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徽州譜牒的遺存與整理
劉伯山
譜牒是記載宗族成員世系及事跡的檔案。古徽州是譜牒產生與留存的大戶地區(qū)，譜牒存世量大，單位密度為全國最高；種類豐富，近乎涵蓋了重視血緣關系的傳統(tǒng)宗族社會所應能產生的民間譜牒的全部種類，因此它們皆是寶貴的文獻資料和珍貴的文化遺產，不僅在徽學研究上意義重大，在歷史學、人類學、文化學、社會學、民俗學、檔案學等多學科領域都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是國學研究的重要資料，理應得到充分認識和高度重視。
一、徽州譜牒的遺存與發(fā)現
古徽州社會是由中原世家大族移民而形成的具有漢唐遺風的宗族社會，各宗族聚族而居，保持血統(tǒng)，強化宗誼，正如明嘉靖《徽州府志》所記載：“家多故舊，自唐宋來數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義，講世好，上下六親之施”①，無不秩然有序。為了敬宗收族，加強宗族的管理，各宗族都熱衷于建祠堂、修族譜，尤其修族譜最為徽州宗族看重。婺源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修《詹氏統(tǒng)宗世譜》的前序中就寫有：“族譜不作，人倫之道不明，尊卑失序，禮樂攸，揆之風化，非小失也?！薄白V之作，何也？所以敬吾之宗，收吾之族也；亦所以表先世之哲人，俾后世景慕而愿效，且以見吾氏之有人也。”祁門武溪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修《陳氏宗譜》更是指出：“夫人之一生莫大乎綱常之事，綱常之大莫過于譜諜。”“夫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之所以尊祖敬宗之心聚于一族者，而況于吾祖之譜載?！恍拮V，則為不孝’，使人知其祖也，知其宗也，知其長幼也，知其尊卑也，而宗譜其大要也?！雹谟谑?，徽州的全郡和各縣要修如《新安名族志》等郡譜，和如《休寧名族志》等縣譜；各個宗族要修整個宗族的統(tǒng)宗譜，如歙縣紹村清雍正后期修《張氏統(tǒng)宗譜》③、徽州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印發(fā)《汪氏通宗世譜》等；宗族的各支各派要修宗譜和族譜，如祁門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編修《環(huán)溪汪氏宗譜》、休寧流口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李逢年編修《雙溪李氏族譜》等；各房、各門、各家要編修或抄立支譜和家乘，如黟縣潭口清康熙后期抄立《鐘山胡氏支派》、歙縣昌溪清咸豐元年（1851年）臘月吳仁抄立吳氏《太湖祖宗譜》、婺源嚴田清光緒早期抄立《嚴田李氏家紀》、歙縣西山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河南郡云峰居士書《西山洪氏家乘》等。由此產生了許許多多的家譜。
關于徽州譜牒的數量。歷史上徽州各個宗族到底產生了多少譜牒，我們今天不得而知，甚至無法估算，所能討論的只是至今還遺存的譜牒數量。目前收藏徽州譜牒最多的單位是上海圖書館，據王鶴鳴先生的介紹：“上海圖書館是世界上收藏中國家譜原件最多的單位，在林林總總14000余種家譜（含新編家譜）中，徽州地區(qū)家譜以其數量多，質量高而成為上海圖書館家譜園地中的一朵奇葩?！薄吧虾D書館收藏的徽州家譜，包括徽州（新安）地區(qū)和休寧、祁門、績溪、黟縣、歙縣、婺源六縣，共計收藏1949年前的家譜467種，其中統(tǒng)譜、總譜35種，宗譜、族譜、家譜422種，祭祀譜10種。”“共有56個姓氏”。④從2000年開始上海圖書館主持承擔了《中國家譜總目》的編纂項目，“將全世界公藏和私藏的中國家譜，編纂成一部帶有內容提要的聯(lián)合目錄”。歷經八年完成，成果為皇皇十大本，“收錄的家譜條目達52401種（其中多姓合譜23種，海外華人譜44種）”，“是迄今為止收藏中國家譜最多的專題性目錄”。⑤這其中屬于徽州的家譜占了較大的比重，據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徐斌教授提供的《徽州家譜編年數目統(tǒng)計》，數量達到1568部，編年上有明代譜338部，清代譜852部，民國至今的譜317部，時間不詳的譜61部。但正如《中國家譜總目》的“前言”所指出的：“實際上存世的家譜當遠遠超過此數，因尚有大量散藏在民間的家譜，由于種種原因未能編入，這是十分遺憾，卻又無可奈何的事?！