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人陸離》是姚崢華“書人系列”的第六本，書中既有史料鉤沉，也有日常白描，是為作家、譯者、出版人所作的文學特寫。

本書共兩輯。輯一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因書及人，由書引發(fā)聯想，涉及楊絳、張愛玲、黃裳、止庵、謝其章、張辛欣、董寧文等；第二部分因人及書，從某個側面素描作者所熟識的兄長師友“普通人”的一面，涉及戴大洪、陳丹燕、曹元勇、袁筱一等。輯二則集中寫鐘叔河所編的《走向世界叢書》《兒童雜事詩箋釋》《知堂談吃》的前世今生。

作者寫自己的讀書體悟，往往挖掘作品背后的故事，以此深入文本，進行介入式的閱讀；寫熟悉的師友，則多了一分親切，仿佛私語談笑間，已經將寫作對象活畫在紙上。

本書大部分文章首發(fā)于知名公眾號“冰川思想庫”。

姚崢華，資深媒體人，多年來與書為伍，在多家紙媒及網絡媒體上開設個人專欄，著有《書人·書事》《書人小記》《書人依舊》《書人肆記》《書人為伍》《書猶如此》等。

輯一

第一部分

白紙黑字里看楊絳張愛玲互評

從王禎和拒寫張愛玲臺灣游記想到

謝黃“誤會”其實與《我所知道的“黃裳和止庵”》無關

《記憶小屋》里那個美好的下午

歷史老車碾壓過的圈圈年輪

奢華的《寧文寫意》

“父親”二字如此響亮

接力著一個傳統(tǒng)

第二部分

尋找“失蹤者”小說家張辛欣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讓時間站在自己一邊，不疾不徐

有陽光的下午，閑閑地喝點酒吧

勇于挑戰(zhàn)帕維奇的人

“看不見”的“客人”

“網紅”瑜老板

輯二

《走向世界叢書》的前世今生

《兒童雜事詩箋釋》，二十六年一部歷史

野記偏多言外意——由二〇一七年版《知堂談吃》說開去

后記

序　一

黃子平

姚崢華“尋找”張辛欣。

張辛欣是誰？為什么要“尋找”她？張辛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壇的風云人物：她的小說《在同一地平線上》《我們這個年紀的夢》《瘋狂的君子蘭》等，曾引領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學風潮；一九八五年，她單人騎車走讀大運河，并以作家身份出鏡主持《運河人》大型紀錄片；她的首部非虛構文學作品《北京人——100個普通人的自述》是現代中國第一部大型口述實錄作品，被譯成十多種外文，在國內外產生廣泛影響。她是大型演出“我們·你們”（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總導演、劇作者和總策劃，在首都體育館和一萬八千名讀者在一起，這是當代中國第一次(也是目前為止最后一次) 現場展現中國重量級作家群體和作品。九十年代“選擇流落”異國之后，她并未停止寫作，而是嘗試專欄、影評、繪本、連續(xù)劇、回憶錄等全方位創(chuàng)作，多部作品也在國內出版。

那么姚崢華的“尋找”是怎么回事？原來她尋找的是“失蹤者”小說家張辛欣。她由此引發(fā)了她們非常有趣的反復討論（經由互聯網）：什么是小說？如今還有寫小說的必要嗎？小說這個創(chuàng)作形式，在二十一世紀究竟還有沒有張力？有什么可能性？誰還在讀小說？誰還會在小說這個“坑”里苦苦探索？小說是否走到了盡頭？如果張辛欣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寫小說“寫到底”會怎樣？表面看來，這是在爭辯一種文學體裁在二十一世紀的前景或命運，但你會發(fā)現，其實這只是一個切入點，姚崢華對“小說家張辛欣”的“尋找”，實在是她一往情深，對八十年代生機無限的中國文學的緬懷、追索、反思和——“加入”。

于是，姚崢華的寫作，也就“接力了一個傳統(tǒng)”，成為無情流逝的文學長河里的“一粒石子”。

姚崢華的閱讀是介入式的——進入文本與作者深度對話。她讀《記憶小屋》，想象一個患了漸凍癥的哲人，如何靠記憶度過不能動彈的漫漫長夜。這本小書的尾聲部分，托尼·朱特寫道：瑞士的繆倫，一處位于雪朗峰半山、風景純凈的世外桃源，乘火車或纜車可以抵達，在那里可以俯瞰一片峽谷。二〇〇二年，托尼·朱特在一場癌癥手術后曾帶著家人重返，那時他的兩個兒子分別是六歲和八歲?！斑@里是世上最快樂的地方。我們無法選擇人生在何處啟程，卻可以選擇于何處結尾。我知道我的選擇：我要乘坐那輛小火車，無所謂終點，就這樣一直坐下去?！苯Y尾的這句話讓譯者何靜芝潸然淚下，也令讀者姚崢華潸然淚下。

