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從軍事和國土面積來看，宋朝是個虛弱的朝代，但就經濟和社會角度來看，宋朝卻最繁榮昌盛、極具人文精神。那么，宋朝何以如此輝煌？作者認為，這是因為宋朝擁有一套理性、完備的政治制度。

在本書中，作者通過給女兒講故事的形式，選取了25個極具代表性的歷史典故，溫情講述了宋朝的種種政治制度，包括仁祖之法、虛君共治、臺諫系統(tǒng)、文官制、公議、科舉制、封駁制、回避制、獨立審判等，完整地呈現了大宋的政治文明成就。通過分析宋朝權力的架構、制衡、運作和得失，作者為“宋朝何以如此繁榮”以及“后來如何走向沒落”提供了一個生動而形象的答案。

吳鉤，宋史研究者，資深宋粉，騰訊大家的簽約作家。多年來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張“重新發(fā)現宋朝”“重新闡釋傳統(tǒng)”，著有《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宋：現代的拂曉時辰》等作品。

父親序：故事里的宋朝制度

女兒序：從宋朝故事中感受一朝盛衰

一位開國之君的角色意識

一枚“吃瓜群眾”的發(fā)跡變泰

一場締結百年和平的談判

一個受到褒獎的“貳臣”

一位“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的君主

一位貴族的夢想

兩處名勝背后的腐敗故事

一名仕途受攔截的皇親國戚

一代名臣留下的千年傳奇

一場今人難以理解的議謚之爭

一名婢女之死

一起由買房子引發(fā)的政壇震蕩

一名“憤青”對皇帝的抨擊

一場關于皇帝應怎么稱呼生父的爭論

一次司法大辯論

一場針對小人李定的阻擊戰(zhàn)

一起劫殺案的余波

一樁弒母案激起的權爭

一宗著名“文字獄”的另一面

一次通奸行為的罪與罰

一位經筵官的“頂層設計”

一場為了捍衛(wèi)封駁權的抗議

一個“坑爹”的衙內

一塊黨人碑后的朋黨政治

一個王朝的最后掙扎

父親序

故事里的宋朝制度

吳 鉤

一

大約十八年前，我還是一名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對各類知識都充滿饑渴。我居住的小城并無圖書館，也沒有多少書店，書店里擺放的也多半是中小學教輔書籍，那時候互聯網也未如今天這般普及，想獲得知識遠不如現在便利。因此，我每次到省城廣州辦事，都要順便到購書中心一趟，帶幾本書回去。

記得是在2000年左右，我?guī)Щ氐氖锹妹雷骷伊诌_夫婦的三本“近距離看美國”：《歷史深處的憂慮》（1997年三聯書店初版）、《總統(tǒng)是靠不住的》（1998年三聯書店初版）、《我也有一個夢想》（1999年三聯書店初版）。對于一名對美國制度其實并無多少了解的小伙子來說，這三本書帶給我的閱讀體驗是難忘的。林達夫婦用非常平實的筆觸，在致國內友人的通信中，講述了一個又一個具有制度史意義的美國故事，通過娓娓道來的故事，我第一次真切地看到美國制度的種種精妙，比閱讀枯燥的論著論文體會得更深切、更真實。

轉眼十幾年過去。如今資訊之發(fā)達已遠非昔日可比，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大洋彼岸的制度已不復陌生，我們已經可以自己寫文章，洋洋灑灑闡述美國人的立國精神與制度構建，追溯美國制度背后的普通法傳統(tǒng)與基督教信仰淵源。事實上，我的許多朋友，都已具有了對西方制度演進“說三道四”的知識儲備，回頭再看林達夫婦的“近距離看美國”，未免又覺得有些“淺顯”了。

而我自己, 也搬入省城, 立志于探索中國傳統(tǒng)制度的演變，或者更準確地說，我對宋朝制度更有研究的興趣。而在探究宋朝制度的過程中，我越發(fā)強烈地希望，能夠將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與文明推廣給眾多讀者。

許多人言必稱“兩希文化”，卻對中國的“孔孟”有一種本能的排異反應。傳統(tǒng)文化于他們而言有如陌生的“他者”，而遙遠的西方文明則成了他們熟悉而親切的“知音”。我們有部分政治、法學、制度等方面的歷史敘述以對待“他者”的筆調來講述本國傳統(tǒng)，這構成了一百年來中國比較奇特的一道文化景觀。

排異，是出于“他者”的心態(tài)。而“他者”的心態(tài)，或許來自“陌生化”，對本土傳統(tǒng)的“陌生化”。譬如說宋朝文明，盡管學界對于宋代的政治制度、軍事制度、經濟制度、司法制度等，都有比較突出的成果，但學界的研究成果于大眾而言，其實是陌生的學術知識。而很多通俗歷史寫作者對宋朝的講述，則基本上還是深陷于“皇權專制”、“積貧積弱”的成見，或者只獵奇地關注“宮闈”與“官場”。

那個時候，我生出了一個心愿：能不能借鑒十八年前林達夫婦的寫作經驗，也來講述一組具有制度史意義的宋朝故事？



二

之所以選擇以講故事的方式來呈現宋朝制度文明，主要是出于兩方面的考慮：

首先，我相信對大眾來說，閱讀一個情節(jié)曲折的故事，會比閱讀干巴巴的論文更有興趣與熱情。再說，歷史（history）本來就是由故事（story）構成，有故事的歷史敘述才是生動的，沒有故事的歷史敘述，倘若只剩下一堆生硬的數據、概念、術語，那只會拒人于千里之外。我希望本書能夠通過生動形象的故事，將華夏歷史上的宋朝文明成就展現給大家，讓越來越多的人能夠了解和理解本國的傳統(tǒng)。

