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紹圣年間，曾布以大公至正的多面形象，在與新黨章惇、蔡卞、呂惠卿以及舊黨諸人的政治斗爭中游刃有余，在皇權面前，則竭力將自身塑造忠貞不二之臣、孤立不黨之士，在適度保持政治張力的基礎上達成自身的政治目的。
——編者按
多面曾布——黨爭“不倒翁”的“政治哲學”
紹圣初，無論是從言論還是從行動來看，曾布的政治態(tài)度均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給舊黨以堅決打擊，并努力紹述神宗政事。但沒過多久，曾布的政治活動與政治態(tài)度卻表現(xiàn)得極為矛盾和乖戾。一方面，他力主打擊元祐黨人，紹述神宗政事，舊黨諸人遭黜責后，他認為：“蔡確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處，吳居厚十年不與知州軍，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币源斯膭铀握茏趪绤枒吞幵v黨人。《宋史》卷319《劉奉世傳》：
紹圣元年，……（劉奉世）過都入覲，欲述朋黨傾邪之狀。帝將聽其來，曾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為漏網(wǎng)，恐不足見?！?p/>
此記載也足可看出曾布對舊黨嚴密防范的政治態(tài)度。又紹圣四年五月文彥博去世時，曾布對哲宗云“老而不死，終被謫命乃即世”“臣常以為背負先帝，莫如此人”，此語也不可謂不刻薄?！堕L編紀事本末》卷101《逐元祐黨人上》：
(紹圣二年)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彥博、劉摯、王存、王巖叟輩，皆詆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網(wǎng)者?！睈唬骸叭∫训弥季庮愒v以來臣僚章疏及申請文字，密院亦合編類?！鄙弦詾槿?。
曾布的意思，即是將漏網(wǎng)者清查出來，予以治罪。是時，曾布為同知樞密院事，三省與樞密院一并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之議，布實為始作俑者之一。紹圣三年四月中，曾布對宋哲宗云：“司馬光之徒，內懷怨望，每事志于必改，先帝以純臣之禮待之，而用心如此，其為背負先帝，情最可誅?！币陨隙甲阋宰C明，曾布對舊黨打擊毫不手軟。
但在另一方面，曾布又往往貌似大公至正，發(fā)出與章惇等人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論調。上引材料說明，紹圣時期的編類元祐臣僚章疏，曾布實為主要策劃者之一，但在另外的場合，他又說“施行元祐之人，殊無倫理”，“方今編排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難施行”，表示出與前述完全不同的態(tài)度。紹圣四年五月，曾布又以“愛惜人材”為由，要將舊黨分子孫覺、李常薦入朝廷。呂大防、劉摯南貶，曾布還曾提出要“稍徙近地”，以“感召和氣”。紹圣四年十月，建議將陳瓘用為臺諫或侍從官。降至元符之末，曾布則干脆直接建議哲宗引用元祐黨人。
與之同時，在一些場合、尤其是與宋哲宗單獨交談時，又屢屢對章惇、蔡卞、蔡京以及新黨中其他人表示不滿乃至直接進行抨擊。紹圣四年九月，曾布獨對事，稱“臣度章惇、蔡卞，必不能為陛下更修政事，進退人材”。稍后又說“與章惇、蔡卞議論不同之人，便指為異論”，攻擊章、 蔡二人動輒以朋附元祐黨人之名排斥異己。又據(jù)《長編》卷498元符二年五月癸酉條：
布曰：“陛下睿明天縱，士類之福。若以一言之差，便廢一人，則何可勝廢?章惇實有此議論，如與司馬光爭免役事，為天下所稱，然其言亦未嘗以免役為是，但云當徐議改更，不當暴廢爾!”
上云：“方澤誠可罪，只是惇門下人，故主張他?！?p/>
布曰：“澤本惠卿親黨，然惇于惠卿親黨過于己親黨，無不主張者?！?p/>
上曰：“何故?”
