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嘉祐之治（上）
第一節(jié) 初議立嗣
至和三年，亦即嘉祐元年，宋仁宗已經(jīng)四十七歲了。其父宋真宗在四十三歲時有了皇子趙受益（即現(xiàn)在的仁宗皇帝），而仁宗如今年近半百，卻未有子嗣，盡管后宮妃嬪曾先后誕育三位皇子，但均不幸夭折。長子趙昉生于景祐四年五月，當日便夭亡，后追封褒王；次子趙昕生于寶元二年，亦早夭，追封豫王；第三子生于慶歷元年，三歲時封鄂王、武昌節(jié)度使、同平章事，賜名曦，是當然的皇儲，可惜封王的制書未及宣布，小趙曦也病夭了。
在君主制時代，皇嗣系國本。儲君之位空懸，即意味著國本不穩(wěn)。事實上，仁宗朝后期，先后鬧出兩起假冒皇子案，很難說偽皇子的出現(xiàn)與仁宗缺乏繼承人的背景沒有關系，至少說明皇帝沒有子嗣的事實已經(jīng)在朝野間引發(fā)了某種不安分的騷動。
第一起假冒皇子案發(fā)生在皇祐二年春夏之際。一個叫冷青的年輕男子在京城鬧市“自稱皇子，言其母常得幸掖廷，有娠而出”，繼而生下冷青。冷青的自述聳人聽聞，自然引得“都市聚觀”。時權知開封府的錢明逸立即派人將冷青逮入開封府，冷青一見到端坐在公庭上的錢明逸，厲聲叱喝：“明逸安得不起！”錢明逸給他這么一喝，真的站起身來。
一番審訊下來，錢明逸審得大體情況：冷青之母王氏昔日為宮女，只因內(nèi)廷失火，被遣放出來，嫁給醫(yī)家冷緒，之后便生下冷青。冷青成年后，曾“漂泊廬山”，時常跟人說，他實為皇子。當?shù)匾幻ㄌ柦腥蟮赖纳吮銕еM京，意欲讓他赴闕公開身世。若按宋人筆記的記述，冷青還向錢明逸出示了一件可證明身世的物證：仁宗送給他母親王氏的“繡抱肚”。
審到最后，錢明逸也不確定冷青是不是真為流落民間的皇子，只好作出一個含糊其詞的判決：冷青精神失常，胡言亂語，“送汝州編管”。這不是終審結果，因為這個案子事關重大，已經(jīng)在開封府和朝堂掀起波瀾，開封府推官韓絳不同意錢明逸的判決，認為冷青“留外惑眾，非所宜”，朝廷集議后，提議將冷青流放江南。
但翰林學士趙槩認為這么處置極為不妥，“青言不妄，不當流；若詐，不當不誅”。
仁宗也不記得當年是否臨幸過一名姓王的宮女，便委任趙槩與知諫院包拯“追青窮治”，查個水落石出。案子審到四月，終于查清楚：冷青之母曾為宮女不假，但嫁后，先誕下一女，之后才生下冷青。顯然，冷青不可能是仁宗的骨血。
最終，冷青與僧人全大道被誅，權知開封府錢明逸被貶知蔡州。
第二起假冒皇子案發(fā)生在至和元年（1054）夏天。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一日在上朝途中，被一個叫繁用的開封市民攔住。繁用告訴他：太尉您實為真宗皇帝之子，當今圣上之兄。
張茂實大吃一驚，將繁用帶到開封府訊問。張茂實的身世確實不尋常，他的母親朱氏是真宗次子趙祐（九歲時不幸夭亡）的乳母，時朱氏親生子尚在襁褓中，真宗把他托付給內(nèi)侍張景宗：“此兒貌厚，汝養(yǎng)視之?！睆埦白谒焓震B(yǎng)了朱氏子，視為己出，取名茂實。張茂實長大后，“累歷軍職，至馬軍副都指揮使”。而那個開封市民繁用，因其父曾是張景宗家仆人，幼時常聽父親說起：“茂實生于宮中，或言先帝之子，于上屬為兄?！狈庇孟D得到張茂實的恩賞，這才在街衢上“扣茂實馬首，言茂實乃真宗子”。
開封府裁定繁用妄言，將他打了一頓板子，然后編管歙州（今安徽歙縣）。但這件事已流布京城，“眾庶然”，言事官奏請朝廷召回繁用，審問清楚。仁宗遂下詔在嘉慶院設立詔獄，審訊此案。經(jīng)推勘，審案法官認為：“用素病心，一時妄言，茂實不上聞，擅流配之，請案其罪?！弊詈?，繁用被發(fā)配竇州（今廣東信宜）牢城；張茂實罷兵權，領節(jié)度使之銜出知潞州。
兩起偽皇子案激起的波瀾盡管慢慢平復下來，但仁宗未有繼承人的問題卻得不到解決，沒有兒子，這是仁宗的心頭之痛。嘉祐年間，仁宗一日跟御史中丞張昇說：“卿孤寒，凡言照管?！惫潞褪枪陋毜囊馑?。張昇為御史中丞，不怕得罪人，被同僚認為是沒有朋友的人，所以仁宗才說他孤寒。但張昇聽了仁宗的話，反駁說：“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比首趩枺骸昂我?？”張昇說：“臣家有妻孥，外有親戚友，陛下惟中宮（指曹皇后）二人而已，豈非孤寒？”這一句話，正擊中仁宗內(nèi)心的痛處。但仁宗卻不能遷怒于張昇，只是回到內(nèi)廷還悶悶不樂。曹皇后問他為何不快，仁宗將張昇的話告訴了曹皇后，曹皇后揮淚，仁宗亦淚水“隨睫”。