其次，從制度史研究的角度來說，故事里出現的制度，都是彼時執(zhí)行的制度。我講宋朝故事，當然并不是僅僅想講幾個有趣的故事（情節(jié)），而是嘗試通過故事來講述宋朝制度被執(zhí)行的過程。

宋史研究大家鄧小南教授曾經倡導“‘活’的制度史”研究：“官僚政治制度不是靜止的政府型態(tài)與組織法，制度的形成及運行本身是一動態(tài)的歷史過程，有‘運作’、有‘過程’才有‘制度’，不處于運作過程之中也就無所謂‘制度’?！蔽矣X得，故事就是呈現制度的形成及運行這一動態(tài)過程的最好載體，從故事的發(fā)生、參與人物、演繹過程、結局，我們往往可以發(fā)現一系列制度如何被激活,如何相互發(fā)生關系,又如何發(fā)揮效用。

也因此，對于選擇哪些宋朝故事來講述，我設了兩條標準：其一，故事本身要好看，具有一定的情節(jié)性，最好有點“一波三折”的感覺，能夠引人入勝（但這一點似乎可遇不可求）；其二，故事的演繹能夠體現宋朝制度被執(zhí)行的動態(tài)過程。

這些年，我寫過不少介紹宋代政治、司法、社會救濟諸方面之成就的文章，有些觀點的確得到了認可，也引來了一些反駁，其中的一個反駁理由是：紙面上的規(guī)定都是很動聽的，執(zhí)行起來呢？那么，現在我講述發(fā)生在故事里（而不是寫在紙面上）的制度及其運作過程，是不是更有說服力一些呢？

這里我還要順便申明，本書中所有的故事，均出自史料記載，基本上都可以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宋史·列傳》中找到，我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將它們轉述出來，并略加闡發(fā)，闡發(fā)的無非是故事蘊含的制度意義。

宋朝人理解的“故事”，通常指“過去存在之事例”，含有“先例”“故典”“習慣法”之義，與英倫的普通法精神頗有相通之處。我這里愿意使用的“故事”定義，實際上更接近宋人的理解。在我的期待中，宋朝“故事”并不是“他者”的傳說，而是內在于傳統(tǒng)的歷史經驗。

三

講故事的時候，我對故事的時代背景并未刻意進行篩選，只要是發(fā)生在宋朝，并且符合我前面提到的兩條標準就行。等到一組故事講完，才發(fā)現我講述的故事，正好始于宋太祖開國，終于靖康年北宋滅亡，庶幾可以呈現北宋的興亡盛衰。

更有意思的是，我講的大部分故事都發(fā)生在宋仁宗朝與宋神宗朝。這樣的背景分布，也跟宋代制度演進的軌跡恰好相契合。自宋太祖、宋太宗開國創(chuàng)制，宋真宗守成、鞏固之后，宋仁宗時代可謂是宋朝制度最為完備和穩(wěn)定的時期。從發(fā)生在仁宗朝的故事中，我們更多地看到了君主與宰相、政府與臺諫的相互制衡；看到了禮官的據“禮”力爭、臺諫官的據理力爭；看到了仁宗皇帝寬松的君主風格；也看到了他偶爾凌駕于制度之上，最終被制度逼回到按規(guī)辦事的正常軌道上的生動過程。

而宋神宗時代則是宋朝祖制面臨變革的重要時期，原來比較穩(wěn)定的分權制衡制度開始有些動搖了，以禮相待的政治溫情也逐漸讓位于“法庭上見”的法治理性。因而，我們從發(fā)生在神宗朝的故事中，更多地看到了君臣之間、政府與臺諫之間的緊張關系；看到了政治制衡方面的因素正在弱化，法治方面的因素正在強化，于是我們講述的幾個神宗朝的故事都跟司法、詔獄有關。反觀仁宗朝四十余年，詔獄比較少見。

宋朝的制度由宋太祖奠定，由于我們并沒有用太大篇幅講述太祖時代的故事，因此我要借著寫這篇小序的機會，補充一點我對太祖皇帝創(chuàng)制的理解。

宋太祖開國，從制度構建的角度來看，似乎有兩種選擇：一是完全推倒殘?zhí)?五代亂糟糟的政制，另起爐灶，設計出一套全新的制度。但即便人有天縱之圣明，也是理性有限，如何可能設計出完美制度？二是因循承襲既有制度，蕭規(guī)曹隨。但殘?zhí)?五代的政制雜亂無章，為亂世產物，又如何能夠維持長治久安？

趙匡胤選擇了第三條道路：承認既成事實，沿用唐-五代形成的制度框架，并在內部做漸進之改良，其中他對諸州“馬步院”的改造，堪稱中國司法制度史上的“神來之筆”。

按唐制，各州郡設有州院，置司法參軍，掌一州司法。但唐季以降，藩鎮(zhèn)專權，私設馬步院，架空州院，濫用酷刑，恣意殺人。馬步院之設，可謂是五代最黑暗的幾項制度之一。但宋太祖立國后，并沒有一舉廢除諸州已普遍設立的馬步院，而是保留下來，并加以改造：將馬步院更名為司寇院（后又改稱司理院）；選派及第進士取代武人出任司理參軍；重新劃定司理參軍的權限，讓其負責審清刑事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原來的司法參軍也保留下來，但將其職權調整為“議法斷刑”。這便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鞫讞分司”制度，有點像英美普通法體制下，陪審團負責確認犯罪是否屬實，法官負責法律的適用，“事實審”與“法律審”相分離。

