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胡文輝（資深媒體人、著名文化學者）
昔年仕忠兄曾贈我一部所輯的《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皇皇巨冊，標價甚昂，我于此道只屬外行，故頗覺意外，亦很感其好意。而檢讀前言，于日本中世以來藏曲、研曲的情形述論甚詳，介紹各處庋藏時，又旁及相關人物與史事，其價值固不限于戲曲研究，亦有關中日文化交通、文獻學乃至學術史。想來這也是仕忠慨然相贈的緣故吧。
仕忠所治，是典型的專家之學，如今他問序于我，我仍覺意外。好在這本集子所錄皆屬專業(yè)之外的論說，我這個專業(yè)之外的人也就不能推辭了。
此集所收，有自述，有憶人，有訪書記，有書評和序跋，更有雜論，是一位戲曲史前沿學者的觀照與自我觀照。其中訪書記部分，幾等于日本訪書記，又主要是日本訪曲記，我感覺最為精彩。
仕忠因東洋訪學的機緣，發(fā)現(xiàn)大量未知未見的中國戲曲文獻，乃傾力于訪求、著錄、刊布及研究，既成就了屬于“為人之學”的《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明清孤本稀見戲曲匯刊》以及《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藏稀見中國鈔本曲本匯刊》等，亦成就了屬于“為己之學”的《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其收獲之豐碩，不僅超出中國學者所知，雖日本學者亦有不及，挾山超海，可稱獨步。而在訪書記及有關序跋中，即可見他對此工作最親切的憶述，可視為當代戲曲研究史的外編。
觀仕忠的問學，初從于徐朔方先生，再從于王季思、黃天驥先生，而王老系吳梅吳瞿安的弟子，則論其師承，可謂承續(xù)了吳梅一系戲曲史學的統(tǒng)緒。
吳梅是我列入了《現(xiàn)代學林點將錄》里的人物。我將近世的戲曲史研究分為二系：一是王國維作為史學家的外部研究，一是吳梅作為戲曲家的內(nèi)部研究。對于吳的學術遺響，我說了一段話：“浦江清悼吳氏之亡而感慨系之：‘凡學問有為潮流所趨者，有為時代所棄者，有賴書本文獻足以傳后者，有非接近其人，得其指點，不能妙悟者。故如戲曲史目錄考訂之學則考據(jù)家之事，今方興未艾，如材料增多，方法加密，后者可勝于前。至于南北曲之本身原為一有生命之藝術，由詞章家作曲，音樂家譜唱，藝術家搬演，合此數(shù)事以構成一整個之生命。一旦風會轉(zhuǎn)移，此藝術亡，此門之學問亦隨之而亡。……其卒也，必有絕學不傳于世者，后之人莫能問津焉，此最可悲悼者?！思此酝蹯o安之學后繼有人，而吳瞿安之學人亡政熄也。至于今日，雖尊奉瞿安為祖師者，實亦不能不私淑靜安。”這個判斷，放在仕忠身上，自覺也是貼切的。
仕忠早期以《琵琶記研究》出道，其用力處，在窮搜《琵琶記》的存世版本，比勘異同，論斷得失，已顯出偏重文獻的作風；后來東渡訪書顧曲，專注于日藏戲曲文獻，雖得于外在的因緣，實亦源自內(nèi)在的合契。這樣的學術取徑，借用一句話來說，就是“中國戲曲史研究界的樸實楷模”。這自然屬于“材料增多，方法加密，后者可勝于前”的考據(jù)工作，可見得他的“私淑靜安”了。
仕忠在文獻方面的搜羅傳布之功，其有補于戲曲研究，識者自知，已不待言；需要強調(diào)的是，他亦深有學術史的自覺，由日藏戲曲文獻本身，及于戲曲的日本收藏者，及于戲曲的日本研究者，遂介入了戲曲收藏史及學術史的領域。