這個小故事記錄在宋人筆記中。如果它是真實的，那么，我們?nèi)滩蛔∠雴枺簽槭裁磸垥N要這么不留情面地回敬仁宗？也許他的用意就是故意刺激仁宗，讓仁宗下定立嗣的決心。朝中大臣越來越意識到，請皇帝從皇族中遴選一人立為皇嗣，已經(jīng)是不可拖延的事情了。至和末、嘉祐初，仁宗一病不起，輟朝多日，立嗣的問題更是變得特別迫切。
嘉祐元年五月，知諫院范鎮(zhèn)上疏請建皇嗣：“今祖宗后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陛下拔其尤賢者，優(yōu)其禮數(shù)，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真宗皇帝時故事是也。”范鎮(zhèn)所說的“真宗故事”，是指真宗皇帝在皇子趙祐夭折后，選侄兒趙允讓入宮撫養(yǎng)，作為皇嗣的候選人，其后趙禎出世，才將趙允讓送還藩邸。
范鎮(zhèn)是抱著赴死之心奏請立嗣的。他的奏疏初呈上時，宰相文彥博委托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蔡挺問他所言何事。范鎮(zhèn)如實相告。蔡挺問：“言如是事，何不與執(zhí)政謀？”范鎮(zhèn)說：“鎮(zhèn)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謀之執(zhí)政，或以為不可，亦豈得中輟也?！?
御史趙抃與范鎮(zhèn)一貫不和，但在立嗣問題上二人卻是立場一致。他也上疏，請仁宗“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使”，“況陛下春秋富盛，福壽延洪，一旦皇子慶誕，少陽位正，儲貳事體，何損權宜”。
這年五月初，天際出現(xiàn)兩顆大流星，之后大雨不止，京師發(fā)大水，“沖折都門”，導致“社稷壇壝輒壞”；不久，“河東、河北、京東西、陜西、湖北、兩川州郡亦俱奏水災”。在宋人的觀念中，這是災異，“災變之起，必有所以，消伏災變，亦宜有術”，因而，范鎮(zhèn)請仁宗“問大臣災變所起之因，及所以消伏之術。仍詔兩制、臺閣常參官極言得失，陛下躬親裁擇，以塞天變。庶幾招徠善祥，以福天下”。仁宗果真于六月下詔求言時政闕失：“乃者淫雨降災，大水為沴，兩河之間決溢為患，皆朕不德，天意所譴。其令中外實封，言時政闕失，毋有所諱。”
于是，范鎮(zhèn)再次上書：
伏見天下以水災奏者，日有十數(shù)，都城大水，天雨不止，此所謂水不潤下也?！秱鳌吩唬骸昂喿趶R，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陛下恭事天地神祇，肅祗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舉，至于號令，必順天時，非逆天時也，非廢祭祀也，非不禱祠也。然而上天出此變者，曉諭陛下以簡宗廟也。
宗廟以承為重，故古先帝王即位之始，必有副貳，以重宗廟也。陛下即位以來虛副貳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擇宗子賢者優(yōu)其禮數(shù)，試之以政，系天下人心，俟有圣嗣，復遣還邸。及今兩月余而不決，政所謂簡宗廟也，此天變所以發(fā)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廟之重，必有副貳，以臣前一章降付執(zhí)政大臣速為裁定，以塞天變。
翰林學士歐陽修亦上疏：