設立“鞫讞分司”的司法制度，并不單純是為了遷就馬步院的歷史遺留，更是出于“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分權制衡之考慮，用宋人的話來說，“獄司推鞫，法司檢斷，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這一分權制衡的制度構建原則，其實貫穿于宋朝的一整套政治與司法制度安排之中。

所以，如果讓我總結宋太祖的立法創(chuàng)制智慧，我會用這么一段話來概括：以“漸進的改良”為建立制度之路徑，以“分權與制衡”為建立制度之宗旨，“自成一王之法”。

從太祖立國到宋哲宗朝，宋朝的制度盡管在具體層面累有修補、修訂，但“分權制衡”的大框架與基本精神一直未有變化。到宋徽宗朝，“分權制衡”之制才被昏君權臣大面積破壞，而此時，離北宋亡國也為時不遠了。

宋室南遷，歷史進入南宋時期。不過南北宋之分，只是后人看歷史的習慣，歷史上的兩宋其實是一個整體，皇室血統(tǒng)是一脈相承的，國祚是連接的，宋太祖確立的治理體系與基本制度、北宋時期取得的文明成就，也延續(xù)至南宋時期。我們講的故事，雖然主要發(fā)生在北宋，但故事背后的制度文明，包括不誅大臣與言官的祖宗家法、相權與臺諫相制相維的權力制衡結構、中書舍人與給事中的封駁機制、鞫讞分司與翻異別勘的司法程序、慎刑恤獄的司法理念，等等，都由南宋朝廷繼承、發(fā)展。因此，我要特別說明，本書所呈現的大宋制度文明，是貫穿整個兩宋時期的，并非北宋獨有。

四

我講述的宋朝故事，形式上都是寫給我的大女兒看的。

我大女兒吳桐今年讀高中。她一直接受的都是國際教育，對英文的熟悉程度遠勝于對中國歷史的了解。不過，不知是不是受了家庭氛圍潛移默化的影響，她對歷史也表現出興趣。

我記得她讀初中時，有一次上語文課，語文老師在介紹宋詞時，順便批判了李后主，說李后主沉溺于享受，導致亡國云云。我女兒很不服氣，站起來說老師誤解了李煜。老師說你還是小朋友，還應該好好學習。我女兒看過幾本李煜的傳記，對李煜的詞很喜歡，她又上網搜集了很多南唐史料，寫了一篇跟她老師辯論，也是為李煜辯護的作文，交給老師。

我女兒的具體觀點其實并不重要。我比較贊賞的是她獨立思考、搜集史料挑戰(zhàn)老師成見的學習態(tài)度。也許對于歷史與傳統(tǒng)，對于宋朝故事與制度的理解，我們都應該告別人云亦云的習慣，重新體認屬于我們自己的文明淵源。

以我大女兒現在的年齡，讀得懂這些宋朝故事了。她也是本書的第二個讀者，我要求她讀完打印稿，既可以幫我校對錯漏之處，同時也可以讓她稍深入一點去了解宋朝歷史，進而能夠理解以宋制為代表的傳統(tǒng)的中國制度文明。對了，本書的“宋朝詔敕流程示意圖”也是她繪制的。

本書其實也是寫給我女兒的同齡人，以及所有對宋朝歷史感興趣的朋友們的。我真誠希望，我講述的這些宋朝故事有助于一些朋友糾正過去對華夏歷史與傳統(tǒng)的偏見、成見。

本書的第一個讀者是我的太太楊娜。我將每一篇故事寫出來之后，都請她讀一遍，幫我校對文字上的錯漏、失誤。本書也獻給她。

在我敲打鍵盤的日子里，我的小女兒吳歌正在成長中，我當然希望她長大以后也能夠喜歡爸爸講述的歷史故事。不過，等到十幾年之后，也許人們對于宋朝歷史與華夏傳統(tǒng)已經有了更新的認識與感情，那么這本小書也應該失去它的價值了。

我期待傳統(tǒng)歷久彌新，而我的小書不妨速朽。

是為序。



1.本書為“吳鉤說宋”系列的第三本。圖書顛覆了傳統(tǒng)上對宋朝“積貧積弱”“腐敗窩囊”“黨爭不斷”的認知，展示了宋代政治文明的優(yōu)越性。作者認為，除了在藝術、文化領域取得巨大成就，在政治上也同樣表現出色，甚至可說，文化領域的成就正是源于政治上重視法治、理性治國、近代化萌芽。宋朝有多項制度創(chuàng)新，例如虛君共治、臺諫系統(tǒng)、文官制、公議、科舉制、封駁制、獨立審判等，這些保證了宋朝社會、文明的繁榮。

2.圖書寫作形式獨特，以給女兒講故事的形式，從故事說人物，從人物說歷史，從歷史說文明，趣味故事與硬派知識的結合，有趣有料有溫度。

·開國之君宋太祖，為何在立法創(chuàng)制之時先給自己設了一堆條條框框？

·宋朝的科舉有什么創(chuàng)新，使得政府新招人員中寒門子弟遠超貴族子弟？

·寒門子弟范仲淹如何成就拜相的“大宋夢”？

·締結了宋遼兩國百余年和平的澶淵之盟真是屈辱？

·一國之君的皇帝想內定一名官員，為何屢屢被百官阻撓，始終無計可施？

·朝廷的賜謚之制如何成為約束官員的一大政治利器？

·官員通奸與平民通奸結果為何大不同？

·蘇轍在科考中痛罵皇帝非但沒被治罪，反得入朝為官？

·包拯罵皇帝，唾沫都噴到皇帝臉上了居然一點也不怕“掉腦袋”？

·宋代公款吃喝、召妓飲酒會有什么結果？

·宋代的黨爭有利于形成健康的政治秩序？最后為何沒能演變成現代的反對派？

·宋人追求“虛君實相”距離君主立憲制、責任內閣僅有一步之遙？

一場關于皇帝應怎么稱呼生父的爭論

親愛的女兒，假如我問：宋英宗趙曙應該怎么稱呼他的生父趙允讓呢？也許你會脫口而出：當然是稱“父親”了。如果我說：許多士大夫都堅持要宋英宗稱他生父為“伯”，你是不是覺得不可思議？以現代人的觀念，確實會感到不可理解。但是，對于宋朝人來說，這卻是必須辯明的政治原則，而且真的引發(fā)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爭辯。你大概已想到了，我今天要說的故事便是宋英宗朝的“濮議”。