讀孫愛雪的《流浪的女兒》，她更是“哭得稀里嘩啦”。“五保戶”女兒孫愛雪在父親去世三十年后，蘸著血和淚，寫盡對父親的思念。“我低微如草芥，而文字賦予生命以崇高?！币樔A想起了自己的父親，想起了自己欠已故的父親“一本書”，一本應該開始寫的回憶之書、思念之書。

她對于未曾謀面的作者都有如此共鳴，寫到見過面、采訪過或交往多年的書人，就更多了一分親切。姚崢華帶我們跟著陳丹燕，作都柏林之旅、塞爾維亞之旅，帶著我們在松山茶室聽戴大洪講他的翻譯之旅，帶著我們一驚一乍地翻開那本“奢華的《寧文寫意》”……這是立體的、逼真的、當下的閱讀場景，令人難忘。

姚崢華愛讀書。每寫書評，又由書及人，并寫“書人”。書人（依蒲松齡的說法應為“書癡”）有很多種：寫書的人，讀書的人，賣書的人，藏書的人，譯書的人，還有，編書的人。有幾種人較受關注，其中卓然有成者，每被譽為“家”：作家、小說家、書評家、藏書家、翻譯家。他們的嘉言懿行，多有著述刊載。而編書的書癡，通常就比較低調，多數不為人知。近代以來，以“出版家”或“著名編輯”名世者，屈指可數。世人每以“為他人作嫁衣裳”俗套地贊美他們的“犧牲精神”，從而大大抹殺了他們的主體性存在。我認識的一位出版家，就曾對“作嫁”說大不以為然，其唯一的理由就是：子非余，不知余編書之樂，其樂無窮。且不論策劃一本書或一套書時的愿景與雄心，亦不論發(fā)現一位新人作者時的興奮和激動，編書之樂，就在那一步一步“將人類智慧實現為書籍”的時間進程之中。

姚崢華只眼獨具，多年來為書人們作“文學特寫”（依太史公的體例可稱為“書癡列傳”），對“編書的書癡”尤其不吝深情投入筆墨。鐘叔河，這位被開除公職去拖板車的右派，在茶陵農場就跟好友朱正討論“中國與世界文明同步的問題”，琢磨晚清第一代走出國門的人是怎么看世界的，這是煌煌一百冊《走向世界叢書》三十多年編輯史的起點。“一出牢門，走向世界”，鐘叔河卓具膽識，孜孜矻矻，成就了中國當代出版史“里程碑式”的工作。《周作人散文全集》的鉤稽出版，更是非有膽識不能為之，經歷了現當代政經風云的人，方能深味此中甘苦。而周作人的《兒童雜事詩》（豐子愷配圖），鐘叔河為之“箋釋”，闡明其中的民俗學意義和思想意義，二十六年間由不同出版社出了五版，反復修訂，遂“已臻不朽”，可以珍藏。

姚崢華的“書人系列”出到第六本了，真為她高興。是為序。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于北角

序　二

薛　冰

二〇一七年十月，讀到姚崢華寫書人書事的第五部文集《書人為伍》。這書名有著雙關的趣味，既說明它屬于“書人系列”的第五部，也仿佛是作者“入伍”書人的一個宣示。

與書為伍，與書人為伍，固是雅事，然殊非易事，對于女性而言尤其如此。雖然中國大張旗鼓地宣傳男女平等，可是書人隊中，女性數量仍大大低于男性，能持之久遠的就更少。姚崢華話書記人，衡文論道，佳作迭出，每年一部新文集，如潮有信。此刻，《書人陸離》的文稿已在我的案頭。