眾所周知，王國維一向被視為戲曲史研究的開山，而他撰作《宋元戲曲史》，正在旅日期間。仕忠通過求索日藏戲曲文獻及其背后的人事，等于重訪了戲曲史研究開山的“現(xiàn)場”，揭示了王國維當日的學術語境。他特別指出，森槐南在東京帝國大學時有講義《詞曲概論》，材料和見解皆近于王氏，且祖鞭先著，只不過英年早逝，聲名寥落。這就意味著，王國維當時應受到日本學人的影響，很可能包括森槐南。這種復原學術史、表彰“學術史失蹤者”的工作，最為可貴。又如文獻學家長澤規(guī)矩也，因鹽谷溫的影響，亦愛好菊部說部，二十年代往來南北，搜集了大量戲曲文獻，包括當時中國學人尚未重視的俗曲唱本及皮黃、高腔鈔本之類，此亦日本學人領風氣之先所體現(xiàn)于古籍收藏領域者。集中有《王國維舊藏善本詞曲書籍的歸屬》一篇，近于論文，辯疑探佚，最見功力。此外所涉及者，還有內(nèi)藤湖南、神田喜一郎、吉川幸次郎這些東洋漢學史上的赫赫名士，亦當為今日讀者所樂見。
近世以降，中國學術界可以說形成了兩次“群趨東鄰受國史”的浪潮：第一次是晚清民初，所得者大，更多是汲取觀念，效仿范式；第二次是近數(shù)十年間，所得者專，更多是引進資源，借鑒成績。百年之前，王國維趕上了第一次浪潮，受日人新學風的熏染，遂知古典戲曲的文化價值，是為文學史研究之一大開拓。（近世兩大學術巨擘，王國維以戲曲史鉤沉開始學術生涯，胡適以《紅樓夢》考證開始學術生涯，皆挾新觀念之西風，將俗文學引入文學史殿堂。）百年之后，仕忠趕上了第二次浪潮，收拾戲曲文獻及戲曲史學的遺緒，亦滿載而歸。此異代不同時，而皆可謂戲曲研究史上的日本因緣。
不過，我們卻應該再追問一句：為什么仕忠能有日本因緣？他的因緣，為什么不在此而在彼？
在附錄的訪談里，仕忠極感慨而言：“有時，我真覺得北京遠，東京近?！焙我栽迫唬恳驗?，“書在東京，我還可以看得到，抄得到，我可以爭取復制，可以申請出版；但書在北京，我們卻常常沒辦法看到，更不要說復制了?！眴韬簦∪嗽谥袊?，而無中國因緣，此所以有日本因緣也。
就內(nèi)涵來說，這本集子其他部分亦有可觀，尤其是雜論和憶人部分。
仕忠于友生門生求學時的焦慮，每從容釋解之，比如《學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篇說：“所謂學問，一種是世俗性的認同，如學校認同，媒體認同，會議等類場合之榮光等等。另一種是學界內(nèi)部的認同，是同行的認同，是一些真正以學術為標準、以學術為追求的人的認同，此所謂學術只是荒江野屋、二三知己之事。故立的標準不同，看法也就不同。世間滔滔皆如是，可世間也仍有許多并不如此之人。即如當世無其人，也仍可尚友古人?？v論今日之世，大都謂‘浮躁’云云，但我也仍以為，每一代皆有浮躁，皆有做學問和不做學問之人。只是比例之多與少而已。而我輩既然認為浮躁不妥，則何不選擇加入不浮躁之行列？……但另一方面，學問其實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需要老老實實地去做而已，只是需要用心去體悟、全身心去愛而已?！贝丝芍^見道語，我雖在學院之外，亦感受如一。
這樣來看，此書不僅示所以為學，也示所以為人。能作此序而冠于書前，于我實在是光榮的事。
前些年，曾有前輩大家設法讓我?guī)砀咝＝淌谥校笃涫虏怀?。記得當時仕忠表示過一點意思，惋惜我沒有更早走上學院式的道路。坦率說，我之所自期者，在方法和領域上皆有異于當世學界主流，不能身入學院，于治學本身并無所失，所失者在治學之外而已。只是，“名教中自有樂地”，今讀仕忠此編，看他專于一業(yè)，周行萬里，親身實踐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苦事兼樂事，當然是我極艷羨的因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