比绱说奶拐\令人敬佩，而實際的情況甚至還要嚴重。據筆者的調查與了解，僅1949年之前編修的徽州譜牒，《中國家譜總目》中未收錄的至少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一些公藏機構藏的徽州譜牒。如“黃山學院圖書館所藏家譜，去除復本后，共279部，涉及65個姓氏”。其中“各類徽州家譜共計185部，占總數的66%”，“有133部為《中國家譜總目》所未收錄，幾乎占到館藏數量的一半”。⑥再如黃山市檔案館，據其官方網站“黃山市數字檔案”2017年12月29日刷新的“館藏介紹”：“現我館有徽州本土的70個姓氏譜牒檔案300多套1982冊。居安徽省機構收藏族譜的首位。它們大部分為清、民國木刻翻印版，也有少量是手工抄寫版?！卑不沾髮W徽學研究中心“伯山書屋”藏有筆者在2001年5月19日捐獻的徽州譜牒40多部。安徽省的其他許多市縣級圖書館和檔案館也都藏有數量不等的徽州譜牒，等等。這些譜牒的數量，據筆者的估測，當在800部左右。
其二，諸多民間私家藏的徽州譜牒。它們的數量很大，如筆者就藏有近200部，均為自2000年10月份以來在徽州民間獲得。其他一些個人的所藏，據筆者的了解，黃山學院一位教師收藏有幾十部；休寧縣一位機關干部收藏有20多部；黃山市一位退休干部收藏有十幾部。至于藏有徽州譜牒數量為3部至10部不等的人，據筆者掌握的信息，僅黃山市就有近20人。這些人大多為徽學研究者或研究愛好者，他們藏有徽州譜牒的數量，據筆者的估測，當在400部左右。
其三，徽州廣大的鄉(xiāng)村民間藏有的譜牒。筆者長期以來注重田野調查，近二十多年來至少調研了三百多個徽州的自然村。在調研時，我們總能發(fā)現一些農戶的家里還保存有自己家族的譜牒，有成部、成套的印制本，有單冊的手寫本，清明祭祀簿更多，有的一個村可以發(fā)現好幾部。如祁門縣古溪鄉(xiāng)的黃龍口村就珍藏有4部汪氏宗譜，分別是明隆慶四年（1570年）修《汪氏統(tǒng)宗正脈》18冊、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修《汪氏通宗世譜》140卷38冊、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修《文溪汪氏支譜》1冊、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修《文溪汪氏支譜》6冊；祁門歷口鎮(zhèn)葉村一個村民家藏有民國己巳年（1929年）重修《沙堤葉氏宗譜》12冊、民國甲戌年（1934年）葉滌煩抄《要錄》；等等。我們所調研的大部分村莊都有如此發(fā)現，這直接反映的是徽州人尊祖敬宗觀念在當下的延續(xù)與傳承?；罩菟鶎倭h至今至少還有七八千個自然村，按每個村還保留有一部譜牒計，數量達七八千部；取其二分之一，也有三四千部，由之可見散存于徽州鄉(xiāng)村的譜牒數量之大。這些散存在鄉(xiāng)村民間的譜牒，有許多還會一直保留在農戶家里，但如果保存不當，自然銷蝕的危險性很大；也有一些可能會被“小販子”買走從而流入市場。
其四，一些僑居外地的徽州人手上藏有家譜。這些人的數量雖然難以統(tǒng)計，但據筆者的估測，人數也不少。這些人有的已經僑居外地三四代，有的甚至達到十幾代，但對自己的祖籍地徽州總念念不忘，內在認同，留有譜是為了不忘根本。這些譜有的是老譜，有的是根據老譜的再抄和接頁的譜。如筆者就藏有一本休寧磻溪1997年吳承根重抄《吳氏家譜》復印本，其里面就注有：“前有此簿安放于沙市吳大興雜貨店內巳囊之中，不意于乙未年間臘月二十八夜忽遭鄰火，大興店竟被回祿以及前簿灰燼，今再重錄新本，原騰（謄）如前，以為傳世宗卷，幸勿穢亂，亦不可遺失，切記、切記。一九九七年丁丑四月吳承根君毅借守琳侄存家譜抄錄?！庇幸恍﹥S居在外地的徽州人還會想辦法在徽州民間獲得自己宗族的譜牒。如2001年12月17日筆者在休寧縣流口村開展田野調查時，曾在一個名叫李阿金的老人家里看到有兩部李氏家譜，分別是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修《雙溪李氏族譜》上下卷兩冊、清同治年間手抄李氏《支譜》一冊；2018年1月22日，我再次來到李阿金的家里時，發(fā)現老人已經過世了，他的兒子接待了我們，問及當年我看到的譜，李阿金的兒子告知：原件早已給家在江蘇宜興的一位李姓本家買去了，現在只留有了復印本。
“發(fā)現”是個主體性很強的相對概念，它應具有被積極的主體尋得、確認價值、社會認同等幾個方面的屬性要求，由之“發(fā)現”是要區(qū)分出“已發(fā)現”“正在發(fā)現”和“尚待發(fā)現”三種類型。發(fā)現的前提是被發(fā)現東西的存在，而凡是真實存在的東西總能被發(fā)現?！吨袊易V總目》里收錄和已作為公藏機構公藏的徽州譜牒當屬“已發(fā)現”的徽州譜牒，作為徽學研究者與愛好者私家藏的徽州譜牒為“可發(fā)現”的徽州譜牒，還散存于民間由譜牒的擁有主人保存的自己家族的譜牒屬于“尚待發(fā)現”的徽州譜牒。它們皆為存世的徽州譜牒，估測其數量，將超過5000部。
