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政治難題：黨爭
徽宗剛登上皇位，就為自己定下了一項任務，即改善已使一代人受到影響的殘酷的派系斗爭。一開始，他對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想得有些天真。從理論上講，皇帝擁有所有的權(quán)力：他可以頒布法律，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或罷免官員。但實際上，他必須做通官員的工作，因為他們有各種方法抵制自己不希望實施的舉措。同時，每天都要與相互之間強烈不滿的官員打交道，徽宗不得不學會如何篩選、評估他們提出的常常相互矛盾的建議。
在徽宗登上皇位之前的三十年，宋朝有三次皇位的更替導致數(shù)十位政府官員被罷免：次是神宗繼位；第二次是小皇帝哲宗繼位，高太后攝政；第三次是哲宗在祖母去世后開始親政。哲宗在世后六年被罷免的官員把徽宗繼位視為他們恢復朝官的機會，那些在哲宗后幾年支持徽宗繼位的官員，也下定決心要坐穩(wěn)位置。
同其他許多時代和地方一樣，宋代的宮廷政治也主要集中在京城。絕大部分政府官員在京外任職，基本上不會去爭奪朝中的影響，而位于中央核心職位上的幾百名京官，通常會將出京任職視為流放，是被迫離開實權(quán)職位。盡管爬上中央政府核心職位上的官員大多曾經(jīng)在地方任職，但他們一旦爬到官僚機構(gòu)的上層，就幾乎都不愿意再回到地方上三百多個府州軍監(jiān)（或二十六路）擔任基層管理職務了。
研究宋朝這段時期的政治，有一種方式是從兩個主要的政治舞臺入手，大致可以定義為朝廷和文人輿論圈。定期拜見皇帝的幾十位朝中官員組成了一個小團體—兩府宰輔、諫官和臺官，以及朝廷主要機構(gòu)與部門的負責人—在那些定期向皇帝報告的事情上有著直接的影響力。這些事大部分與人事任命有關，比如應當任命和提拔誰，誰應該被罷免和降職。同時，對從軍事行動到稅務改革等方面的重要舉措，皇帝也要明確授權(quán)。朝廷決定的都是一些至關重要的事件，關系到很多人的前程；這些事件可能還會導致重大開銷，或影響不同行業(yè)的經(jīng)濟命運。毫不奇怪，很多人對朝廷發(fā)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誰在朝廷有影響抱有極大的興趣。通過官方公告、口口相傳或是書信往來等方式，朝廷的決策往往會快速傳播開來。
與朝廷形成主要競爭的另一個權(quán)力中心是一個很不具體的群體，被稱為“外議”、“公論”、“文人”或“士大夫”。在某種意義上，這些詞語指的是一些受過教育但沒在官府任職的人士所談論的事情。但是這個群體并不限于那些沒有官職的人，事實上，“言官”與表達那些外圍觀點有密切的聯(lián)系。對于這些擔任諫官或臺官的人而言，批評政府的政策、方案和官員行為就是職責所在。諫官和臺官的很多奏疏在那些對政治感興趣的人士中廣為流傳，而奏疏的作者通常也希望能像影響皇帝及其主要幕僚一樣，影響這部分對政治感興趣的群體，這類奏疏往往都言辭犀利。作者自稱具有道德合法性，而他們反對的那些人則被貼上自私、不道德、邪惡和諂媚等標簽。他們很少考慮到品德高尚的人對形勢的分析也可能會迥然不同，認定某項建議不明智則提出建議的人肯定也人格低劣；如果某個政客品格低下，那無論他提出什么建議都是有害的。這不是在朝廷商議國是時的語言，也未必是文人與親朋好友談論政治時的語言，而是作為一類指控書式的奏疏，顯然，皇帝讀起來也不會很愉悅。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大的政治分歧都在新政的支持派和反對派之間產(chǎn)生。1069年，在徽宗出生的十多年前，神宗與宰相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政。這些政策涉及政府事務的方方面面，從科舉考試制度到平民百姓的差役。新政中爭議的是對農(nóng)民實施青苗法、將勞務換為稅收的募役法，以及征收商業(yè)稅并使政府參與貿(mào)易的市易法。
