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我從來沒有想過會寫一本純歷史題材的書，而且規(guī)模如此宏大。雖說我從小就對歷史懷著濃厚興趣，成年后也從未停止過對歷史的學習和思索，然而這畢竟不是我的專業(yè)，我深知自己在這個領域中的短板是很難補齊的。我學的是新聞，職業(yè)生涯的一大半歲月都在從事新聞工作，我也確實懷有強烈的新聞理想，迄今仍未磨滅。這是一股與學術理想截然不同的激情。但在這個時代，來自技術變遷以及其他層面的力量都在無情地擠壓著傳媒業(yè)—但愿只是我曾投身其中的那個傳統(tǒng)或老派傳媒業(yè)—的生存空間。眼看著自己腳下那片原本就十分貧瘠的新聞土壤正越來越快地流失，每一個嚴肅的寫作者都面臨著沉重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轉向歷史寫作大概是一次無奈的撤退。好在對我自己來說，寫歷史與寫當下同樣有沖動，而且很可能更加輕松自在。
我的背景和旨趣決定了這不是一本尋常意義上的歷史書—即敘述一個歷史故事、呈現一種歷史現象、剖析一段歷史沿革……概括起來說，就是還原過去存在過的人和事及其相互關聯，讓讀者更好地理解過去。我的著力點不在于講故事，而在于回答一個問題 ：繁榮的社會是如何成就的？其中又包含了一系列問題。而它的反面是 ：為什么繁榮那么容易被毀掉？
宋代是全面深入地展示、分析這個問題的最佳切入點。這個問題是非時間性的，對于任何時代都有重大而緊迫的現實意義，當代尤然。由此我自己也找到了歷史寫作與新聞寫作的結合點。相信讀者讀到這里，應該已經有了認識這個問題的基本框架。告別在即，我最大的期望是你們能有興趣繼續(xù)追問下去……
本書是從經濟的視角切入的，并且自始至終圍繞著經濟這條主線展開，但它顯然不是一部“宋代經濟史”。想要通過這本書來全方位把握宋代經濟的讀者，恐怕會失望。我并沒有按農、林、牧、漁、工、商、服務業(yè)等行業(yè)分類來全面敘述宋代經濟的樣貌，也沒有完整介紹宋代的經濟制度。我只是有選擇地向讀者呈現了宋代新出現的前沿經濟變化，例如城市網絡的興起、工商業(yè)的繁榮，以及貨幣經濟對社會生活的廣泛滲透等。我花了很大篇幅在書的最后部分剖析宋代的財政與稅收，也是服務于前述問題導向的。
說本書不是“宋代經濟史”，還因為它旁涉了許多經濟之外的內容，但它更不是一部“宋代社會史”或“宋代文化史”，對于后人持續(xù)關注和研究的宋代政治，本書只在尾聲中略有提及；而對于宋代在文學、哲學、史學、書法、繪畫等方面所取得的耀眼的文化成就，本書要么只字未提，要么只涉及一兩點。例如，關于理學，我是在討論宋代教育普及時略有觸及，并沒有花太多筆墨討論理學的思想內容。我關心的主要是商業(yè)進步及其成因，還有它所催生的社會變遷。當然，那些被我忽略的部分絕非不重要，而是與我試圖關照的主題并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文學藝術的繁榮或許不能說與經濟毫無關系，自由而富裕的社會并不必然滋養(yǎng)出輝煌燦爛的史書與書法，專制而貧窮的時代也并不一定產生不了美輪美奐的詩歌和繪畫。
在本書中，我將歷史演進置于“技術–制度”的框架內加以審視。在我看來，如果歷史的起起落落呈現為一條曲線的話，那么技術和制度分別可以作為它的橫坐標和縱坐標。技術是社會生產力的單元底盤，制度將所有這些生產力單元整合在一起，構成一個創(chuàng)造實際價值的生態(tài)系統(tǒng)。技術和進步都有可能進步和倒退，但二者又存在著很大不同。技術的突破充滿了偶然，并非任何人的主觀愿望和努力可以左右。我認為它主要取決于極少數天才人物的靈感，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甚至不可知的。我們唯一能夠確知的是，技術進步是累積和階梯式的，有了前一階段的突破，才會有下一階段的繼續(xù)突破。它完全不像文學藝術那樣，每一代人都可以另起爐灶。18—19 世紀“科學革命”以后，技術突破發(fā)生的頻次相比之前有了飛速的發(fā)展，而且還在繼續(xù)加速。說現代一日抵古代一年，一點都不夸張。我在本書中也特別強調了這種“古今異同”，以期提醒世人，對歷史要懷有一種“同情的理解”，擯棄那種想當然地、以今度古的浮夸通病。然而，就每一個當下而言，下一個重大技術突破會朝哪個方向、發(fā)生在哪個領域、以何種形式……仍是不可知的。