宰相首倡“濮議”

趙曙是以宋仁宗皇太子的身份繼承皇位的，但他并不是仁宗的親生子。仁宗皇帝生育的三個兒子，都不幸夭折，只好將皇兄濮王趙允讓之子趙曙收養(yǎng)于宮中，立為皇太子。嘉祐八年（1063），仁宗駕崩，英宗繼位。只是英宗體弱多病，御宇之初，由曹太后（宋仁宗皇后）垂簾聽政。次年，即治平元年（1064）才親政。

英宗甫一親政，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執(zhí)政大臣便上奏：“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表n琦此舉，明顯有迎合英宗心意之嫌，英宗生性純孝，當了皇帝，想讓生父濮王（已經去世）分享他的榮光，也是人之常情。但其時仁宗逝世未久，不適合討論崇奉濮王之禮，因此英宗下詔：“須大祥后議之?！币馑际?，等過了仁宗皇帝逝世二周年的“大祥”祭禮之后，再議此事。

治平二年（1065）四月，仁宗“大祥”之禮一畢，韓琦等人又舊事重提，于是英宗下詔：“禮官及待制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p/>

這明擺著是皇帝與宰相欲尊崇濮王的意思，翰林學士王珪等人相顧不語，不敢先發(fā)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司馬光自告奮勇，奮筆寫了一份意見書《議濮安懿王典禮狀》，大意是說：濮王與陛下雖有天性之親，但陛下能夠登極，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卻是因為繼承了仁宗皇帝之嗣，從血緣上說，陛下是濮王之子，但在法理上，陛下卻是仁宗之子。建議按封贈親王的先例，尊封濮王“高官大國”。

王珪等兩制官將司馬光所擬《議濮安懿王典禮狀》呈交給宰相部門。宰相韓琦批復：“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再議。”王珪說：“濮王于仁宗為兄，于皇帝宜稱伯。”以王珪為代表的翰林學士認為，根據禮法，宋英宗應當稱濮王為“伯”。時為治平二年六月。

宋人的這一觀點，用柏楊的說法來說，“我們現代人死也想不通”。但是，從禮法的角度來看，卻是不難理解的，自世襲君主制確立以降，合法的皇位繼承，一直遵循兩條原則：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從來沒有由侄子繼承大位的道理。在法理上以仁宗為父，構成了英宗繼位的合法性。否認這一點，等于推翻了英宗登基的合法性。

而且，在古代君主制下，天子化家為國，“不敢復顧私親”，私人性的權利與血緣關系理應讓位于公共性的禮法秩序，英宗皇帝既然從“小宗”（親王一系）過繼為“大宗”（皇帝一系），獲得皇位繼承的合法性，那么按宗法的要求，需要割舍“小宗”的名分，因而要求他割舍與生父濮王之間的父子關系（法理上而非血緣上），從宗法上來說是不過分的。除非你有魄力不認這一套宗法，然而，如果不遵從宗法，那今后的皇位繼承與政治秩序，必定亂了套，誰有實力，誰就可以自任皇帝。

我盡量用現代話語來解釋古代的宗法，不知道這么說你是不是能夠理解。當然，這一宗法上的要求，顯然是違背了人之常情的，也肯定有違宋英宗的意愿。

韓琦明白英宗心意，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建議書：“按《儀禮》，‘為人后者，為其父母服’。即出繼之子，于所繼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于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議奏。”（這段話我們先引述出來，后面再解釋。）建議書盡管沒有明說，但意思非常明顯：皇帝應該以“皇考”稱呼他的生父濮王。英宗心領意會，“詔從之”。

這份建議書，應該出自歐陽修的手筆。在宋英宗朝的這場濮議之爭中，宰相韓琦是始作俑者，也是“皇考”派的主將；參知政事歐陽修則是韓琦的理論旗手。

韓琦、歐陽修之所以要讓三省、御史臺參與進“濮議”，原來是以為“朝士必有迎合者”，誰知他們誤判了形勢，百官集議之時，不但歐陽修的立論遭到禮官的迎頭痛擊，而且很多臺諫官都選擇支持禮官與兩制官的意見，即都認為英宗皇帝應該稱濮王為“皇伯”。

禮官的反對意見

執(zhí)政團隊堅持稱“皇考”的理由有二：其一，《儀禮》稱“為人后者，為其父母服”，意思是說，過繼給他人為子的，要為親生父母守孝一年。歐陽修據此推論說，可見“出繼之子，于所繼生父母，皆稱父母”。其二，皇帝稱生父為“皇考”有先例，“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

但這兩個理由都遭到禮官的反駁。

首先，從《儀禮》稱“為人后者，為其父母服”推導出“出繼之子，于所繼生父母，皆稱父母”，在邏輯上是非常牽強的，因為“為其父母服”只是出于敘述之方便，并無表示怎么稱呼本生父母的含義。因而，知制誥判禮部宋敏求、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范鎮(zhèn)、天章閣待制司馬光都反駁說：“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后者，為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不識文理也?！?p/>

