江南地區(qū)能夠提供繁重的賦稅

三、商品經濟為江南人才輩出奠定了經濟基礎

附 錄

主要參考資料

后 記

新版序

去年底，以主要出版檔案文書類大型叢書而享有盛譽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社科分社劉隆進社長突然與我聯(lián)系，說擬重版拙著《明清江南商業(yè)的發(fā)展》，征求我的意見。老實說，我出書后，從不指望再版重版，此書也至少有三家出版社表示愿意重版，但都沒有下文，也從未收到過任何解釋。輕易許諾，不講信用，已是當下這個時代的特征，我自然不會放在心上。沒想到，隆進編審極為執(zhí)著，交代鄧進升編輯，發(fā)來合同，安排排版，并且不時督促，按部就班，循序推進，容不得我掉以輕心。

本書原是國家教委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明清江南商業(yè)與城鎮(zhèn)經濟的發(fā)展”，項目按要求于1996年底如期完成，書稿定名為《明清江南商業(yè)的發(fā)展》，定稿于次年，10月。時值中國社會由計劃經濟時代向市場經濟轉型，學術專著出版似乎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為困難的事情。既是項目，總想正式出版，乃與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楊金榮碩士商量。金榮編輯出主意，說只有直接找上時惠榮社長才能奏效。時社長是無錫人，鞅掌創(chuàng)建才十幾年的南大出版社，經濟壓力大，因而出版極重經濟效益，人們口耳相傳其名言：“出書可以，要錢?！蹦橙丈衔纾矣仓^皮捧了手寫書稿求見時社長，沒想到，時社長掃了一眼書名，匆匆翻了前幾頁，就說此書起名新，內容好，有價值，南大出版社肯定出。如此大出意外，令我至今感念不已。作為回報，后來再有書稿，我首先向南大出版社報送。大概因為是社長親自接受的書稿，出版付印一路順利，不到一年，就正式面世，而且不但不要出版補貼，還有稿費。

此書曾于1999年11月獲得1997—1998年度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三等獎，等次雖然不高，但當時我評為教授還不到兩年，剛剛聘為博士生導師，資歷尚淺，江蘇學界專家可以說是予以肯定的。2008年，南京大學計劃評選50部“改革開放以來南京大學文科有重要影響的學術著作”，報送條件是印數(shù)達到多少，或者重印多少次。此書印量很小，也未重印，我根本不作報送準備。然而校社科處領導通知我，此書被引用的頻率極高，學術反響較好，應該申報。我遵囑申報，自然忝列其中。

此書是我的第二部學術專著。第一部專著《江南絲綢史研究》(農業(yè)出版社1993年版)已于2016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增訂本《衣被天下：明清江南絲綢史研究》，而且近年又連續(xù)列入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正在譯成英文和韓文。此書自尋求出版到出版后的境遇，大概說明它還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既然不怕經濟上受損的風險，我自然樂觀其成愿意再版。

出版于25年前的拙著，以現(xiàn)在的眼光看，自然是問題成堆，尤其是注釋，堪稱千瘡百孔，完全不合現(xiàn)在的所謂“規(guī)范”。當年撰稿，盡量簡省，惜墨如金，所以諸多地方不夠翔實?，F(xiàn)在既系再版，而非增訂，也非改版，信奉歷史主義的我，始終堅信應該保持原貌，而不宜大事增損，改頭換面。因此，此次再版，只是改動了原版中的印刷錯誤，引文舛錯，以及表述明顯出入之處。盡管如此，我還是迎合時下的出版規(guī)范，查對了在此書初版之前能夠征引到的文獻，拾遺補缺，糾謬改錯，基本逐條核對了引文，注明具體出處，較之原版，改動之處較多。

明末清初江南大儒顧炎武先生有訓：“必有濟世安民之識，而后可以考古斷今?！北救擞山巷L土滋養(yǎng)，學術關注重點始終不出江南范圍。此書出版以來的四分之一世紀，學界對于江南商業(yè)史的研究，始終是熱門，取得的成就堪稱卓著，達到的高度和深度也非復當年，本人也并未完全轉移陣地，而是持續(xù)用力，獨著或與人合作發(fā)表了相關論文五六十篇。這些豐碩成果不能及時吸收補充進去，自然十分遺憾。作為補償，附在書末，俾便關注相關論題的讀者諸君參看。

行文至此，深深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感謝南京大學出版社時惠榮社長慷慨初版本書，感謝楊金榮編輯、楊小民美編為初版此書殫精竭慮，感謝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社科分社劉隆進社長的大度和激勵，感謝責任編輯鄧進升為再版本書付出的艱辛勞動。