當然，一項偶然的技術發(fā)明是半途夭折（如歷史上的交子、會子等紙幣）、長期陷于停滯（如畢昇的活字印刷術），還是最終得到廣泛應用和長足發(fā)展（如算盤、羅盤、雕版印刷等），則取決于它生逢的社會土壤（所謂社會土壤，制度是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技術的突破極難，一旦取得突破，倒退的概率是比較小的。所以我將它視作歷史曲線的橫坐標。制度則相反。雖然它決不是人可以依據自己的理想藍圖自由規(guī)劃和隨意修改的，但它卻是掌握了正確知識的人完全可能有意識地不斷改進的。制度看上去是人制定或設計出來的，但實則只是人的選擇，而且選項很有限。制度是最初確立者面臨的客觀環(huán)境和他們主觀價值傾向的結合。制度一經確立和推行，就會獲得獨立自主的生命力，只要內部條件和外部環(huán)境沒有大的改變，它就會沿著自己的內在邏輯持續(xù)展開，并把社會上的各種力量裹挾進來，形成一種日益強大的路徑依賴，驅使后來者不得不沿著既有的方向走下去。當然，后來者仍可以審時度勢，利用新的社會土壤，抓住機會對既有制度做出調整或根本性變革—前者如范仲淹領導的慶歷新政，后者如王安石發(fā)起的熙寧變法。無論是制度的起源還是展開過程，人都不是被動的，都可以有所作為。這就為中國古代儒家政治哲學留下了充分的發(fā)揮空間。但作為一枚硬幣的另一面，制
度的倒退是很容易發(fā)生的，在真實歷史中也的確一再發(fā)生。所以我將它比擬為歷史曲線的縱坐標。另外，人固然不是制度的奴隸，但也很難說是它的主人。人顯然不是制度的建筑師或工程師，就人與制度之間多向度的復雜互動關系而言，兩者更像是農人與莊稼、醫(yī)生與患者的關系。
尤需指出的是，制度的實際推行后果往往與制度的設計初衷大不相同，幾至南轅北轍。歷史的演進，在越長期（例如千年時段）和越宏觀（例如全球范圍）的視野中看，技術的力量就越大。而在短期和局部，制度的力量則可以說是壓倒性的。因此，就人類歷史的總體演進而言，技術是最重要的動
力 ；而每一個具體的社會究竟是繁榮還是衰敗，主要是制度決定的。但好的制度—對應著繁榮的社會—能否存活、維系乃至不斷完善、提升，又受到內外兩方面的持續(xù)壓力 ：
第一，一個制度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持，因而所謂“先進制度”，是一連串的事件。我們在本書中已經看到，宋代遙遙領先的紙幣體系因得不到經濟貿易和社會生活層面的其他制度支持而獨木難支。第二，制度與技術存在一個適配問題，不同時代會有適應當時社會現實的最佳制度組合，它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生產力水平，特別是技術特征。我們通過本書也已經很清楚地了解到，宋代現代化的軍事制度因受制于前現代技術條件而在實戰(zhàn)中盡落下風。當制度與制度、制度與技術之間達成某種最佳張力時，社會就繁榮昌盛 ；反之，社會就衰敗沒落。這永遠都是一個動態(tài)平衡。對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模式的批判是本書的核心主題，我明確指出，對這種傳統(tǒng)經濟模式的強勢回歸是宋亡以后中國歷史曲線從頂峰掉頭下行—還可以說是第一波“中國式近（現）代化”夭折—的首要原因。然而我也曾簡要指出過，以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為基石的小農經濟模式在它形成時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和以后很長一段時期內是與社會現實相適應的，它比同時代普遍存在于世界其他文明圈的大莊園 / 奴隸制經濟模式具有顯而易見的先進性，因而也是秦漢帝國崛起的經濟基礎。