其次，雖然確實有漢宣帝、光武帝都稱其父為“皇考”的先例，但是，他們的情況與宋英宗不同，漢宣帝是以過繼為昭帝皇孫的身份繼承皇位的，尊其生父為“皇考”，并不敢尊其親祖父為“皇祖考”，未亂“大宗”與“小宗”之分，不影響皇位繼承的合法性；光武帝則是起于民間，誅王莽而得天下，雖名為中興漢室，實則與開創(chuàng)基業(yè)無異，就算他自立七廟，也不算過分，何況只是尊其父親為“皇考”。而英宗的情況，是以仁宗皇太子的身份，才得以繼承皇位，怎么可以在仁宗之外，又尊一人為“皇考”？

因此，司馬光說：“國無二君，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于何地耶？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于其父祖，引以為法則可矣；若為皇考之名亦可施于今日，則事恐不侔。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

不過，執(zhí)政團隊質疑禮官所議“于典禮未見明據”，卻是頗有殺傷力。禮官宋敏求也不得不承認，“出繼之君稱本生為皇伯叔，則前世未聞也”。韓琦與歐陽修正是抓住這一點，反駁禮官的“皇伯”說。

禮官提出的“皇伯”說，其實是從“濮王于仁宗為兄”、“英宗過繼給仁宗為子”推導出來的，而且，“今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家養(yǎng)子為后者，皆以所生為伯叔父久矣”，所以我們也可以說，禮官的主張雖然未見之明典，卻合乎邏輯與民間禮俗。

同知諫院蔡抗、監(jiān)察御史里行呂大防、侍御史趙瞻、侍御史范純仁、侍御史知雜事呂誨、權御史中丞賈黯等臺諫官，都紛紛上疏，“乞如兩制禮官所議”。蔡抗還當著宋英宗之面，陳說禮法，說到激動處，愴然淚下，英宗也動容哭泣。

韓琦與歐陽修大概也想不到禮官與臺諫官會匯合起來反對“皇考”說，正不知如何應對之時，曹太后突然“以手書責中書不當稱皇考”。英宗看了太后手書，“驚駭”，下詔說：“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p/>

發(fā)生在治平二年六月的第一次“濮議”遂草草收場，追崇濮王之禮的動議暫時不了了之。

臺諫官再次挑起“濮議”

在英宗皇帝下詔叫停“濮議”之后，還有一些禮官與臺諫官陸續(xù)上書，“堅請必行皇伯之議”。不過宋英宗都將這些奏疏“留中”，扣留下來，不發(fā)討論，希望平息爭端。

與此同時，皇帝與宰執(zhí)也悄然為第二次“濮議”做了一些準備：治平二年八月，英宗將同知諫院蔡抗改任為知制誥，兼判國子監(jiān)，因為執(zhí)政團隊“欲遂所建，以抗在言路不便之，罷其諫職”。九月，又將權御史中丞賈黯改任為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河南淮陽），任命書發(fā)下來第十二天，賈黯便病逝了，臨終前“口占遺奏數百言”，仍然堅持“請以濮王為皇伯”。

轉眼到了治平二年十二月，冬至祭天大禮過后，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復申前議，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禮”。呂誨說：國朝制度，凡軍國大事，皆得二府合議。如今議崇奉濮王，只看到中書門下首倡，禮官、兩制官、臺諫官“論列者半年”，而樞府大臣卻恬然自安，裝聾作啞，這是怎么回事？“臣欲乞中旨下樞密院，及后來進任兩制臣僚同共詳定典禮，以正是非。久而不決，非所以示至公于天下也”。

英宗跟呂誨說：群臣反對朕尊濮王為“皇考”，想必是“慮本宮兄弟眾多，將過有封爵，故有此言”。

呂誨說：沒有這回事。想仁宗皇帝“于堂兄弟輩尚隆封爵，況陛下濮宮之親”，陛下若給濮邸封爵，誰敢說三道四？但尊為皇考一事，關乎禮法，不能不詳議。

隨后呂誨又連上七疏，要求再議濮王之禮。但英宗沒有同意（也許皇帝正在等一個時機）。呂誨又說，既然陛下不采納臺諫意見，那好，我不玩了，我辭職。但英宗又不批準辭呈。氣得呂誨暴跳如雷，轉而攻擊韓琦、歐陽修。

宋朝的臺諫官有一個特點，攻擊起執(zhí)政官來，言詞都十分激切。比如呂誨痛罵宰相韓琦首倡濮議，教唆人主“欲稱皇考”，致使太后與皇帝有嫌猜，“賈天下之怨怒，謗歸于上”，必須罷去韓琦宰相之職，“黜居外藩”。他又痛罵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于過舉之譏，朝論駭聞，天下失望”，請治歐陽修之罪，“以謝中外”。

另一位宰相曾公亮與另一位參知政事趙概，因為在“濮議”中不置可否，也受到呂誨的抨擊：“（曾）公亮及（趙）概備位政府，受國厚恩，茍且依違，未嘗辨正。此而不責，誰執(zhí)其咎？”

呂誨不是一個人在戰(zhàn)斗。范純仁與呂大防等御史也紛紛上書彈劾韓琦與歐陽修。這大約是治平三年（1066）正月的事情。此時，韓琦與歐陽修也上書自辯：本次“濮議”，禮官請稱皇伯，臣等認為“事體至大，理宜審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于經史皆無所據”，才“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群議，以求其當”，陛下不欲紛爭，下詔罷議，但“眾論紛然，至今不已”。