《書人陸離》共收十八篇文章，分為兩輯，第一輯十五篇，第二輯三篇。第二輯三篇長文，都以鐘叔河先生為主角，寫《走向世界叢書》時隔三十六年終成完璧，寫《兒童雜事詩箋釋》歷經二十六年始有定本，由新版《知堂談吃》說到鐘先生苦心經營數十年的“知堂文類編”。她為《走向世界叢書》寫下的一長串排比句——“這是一位老出版家畢生為之努力的精神碩果，是一項跨世紀的學術編輯工程，是一套來自東方的中國知識分子‘向西方國家尋求真理的實錄’，是一段中西文化碰撞的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交流史，是一劑幫助國人‘打開門窗而又防止傷風感冒’的藥散，是一份富有思想性、科學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古籍范典，是一個幾代人手牽手共同努力的出版?zhèn)髌妗薄磉_了對鐘先生的無尚崇敬。而“能讓鐘老活到八十六七的耄耋之年還念茲在茲的人，當數知堂老人”，又分明呈現著一種文化的傳承。

仿佛與《走向世界叢書》相呼應，第一輯中有六七篇文章涉及西方文化，當然姚崢華描繪的重點在于譯者與作者?！耙恢痹跐撘庾R里尋找一種儉約、凝煉、相對樸素卻不乏優(yōu)雅的美”的袁筱一，“任性地讓時間站在自己的一邊，不疾不徐”的戴大洪，被帕維奇“這個名字瞬間點亮”內心世界的曹元勇，“寫哪個國便代言了哪個國”的陳丹燕……他們鮮活地站在我們面前，我們已然能想見他們作品的風格。

有兩篇文章寫到一九八六年的那一場文學晚會：“黑底紅字的海報，背景虛化的劇照，上下對角赫然印著手寫體的‘我們·你們’和‘WE AND YOU’，底下印著‘文學之夜·北京·86'’，頗有視覺沖擊力。主辦方為中華文學基金會、《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文藝報》、《體育報》?！薄坝腥苏f，一九八六年承接了‘五四’運動啟蒙精神的衣缽，把時代推向了一個新啟蒙的歷史時期……”她與張辛欣“在兩個點上飛馳，誰，也說服不了誰”的精神交流，“完全可能自始至終充滿著誤會”，卻為人們找尋“失蹤”至今的小說家張辛欣，找尋“失落”的“批判和反思的年代”，提供了最真切的線索。

可以視為異數的，還有一篇《“父親”二字如此響亮》。在她以往的作品中，我們或可從描繪他人的字里行間，隱約看到姚崢華的身影，而在這里，她坦然道出了自己的成長經歷。她帶淚閱讀孫愛雪《流浪的女兒》，這本書激起了她“深切的共鳴與理解”，“我欠父親一本書，一本大書”的負疚令她迫不及待地寫下這些情深意濃的文字。然而，她敏銳地設問：人在釋放自己“恨”的同時，能否做到真正放下？這也顯示出茅海建所說的“旨趣差別”。

一如既往，姚崢華如數家珍，將文壇種種新舊掌故剖析給我們看，抽絲剝繭，舉重若輕。不免有人會羨慕姚崢華的得天獨厚。說怪也不怪，她長期在深圳主持一家報紙的“閱讀周刊”版面，諸多文人學者自然就都讓她碰到了。

機遇固然重要。然而，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寫好他碰到的人，更不要說成為這些人的知心朋友。姚崢華曾寫到詹宏志，“每天被派到某一個作家家里拿稿子，一年之后臺北文壇所有最偉大的名字都認得”。無獨有偶，揚之水“也是城東城西如此跑腿，與眾多老先生因此結緣并修為獲益，后來自成一家”。無論臺北還是北京，有此類“跑腿”機會的人，絕不止這兩位，但把握機遇如這兩位的，又有幾人？可見面對機遇能否獲益，還是取決于個人的修為。

作為一個記者，一個采訪者，首先必須具備與被采訪者對話的能力。記者沒有不會說話的，但面對專業(yè)學養(yǎng)不同、性格心態(tài)各異的人物，如何讓對方打開心扉，暢所欲言，如何理解并捕捉他們的事業(yè)亮點、思想輝光，所需要的就不僅是技巧與情商，更是學養(yǎng)底蘊。有些記者無論采訪誰，寫出的都是八卦，因為他們的皮囊里只有八卦。

寫作者的心態(tài)同樣重要。有的寫手，面對名家前輩，習慣性地取一種仰視角度，樂于展示“趙太爺今天和我說話了”的榮幸。有的寫手，遇仙殺仙，遇佛殺佛，似乎一定要蠻橫地踩到別人的肩上去，顯出自己的高明。有的寫手專門隱身暗處，窺察名人的鞋底下是不是粘著臭狗屎，以示自己獨具只眼。有的寫手對人家的文章學識尚在懵懵中，就忙著大開忠義堂，令“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