臣伏睹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中外臣僚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怨湃司赜袃Ω?，所以承宗祀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余年，而儲副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僚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圣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五行傳》言：“簡宗廟則水為災?！北菹聡婪罴漓?，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兑住吩唬骸爸髌髂糸L子?！贝酥浜?？
知制誥吳奎也進言：
王者以社稷為本，宗廟為重。社稷必有奉，宗廟必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續(xù)未之立，今之災沴，乃天地祖宗開發(fā)圣意，不然，何以陛下無大過，朝廷無甚失，輒降如此之災異乎？在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粢哉涯卵灾瑒t太祖、太宗之曾孫，以近親言之，則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系四海之心者也。況陛下春秋猶盛，俟有皇子，則退所為后者，頗優(yōu)其禮數(shù)，使不與他宗室等，亦何為而不可！
七月，一顆“色白，長丈余”的彗星劃過夜空。八月初一，出現(xiàn)日食。按古人觀念，這些都是上天給人間君主的警告。集賢校理司馬光在八月初一當天上疏，強烈要求仁宗“早擇宗室之賢，使攝居儲副之位，內(nèi)以輔衛(wèi)圣躬，外以鎮(zhèn)安百姓”。
同日，范鎮(zhèn)再上書，言辭更為激切：“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納諫為德，以畏天為心，至于小小論議，未嘗不虛懷開納。今及宗廟社稷之計，反拒諫而不用，違天而不戒乎？臣職當言，不敢愛死，默默以負陛下。陛下以臣言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以臣言為不然，乞加臣萬死之罪。何者，陛下素有納諫之美，因臣奏疏，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更不敢復奉朝請，謹闔門以待萬死之罪?！毕蚧实厶岢鲛o職。
但是，范鎮(zhèn)等人的奏疏入內(nèi)，都如石沉大海，仁宗未作出反應。八月初五，范鎮(zhèn)又致書中書：“今彗之變當急，而朝廷尚欲緩之，此鎮(zhèn)寧死于朝廷之刑也。伏愿諸公攜鎮(zhèn)之書言于上前，速定大計，如其不然，即賜鎮(zhèn)之死，放鎮(zhèn)歸田，解鎮(zhèn)之職而置之散外，皆諸公之賜也?！钡讏?zhí)大臣卻婉言規(guī)勸他少安毋躁。
范鎮(zhèn)簡直氣死了，又于八月初六上書仁宗：“臣前六奏宗廟社稷之大計，四奏進入，兩奏奉圣旨送中書。陛下不以臣章留中，而令送中書者，是欲使中書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而中書遞相設辭以拒臣。以此觀之，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為也。為大臣而不欲為宗廟社稷計，非所以為大臣也。”
范鎮(zhèn)對執(zhí)政團隊頗有微詞。但他其實誤解了宰執(zhí)，早在仁宗不豫之時，因皇帝“不能視朝，中外憂恐”，宰執(zhí)都諫勸仁宗及時立嗣，仁宗亦點頭答應了。首相文彥博與參知政事王堯臣都屬意汝南郡王趙允讓第十三子趙宗實，并起草好了請立趙宗實的奏稿，只是奏稿尚未進呈，仁宗病情已好轉，事才中輟。
這一內(nèi)情，宰相不方便說出來，因而范鎮(zhèn)是不知道的。八月初八，范鎮(zhèn)再次上疏：“今陛下未有皇嗣，天下人心無有所系，故天初見流星，繼以大水，告陛下以簡宗廟之罰。陛下君臣不知覺悟，故天又出彗以告陛下，而陛下君臣宴然復如前時，此臣當言之責，所以恐懼而待罪也?！?
