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議絮叨被打開的方式
馬歇爾·麥克盧漢的傳播學(xué)理論，在漢語學(xué)界早已耳熟能詳。作為一個貌似高深、抽象的著名命題，“媒介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在反諷時代的中國，似乎根本就無須注明出處。只因為它像所有作為“舶來品”（imported goods）的其他高深、抽象的命題那樣，早就被高度地口頭禪化了（Verbal Zenization）。[[[]
任何一種外來的高深學(xué)說，總會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jié)合而被口號化。依照反諷時代的基本原則和口吻（亦即A與?A同時并存、同時成真，還得互為前提，互為依據(jù)），某個高深的命題（亦即A）如果不被口頭禪化，甚至不被庸俗化（亦即?A），反倒是一件令人難以理解、不可思議的事情，比“媒介即訊息”更難懂的量子（quantum）概念最近幾年在中國民間的遭遇或許很說明問題。它被高度庸俗化甚至商業(yè)化，已經(jīng)到了令人發(fā)指的地步（參閱央視財經(jīng)頻道：《“量子產(chǎn)品”是騙局！》，“上游新聞”https://www.cqcb.com/dyh/government/dyh3687/2021-08-26/4398751_pc.html，2022年6月6日14：37訪問）。比如“哲學(xué)”一詞，早在曾經(jīng)高度文盲化的中國就被歇后語化了（參閱韓少功：《山南水北》，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209頁），事實上——而非理論上——一切知識界自以為高深的概念在中國早已弄成了“說法”，一個“說”起來可用的“法”子而已。
]] “媒介即訊息”的準(zhǔn)確含義，被認為大體上是這樣的：唯有媒介（the medium）自身，才配稱真正重要、真正有意義的訊息（the message）。[[[]
特倫斯·戈登（Terrence Gordon）在解釋“媒介即訊息”時這樣寫道：理解媒介“不是理解新技術(shù)本身，而是理解新技術(shù)間的相互關(guān)系及其與舊技術(shù)的關(guān)系，尤其理解新技術(shù)與我們的關(guān)系——與我們的身體、感官和心理平衡的關(guān)系”（特倫斯·戈登：《特倫斯·戈登序》，麥克盧漢：《理解媒介》，前揭，第9頁）。
]]馬歇爾·麥克盧漢的論證思路，簡直優(yōu)雅和開門見山到了令人“羨慕嫉妒恨”的程度：媒介最重大的作用，正在于它深度影響了人類的理解方式、全面塑造了人類的思考習(xí)慣、整體改造了人類的理解模式；對于人類社會而言，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訊息，不應(yīng)該是某個特定時代的特定媒體（比如電視）傳播的特定內(nèi)容（比如正在直播的歐洲足球冠軍杯半決賽），更應(yīng)該是這個時代使用的媒介的性質(zhì)、被使用的媒介開創(chuàng)的可能性，以及該媒介帶來的社會變革?？偠灾菏褂媚撤N媒介的人與這種媒介結(jié)成的那種親密關(guān)系，才最為致命，當(dāng)然也最為重要——因為人的全部行為模式，自覺自愿并心悅誠服地被媒介高度管控了[[[]
對此，馬歇爾·麥克盧漢說的最為清楚，但也最為有趣：“從生理上說，人在正常使用技術(shù)的情況下，總是永遠不斷受到技術(shù)的修改。反過來，人又不斷尋找新的方法去修改自己的技術(shù)。人仿佛成了機器世界的生殖器官，正如蜜蜂是植物界的生殖器官，使其生兒育女，不斷衍化出新的形式一樣……心理學(xué)里動機研究的功績之一，是揭示出人與汽車的‘性關(guān)系’?！?（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前揭，第63頁）對此，本文作者也曾有過極為粗淺的心得（參閱敬文東：《嬗變的漢語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芳草》2021年第2期）。
]]；人必定會將自己托付、托管給自己或心儀或不那么心儀卻又不得不心儀的媒介。因此，“媒介即訊息”意味著：喜歡史詩的是部落人，因為史詩和喜歡史詩的人結(jié)成的那種特殊關(guān)系，造就了部落人；喜歡好萊塢大片的是娛樂至死的歡樂人士，因為好萊塢大片和喜歡這種大片的人締結(jié)的那種特殊關(guān)系，生產(chǎn)了高度敏感于快樂的歡樂人士。
羅蘭·巴特很鄭重地告誡說：“對語言的所有拋棄的行為都是一種死亡?！盵[[]
羅蘭·巴特：《神話修辭術(shù)》，屠友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2頁。
]]羅蘭·巴特敢于這么說話的道理不外乎是：人是一種語言性的有機生命體，是符號化的動物。[[[]