甚至從北魏孝文帝開始延續(xù)至唐代中葉的以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為主的土地及賦稅制度，也不能簡單地視為一種制度逆行。我認為在漢亡后長達四百年的分裂與戰(zhàn)亂所造成的人口銳減、土地荒蕪、百業(yè)蕭條的特殊社會現實中，它對于當時的生產恢復和人民安定有著很大的促進意義。只是，經歷了隋唐前150 年空前的經濟繁榮、人口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社會結構巨大變遷，過去那種均田制之上的小農經濟模式才日益不能適應新的社會現實，成為桎梏下一階段歷史進步的障礙。因此，只有最合適的制度，而并不存在一勞永逸的完美制度。其中的最大原因或許就在于技術的變遷總是以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方式顛覆既有一切，而眾多偶然因素也在這一過程中發(fā)揮著神秘莫測的作用這便是我努力試圖對宋代這幅熙熙攘攘的《清明上河圖》做出的解釋，我希望它是有說服力的。至于人們能夠從這幅《清明上河圖》的繪就和破滅中得到怎樣的現實啟發(fā)，顯然不是我能夠掌控和負責的。
這本書緣起于 2022 年春上海封控時，那是一段永生難忘的日子。禁足在家，身體活動的范圍被壓縮到不能再局促，而心靈遨游的宇宙卻放大至無窮。周遭的所見所聞促使我在更長時段、更廣范圍內思索社會的興衰和人的命運。那兩三個月里，我寫了一組五篇長文，討論宋代工商業(yè)的繁榮及其
給社會帶來的全方位進步。這組文章以《清明上河圖是如何繪成的？》為總標題發(fā)表在《經濟觀察報》上，總計有近 4 萬字。不久后，北京彗星時間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創(chuàng)始人和負責人田珅聯系到我，他覺得這組文章構成了一本書的基礎，建議我將它進一步充實成書。于是就有了這本書的第一聲“胎動”。按田珅與我的最初計劃，書稿字數應該在 15 萬字以內，這是最受當下圖書市場歡迎的。沒想到隨著寫作的深入，我發(fā)覺這個題材的線索和頭緒以及需要表達的內容越來越多，整整一年后，完稿幾乎 4 倍于最初的設想，是一部名副其實的“大書”。這不但出乎田珅的計劃，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所幸田珅是一個經驗豐富的出版人，他一再安慰我，讓我不必擔心厚書的價值。他說，作者的唯一使命是寫出好書，剩下的事應該交給像他這樣的出版人。過去兩年里，他持續(xù)不斷地給了我許多熱情的鼓勵和富有價值的意見、建議。如果沒有他，就不會有這本書。
我也要特別感謝《經濟觀察報》的殷練和林密兩位女士，我是她們主持的《觀察家》欄目的專欄作者，這也是我這輩子供稿最久、最多的一個紙媒欄目，我在其中發(fā)表了不下百萬字的稿子，前后歷時15年。如今回想起來，自己都覺得難以置信?！肚迕魃虾訄D是如何繪成的？》系列文章，自然也是發(fā)表在這個版面上。這么多年來，她們給了我很多信任與寬容。如果你在本書中讀出了我的某種“寫作風格”的話，可以說，它就是在她們的版面上逐漸形成的。像她們這樣的“編輯匠”如今已經很難再見到了，這也是我越來越少在媒體上發(fā)表文章的原因之一。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guī)缀鯚o時無刻不向身邊熟識的專業(yè)人士請益，交流最多的是南京大學教授景凱旋、知名宋史寫作者吳鉤和歷史暢銷書作家張明揚諸師友。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有一次景凱旋教授就我書里的某個話題連珠炮似地向我發(fā)出十數問，末了他說 ：“高質量的博士論文答辯就應該是這樣的?！眳倾^的宋史功底遠勝于我，他經常就我書里的某些觀點和結論提出反面意見，與我展開激烈爭論。