按范鎮(zhèn)的說法，上蒼已經(jīng)一而再，再而三地發(fā)出警告，為什么陛下還執(zhí)迷不悟？既然如此，我唯有辭職。
仁宗見范鎮(zhèn)請辭待罪，干脆給他升職，任命他為侍御史知雜事，即御史臺的副長官。范鎮(zhèn)固辭不受：“陛下以臣言為非，即當加臣萬死之罪，以臣言為是，豈可不先宗廟社稷計而遽為臣轉官遷職也？”
八月十四日，那顆長一丈余的白色彗星消失了，范鎮(zhèn)又跟仁宗說：“臣近以都城大水及彗星謫見，為變非常，故乞速定大計，以答天譴。闔門待罪，祈以死請。臣人微言輕，固不足以動圣聽，然所陳者，乃天之戒。陛下縱不用臣之言，可不畏天之戒乎！彗星尚在，朝廷不知警懼，彗星既滅，則不復有所告戒。后雖欲言，亦無以為辭，此臣所以恐懼而必以死請也。今除臣侍御史知雜事，則臣之言責益重于前，所有告敕，未敢祗受。”堅決不接受侍御史知雜事之任命。
之后，范鎮(zhèn)又接連進言，前后“上章凡十九次”，請仁宗立嗣；而仁宗則七降圣旨，中書亦三發(fā)札子，催促范鎮(zhèn)赴御史臺供職，范鎮(zhèn)都拒絕了，“待罪幾百日，須發(fā)為白”。
十一月，范鎮(zhèn)入對，泣請仁宗將他的疏章“付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詳，有異議者，乞令與臣廷辯，謂臣不然，即乞明加臣罪，不加臣罪，即乞解臣言責。臣之至情，盡在于此”。
仁宗看著剛滿五十歲的范鎮(zhèn)一頭白發(fā)，也很心酸，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背姓J范鎮(zhèn)說的都有道理，但請給他兩三年時間。
范鎮(zhèn)看著淚流滿面的皇帝，突然也理解了仁宗的悲苦，不再決絕地提立嗣之事。但臺諫官之職，他是堅決不接受了，仁宗只好轉任他為集賢殿修撰。
進入嘉祐二年（1057）之后，隨著仁宗身體逐漸康復，奏請皇帝建儲的聲音也慢慢平靜下來，偶爾方有所聞，如二月，前宰相杜衍去世，臨終前留下遺疏說：“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
六月，仁宗長女?？倒鲿x封兗國公主。八月，公主出降，嫁國舅李用和之子李瑋。這本是一樁大喜事，但翰林學士歐陽修卻向仁宗說了一番鬧心話：“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陛下向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圣顏。今既出降，漸疏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圣意，于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圣情。”
不過，仁宗并沒有依言立嗣。顯然，仁宗期待在未來的日子里，后宮妃嬪能夠誕下他的親生子嗣。
第二節(jié) 嘉二年貢舉
嘉祐二年正月，萬物生發(fā)的初春時節(jié)，仁宗任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為權知貢舉，翰林學士王珪、龍圖閣直學士梅摯、知制誥韓絳、集賢殿修撰范鎮(zhèn)并權同知貢舉，館閣?？泵穲虺紴辄c檢試卷官，主持當年的科舉禮部試（省試）。
這是值得寫入中國千年科舉歷史的一屆考試，從這屆考試開始，流行于仁宗朝歷年科場的“太學體”文風終于被歐陽修淘汰掉。
“太學體”是慶歷四年朝廷創(chuàng)建太學之后風行一時的科場詞賦、策論文體，其特點宋人多有總結：“務為險怪之語”，“求深者或至于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講人話，猶如時下某些學者以艱澀、怪譎文風寫出來的所謂“學術論文”。
“太學體”的興起與國子監(jiān)直講石介的倡導有密切關系，石介看不慣仁宗朝初期流行的華麗文體，在太學講課時，便有意識引導太學生寫文章時使用冷峻、佶屈的文辭，“因其所好尚，而遂成風”。
歐陽修崇尚平實、說人話的古文，很不喜歡“太學體”，所以，借著擔任嘉祐二年貢舉主考官的機會，對“太學體”文風“痛加裁抑”5，評卷時候，但凡用“太學體”寫的詞賦、策論，都給予極低的評分，將擅長寫“太學體”文章的考生“黜之幾盡”。
到了放榜時，人們發(fā)現(xiàn)“時所推譽，皆不在選”，那些“太學體”文章寫得得心應手、大家都以為必高中無疑的太學生，幾乎都落榜。
