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盲點之名字未詳
“名字里的沉默”—沒有姓名記載，是救父故事中最多見的一類。
高高的祠堂建起來后，供奉的人物卻沒有姓名。這種反差，在表彰孝女的場合，并不少見。
唐代寶歷年間，朝廷大肆冶銀，在金谿（即金溪）也置了場。負責人長期努力也完不成指標，“歲久，銀不足以充貢”，不但自己鋃鐺入獄身受折磨，而且傾家蕩產也補不上虧空。他的兩個女兒抱頭痛哭，哀嘆不是父親不盡心，實在是資源和產能有限，國家要求的額度根本不可能完成，認為父親大概是救不了了：“若罪不可贖，女生何為？”絕望中她們使出了最后一招—兩個少女，活生生地跳進熱騰騰的冶煉爐，尸骨無存。
絕招總算有用。對生者，父罪得脫，民害被除，因為刺史上報了此事，使朝廷收回成命，貢即停，后來者少受折磨；對后世，善政得以延續(xù)，“邑人世世賴之”，宋代在此置縣，縣名就叫“金谿”。元代本有郡守打算重啟冶銀計劃，但念著金谿當地曾為此鬧出人命慘劇，所以只能將此地的計劃擱置。因此，元人劉杰寫了《重建孝女祠記》并感嘆，二女“其功大矣，祠之，于禮為宜”。
但相比肯定“非二女捐軀一死，其父之罪可釋乎？后人之患可逃乎？”的大功績，劉杰開篇應景點名夸贊的是王知縣初上任即政平訟理并重建孝女祠（于縣東之滓堆）的政績，表明撰文刻石、長久保存的用意，接著便說“孝女二人，忘其姓氏”。這個“忘”字，意味深長。
不記姓名，無形中也給了眾人更多想象的空間。宋代名將岳飛，相傳有一幼女，其父被逮，女負銀瓶投水死。人們?yōu)榇伺残蘖遂籼?，據元代楊維楨所記“祠在浙憲司之右”，他的《銀瓶女》詩，筆法與劉杰記唐代二女事跡相似：
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千尺水，一尺瓶，瓶中之水精衛(wèi)鳴。
杭州人建張烈文侯祠供奉張憲，覺得張憲該娶岳飛的小女兒，便塑銀瓶像以配之。清代的俞樾善考據，他對銀瓶女的身世和下落做了徹頭徹尾的考證，觀點是其事應有，但把岳飛幼女和張憲“拉郎配”的民俗，在守禮的儒士心里過不去。俞樾的《曲園雜纂》中有一篇《銀瓶征》，細細考辨了此事。
岳家有無此女？俞樾持肯定態(tài)度。他認為，一方面，《岳忠武行實》出自岳珂，應該可信，但其中所列出的岳飛的兒女們都有明確的名字或排行，“獨無所謂銀瓶者”。難怪人們心生疑惑：幼女殉孝也該算得上突出事跡了吧，但岳家平反后，為何沒有表彰？“豈不經御旨追贈？”另一方面，俞樾又找到宋人周密《癸辛雜識》關于岳飛廟中“并祀銀瓶娘子”的記載，推斷銀瓶姑娘的身份，至遲在岳飛死后百年已經得到了承認。
然而，就算殉父之女確實存在，但結合宋、元方志可推斷，“宋時已祀王女而女不名”，也就是說，此女死后，名字并未隨事跡一道流傳。她非但名字不載于史冊，甚至還被后人安排上了不同的名字。前人修《湯陰縣志》，作《岳氏家譜》，直接說岳飛的幼女叫作“孝娥”。俞樾相當不以為然：她的精神可稱為孝，不代表她的名字就得這么叫。
當然，俞樾更不滿意的，是后人把此女叫作“銀瓶小姐”，因為這至為不典，恐怕玷污了岳飛幼女的清白名聲。對此他認同趙翼的看法—“宋時閨閣女稱小娘子，而小姐乃賤者之稱”，比如宮婢稱小姐、妓女稱小姐。因此岳飛的女兒一定不能被叫成“小姐”。俞樾又依據宋代無論官妓、家妓必有簿籍載之這一點，推斷“小姐”其實是從妓女的雅稱“小籍”轉來的，還曾因近人記載中的“銀瓶小姐”，差點兒把為岳飛而死的女子認作岳飛家妓而非岳飛女兒，直到得知元明以前的記載中她都叫“銀瓶娘子”，他才放下心來。
俞樾還列舉了人們如何圍繞“銀瓶”做文章，展開對無名孝女的想象。有人說，岳飛夫人夢中抱銀瓶而生女，女因此得名，正應了《易》的井卦，說明她出生時便有兇兆。又有人說銀瓶是岳飛送給幼女的禮物，父親下獄后，她曾設法搭救，無奈希望破滅，才抱著父親送的銀瓶投井，年僅十三。這些孤證，俞樾找尋來，豐富了故事的可能性，畢竟最初的記載只有岳飛死后其幼女抱銀瓶投井自盡而已。
岳家幼女是否婚配？俞樾前面一番辨析和羅列，把故事的要點放在“幼女死孝”上，于是傳聞不攻自破。岳家銀瓶女還小，張憲則早已是岳飛愛將，二人“年齒懸殊，豈可以為配乎”？硬要“以數百年后，強為作合”，把未婚而死的孝女安排到將領張憲的身旁，不妥。