二、徽州譜牒的形式與種類
存世的徽州譜牒不僅數量大，而且形式多樣，既有多卷多冊的，也有多卷一冊的，還有不分卷一冊的。種類十分豐富，僅就紙質載體形態(tài)的譜來說，至少存在以下幾大項：
第一，就譜牒的性質內容看
徽州譜牒所要記述的宗族群體是有著血緣關系的宗族群體，縱向上要記述宗族延續(xù)的源流、世系，橫向上要記述宗族發(fā)展的分支、分派，但不同的譜所記述的重點是不一樣的，由之也就決定了譜的性質的不同，依筆者所見，可分為以下幾大類：
(1)統(tǒng)宗譜。即某一區(qū)域的某宗族從某一祖先之后繁衍發(fā)展的各支各派之總譜，也稱統(tǒng)譜、通譜、會宗譜、世譜等，如徽州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印發(fā)《汪氏通宗世譜》等。是譜是要尊祖歸宗，打破地域的界限，將同一宗族的各支各派收為一體，統(tǒng)編成一部譜，所謂“會千萬人于一家，統(tǒng)千百世于一人”。正如《新安瑯琊王氏統(tǒng)宗世譜》所說：“茲譜登載總若干萬人，皆本于尚書府君一人之身……府君大獻公九子二十三孫之裔，散處于徽饒宣池九江等處?！雹咝枰赋龅氖?，由于徽州的宗族特別注重血緣，因此其統(tǒng)譜也就是同宗之譜而非同姓之譜。在徽州，同一姓氏而沒有同一血緣關系的所謂聯(lián)合譜是不存在的。而在福建的譜牒中就有許多“同一姓氏的聯(lián)合譜，收進這種統(tǒng)譜的同姓人，其先祖并不一定都有直系的血緣關系”。⑧
(2)支譜。即宗族的某一支、某一派、某一堂之譜，多稱宗譜、族譜等。如黟縣潭口清康熙后期抄立《鐘山胡氏支派》、祁門營前清道光元年（1821年）修《錦營鄭氏宗譜》、祁門環(huán)溪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編修《環(huán)溪汪氏宗譜》、休寧流口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李逢年編修《雙溪李氏族譜》等?；罩葑V牒中存世最多的就是此類譜。
(3)家譜。即一家一房之譜，也稱祖宗譜、家乘、家紀、譜略、宗派、世系等。如歙縣南鄉(xiāng)溪上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清和月抄立朱遺蔭堂派《朱氏家譜》、歙縣昌溪清咸豐元年（1851年）臘月吳仁抄立吳氏《太湖祖宗譜》、歙縣西山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河南郡云峰居士書《西山洪氏家乘》、婺源嚴田清光緒早期抄立《嚴田李氏家紀》、歙縣南鄉(xiāng)七賢清光緒年間抄立《瑯琊王氏譜略》、婺源閬山外山清光緒癸卯年（1903年）汪仁壇記《汪氏宗派》、歙縣南鄉(xiāng)清中后期抄立《潘氏世系》。此類譜以手寫本為多。
(4)祭祀簿。即為祭祀祖先而寫立的譜系、祭祀方式等，又稱清明簿、祖宗簿等，許多是在封面題“慎終追遠”四字。如黟縣北鄉(xiāng)民國年間抄立譙國郡戴氏祭祀簿、歙縣南鄉(xiāng)民國年間抄立章氏文德堂清明簿、歙縣南鄉(xiāng)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季冬月抄立方氏二樂堂二房《追遠簿》、歙縣北鄉(xiāng)小靈山中村民國八年（1919年）冬月抄立方善德堂《追遠簿記》、歙縣周邦頭民國十八年（1929年）春秋月周氏祭祀《慎終追遠》等。此類譜一般皆為手寫的薄冊。
(5)追薦簿。即追善、超度本家本房亡者的法事簿，由于其所追薦的人為已故先人的多代群體，且注有名諱輩分，故亦可歸為譜牒的一種。如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十月績溪遵化鄉(xiāng)借溪里投蘇西社管居住人高氏奉佛追薦宗親簿、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歙縣孝女鄉(xiāng)延賓里街口義和上社管居住人張氏奉道追薦宗親簿、淳安清光緒壬午年（1882年）立洪氏《設齋信士亡人簿》等。此類追薦簿又因做佛教法事和做道教法事之不同而分為“奉佛追薦簿”和“奉道追薦簿”。
第二，就譜牒的版本形式看
關于徽州譜牒的版本形式，過去一般是分為“刻本譜”和“手抄本譜”，其實依筆者所見，更真實和合理的分類應該是：