姚崢華與她所寫的名家比肩而立，推心置腹。正像俞曉群先生所說：“更喜歡她寫親朋好友的文章，禁忌少，敢下筆；因為熟悉，不必看資料，故而行文流暢，言辭親切?！彼傁翊蟾绱蠼闵磉吳纹ざ挠徐`犀的小妹妹。

新聞作品最常見的問題，是所寫人物的平面化、臉譜化。姚崢華筆下的人物，常令人有“轉側看花花不定”之感?；ū臼橇Ⅲw多面的，只有相應變換觀察與刻畫的角度，才能寫出花的多面，寫好花的多面。變換的流轉自然，是一種風格；活潑跳蕩，是另一種風格，更生動的風格。說起來輕巧，實則這與觀察和思辨的能力相關，離不了悟性，也少不了磨礪。同時，度的把握也十分重要。王禎和拒寫張愛玲臺灣游記，讓姚崢華想到：“無法說，作品之外的人情世故不可行文成章。這另一種‘人情之美’也是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愿意關注的，花邊閑言、野史趣聞、道聽途說，也是了解作家及作品的佐證或資料，關鍵是，何為切入點，真實程度的把握，有沒有該恪守的底線、分寸和原則……在很多人‘我知道’的當下寫作氛圍中，盡可能做到‘坐相’雅一點、‘吃相’好一點，會更賞心悅目些吧。”

姚崢華曾分析朱天心的文字，“里邊有一個強烈的‘我’存在，這個‘我’有強烈的‘態(tài)度’存在，這個‘態(tài)度’有強烈的‘標準’存在，而這個‘標準’又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存在”，連用四個“強烈”，顯示出一種“強烈”的喜愛。她強調朱天心的“不寫的自由”：“不須為讀者為市場寫，不須為出版社寫，不須為評論者和文學獎而寫，以至可以誠實地自由地面對自身時有的困境……”這都體現了一個成熟作家的自覺。

或許，這便是姚崢華能翩翩于書人隊中的訣竅吧。

姚崢華只眼獨具，多年來為書人們作“文學特寫”。

——黃子平

一如既往，姚崢華如數家珍，將文壇種種新舊掌故剖析給我們看，抽絲剝繭，舉重若輕。

——薛冰

張愛玲和楊絳對彼此有怎樣的評價？

三年困難時期，鮑耀明寄給周作人的食品清單里有什么？

歷經三十六年，《走向世界叢書》一百種終成完璧，出版家鐘叔河耗費了多少心力，又得到了錢鍾書怎樣的指點？

從足球俱樂部總經理轉身成為一流譯者，戴大洪如何完成跨界？

……

名家前輩，也有“普通人”的一面；作品之外的花邊閑言與人情世故，亦是幫助了解作家作品的有趣資料。這本《書人陸離》便是一部講述書圈往事的“書癡列傳”。

白紙黑字里看楊絳張愛玲互評

楊絳生于一九一一年，二〇一六年去世，享年一百零五歲。張愛玲生于一九二〇年，一九九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五歲。對比起來，楊絳比張愛玲長九歲，卻多活了近三十年的光景。

同時代的兩位杰出女子，有著不同的成長環(huán)境、教育背景、人生經歷、性格特征，又皆學貫中西，博聞強記，涉獵面廣，聰明絕頂，在文學史上的成就和地位不容忽視。更為有趣的是，兩人都享有“不近人情”的坊間“美譽”，時刻與塵世保持距離，潔身自好。

把她倆放一起，不管是楊絳還是張愛玲，估計誰都不愿意。

這里卻不得不把二人相提并論，只因臺灣《聯合文學》前總編輯丘彥明的《人情之美》中有這么一句話：

（給張愛玲）寄去《干校六記》一書，她看了在信中寫下：“新近的楊絳‘六記’真好，那么沖淡幽默，而有昏蒙怪異的別有天地非人間之感?！?p/>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張愛玲對楊絳作品的評價，震動頗大。

楊絳的《干校六記》一九八一年五月先在香港出版，同年七月在北京出版，記敘的是一九七〇年七月至一九七二年三月她被迫下放到“五七”干校勞動改造的一段生活。丘彥明與張愛玲因編者與作者的關系，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之間通信達四十五次之多。推算起來，有可能《干校六記》在香港甫一出版，丘彥明便寄給張愛玲，張以作者的身份，本著對編輯有信必回的原則，于是有了上邊一段。