范金民于南大和園自在齋

2023年11月5日

南宋時便廣泛流傳的諺語“蘇湖熟，天下足”，它反映了當時這些地區(qū)作為中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的地位。到了明清時期，江南在人均田地日益下降，邊際報酬日益遞減的情形下，仍是全國最為重要的經濟區(qū)，直到太平天國戰(zhàn)爭，江南始終走在全國的經濟的前列。

江南經濟是如何持續(xù)發(fā)展的？推動它久盛不衰的動力何在？學界中提出的江南“最低生存水準”“人口壓力”“邊際效益遞減”等理論是否與明清江南的實態(tài)完全相符？

作者范金民教授從江南商品的生產、流通、市場、商人商幫及其組織，以及商業(yè)興盛與江南社會經濟之相互關系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對明清江南商業(yè)的發(fā)展進行全方位且系統(tǒng)性的研究，為我們展現(xiàn)明清江南商業(yè)完整、生動的畫卷，揭示了商業(yè)興盛在江南社會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使江南農民得以維持較高的生活水平；使江南地區(qū)能夠提供繁重的賦稅；為江南人才輩出奠定了經濟基礎。作者對史料的精審辨析，對明清江南商業(yè)發(fā)展問題考校評騭，提出諸多獨到而令人信服的見解，這些創(chuàng)見使《明清江南商業(yè)的發(fā)展》成為經濟史、商業(yè)史研究的經典之作，是研究明清經濟史的重要參考。

商品經濟使江南地區(qū)能夠提供繁重的賦稅

明清時期，江南重賦，全國為最。明中期，經濟名臣丘濬說：“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奔尉笗r，禮部尚書顧鼎臣也說：“蘇、松、常、鎮(zhèn)、嘉、湖、杭七府，財賦甲天下。”康熙初年，江蘇巡撫韓世琦也說：“然財賦之重，首稱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蘇、松為最?！本唧w說來，江南八府明初田地不到全國的6％，而稅糧卻高達23％，后來田地上升到7％強，又經宣德年間的大幅度減稅，稅糧比例下降為21％強。到明后期江南田土在全國的比例下降為6％強，而賦額卻仍然與明中期持平。通計有明一代，江南田地僅占全國6％強，而稅糧卻占全國近22％，也就是說，在明代，各地上交給朝廷的稅糧，每5石就有1石多是由江南提供的，江南以1/16的田土交納了1/5以上的稅糧。體現(xiàn)在每畝平均交納的稅糧上，江南的地位也是相當突出的。明初畝均稅糧，全國僅為0.038石，江南高達0.143石，是全國平均水平的近4倍，以后因減賦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為全國的3.5倍。入清以后，江南田地上升到全國的7％強，而上交銀兩下降為17％弱，但米糧本色卻高達近77％，單就本色而言，地位更為重要了。如果考慮到全國400萬石漕糧江南占了40％以上，民間要以數(shù)石之糧運一石漕糧，則江南的實際負擔還要沉重得多。

江南能夠支撐這最為繁重的賦稅，完全依靠發(fā)達的絲棉綢布及其他手工業(yè)商品生產。徐光啟說，明代松江賦稅十倍于宋，“壤地廣袤，不過百里而遙；農畝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萬之賦，三百年而尚存視息者，全賴此一機一杼而已。非獨松也，蘇、杭、常、鎮(zhèn)之幣帛枲纻，嘉、湖之絲纊，皆恃此女紅末業(yè)，以上供賦稅，下給俯仰。若求諸田畝之收，則必不可辦?！鼻宄酰瑧舨可袝嚳苏f松江“賦役之供，糊口之計，全賴棉”。乾隆時人也說：“議生計者，女工誠不可緩，浙之杭、嘉、湖，江之蘇、松、常，蠶以治絲，織以成布，一歲而數(shù)百萬之大利，皆女工所自出也。”道光時，包世臣仍認為，“木棉梭布，東南杼軸之利甲天下，松、太錢漕不誤，全仗棉布。”同治初，李鴻章等地方官更將清前期江南如額完納稅糧歸結為商品流通下的民間富實。他們說：“江蘇尤東南大都會，萬商百貨，駢闐充溢，甲于寰區(qū)。當是時，雖擔負之夫、蔬果之傭，亦得以轉移職事，分其余潤，無論自種、佃種，皆以余力業(yè)田，不關仰給之需，遂無不完之賦。故乾隆中年以后，辦全漕者數(shù)十年，無他，民富故也?！泵髑鍟r人的這些看法，揭示了江南重賦得以成立的關鍵。重賦征收固然反映了封建朝廷對江南人民的榨取程度，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江南的富庶程度。江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為封建朝廷持久征取重賦提供了可能，從而也為全國經濟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選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yè)的發(fā)展》，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