事實證明，推行新政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每次有新政策宣布，曾為神宗的父祖效力的前朝老臣就猛烈抨擊。反對派認為，新政并非一系列能使政府更適應經(jīng)濟發(fā)展的新措施，只是一個失控的官僚機構(gòu)在不停地頒布新法。在這些批評者看來，王安石與新政支持者未能很好地理解儒家的一個原則，即良政要依賴良吏而非良法。此外，激怒反對派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們無法在不危及自己仕途的前提下表達對新政的批評意見。在神宗的認可下，王安石將反對新法的朝官相繼調(diào)出京城。自漢代以來，確保對政策批評的通道暢通就一直是中國政府機構(gòu)的一條基本原則，因此，迫使反對者噤聲被視為逾越了政治合法行為的界線。對新政持反對意見的朝廷重臣司馬光也在1071年辭官，退隱洛陽（開封以西170公里），隨后，他周圍很快聚集了許多對政府發(fā)展方向感到不滿的人。另一位名人蘇軾，我們在章提到過，他是徽宗的姑父王詵的朋友，也遭到貶謫，出京擔任了一系列的州級職務。1080年，蘇軾的很多詩詞被認為暗含譏諷，因此被罷官流放。
宋神宗支持新政，首先是希望增加政府收入，從而對北方毗鄰的契丹和黨項發(fā)起進攻，收復唐代（618—907）曾經(jīng)控制但后來又失去的領土。政府已經(jīng)將過半的收入都用于軍費開支，但仍在部署軍隊上感到吃力，難以對敵軍取得決定性的勝利。1080年，為儲備實施新政產(chǎn)生的盈余物資，新的元豐庫建成，到了1082年已存儲八百萬貫。然而，前方軍事行動的進展卻令人失望。1081—1082年，宋軍與黨項族西夏國在西北部（今甘肅境內(nèi)）開戰(zhàn)，奪回了六座城寨，但卻損失了六十萬大軍。
神宗駕崩后的1085年，高太后召回反對新法的重臣司馬光，當時他已經(jīng)六十多歲，疾病纏身。很多官員也被召回京城，包括蘇軾和他的弟弟蘇轍。當時的新年號是元祐，所以在此期間復官的那些人又被稱為“元祐派”或“元祐黨人”。在這段時期，王安石推行的新政并沒有根據(jù)政策自身的優(yōu)缺點逐條進行考慮，而是被全盤廢除。很快，神宗在位時建立的整個財政體系幾乎全部被破壞，到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時，他的大部分新政措施都被推翻。王安石的追隨者們也受到了無情的攻擊，尤其是呂惠卿和章惇二人都被罷官放逐。同時，改革派還受到了文字獄的迫害。蔡確被指控誹謗太后，被貶到偏遠的南方，沒幾年就去世了。
一旦保守派的政敵被驅(qū)逐，他們也就無法再維持保守派內(nèi)部的團結(jié)了，很快，保守派之間就開始爭斗，幾乎與之前針對改革派一樣殘酷。1091年，蘇軾從地方調(diào)回京城任職沒幾年，就因為寫了一首詩而被學者程頤指責為行為不端。
1093年，哲宗開始親政。他召回了一些改革派，而這些人一回來就立刻罷免了八年前驅(qū)逐他們的那些人，甚至還想要懲罰已經(jīng)去世的人。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下，哲宗同意毀掉司馬光墓前的御碑。
徽宗被推上皇位時，章惇、曾布和蔡卞三人都在場，他們都認為自己才是改革派的領導者。由于蔡卞被王安石招為女婿，他的身份比別人更特殊。然而，到了11世紀90年代末，這三位改革運動的領導者彼此之間幾乎不存在什么認同，他們在哲宗面前表現(xiàn)得更像是對手而非盟友。在哲宗朝廷之外的人看來，任職朝廷的官員可能像是一個有凝聚力的派系，但只有在朝中圈內(nèi)的人才清楚這種種的仇恨、嫉妒和彼此的個性沖突。沒有哪兩個人能一直處于同一戰(zhàn)線，甚至連蔡卞和蔡京兩兄弟也做不到。
當然，中國歷史上存在殘酷黨爭的也不只是宋朝。至少在漢代、唐代和明代都有黨爭，而且，在其他君主政體下，宮廷中主要派別間的激烈斗爭也并不鮮見。通常來說，執(zhí)政大臣掌權(quán)的時間越長，他招致的批評和樹敵也就越多。這就是徽宗不得不面對的、生活中的政治現(xiàn)實。減少或克服這些敵對行為，對徽宗來說是一種挑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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