(1)印制本譜。包括雕版印刷本譜和活字印刷本譜，前者有如徽州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印發(fā)《汪氏通宗世譜》木刻印本、祁門營前清道光元年（1821年）修《錦營鄭氏宗譜》木刻印本等；后者有如婺源西鄉(xiāng)民國十七年（1928年）重輯《燉煌隱溪洪氏宗譜》木活字印本、歙縣大阜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重刊德本堂《新安大阜呂氏宗譜》木活字印本等，民國以后還有較少的鉛活字版譜，如績溪1935年惇庸堂鉛印《遵義胡氏宗譜》⑨。應該說明的是，由于徽州宗族非常重視血統(tǒng)，極力反對冒族、冒籍，因此對譜牒的印制數量都是有嚴格控制的，每部譜都會注有領譜字號，不僅印制的數量很少，并且還會在譜牒印制好了以后當眾毀版，故在徽州家譜中，銅版本譜和石印本譜十分鮮見。
(2)手寫本譜。包括寫本譜，即手寫而傳世的譜，它相對完整，如婺源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修立《詹氏統(tǒng)宗世譜》、黟縣潭口清康熙后期抄立《鐘山胡氏支派》等；抄本譜，即抄錄母譜上有關自己本宗、本支、本房內容的譜，如徽州清中后期魚川程幹文抄立《程氏世系》、歙縣南鄉(xiāng)民國初期抄立歙南中村《洪氏家乘》；抄接本譜，即不僅抄錄了母譜上有關自己本宗、本支、本房的世系等內容并且予以接頁的譜，過去也稱“草譜”，如婺源閬山外山清光緒癸卯年（1903年）汪仁壇記《汪氏宗派》、徽州民國年間汪兆賢抄錄義和堂《汪氏宗譜》等。此類譜除寫本譜的數量可能超過一部外（一般也不會多于三五部），其他大都具有唯一性，版本上即為孤本。
(3)稿本譜。即為刊印而形成的底本譜，如休寧北鄉(xiāng)明崇禎三年（1630年）編修《休寧吳氏族譜》稿本、民國甲子年（1924年）《黟北吳氏族譜》底冊⑩、歙南程家村一九五〇年修世忠堂《程氏宗譜》等。此類譜皆為手寫的孤本，根據刊印已否又分為“已刊稿本”和“未刊稿本”。
(4)印制接寫本譜。即印制本留有空白版式與格式而抄錄、接寫的譜，它在形式結構上一般是分為前后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印制，內容一般為統(tǒng)宗譜或宗譜的譜序、宗族源流等，后一部分為依照版式與格式的手寫，內容一般為屬于本支、本房的世系內容及接頁等。如歙縣南鄉(xiāng)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修寶綸堂《新安張氏宗譜》全一部，分為上、下二冊，上冊是印制本，下冊是印制格式手寫本；歙縣西山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河南郡云峰居士書《西山洪氏家乘》，全一部一冊，前半部分為印制內容，后半部分為印制格式手寫內容。推測此類譜最初產生的根據，當為宗族在修譜時，為滿足族內更多人的需要而統(tǒng)一制作了印制本及格式，然后分發(fā)給所需要的族人，讓他們各自抄錄與接頁。
另外，2003年，黃山市有人在歙縣發(fā)現了疑是南宋淳熙年間編修的《姜氏統(tǒng)宗金字族譜》及其手卷，筆者也曾見到實物原件并擁有了它們的圖片，當為存世極少的另類。
第三，就譜的籍地情況看
譜籍的概念從人的籍貫概念而來且與之內在關聯(lián)。籍貫又名祖居地，是指曾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長久居住地或出生地。由于遷徙的問題，籍貫地又分現籍地即現在的籍貫，和原籍地即遷徙之前原先的籍貫。我們通常所稱的“籍貫”一般也就是指現在的籍貫，但“現住地”的概念不是“現籍地”的概念，區(qū)別的主要標準在于在現住地生活的代系有沒有超過四代以上。譜籍的概念與之相類。所謂譜籍地即譜牒所記述宗族的世居發(fā)祥地，其“世居”的概念是指四代以上的居住，其“發(fā)祥”的概念是指各支派的來源。譜的編制總是以某一個始祖為中心節(jié)點，簡述其前生即宗族的源流而厚記其后世即宗族的繁衍，譜的編制主體也必是這一始祖四代之后的裔孫，因此始祖的長久居住地或出生地就是該宗族的籍地，它自動就成了該宗族所編制譜的譜籍地。譜籍地的宗族總是具有某種主體的地位的，大凡離開了譜籍地的群體總被稱為“外遷”的群體；同時，譜籍地的地名在譜上往往會以體現主體意味的第一人稱形式出現，如“本府”“本邑”“本村”“本地”等，而之外的地名一般是用第三人稱。由于宗族的遷徙而導致譜的重編和再編，譜籍地又要分為現籍地即現在的譜籍地，和原籍地即宗族遷徙之前原先老譜的籍地，但通常意義上的“譜籍”概念也就是指現籍地的概念。
徽州譜牒應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徽州譜牒是指本徽州的宗族和人編制的譜，廣義的徽州譜牒還應包括與徽州的宗族和在徽州居住人群密切相關的譜牒。從譜及譜所記述的人籍地情況看，依照筆者的看法，徽州譜牒至少包括以下幾類：