之所以震動，是二〇一六年楊絳去世后，作為其摯友的老出版家鐘叔河先生應《湖南日報》之約，拿出楊絳生前寫予的兩封信，由王平先生代寫文章交代緣由（題為《用生命之火取暖——楊絳致鐘叔河信兩封》），于報紙上刊登，以表懷念之情。在其中一封里，楊絳談及張愛玲，這里摘錄部分：

前天劉緒源贈我一本《翻書偶記》，序文是你的大筆，忙翻開細讀，我覺得你們都過高看待張愛玲了，我對她有偏見，我的外甥女和張同是圣瑪利女校學生，我的外甥女說張愛玲死要出風頭，故意奇裝異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難看，一臉“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學都看不起她。我說句平心話，她的文筆不錯。但意境卑下。她筆下的女人，都是性饑渴者，你生活的時期和我不同，你未經日寇侵華的日子，在我，漢奸是敵人，對漢奸概不寬容。“大東亞共榮圈”中人，我們都看不入眼。夏至（志）清很看中張愛玲，但是他后來對錢鍾書說，在美初見張愛玲，嚇了一跳，她舉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現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樣美了（從照片可證）。我沒有見過她。她的朋友蘇青卻來找過我。蘇青很老實，她要我把她的《結婚十年》編成劇本。

信寫于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日。關于此信刊登所掀起的波瀾，則是后話。

此時距張愛玲寫那封信給丘彥明已過去約三十年。

坊間一直對楊絳張愛玲的互評有一些描繪，但往往旋即被否認，無從查證。有記載的只是一些相關人士講述的零星印跡。一九七九年錢鍾書訪美，回答臺灣作家水晶的提問時，曾夸過張愛玲。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安迪（作家陸灝的筆名）到錢北京的寓所重問此事，錢說那不過是應酬而已，因為那人（指水晶）是捧張愛玲的。據說當時楊絳曾在一旁補充，“勸他不要亂說自豪感，以免被別人作為引證”，錢鍾書說無所謂。水晶后來出版的作品《夜訪張愛玲》提到：“我又說《圍城》當然寫得很好，可惜太過‘俊俏’了，用英文說，就是‘too cute’，看第二遍時，便不喜歡了。她（張愛玲）聽到這里，又笑了起來?！彼送茢唷翱磥硭馕业目捶ā?。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宋淇致函錢鍾書時，直接提到張愛玲：“讀《紅樓夢》者必須是解人，余英時其一，張愛玲其一，楊絳其一，俞平伯有時不免困于俗見，可算半個，其余都是雜學，外學?！卞X鍾書回信對此事未置一詞。宋淇曾有信給張愛玲，提及錢鍾書“表面上詞鋒犀利，內心頗工算計，頗知自保之道”。因錢鍾書和張愛玲皆由宋淇推薦給夏志清，宋自有其伯樂之功，他信里的觀感可供參照。

宋淇兒子宋以朗著的《宋家客廳：從錢鍾書到張愛玲》里也有這么一段：“究竟錢鍾書和楊絳是否真如網絡傳聞中那么瞧不起張愛玲呢？你不可能在父親和他們的通信中找到真憑實據，充其量也不過是一些蛛絲馬跡而已。但我家中有一本書，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那本書叫《浪漫都市物語：上海、香港’40s》，1991 年出版，是一部日文的現代中國文學選集，而合著者正是張愛玲和楊絳兩人。楊絳當年一定是同意這安排的?！彼我岳实姆治龊驼摂辔幢販蚀_，不經作者本人授權隨意選編合集的做法還少嗎？當事人楊絳或張愛玲都未必知道此事或見過此書。

張愛玲一直給人高冷的感覺，不愿見人，謝絕活動，正如她寫給丘彥明的信里說：“我此間的地址只用作通信處，從來不找人來，親友一概沒有例外——也不能出來赴約，實在缺少時間，因為健康不好，好的時候就特別忙迫……”言辭入情入理，讓人唯有同情之理解。

楊絳更是一味深居簡出，尤其晚年失女喪夫之后以一耄耋老嫗之筆寫下《我們仨》，令人唏噓動容。她堅辭各種桂冠頭銜，謝絕各種邀約集會，警惕各種以拜訪為由實欲得私利、賺私名的舉止行為，甚至為捍衛(wèi)親人的隱私名譽不惜年過期頤仍挺身而出。