落榜的太學生非常憤怒，等歐陽修上朝時，將他圍堵在路上，“群聚詆斥之”，開道的街司邏吏都無法制止。不知哪一位考生還寫了一篇《祭歐陽修文》，投入歐陽修家中，由于是匿名文章，官府也無從追究責任。
在落榜諸生中，有一個叫劉幾的太學生，深得石介“太學體”之真?zhèn)?，寫文章好為“怪崄之語”，平日測試，都得第一名，眾學生“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修聽說過劉幾的名字，對他的文風很不以為然。這次評卷，他看到一名考生的論文寫道：“天地軋，萬物茁，圣人發(fā)?！睔W陽修說：“此必劉幾也。”提起朱筆，在卷面上大筆一抹，大批“紕繆”。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宋朝的科舉考試已實行“封彌制”與“謄錄制”。謄錄，指考生交上來的答卷全部由專門的書吏用紅筆抄錄成副本，然后將副本送考官進行評卷；封彌，指送給考官評分的答卷，卷首上的考生姓名、年甲、鄉(xiāng)貫等個人信息都密封，代之以字號。這樣，考官在評卷時，并不知道哪一份答卷出自哪一位考生之手，不容易徇私。歐陽修討厭劉幾的文風，但他也不能確定哪一份答卷是劉幾的，只能根據(jù)文章的風格、水平作出取舍。
那一次歐陽修沒有看走眼，拆封放榜時，那篇被他大批“紕繆”的“太學體”論文，果真是劉幾的文章，劉幾自然名落孫山。
不過，劉幾也是一個才子，自嘉祐二年落榜后，更名劉輝，改攻古文，自是文風大變。嘉祐四年，劉輝再參加貢舉禮部試，順利中榜，進入殿試，殿試考官還是歐陽修。歐陽修閱卷時，看到一位進士的《堯舜性仁賦》，義理、辭章俱佳，忍不住擊節(jié)嘆賞，擢為第一人，及唱名，發(fā)現(xiàn)這位進士原來叫劉輝。有認識劉輝的人告訴歐陽修：“此劉幾也，易名矣。”歐陽修“愕然久之”。
后世一些學者相信，那首給歐陽修惹來官司之禍的艷詞《望江南》正是劉輝所作，故意托歐陽修之名，意在敗壞歐陽修名聲，以報復歐陽修。但也有人提出異議：“世傳輝既黜于歐陽公，怨憤造謗，為猥褻之詞。今觀楊杰志輝墓，稱其祖母死，雖有諸叔，援古誼以適孫解官承重，又嘗買田數(shù)百畝，以聚其族而餉給之。蓋篤厚之士也?？弦砸辉囍?，而為此薄之事哉？”
劉輝品行很好，曾乞解官為祖母服孝，購良田贍養(yǎng)貧困族人，這么一個厚道的人會誣陷歐陽修嗎？不管劉輝是不是對歐陽修心存芥蒂，也不管嘉祐二年落榜的考生是不是服氣，風靡一時的“太學體”經(jīng)歐陽修力挫，不再獨領風騷，諸生文風自此大變。
在嘉祐二年禮部試策論答卷中，有一篇文風與“太學體”大異其趣的論文《刑賞忠厚之至論》，引起了點檢試卷官梅堯臣的注意。梅堯臣負責第一輪閱卷，對考生答卷作出初步的篩選，然后將入圍的答卷交給其他考官作第二輪閱卷。梅堯臣十分贊賞這篇《刑賞忠厚之至論》，便把文章推薦給主考官歐陽修。
《刑賞忠厚之至論》的論點，如果翻譯成現(xiàn)代話語，大約就是“論疑罪從無”。文中提到一個典故：“《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攬蛑畷r，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zhí)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文章的辭章、立意都讓歐陽修拍案叫絕，只是歐陽修對文中“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的說法，卻不知出自何典，問梅堯臣：“此出何書？”梅堯臣說：“何須出處！”
歐陽修以為自己一時想不起出處而已，有意將這篇文章列為第一等。不過，歐陽修又有點懷疑此文可能出自門人曾鞏之手，若將門人文章評為第一，難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歐陽修考慮再三，將那篇論文列為第二名。
乃至拆封放榜，歐陽修才知道《刑賞忠厚之至論》的作者并不是曾鞏，而是一位來自四川眉州的年輕舉子，叫作蘇軾，虛齡二十二歲。歐陽修對梅堯臣說：“此郎必有所據(jù)，更恨吾輩不能記耳?！狈虐裰?，高中的考生照例要入謝主考官。入謝時，歐陽修便問蘇軾,“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此見何書？”蘇軾說：“事在《三國志·孔融傳》注?！?