(1)本徽州的宗族和人編制的譜。此即正宗的徽州譜，其譜籍地為徽州，且譜所記述的人的籍地也為徽州，目前存世的徽州譜大多為此類，如祁門貴溪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印《胡氏族譜》、徽州歙縣績溪民國十四年（1925年）修《新安柯氏宗譜》等。
(2)自徽州遷居某外地的宗族和人編制的譜。此類譜及譜所記述的人的現籍地在某外地，但由于它們的原籍地皆為徽州，且現籍地的宗族對此認同，故可作為徽州的譜。此類譜有如婺源遷廬州潛川清光緒三年（1877年）三修三槐堂《王氏宗譜》、婺源遷無為民國三年（1914年）仲冬月編修扇枕堂《濡湏黃氏宗譜》、休寧芳遷懷寧欽化民國十年（1921年）修世德堂《吳氏支譜》等。
(3)回遷徽州的宗族和人編制的譜。此類譜所記述的人原籍為徽州，遷居到某外地后，宗族獲得很大的發(fā)展，編制了自己的譜，后來有人回遷徽州，再續(xù)修、續(xù)立了譜。其譜的原籍地盡管為某外地，但現籍地為徽州，譜主的現居地也為徽州，理當為徽州的譜。此類譜有如徽州遷潛山再遷祁門清同治光緒年間修敦本堂《黃氏族譜》，其出自地為祁門縣鳧峰鄉(xiāng)峰聯(lián)村黃村，2017年8月19日我在該村的外圍即祁門縣鳧峰鄉(xiāng)赤橋村附近調查采訪當地村民時，曾獲得此村的黃姓原屬“江北人”即安慶地區(qū)的人之信息，至2017年10月28日我進入了黃村本村調研，村民卻說該村的黃姓就是本祁門的姓。
(4)外地宗族和人編制的現居徽州人的譜。此類譜的籍地雖然為外地，但出自地是在徽州，譜所記述的人有支派和群體遷居、生活在徽州，且歷時較長，已經融入到了徽州的宗族社會體系之中，因此其譜盡管不是在徽州編修的，卻還是可以作為徽州人的譜。此類譜有如（出自徽州）淳安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續(xù)修追遠堂《龍屏方氏宗譜》、（出自歙縣）嚴州遂安西源清光緒晚期修《西源詹氏宗譜》、（出自黟縣西北鄉(xiāng)）太平美溪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刊印《義門美溪李氏家乘》等。
第四，就譜的出自地情況看
譜牒關照的是人，這就是譜主。廣義的譜主是指該譜所記述的宗族群體，狹義的譜主則指該譜所記述的宗族群體中擁有該譜的主人。譜的出自地概念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它與譜籍地概念不同。譜的出自地是指譜的現實存在之地，它關注的是譜主的現居地；而譜籍地則涉及譜之編制及譜主的世居地問題，更多關注的是譜主先世的居住地。由于宗族的遷徙與分派，譜籍地與譜主現住地一般很難統(tǒng)一與一致，同一譜籍地的譜，可能會出現在不同的地方，而出自某地的譜其譜籍地可能在某地但更有可能不在某地，其中有著許多的不確定性。但譜的出自地概念就不一樣，其最大的魅力在于：大凡某地出現了譜，則此地就一定會有其譜所記述的宗族或人群的存在，且無論此宗族或人群在現住地是本籍還是寄籍。實際上，譜籍地的概念作為譜主先世世居地的概念，盡管它在空間上有所指的區(qū)域范圍，但這一區(qū)域不是要關照到宗族的遷徙與分布，而是在關注著宗族的“源”與“始”，因此譜籍地對譜主來說更趨于是一個表征性的和文化學意義上的概念。譜的出自地概念則是一個十分精確、務實的概念，它體現的是宗族存在與分布的現實狀態(tài)。對“第三者”的研究者來說，譜的出自地問題甚至比譜籍地的問題更為重要。某譜的譜籍地知道了，但出自地還是難以判斷和不得而知的，而如果已經知道了某譜的出自地，則我們總會了解與把握某譜的譜籍地，前者比后者具有極大的優(yōu)越性。不僅如此，“出自地”問題還直接關切到“發(fā)現”問題，甚或在邏輯上它是由“發(fā)現”而直接導致。目前已發(fā)現的徽州譜牒，從譜籍地與出自地的關系看，至少存在三大類，即譜籍地和出自地皆為徽州的譜、譜籍地為徽州但出自地為外地的譜、譜籍地為外地但出自地為徽州的譜。對此的舉例有很多，這里不再贅言。
三、徽州譜牒的整理與出版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方志，一方之史也；族譜家譜，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譜，一人之史也。三者皆為國史取材之資?！薄白逍罩V，六朝、唐極盛，宋后浸微，然此實重要史料之一?！覈l(xiāng)鄉(xiāng)家家皆有譜，實可謂史界瑰寶，將來有國立大圖書館，能盡集天下之家譜，俾學者分科研究，實不朽之盛業(yè)也?！?