那么，張愛玲對《干校六記》的評價，楊絳知道嗎？不得而知。

從為人處世上看，楊絳和張愛玲確有相似之處，只是，雙方眼里的對方卻大不相同。

我不免以“小人之心”，在這里揣測一番，做了幾種假想——

第一，通信對象。張愛玲面對的是雜志編輯，盡管她和丘彥明有著八年的稿約合作，終究關系也只是作者與編輯的“君子之交”。甚至丘彥明的同事蘇偉貞，自一九八五年進入《聯合晚報》始，至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終，長達十年的時間里給張愛玲寫了無數信件，卻只收到回信十二封，并未約到一篇稿子。所以，張愛玲客氣地以“真好”作答，這份評價是完全發(fā)自內心，或是囿于情面、出于自保，不好說。

楊絳面對的是鐘叔河，一位與錢鍾書、楊絳一家交往長達三十年的老友人，她徹底敞開心扉，不設防地思無不言，言無不盡。信中的意見完全是楊絳心底想說的。只不過，楊絳寫信的時候，沒想到日后信件會被公布出去。對于信件的公開，鐘叔河先生有自己的一番見解，他認為信件是錢楊二人文品及人品的一部分，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和史料價值，應為讀者及研究者所明悉。

第二，閱讀審美。在國內文壇已享盛名的張愛玲于一九五二年向香港大學申請復學獲得批準，持港大證明出境，以翻譯和創(chuàng)作為生，后移居美國，深居簡出，但她對世界文學，包括大陸文壇動向了然于胸。臺灣作家王禎和曾陪她于一九六一年十月游覽臺灣花蓮，途中聊天，張愛玲“從丁玲說起，說到大陸小說，她說在大陸都是按一種模式來寫作，不會有好東西的”（見丘彥明《人情之美》）。那是張愛玲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去到臺灣。當然，二十年后她再看楊絳的《干校六記》，有可能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以她特立獨行的性格、惜字如金的表達，故意應景或是敷衍，似乎有違她的處世原則。

張愛玲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憑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一炮打響，之后一發(fā)而不可收，《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傾城之戀》等小說、散文相繼驚艷亮相。同樣活躍于文壇的楊絳對此不會沒有自己的想法，在那個水深火熱的年代，她于是有“你生活的時期和我不同，你未經日寇侵華的日子，在我，漢奸是敵人，對漢奸概不寬容”之感慨。

第三，年齡差距。盡管她倆相差九歲，同屬一個時代，但楊絳說她外甥女和張愛玲同是圣瑪利女校學生。在楊絳眼里她明顯不愿與張愛玲平起平坐，甚至有意把她和自己看成兩代人。因此提及張愛玲，楊絳毫不掩飾對晚輩嚴苛的看法：“我對她有偏見，……故意奇裝異服，想吸引人……”

第四，禮尚往來。錢鍾書訪美是一九七九年，他對張愛玲的“超級粉絲”水晶說：“She is very good，她非常非常好。”這話之后有可能傳到了同在美國的張愛玲耳朵里。故張愛玲在看到丘彥明寄去的《干校六記》后，便還給錢鍾書一個人情，在回信中夸道“真好”。張愛玲后來一直隱居，不與外界聯絡，直至一九九五年去世，病逝一周之后才被房東發(fā)現。錢鍾書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北京寓所與上門拜訪的安迪閑聊，談及張愛玲時并無好感，楊絳在場。不過他們的談話有個“約法三章”——不可報道。紀念錢鍾書誕辰一百周年時，安迪還是寫了文章《我與錢鍾書先生的短暫交往》，盡管自嘲“如錢先生所說的日月下的爝火”，但還是透露了以上信息，留下可貴資料。

丘彥明寫文章時已卸下《聯合文學》總編輯的職務，準備前往歐洲進修，那一年是一九八九年。她斷不知楊絳寫予鐘叔河的信（二〇一〇年），也無從知曉錢楊與張之間的真實關系，或許，這些也不在她所關心的范疇之內。

借由第三人的口，說出的話未必當真可信，就像錢鍾書在一份校樣旁批注：“都似可刪。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誠心，徒扯篇幅。”

從現存的公開的信息上看（且不管背景如何）：張愛玲對楊絳《干校六記》的評價表明了她在這一部作品上對楊絳的欣賞和認同（對其他作品的評價未能見到）；楊絳給鐘叔河的信則表明了她對張愛玲從人（一臉“花生米”）到文（意境卑下）的偏見。

這種互相的評價是白紙黑字在信里公開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