歐陽修回去翻閱《三國志·孔融傳》，卻一無所得。他日，又問蘇軾。蘇軾說：“曹操滅袁紹，以袁熙妻賜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驚問何經(jīng)見，融曰：‘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瘓?、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對蘇軾的杜撰典故及解釋，歐陽修嘆服：“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蘇軾參加的嘉祐二年進士科禮部試，一共考四場：第一場試詩賦，第二場試論，第三場試策，第四場試經(jīng)義。試詩賦即考生根據(jù)給定的題目與韻腳現(xiàn)場創(chuàng)作若干首詩賦；試論類似于命題作文，按題目寫一篇短論；試策，即出題者就時務提出若干具體問題，讓考生發(fā)表見解；試經(jīng)義則是出題者從儒家經(jīng)書中截取一句話，請考生闡述其蘊含的義理。
蘇軾在第一場考試中，所作詩賦被評為不合格，第二場試論得第二（《刑賞忠厚之至論》即應試的短論），第三場試策成績未詳，第四場試經(jīng)義得第一。綜合四場成績，順利登科，獲得進入殿試的資格。如果不是那篇《刑賞忠厚之至論》得到歐陽修與梅堯臣的賞識，蘇軾很可能會在嘉祐二年落第。如果落第，他的人生命運又將改寫。
與蘇軾一起出線的進士科考生一共有三百七十三人，他們隨后又參加了殿試。嘉祐二年三月初五，仁宗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奏名進士。所謂“天子親試”，其實也是象征性的，因為具體評卷的人還是充任考官的士大夫。
三月十一日，殿試唱名放榜，共有三百八十八名進士及第，比禮部試登科進士多了十五人，這十五人是特奏名進士。特奏名，指屢次參加禮部試不中的考生，另造冊上奏，特許附試，屬于照顧性質(zhì)。也是從這一屆科舉開始，宋朝確立了“殿試不落黜”的原則，即凡獲得參加殿試資格的進士，原則上都不予落黜，都賜予出身。殿試僅僅是評定名次而已。
嘉祐二年的進士科狀元叫章衡，名氣不大，但同榜進士中卻誕生了多位未來的政治—文化精英，如：蘇軾、蘇轍兄弟，與蘇家兄弟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曾鞏，文武雙全的王韶，理學家張載、呂大鈞，未來熙豐變法的骨干呂惠卿、鄧綰、張璪、林希、曾布、蔣之奇，保守派名臣朱光庭、梁燾，等等。熙豐變法的另一員骨干章惇，是狀元章衡之叔，也參加了嘉祐二年進士科考試，但因名次在侄兒章衡之下，深以為恥，放棄殿試成績，“委敕而出”，兩年后，即嘉祐四年，再參加禮部試，高中甲科。可以說，嘉祐二年貢舉，群星閃耀，照亮北宋半個世紀的星空。
中國自隋唐始實行科舉取士，至清末廢除科舉制，歷時一千余年，論取士之盛，沒有一屆科舉考試可與嘉祐二年貢舉相比擬。
嘉祐二年貢舉之所以能遴選出這么多杰出的才俊，除了知貢舉歐陽修有伯樂之功，也應歸功于范仲淹昔日推行的慶歷新政。新政中的一項舉措為“精貢舉”，含教育振興與改革、科舉考試改革兩個部分，其中的科舉考試改革在慶歷五年叫停：“禮部貢院進士所試詩賦，諸科所對經(jīng)義，并如舊制考校”，但教育振興計劃卻堅持了下來，朝廷在國子監(jiān)設太學，又在地方州縣遍設官學，史稱“慶歷興學”。從慶歷興學至嘉祐二年，已有十余年時間，蘇軾、蘇轍、曾鞏、王韶、張載等嘉祐二年進士，正是在這十余年間接受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