古徽州是譜牒產生與留存的大戶地區(qū)，估計的存世量是近萬部，目前已發(fā)現和登記了的就有三四千部。它們皆是珍貴的歷史資料，不僅在徽學研究上意義重大，在歷史學、人類學、文化學、社會學、民俗學、檔案學等多學科領域都有極其重要的價值。但目前已發(fā)現的徽州譜牒大都沒有得到系統(tǒng)的整理與公布，尤其是沒有得到反映原貌的影印出版。1997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家譜聯(lián)合目錄》和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家譜總目》皆是中國家譜整理出版的標志性成果，所收錄的徽州譜牒也很多，但其成果形式僅是家譜的目錄和簡略提要，至多讓人們知道有這些譜牒的存在以及藏在哪里，而無法讓一般的讀者和研究者更便利地看到其譜牒是什么樣子、有些什么內容等，實為不足；不僅如此，正如上文所說，即使是“迄今為止收藏中國家譜最多的專題性目錄”的《中國家譜總目》，也存在明顯的和較為嚴重的徽州家譜收入不全的問題，尤其是民間私家藏的譜牒收入更是很少，實為缺憾。
筆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關注和從事徽州文書與徽州譜牒的搶救與收集， 1988年至2000年10月期間在徽州鄉(xiāng)村民間獲得的徽州文書與徽州譜牒已經于2001年5月19日悉數捐獻給了安徽大學，共計12000多份，其中譜牒有40多部，為此，安徽大學設了特藏室，命名為“伯山書屋”，交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管理；從2000年11月至今，筆者仍然繼續(xù)在徽州鄉(xiāng)村民間搶救、收集徽州文書與徽州譜牒，目前所獲得的數量已經可觀，其中譜牒數量就近200部。從2004年6月份開始，由于得到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全力配合和共同協(xié)作，筆者開始了徽州文書的整理、調查與影印出版工作，至2017年，已經出版八開本《徽州文書》6輯60卷
，其中第一輯至第三輯整理出版的是安徽大學“伯山書屋”和祁門縣博物館所藏的徽州文書，第四輯以后整理出版的是自己家藏的徽州文書，后者皆為筆者自2000年11月以后的新發(fā)現。這項工作現在還在繼續(xù)，之后將會有更多輯的《徽州文書》出版。目前已經出版的《徽州文書》所取得的社會效益是顯著的，《徽州文書》第一至三輯30卷是獲得了安徽省人民政府頒發(fā)2009—2010年度優(yōu)秀社會科學成果著作類一等獎；《徽州文書》第四輯10卷和第五輯10卷分別獲2011年度、2015年度全國優(yōu)秀古籍圖書二等獎；在由中國科學文獻計量評價研究中心發(fā)布的《中國高被引圖書年報》（2016版）中，《徽州文書》名列“中國高被引圖書各學科 TOP 3名單（1949—2009年高被引圖書）”。
在對徽州文書整理出版的同時，筆者一直考慮對徽州譜牒的整理和影印出版。此意在2006年時就提出，當時就曾得到時為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編輯部主任賓長初博士的充分肯定。后由于工作精力的問題，此事一直耽擱。2016年8月上旬，時為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編輯的湯文輝先生、文獻圖書出版分社編輯魯朝陽先生來合肥，在與筆者的交談中，再次提及徽州譜牒的整理出版事宜，得到雙方的積極響應，此項工程遂正式啟動。
實際上，在已出版的《徽州文書》中就整理收入有不少的徽州譜牒。它們皆是作為歸戶徽州文書的一部分而收入的，共計收入有39部（見表一），其中有21部是原歸于所歸的歸戶文書的，有2部印制本的譜由于體量較大，僅收入了卷首的一小部分；另有18部是筆者在對歸戶文書的出自地進行田野調查時于實地、實時的再發(fā)現，它們各自皆是與所調查的歸戶文書有內在關聯(lián)，內容上形成補充，邏輯上各自都歸戶于所調查的歸戶文書。由于《徽州文書》重在文書的整理出版，于是屬于單獨發(fā)現的譜牒本身就難以全部納入到《徽州文書》中去整理出版，因此就需要形成專題的《徽州譜牒》系列。
徽州譜牒皆是寶貴的文獻資料，理應天下共器之；同時，存世的徽州譜牒都是珍貴的文化遺產，理應努力搶救之?！痘罩葑V牒》將以八開本多輯多卷的形式實現對目前已發(fā)現、可發(fā)現和尚待發(fā)現徽州譜牒的系統(tǒng)整理與影印出版。具體方針是：
（1）在譜牒收入的標準上，我們努力尊重歷史，堅持兩條原則：其一，在空間上，取廣義的徽州譜牒概念，凡本徽州宗族和人編制的譜、自徽州遷居某外地宗族和人編制的譜、回遷徽州宗族和人編制的譜、出自于徽州的外地宗族和人編制的譜，無論其內容性質與版本形式如何皆予以整理收入；其二，在時間上，取徽州“老譜”的概念，它們一般都編制于1949年之前，少數手寫本譜編制時間放寬至20世紀80年代，而20世紀90年代以后新編的譜不在整理收入之列。
（2）在譜牒整理的方法上，我們努力實現創(chuàng)新，形成兩個特點：其一，凡歸戶的譜牒、歸戶的譜牒與文書皆作歸戶的整理，后者入選《徽州譜牒》的標準是譜牒的數量要居重，整理時除了要整理譜牒與文書的本身外還要整理冊籍的內夾、包背文獻等；其二，對每部譜牒除了作定名、藏處說明和必要的內容提要等外，還要記述其發(fā)現的時間和地點，考證與調查其出自地。