岳孝娥抑或張岳氏，銀瓶娘子或是銀瓶小姐……圍繞這位勇于赴死的少女的身世與故事，前面俞樾考證中所引述的傳記、方志、筆記與傳聞，以及辦得有聲有色的祠堂，足以顯示出古人評判孝女時的一些規(guī)律：從“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到“豈可以為配”，與其說關心她們的安危，不如說更在意她們的無私貢獻和清白節(jié)操。孝女不能失名節(jié)，士大夫的標準一貫高，反觀民間搞供奉、拉郎配、看熱鬧，讓忠臣做了岳飛女婿，給小姑娘許個好人家，在以身殉國或殉父的悲劇中也要努力搞一搞“大團圓”，哪個更貼近事實？哪個更理想？她的生活該由誰來講述？這些故事中的理想狀態(tài)又是誰的理想？
按理說，本書的主角緹縈（漢）與木蘭（相傳為南北朝），早該出現在金谿二孝女（唐）與岳家銀瓶女（宋）之前。之所以開篇數頁仍未寫到她倆，不僅因為她倆在后文中“戲份”更重，而且因為她們其實與所有救父者共命運。無論是因更廣為人知而被濃墨重彩書寫，還是影響僅及于一時一地；無論是年少赴死，還是下落不明，她們的人生故事都被“剪裁”和演繹過，在被塑造出美名的同時也被遺漏了個性。
最初我關注的，是緹縈、木蘭等人的救父謀略和冒險精神，但追問下去，發(fā)現故事里并不只有謀略和冒險，在這之外，她們背負著更多，同時也失去了更多：少數取得成功和榮耀，更多的是掙扎與內耗，無數失敗與絕望都由她們自己承擔。他人多強調局部，我更想看到整體。而當我試圖看到她們整個人生、看清她們每個人時，名字的模糊與事跡的漫漶構成了重重障礙。前面細辨銀瓶娘子（仍然不確定該怎樣叫她）青史不留名乃至流俗亂編造的例子，正是名字“沉默”引發(fā)的亂象，同時也是面對關鍵歷史信息缺失時如何“解謎”的一把鑰匙，若善加解讀，也許能比那些按照“孝道模板”組織材料撰寫出來的模范故事，透露出更多的東西。
察覺到“空白”和“亂象”的存在，有助于更好地追問—而只有把問題問對了、問清了，對每個時期都有的“救父”故事，才不會僅看作“孝女”主旋律的重復，而能更清晰地呈現出故事細節(jié)和人物個性，看到更多故事里的她們。
岳武穆鼎鼎大名，其幼女“慷慨赴死”是非凡之舉，但這樣的名門之女，名字也早已“失傳”。我因此猜測，如果是真“小姐”（妓女），更難得留名。果然，陳巖肖《庚溪詩話》中有一個宋代官員康執(zhí)權“戲為一絕”的故事，他作詩是應了一位意圖救父的妓女的請求，而這個妓女自然也沒有留名。
這個故事展現了士大夫之間的默契，也留下了一首七絕。故事大概是這樣的：永嘉有個姓山的官妓，某日她父親山某不知何事被抓，“以事系縣中，當坐罪”，山女士哭著求遍了與她往來的士大夫，其中康執(zhí)權從前就因為山女士“頗慧麗”而常找她陪酒，這次便伸出援手，作詩一首，給她支招。山女士依言，第二天到縣里投狀說要代父受刑，狀里還帶上了康執(zhí)權的詩。知縣一看，“笑而釋之”。
士大夫們的“戲”與“笑”，正好與山女士的“泣”與“乞”形成反差。舉手之勞的詩，也確實舉重若輕：
昔日緹縈亦如許，盡道生男不如女。
河陽滿縣皆春風，忍使梨花偏帶雨。
這是將山女士的請求升華到與典故中緹縈救父一樣的高度，也是一口氣送了知縣兩頂“高帽”：春風化雨、崇尚教化的父母官，憐香惜玉、成人之美的君子。如此便藝術性地化解了山女士的麻煩。果然文人和官員才是記事中的主角。山女士的努力，只有被比附于孝女典故，依附于才子佳話，才有了被記下來的意義。至多，因為她的官妓身份，詩話中多描繪了一筆她的慧麗與柔弱，使她多了一些救父的籌碼。
跟宋人幫著山女士說話的策略一般，元朝儒者的《銀瓶女》，也要通過提及漢時的緹縈之名，來與宋代少女的孝相呼應：“嗟我銀瓶為我父，緹縈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逼鋵崫h唐以降，幾乎每個救父故事都會提到緹縈，如果有女扮男裝情節(jié)，還會拉上木蘭。在眾多被遺忘的名字中，在大量模糊的面目里，緹縈之名被一再提及，撥動著主旋律。這既襯托出緹縈的典型性，又暗示著記事者的圖省事與當事人的“沉默”。所謂圖省事，就是把諸多事件定性為“救父”，圍繞著行動者如何“孝”來組織材料、敘述過程和結果，有意無意使之契合“緹縈救父”等孝之典型，有無名字，細節(jié)如何，都無甚干系。千篇一律的勸孝范本，憑空略去了主人公的生活細節(jié)，以至于古老的故事變成了空殼，改個名字，可以一說再說。
——節(jié)選自《木蘭無名，緹縈無蹤：法律史視野下的女性悲喜》，張?zhí)锾镏瑥V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