《圣經(jīng)·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行這樣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保↖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很顯然，“道”非word莫屬。
]] J.G.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這樣斷言過：“語言是人的本質(zhì)所在，人之成其為人，就因為他有語言。”赫爾德甚至還很大膽地猜測過：“當(dāng)人還是動物的時候，就已經(jīng)有了語言?！盵[[]
J.G.赫爾德：《論語言的起源》，前揭，第26頁、第5頁。
]]對于向來以言語（parole）為自身活動之方式的語言（langue）[[[]
薛施藹（Albert Sechehaye）認為，“言語是語言的活動（functioning）”。羅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son）評論說：“這一定義令人欽佩。”（參閱《雅柯布森文集》，錢軍等譯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頁）
]]，麥克盧漢和很多思想家一樣評價甚高，盡管語言是如何產(chǎn)生的至今還是一個令人不解的謎題[[[]
陳嘉映提出過語言起源的另一種思路也許值得重視：即從信號到囫圇語再到語句，最后出現(xiàn)語言（參閱陳嘉映：《思遠道：陳嘉映學(xué)術(shù)自選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8—50頁）。
]]。蘇格拉底放言過：對語言的仇恨乃諸惡中之最惡者。[[[]
參閱《柏拉圖對話錄》，王太慶譯，商務(wù)印書館，2004年，第251頁。
]]麥克盧漢也很早就如是斷言過：語言是人類最早發(fā)明出來，以供人類使用的第一種媒介；古往今來，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借助語詞把直接的感覺經(jīng)驗轉(zhuǎn)換成有聲的語言符號，我們可以在任何時刻召喚和找回整個世界”[[[]
參閱麥克盧漢：《理解媒介》，前揭，第77頁。
]]。巫術(shù)作為一切人類藝術(shù)形式的總源頭，也頂多不過是“借助語詞”（當(dāng)然還有語言化的歌、舞和原始音樂），將“整個世界”完整地“召喚和找回”而已矣[[[]
參閱格羅塞（Ernst Grosse）：《藝術(shù)的起源》，蔡慕暉譯，商務(wù)印書館，1987年，第200—217頁。
]]。除了啞語，世上大概不會有任何一種語言居然是無聲的、啞火的[[[]
馬克斯·皮卡德（Max Picard）說：“沉默產(chǎn)生語言，換言之，它是出于一種委任而存在的。也就是說，語言是由在它之前的沉默所認可了的，所正當(dāng)化了的東西?！保R克斯·皮卡德：《沉默的世界》，李毅強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第8頁）但明眼人早就看出，馬克斯·皮卡德所說的沉默并不意味著語言居然是無聲的。他有更深的用意。此處對此不再贅言。
]]；也不會有任何一種語言在色調(diào)上，竟然是灰蒙蒙的，而不是五彩繽紛的。艾·阿·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認為，“音節(jié)序列既是聲音又是言語動作的形象”[[[]
艾·阿·瑞恰慈：《文學(xué)批評原理》，楊自伍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125頁。
]]。與僅僅依靠本能存活于世的其他生命樣態(tài)迥乎其異，人類唯有憑靠有聲的語言以及語言自身的活動（亦即言語，亦即parole），才能進行廣泛、深刻、多層次直至最大體量的事情生產(chǎn)（thing production），以求改變整個自然—物理世界；而語言作為“每一種具體人類暴力最終的依靠”或培養(yǎng)基[[[]
齊澤克（Slavoj ?i?ek）：《暴力：六個側(cè)面的反思》，唐健等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59頁。
]]，也才能深度改造甚或再造整個人類社會[[[]
參閱王一平：《論反烏托邦文學(xué)的幾個重大主題》，《求索》2012年第1期；參閱刁科梅：《扎米亞京文藝美學(xué)思想初探》，《俄羅斯文藝》2003年第6期；參閱鄭永旺：《反烏托邦小說的根、人和魂——兼論俄羅斯反烏托邦小說》，《俄羅斯文藝》2010年第1期。
]]。這大概就是唯有人類擁有生活，其他生物——甚至高等生物如猿猴者——僅僅擁有生命的主要原因吧[[[]
參閱陳勝前：《人之追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9年，第4頁。
]]。任何一種語言發(fā)出的聲音，都不可能是馬克思很幽默地調(diào)侃過的那樣，頂多是在幽默地震動著空氣層。[[[]