張明揚是戰(zhàn)爭史領域的專家，我與他討論得最多的是古代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之間的互動關系。他們對我的真誠建議、提醒和“詰難”，在與我自身的思考碰撞后激發(fā)出眾多嶄新的洞見，并幫助我完善了文本的邏輯結構，彌補了許多漏洞。我對他們懷著真摯的感激。我在這里還想表達我對鄧廣銘、漆俠、陳振、張邦煒、虞云國、李華瑞、程民生、王瑞來、劉成國以及龍登高、陳國燦、劉守剛等一大批前輩和同輩學人的敬意和謝意。我在寫作本書時參考了他們大量的專著和論文，
獲得了許多有益啟發(fā)。特別是我在本文開頭已經說過，我非歷史專業(yè)出身，在宋史專業(yè)知識領域的基本功是不扎實的，對古籍文獻的閱讀和掌握也相當有限，對遼、夏、金、蒙尤其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這些學者常年耕耘于宋史及古代經濟財政史專業(yè)領域，將許多對我的寫作來說非常重要的原始材料從浩如煙海的古籍文獻中梳理出來，幫助我節(jié)省了大量時間精力，少走了很多彎路，也避免了不少錯誤。
當然，正因為我在專業(yè)方面的先天不足，本書不可避免地會存在諸多不當及訛誤，甚至嚴重的“硬傷”。我熱切地期待著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和教誨。
本書初稿完成，在 2023 年清明前后。前一年這個時候封控在家，無法給父母掃墓。2022 年年底和 2023 年年初又正好是父親去世十周年、母親去世五周年。這年給父母上墳時，我特地向他們報告，過去一年變故甚多，但我沒有完全虛度，埋頭寫了一本書，有 50 多萬字，是父親喜歡的歷史題材。父親生前是高中語文老師，兼做過歷史老師。他是民國時代的中學生、20 世紀 50 年代的大學生，文史基礎非常好。在他的熏陶下，我還沒上小學時就已經會背不少唐宋詩詞，并且從小就對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的事跡有著無限景仰。其實父親一直不希望我以文科為專業(yè)，但我后來做了新聞工作，這大概是他最不想看到的。
不管怎樣，這本書也算是對父親對我的家庭教育的一種報答。只是父親雖然熟讀歷史，但像中國大多數歷史愛好者一樣，對于經濟和財政問題并不十分了解和感興趣，因此未必能對本書主題產生特別強的共鳴。記得我小時候，他經常眉飛色舞地跟我講一些唐宋文人的趣聞逸事。印象較深的如這段筆記 ：
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東坡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孩兒，執(zhí)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
江東去……’”公為之絕倒。
又如 ：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凸。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前?！泵眉创鹪?：“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里有聲傳。”以東坡多髯?！秲缮侥劇匪浵鄳蛑Z又不同，坡戲妹曰：“足跡未出香房內，額頭先到畫堂前?！?以其凸額也。妹答坡云 ：“去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嘴邊。” 以坡面長戲之。
這類引人入勝的歷史故事，我盡量挑了一些與主題有聯系的插入書中，希望能讓本書更精彩生動，以迎合和吸引像父親那樣的讀者。不知我的才智和努力能不能滿足這樣的期盼？
2024 年 4 月 29 日—5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