（3）在整理出版的策略上，我們努力追求重點，做到兩個優(yōu)先：其一，優(yōu)先整理出版民間私家藏的譜牒，努力將可發(fā)現的譜牒轉化為已發(fā)現的譜牒；其二，優(yōu)先整理出版目前還保存在譜主手上的譜牒，努力將尚待發(fā)現的譜牒轉化為已經發(fā)現的譜牒。后者我們擬采取或拍攝、或掃描、或復印的方式進行，而讓譜牒的原件繼續(xù)保留在譜主手上。
由于徽州譜牒的存世量大，收藏的地方多，整理的工作是很艱巨的，尤其對各譜的出自地考證與調研非常不容易，因此，其整理和影印出版工作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而只能是分期、分步進行?！痘罩葑V牒》將與《徽州文書》一樣分輯出版，每輯10卷，每卷500頁左右,八開本。
《徽州文書》與《徽州譜牒》雖然分列出版，但它們之間不是絕對分立的，而是內容上互補，邏輯上共洽，構成了一個整體。它們皆得到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重視和持續(xù)出版，足見該社的學術擔當和出版魅力。
四、關于《徽州譜牒》第一輯的說明
《徽州譜牒》第一輯共整理收入譜牒28部，其中26部的原件為劉伯山家藏，它們均是2000年10月份以來在徽州民間的新獲得與新發(fā)現；2部是十幾年前劉伯山分別根據原件和復印件的拍攝，當時原件還藏在徽州鄉(xiāng)村民間，為譜主所有。共有印制本12部，印制本的復印本1部，手寫本13部，印制接寫本2部，另有文書5份。28部譜涉及徽州11個姓氏，有程氏譜3部，皆為手寫本；戴氏譜2部，印制本與手寫本各1部；洪氏譜5部，其中印制本2部，印制本的復印本、手寫本、印制接寫本各1部；胡氏譜3部，其中印制本1部，手寫本2部；黃氏譜2部，皆為印制本；柯氏印制譜1部；李氏譜4部，其中印制本2部，手寫本2部；呂氏印制譜1部；潘氏手寫譜2部；詹氏譜2部，其中印制本與手寫本各1部；張氏譜3部，其中印制本、手寫本、印制接寫本各1部。在譜牒的種類中，屬于本徽州宗族和人編制的譜24部；自徽州遷居外地宗族編制的譜1部；回遷徽州的宗族和人編制的譜1部；出自于徽州的外地宗族和人編制的譜2部。
本輯譜牒與文書的整理工作由我獨自完成，得到了我妻子吳春華、我兒子劉潤澤，及部分我所帶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配合與幫助；本輯譜牒與文書的拍照、掃描等工作是由我主持完成，參與人員主要是我所帶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們包括已經畢業(yè)的和在讀的，同時還邀請了其他人員參加，以姓氏筆畫為序，他們是：丁升平(安徽省黃山文化書院理事)、萬四妹（安徽中醫(yī)藥大學副教授）、馬璐妹（安徽大學哲學系2008級中國倫理專業(yè)研究生，現為國防科技大學電子對抗學院訓練管理系講師）、王瑋（安徽大學哲學系2003級中國哲學專業(yè)研究生，現為安徽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教師）、王玨（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2014級研究生，現為巢湖市養(yǎng)老保險事業(yè)管理局工作人員）、王倩（安徽大學哲學系2010級中國倫理專業(yè)研究生，現為肥西縣教育體育局工作人員）、王培鑫（安徽大學歷史系2018級考古學專業(yè)博士生，現為安徽大學研究生院學位辦副主任科員、講師）、付丁群（安徽大學哲學系2012級中國倫理專業(yè)研究生，現為安徽大學歷史系教學秘書）、劉璇（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2016級研究生）、劉潤澤（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08級本科生，現為安徽省廣播電視臺工作人員）、江恒平（安徽大學歷史系2013級文物與博物館專業(yè)研究生，現為深圳比亞迪汽車工業(yè)有限公司主任融資專員）、孫文靜（安徽大學哲學系2010級中國倫理專業(yè)研究生和安徽大學哲學系2015級博士研究生，現為淮海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孫國芳（安徽大學哲學系2014級中國倫理專業(yè)研究生，現為阜陽市招投標監(jiān)督管理局法規(guī)科科員）、蘇冬雪（安徽大學哲學系2015級中國倫理專業(yè)研究生）、杜曉婉（合肥工業(yè)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3級科技哲學專業(yè)研究生，現為安徽交通職業(yè)技術學院城市軌道交通與信息工程系輔導員）、李少華（安徽大學哲學系2003級中國哲學專業(yè)研究生，現自主創(chuàng)業(yè)）、李東俠（安徽大學哲學系2006級中國哲學專業(yè)研究生，現自主創(chuàng)業(yè)）、李春田（安徽大學哲學系2009級中國倫理專業(yè)研究生，現為阜陽市教育局國家教育考試管理中心工作人員）、李維歡（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5級研究生）、楊楠楠（安徽大學哲學系2012級中國倫理專業(yè)研究生，現為合肥市教育局職成處工作人員）、吳邊（安徽大學繼續(xù)教育學院工作人員）、吳麗麗（安徽大學哲學系2002級中國哲學專業(yè)研究生，現為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師）、吳春華（安徽大學文學院科研秘書）、汪慧（安徽大學歷史系2013級歷史文獻學專業(yè)研究生，現為中共安徽省委對外宣傳辦公室工作人員）、張小孔（安徽大學哲學系2005級中國哲學專業(yè)研究生，現為安徽醫(yī)科大學機關第二黨總支秘書、講師）、張平平（安徽大學歷史系2015級考古學專業(yè)博士生，現為銅陵學院團委副書記、講師）、張?。