議者所堅持的“皇伯”說，其實“是無稽之臆說也”，為何？“蓋自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者矣”。因此，自古以來，從未有“稱所生父為伯叔者”，稱之，則為“禮典乖違、人倫錯亂”。

韓琦與歐陽修的觀點，顯然更容易為現代人所理解，哪里有不讓稱生身之父為“父親”的道理？但歐陽修忘記了，按傳統(tǒng)宗法，血緣意義上的父子關系，與法理意義上的父子關系，是可以相分離的。宋朝禮官堅持要辯明的，其實是濮王與英宗在法理上的關系。如果英宗在法理上以濮王為父親，那么他的皇位繼承，便缺乏合法性；傳統(tǒng)禮法也將失去了論證皇位合法性的功能。至于濮王與英宗血緣上的父子關系，禮官也是承認的，如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呂公著說，“陛下入繼大統(tǒng)，雖天下三尺之童，皆知懿王所生”。

宋英宗本人，當然站在執(zhí)政團隊一邊，“上意不能不向中書”。但他沒有倉促下詔采納宰相的意見，他還要等。等什么？等曹太后的說法。

曹太后的調解

正月二十二日，曹太后突然給外廷下發(fā)了一道手詔：“吾聞群臣議稱，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再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闪罨实鄯Q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游（濮王的三位夫人）并稱后?！?p/>

曹太后的立場發(fā)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提議皇帝稱濮王為“親”，并追尊濮王為“皇帝”。為什么曹太后突然倒向韓琦一方？當然是因為宰相團隊的游說。不久之前，韓琦借皇室祠祭的機會，將歐陽修寫的一道《奏慈壽宮札子》，托宦官蘇利涉、高居簡轉給了曹太后。

在這道《奏慈壽宮札子》上，歐陽修說明了之所以要尊濮王為皇考的義理與先例，又簡述了禮官、臺諫官與執(zhí)政官的爭論，禮官所議如何與禮不合，臺諫官如何無理取鬧，皇上與宰相如何克制。然后筆鋒一轉，說，太后之前手書贊成禮官的無稽之說，“臣等竊恐是間諜之人，故要炫惑圣聽，離間兩宮，將前代已行典禮隱而不言，但進呈皇伯無稽之說，欲撓公議”。

曹太后深知皇帝與宰相的心意，不欲朝廷因此而撕裂，只好委曲求全，出面調解政府與臺諫之爭，于是便有了這道手詔。接到太后手詔，韓琦、歐陽修“相視而笑”。

隨后，宋英宗降敕：“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書如前。

朕以方承大統(tǒng)，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祭祀?；侍笳徠澱\懇，即賜允從?！痹t敕的措辭非常謙抑、委婉，主要的意思有兩個：采納稱濮王為“親”的提議；建濮王墳園，規(guī)格低于皇帝陵園，實際上也即不敢尊濮王為“皇”。而“親”字在古漢語中，既有專指“父親”之義，也可以泛指親人，皇帝采用這樣一個模糊稱謂，也是想退一步，以期取得禮官與臺諫官的諒解。

皇帝能夠如愿以償嗎？

政府、臺諫成水火之勢

“相視而笑”的韓琦與歐陽修有點高興得太早了，他們迎來的是禮官據“禮”力爭的反駁和臺諫官更兇猛的攻擊。呂公著上書說：“今但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是于濮王無絕父之義，于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之矣”，但是，稱濮王為“親”，“于義理不安，伏乞寢罷”。

臺諫官更是來勢洶洶，呂誨說：“先帝遺詔誕告萬方，謂陛下為皇太子，即皇帝位。四夷諸夏，莫不共聞。今乃復稱濮王為親，則先帝治命之詔不行，而陛下繼體之義不一?！痹秸f越激動，乃至揚言：“稱親之禮豈宜輕用？首議之臣安得不誅？”

不過在宋朝政治環(huán)境中，這種激切之詞，徒逞意氣而已，對韓琦與歐陽修并無半點殺傷力。倒是范純仁的一道奏疏，讓韓琦很是尷尬。

范純仁是這么說的：“皇太后自撤簾之后，深居九重，未嘗預聞外政，豈當復降詔旨，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僚茍欲遂非掩過，不思朝廷禍亂之原。且三代以來，未嘗母后詔令于朝廷者。秦漢以來，母后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為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今一開其端，弊原極大，異日或力權臣矯托之地，甚非入主自安之計?！敝苯訉μ笫衷t的合法性提出質疑。

韓琦看到范純仁的彈奏之詞，委屈地對同僚說：“琦與希文（范純仁父親范仲淹）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其實，這也是宋朝常見的政治風氣，朝堂之上相互攻訐的雙方，私底下很可能交情不錯，比如熙寧變法中的王安石與司馬光；而公事上“同仇敵愾”的兩個人，也未必有什么私誼，比如趙抃與范鎮(zhèn)攜手反對王安石變法，私人關系卻非常糟糕。

這個時候，臺諫官的進攻重點，也不再放在皇帝應怎么稱呼濮王的問題上，而集中攻擊執(zhí)政官非法溝通內宮。呂誨再上一疏：“近睹皇太后手書，追崇之典，并用衰世故事，乃與政府元議相符，中外之議，皆以為韓琦密與中宮蘇利涉、高居簡往來交結，上惑母后，有此指揮。蓋欲歸過至尊，自掩其惡。賣弄之跡，欲蓋而彰。欺君負國，乃敢如此！”在這場“濮議”之爭中，呂誨前前后后上了二十六疏，是最堅決、激烈反對“皇考”說的一位臺諫官。