馬克思是這樣說的：“‘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質(zhì)的‘糾纏’，物質(zhì)在這里表現(xiàn)為震動著的空氣層、聲音，簡言之，即語言。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并僅僅因此也為我自己存在的、現(xiàn)實的意識?！保▍㈤啞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頁）
]]米哈伊爾·巴赫金說得當(dāng)然精辟：“語調(diào)是‘價值’發(fā)出的聲音?！盵[[]
轉(zhuǎn)引自卡特琳娜·克拉克、邁克爾·霍奎斯特：《米哈伊爾·巴赫金》，前揭，第17頁。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提供的一個故事，可以為巴赫金做證。伊格爾頓這樣寫道：“傳統(tǒng)的英國紳士厭惡令人苦惱的勞作，竟不愿正確地發(fā)音，因而有了貴族式含糊的發(fā)音和拖腔。”（特里·伊格爾頓：《理論之后》，商正譯，商務(wù)印書館，2009年，第8頁）也就是說，如果考慮到拖腔和貴族式含混的發(fā)音，就能知道這樣的發(fā)音傳達的“價值”。
]]喬治·斯坦納暗示過：蔑視和嘆息就像語言一樣，也應(yīng)當(dāng)是特定的世界觀，是“對時間和世界的解讀”[[[]
喬治·斯坦納：《喬治·斯坦納回憶錄：審視后的生命》，李根芳譯，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第111頁。
]]。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講得更加具體和客觀：“詩歌的音響性只有通過意義的理解才能獲得。”[[[]
轉(zhuǎn)引自張隆溪：《道與邏各斯——東西方文學(xué)闡釋學(xué)》，馮川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7頁。
]]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觀點更是一以貫之地既干凈，又利索：“言詞即行為?！盵[[]
維特根斯坦：《文化與價值》，馮·賴特（Von Wright）等編，許志強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83頁。
]]對于任何一種語言來說，聲音都絕非聲音本身而已矣；事實上，聲音顯示出來的意義或價值，注定要深度參與到事情生產(chǎn)的整個過程當(dāng)中[[[]
參閱Austin, Truth, Philosophical Pap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100-121。
]]，這僅僅是因為抑揚頓挫、平上去入的音響形象，才算得上語言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屬性之一[[[]
參閱敬文東：《牲人盈天下：中國文化的精神分析》，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第20—23頁。
]]，決不可以被等閑視之，更不可以被諸如“內(nèi)容決定形式”一類的高明學(xué)說所忽略、所忽悠。對此，露絲·韋津利（Ruth Wajnryb）女士有睿智的判斷：“只要說出，事情就發(fā)生。把一個人打入地獄是如此容易，所以如此誘人，只需要一個經(jīng)濟實惠的音節(jié)，就大功告成?！盵[[]
露絲·韋津利：《臟話文化史》，顏韻譯，文匯出版社，2008年，第144頁。
]]韋津利女士的睿智之言意味著或暗示的無疑是：人類說話時使用的口吻、調(diào)性、語氣或發(fā)聲方式（speaking voice）[[[]
參閱張棗：《張棗詩文集·詩論卷》，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第68頁。]]，不僅是最早被人類發(fā)明、掌握和運用自如的重要媒介，還一定有能力進行廣泛、深刻、多層次直至最大體量的事情生產(chǎn)，以求深度甚或全方位改造這個世界；經(jīng)由語言編織出來的哲學(xué)，絕非馬克思很幽默地揶揄過的那樣，僅僅負責(zé)向蕓蕓眾生解釋世界的長相為何，以及世界為何有如此這般的長相。依照“媒介即訊息”這個總原則和總綱領(lǐng)，某種特定的發(fā)聲方式、調(diào)性、口吻和言說姿勢，到底生產(chǎn)出了怎樣的事情固然非常重要，但這種言說姿勢、口吻、調(diào)性和發(fā)聲方式對人類情感范式、思考習(xí)慣、理解模式、生存處境進行的深度塑造和更為深度的變革，無疑最為重要。這正是理解和觀察絮叨的基礎(chǔ)性方法論，也是絮叨被打開的有效方式，甚至還很有可能是最正確的方式。
俱往矣。對媒介實施如此這般看似離題的厚描法（thick description），以充任作為媒介的絮叨濃重出場的背景和過門，適可而止，但也到此為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