布曰：“此陛下所素知，惠卿作執(zhí)政時，惇乃門下士……”
以上的事實表明，隨著元祐舊黨被貶逐殆盡，曾布與章惇、蔡卞、呂惠卿等人之間也逐漸產(chǎn)生了嚴重的分裂。在與哲宗的對話中，曾布則隱伏著深刻的言外之意。元符二年二月，曾布還對哲宗云：“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眾論皆以為過當，然此豈為詆訾先朝，大抵多報私怨耳！”這里，曾布則完全將自己置于新黨之外，儼然以中立不黨之面目對章惇、蔡卞進行指責。
曾布的這些矛盾表現(xiàn)，招來了后世的不同評價。如繆荃孫認為“其論至公”，“較之惇、卞之徒，究屬天良未昧”，給予一定程度的好評；而另則有人認為“紹圣初，元祐黨禍起，布知公論所在，故對上之語，多持兩端”，意在說明其惡不減章、蔡，只是善于文飾，城府更深。如何正確地評價曾布，不僅涉及到曾布個人的功過是非，而且還涉及一系列事件的性質判斷。
筆者認為，在曾布的政治活動中，始終貫穿著其一套獨創(chuàng)的官場哲學，即在君臣之間、同僚之間，始終適度地保持一定的政治張力，并不斷地隨政治環(huán)境的變化加以調整，從而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兼而達到個人政治上的目的。他的所有矛盾表現(xiàn)，都是由此而產(chǎn)生的。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中，曾布之弟曾肇曾給時為宰相的曾布修書一封，信中首先肯定了“兄與惇、卞異趨，眾所周知”的事實，要求他引用善人( 按指元祐黨人)，扶助正道，并指出如若不然，“曾氏之禍”將不可逃。曾布在復信中談了對當時局勢的看法，并告知自己何以能在政局迭變、朋黨相傾的復雜形勢中成為不倒翁的奧秘：
自熙寧立朝，以至今日，時事屢變，惟其不雷同熙寧、元豐之人，故免元祐之禍；惟其不附會元祐，故免紹圣之中傷，坐視兩黨之人反復受禍，而獨泰然自若，真自處亦必粗有義理，以至處今風波之中，毅然自立……元祐及惇、卞之黨，亦何能加禍于我哉!恐未至貽家族之禍，為祖宗之辱，而累及親友也。
曾布這一篇不可多得的道白，為我們通過現(xiàn)象了解曾布其人，了解當時的仕風，不啻提供了一把鑰匙。曾布所說的處亂世而不敗的“義理”，即是那一套官場哲學、為官之道。由于遵循了這一套“義理”和官場哲學，因此，曾布力主打擊元祐黨人，卻又在打擊的程度和方式上提出不同意見；力主紹述神宗政事，卻又保留因時“損益”的觀點；無數(shù)次在哲宗面前巧言詆毀章惇等人，離間章惇與哲宗之間的關系，卻又時或對章惇有一兩句公道之語。曾布力主“紹述”和打擊舊黨，是為了迎合哲宗，得到重用；而在其間所發(fā)的異論，則是為日后的“毅然而立”作準備。我們固然不能抹煞曾布的某些“公允”言行有一定的實際意義，但必須看到，曾布這些行為的根本目的，只不過是將自己打扮成一個無所黨同、無所依附的中正不倚之士，“坐視兩黨之人反復受禍，而獨泰然自若”而已!
“中正不倚”只是相對于新、舊兩黨而言，而對于皇權，曾布卻是挖空心思委身于斯、竭力效忠的。曾布深知君臣相處之三味，故而處心積慮要使哲宗相信他是忠貞不貳之臣，孤立不黨之士，試看曾布與哲宗的如下一段對話：
上曰：“大臣所見，豈可不言? 言之何害?”
布曰：“臣每蒙陛下開納如此，益不敢循默，然愿陛下更賜采納。臣自初秉政，即嘗奏陳以謂先帝聽用王安石，近世罕比，然當時大臣，異論者不一，終不斥逐者，蓋恐上下之人與安石為一，則人主于民事有所不得聞矣，此何可忽也。”
上曰：“馮京輩皆是?！?p/>
布曰：“非獨京輩，先帝曾諭臣：王珪雖不言，亦未必不腹誹也。今三省無一人敢與惇、卞異論者?！?p/>
在以上對話中，他反復告誡哲宗“以先帝御安石之術為意”。向哲宗進此君人南面之術，無疑是曾布委身于哲宗的最佳方式，此種方式可謂一舉三得：可獲得哲宗的充分依賴；可以客觀上收到離間哲宗與惇、卞關系之效；可為自己仕途的進一步通顯打下基礎。曾布的這種用意極為明顯。
曾布既然想要扮演這樣一個角色，那么他也就必然在新黨內部尋找矛盾，偶爾制造矛盾而與其他新黨官員處于若即若離，甚至敵對狀態(tài)。至哲宗去世，曾布與章惇之間的矛盾終于發(fā)展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據(jù)曾布自己的記載，向太后垂簾之后，他曾與向太后論及章惇數(shù)事，認為：“今日事不成，惇與(梁)從政皆懷家族之憂，惇為首相從政握親兵，內懷反側，但無能為爾！”曾布此語的用意異常卑劣?！敖袢帐虏怀伞?，系指章惇曾反對立端王趙佶為帝而未成功；“內懷反側”，即是認為章惇有不臣之心。曾布能以此中傷、諂誣章惇，可以看出，二人之間的沖突已是異常尖銳、激烈。曾布與蔡京、蔡卞之間的關系，也處于非常緊張的狀態(tài)，所以向太后垂簾之后，他一再要求將蔡京、蔡卞逐出朝廷。
——選自羅家祥《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