呂誨等臺諫官又集體提出辭職，“居家待罪”，不赴御史臺上

班。英宗讓宰相發(fā)札子促請御史們赴臺供職，但呂誨等人“繳還札子”，“堅辭臺職”，并稱“甘與罪人同誅，恥與奸臣并進”。

事情鬧到這個地步，臺諫與政府已勢同水火，不可兩立。

結局：慘淡的勝利

宋英宗問執(zhí)政團隊，怎么辦？歐陽修說：“御史以為理難并立，陛下若以臣等為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為無罪，則取圣旨?！?p/>

英宗猶豫良久，決定挽留執(zhí)政官，斥逐臺諫官。不過想了一想之后，又交待了韓琦一句話：“不宜責之太重也。”

“斥逐”是宋人說法，以渲染臺諫官悲情。嚴格來說，這只是宋朝的一項憲制慣例：“有言責者，不得其言，當去”；若采納言官之議，則宰相辭職。這樣的憲制慣例旨在維持政府與臺諫之間的政治信任，就如議會制下，議會若是對政府發(fā)起不信任投票，并獲通過的話，那么一般來說，結果要么是解散議會（相當于全體議員辭職），重新大選；要么是更換首相（相當于原首相辭職），以此重建議會與政府的信任。

治平三年正月底，呂誨被罷去侍御史知雜事之職，出知蘄州（今湖北蘄春）；范純仁免去侍御史之職，出任安州（今廣西欽州）通判；呂大防免了監(jiān)察御史里行之職，出任休寧（今安徽休寧）知縣。

侍御史知雜事為御史臺副長官，按宋朝慣例，其解官“皆有誥詞”，即需要知制誥起草人事任免狀。而宋朝的知制誥，有權拒絕起草誥詞，亦即封還皇帝的任免意見。當時值日的知制誥是韓維，他還兼領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有封駁敕命之權。韓琦知道這位韓姓本家很難纏，擔心他會“繳詞頭不肯草制，及封駁敕命”，所以耍了一個手段，繞過知制誥起草誥詞的程序，將呂誨免職的敕命直接送到呂家。韓琦的做法，顯然是對政制的破壞。

韓維得知，果然氣得跳起來，上書說：“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有甚于此，宜追還（呂）誨等敕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又要求皇帝“召誨等還任舊職，以全政體”。但英宗都不同意，“皆不從”。

與呂誨被免職同一日，同知諫院傅堯俞被任命為兼侍御史知雜事，接替呂誨的職務。但傅堯俞堅決不接受新任命，說：我也上書反對過稱濮王皇考啊，如今呂誨等人被逐，“而臣獨進，不敢就職”。英宗連下數諭挽留，但傅堯俞堅持“求去”。

最后，英宗不得不在三月份改任傅堯俞為和州（今安徽和縣）知州。同一日，侍御史趙鼎、趙瞻也因為曾與呂誨一起“居家待罪”而被免了御史之職，分別通判淄州（今山東淄博）、汾州（今山西汾州）。

知諫院司馬光上疏要求英宗召還傅堯俞等人，不獲同意，也提出辭職：“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為臺諫官，共論典禮。凡堯俞等所坐，臣大約皆曾犯之。今堯俞等六人盡已外補，獨臣一人尚

留闕下，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倡率眾人共為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茍免刑章。臣雖至愚，粗惜名節(jié)，受此指目，何以為人？臣入則愧朝廷之士，出則慚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無地。伏望圣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降黜。”連上四封辭職報告，但英宗一直不予批準。

接替賈黯擔任御史中丞的彭思永在“濮議”中表現并不活躍，只上了一道由程頤代筆的《論濮王典禮疏》，贊同稱“伯”，反對稱“親”。由于表現不活躍，這位御史臺長官被同僚鄙視，認為他“媕阿”。不過，在呂誨、呂大防、范純仁、趙鼎、趙瞻等臺諫官被逐后，彭思永還是上書“請正典禮，召還言事者”，又“自求罷”，但英宗皆“不許”。第二年三月，彭思永給了歐陽修沉重一擊：檢控歐陽修與兒媳婦亂倫通奸。剛剛繼位的宋神宗要他交待清楚信源，彭思永說，“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眾怒，不宜更在政府”。此為后話，略過不提。

翰林學士、禮官呂公著也上書諷諫英宗：“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黜言者，何以風示天下？”請追還呂誨等人。英宗當然沒有聽從，呂公著于是也提出辭職，并且托病不上班，“家居者百余日”?；实叟芍惺讨羺渭椅繂?、敦諭，又請呂公著兄長呂公弼勸告，呂公著才回去上了幾個月的班，隨后又上書請辭。治平三年八月，英宗只好應呂公著之請，將他外放到蔡州（今河南汝南）。

至此，歷時一年多的“濮議”之爭，以御史臺幾乎被“斥逐”一空而收場，皇帝與宰相取得了有限的勝利：宋英宗不用以“皇伯”稱呼父親濮王，但也不敢尊濮王為“皇考”，只是含糊其詞地稱為“親”。又過了不到半年的時間，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便因病逝世了，稱“親”也變得毫無意義。這一在“濮議”中爭取來的勝利，可謂慘淡。

余話

為了一個“怎么稱呼親爹”的問題，禮官、兩制官、臺諫官與執(zhí)政官爭執(zhí)了一年半時間，連皇太后也卷了進來。不只一個士大夫為了堅持自己的立場，不惜辭職，自求貶斥。這件事，如果請今天的人來評說，也許都會覺得莫名其妙：值得爭吵嗎？

學界對“濮議”的研究已相當透徹，但嚴肅史學的研究成果，可能公眾會覺得難以消化；而通俗的歷史敘述，往往又流于淺薄，柏楊《中國人史綱》中的解釋可作為代表：“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開始僵化。歐陽修、韓琦都是最頑強的保守派，只不過在父子至情上偶爾流露一點靈性，就立刻受到兇暴的待遇。”1這么說，分明是大大歪曲了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等飽學之士。

其實我們可以從今人比較容易理解的法理學、政治學角度，解釋為什么會發(fā)生“濮議”之爭。“濮議”首先是一個法理問題，涉及皇位繼承的合法性。這一點，我們前面已有所闡釋。

隨著爭論的進展，在臺諫官全面介入之后，“濮議”又逐漸演變成為一個政治學問題。對于臺諫官來說，“濮議”至少關乎幾個重大的政治原則：皇帝的意志要不要接受禮法的約束？禮法的解釋權歸政府，還是歸禮官？執(zhí)政集團的權力要不要受臺諫掣肘？

實際上，在“濮議”之爭的后期，臺諫官的關切重點，也從“皇考”“皇伯”稱謂的法理糾纏，轉移為對君權、相權強化的警惕，包括呂大防彈劾宰相“臣權太盛、邪議干政”；呂誨彈劾韓琦交結內侍；范純仁質疑太后手詔合法性；韓維指責對呂誨的免職不合程序；呂公著反對宋英宗“屢黜言者”。

而對宰執(zhí)韓琦與歐陽修來說，以他們的兩朝元老的身份，完全犯不著討好年輕的新皇帝，他們執(zhí)意迎合英宗心意，也許是為了襄助身體羸弱、性格怯弱的新皇帝走出先帝光芒籠罩下的政治陰影，確立起強勢的君主權威。宋英宗繼位之初，由曹太后垂簾聽政，也是因韓琦極力催促，太后才撤簾，歸政于英宗。

從這個角度來看，“濮議”之爭，如果宰相勝，則皇權與相權將變得強勢，政府在皇帝的支持下，或者說皇帝在政府的支持下，更容易干出他們想干的事情。如果臺諫勝，則皇權與相權將會受到更大制約，不容易做事情。

我們拉長歷史觀察的時段，會將這個問題看得更清楚。熙寧三年（1070）三月，宋神宗與執(zhí)政團隊討論青苗法，神宗問道：何以人言紛紜、反對青苗法？趙抃說：“茍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趙抃重提“濮議”舊事，是想向神宗申明一個道理：一項政策，如果多數人反對，那么，即便是宰相力主之，也不應當倉促施行。

而王安石卻說：“先帝詔書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稱濮安懿王為考，此是何理？人有所生父母、所養(yǎng)父母，皆稱父母，雖閭巷亦不以為礙，而兩制、臺諫乃欲令先帝稱濮安懿王為皇伯，此豈是正論？”宋神宗為英宗親生子，立場當然傾向于“皇考”派。但王安石這么說，應該并不是為了討好神宗皇帝，而是暗示神宗應當乾綱獨斷，厲行新法，無須理會人言。

如果我們將歷史觀察的視界拉得更寬一些，把發(fā)生在明代嘉靖朝的“大禮議”也納入參照系，問題就更清楚了。

明朝“大禮議”差不多就是宋朝“濮議”的重演，只不過部分細節(jié)與結局并不相同。正德十四年（1519），明武宗朱厚照突然駕崩，由于武宗無子嗣，皇太后張氏與內閣大學士楊廷和選擇了與皇帝血緣最近的武宗堂弟、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為嗣君，這便是明世宗嘉靖帝。

朱厚熜繼位后，在如何尊奉父親興獻王的問題上，與廷臣陷入了曠日持久的對峙。以楊廷和為首的大臣堅持認為，世宗以“小宗”入繼“大宗”，需要先過繼給明孝宗（明武宗之父）為子，以獲得繼承皇位的合法性，因而，應該稱興獻王為“皇叔考”；朱厚熜則堅持自己是繼承皇統(tǒng)，而不是繼承皇嗣，必須追尊父親興獻王為“皇考”。雙方爭執(zhí)了三年，最后，朱厚熜順利追奉生父為“皇考恭穆獻皇帝”，而所有跟新皇帝唱反調的五品以下官員，被當廷杖責，廷杖而死者十六人。皇帝大獲全勝。

這一結局，既是明代權力結構中皇權處于絕對強勢地位的必然結果；而且，皇帝的勝利，又進一步強化了皇權。在“大禮議”勝出之后，明世宗開始御制文章，指斥宋代的司馬光、程頤為“罪人”、二人之論為“謬論”，又貶抑孔廟祀典，此舉當然是為了將士大夫把持的、隱然與君權抗衡的“道統(tǒng)”壓制下來。

嘉靖朝“大禮議”也是明代內閣制演化的一道分水嶺，之前權力相對強健、獨立的“三楊”內閣、楊廷和內閣不復出現，閣臣對皇權的依附性在“大禮議”之后更為突出，哪怕像嚴嵩、張居正這樣的權臣，對于皇權的依附性也非常嚴重，嚴嵩需要給嘉靖撰寫“青詞”博取皇帝的青睞；張居正的權力也是來自類似于“攝政”的特殊身份，而不是正式的相權。

今天一些自稱秉持“自由主義”的論史者，對明代“大禮議”中的楊廷和等士大夫冷嘲熱諷，卻看不出禮儀之爭背后的法理學（道統(tǒng)與皇權之法理關系）與政治學（內閣與皇帝之權力消長）要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