ò不沾髮W哲學系2006級中國哲學專業(yè)研究生，現為中國郵政儲蓄銀行亳州市分行辦公室工作人員）、張倩（安徽師范大學體育學院2007級研究生，現為黃山學院機電與信息工程學院教師）、陳慧麗（安徽大學哲學系2009級中國倫理專業(yè)研究生，現為安徽出版集團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綜合部經理）、金沛（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2017級研究生）、周振明（安徽大學歷史系2012級歷史文獻學專業(yè)研究生，現為百花洲文藝出版社責任有限公司編輯）、鄭雪?。ò不沾髮W徽學研究中心2015級研究生，現為江蘇省常州市王府雙語學校教師）、趙懿梅（安徽大學哲學系2003級中國哲學專業(yè)研究生，現為安徽大學歷史系2016級考古學專業(yè)博士生、黃山學院徽州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員）、洪虹（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2014級研究生，現為合肥市海頓學校教師）、顧玉喬（安徽大學歷史系2011級歷史文獻學專業(yè)研究生，現為合肥市包河區(qū)濱湖城管辦公室工作人員）、徐淑娟（安徽大學哲學系中國倫理專業(yè)2017級研究生）、高光（安徽大學哲學系2008級中國倫理專業(yè)研究生，現為山東省莘縣教育局機關工作人員）、高筠（安徽大學哲學系2010級中國倫理專業(yè)研究生，現為湖北知音傳媒集團有限公司編輯）、彭家國（安徽大學哲學系2004級中國哲學專業(yè)研究生，現為黃山學院思政部教師）、詹海波（安徽大學歷史系2013級中國史專業(yè)研究生，現為中國平安人壽安徽分公司培訓部職員）、廖開顏（安徽大學哲學系2006級中國哲學專業(yè)研究生，現為蘇州市一中分校教師）等。
為了本輯，我開展了大量的田野調查工作。為我的調研提供直接和具體支持、幫助的單位有：黃山市城市建筑設計院、黃山市中國徽州文化博物館、黃山市地方志辦公室、休寧縣地方志辦公室、黃山學院、祁門縣人民政府、婺源縣江灣鎮(zhèn)政府等；直接參與我調研的人員有：吳春華、趙懿梅、鄭雪巍、劉璇、徐淑娟、洪虹、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副研究館員王穎、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張緒、黃山市城市建筑設計院院長陳繼騰先生、黃山市中國徽州文化博物館原館長陳琪先生等；支持和陪同過我開展調研的人員有：黃山市汪氏宗親會副會長汪祝明先生、休寧萬安羅經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兆光先生、歙縣三陽鎮(zhèn)司法干部洪春錄先生等；為我的調研給予了理解和幫助的人員有：黃山市經濟開發(fā)區(qū)主任金濤先生、黃山市檔案局局長田玉峰先生、黃山市政協(xié)旅游和人口資源環(huán)境委員會副主任陳政先生、黃山市人民銀行蔣毅華先生、休寧縣公安局葉旭平先生、祁門縣公路局干部何健先生、黃山市財政局干部程浩先生、黃山市房產經營公司原副經理吳淑華女士、黃山市城市建筑設計院的副院長陸笑旻先生和辦公室主任蘇瓊女士、休寧縣藍田中學退休教師吳學錦先生、屯溪四中教師查虎先生等。在此鳴謝。
本輯的整理、研究、調查、編纂和順利出版還特別得到了中國高校古委會、安徽省教育廳、安徽大學、安徽省社會科學界聯(lián)合會、安徽省社會科學院、安徽省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廳、《光明日報》國學版、安徽省社科規(guī)劃辦、安徽省徽學學會、安徽省黃山文化書院、《安徽史學》編輯部、《江淮文史》編輯部等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安徽大學原黨委書記黃德寬教授、現任黨委書記李仁群教授、常務副校長王群京教授、副校長程雁雷教授等的關心與支持；得到了《光明日報》社梁樞先生、安徽師范大學原副校長現安徽省徽學學會會長王世華教授、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安徽省徽學學會常務副會長洪永平先生、黃山市政協(xié)原副主席程永寧先生、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主任周曉光教授、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主任徐斌教授和副主任劉道勝教授、安徽省社科院副院長施立業(yè)研究員和科研處處長陳瑞研究員、安徽省政府發(fā)展研究中心綜合經濟研究處處長凌宏斌博士、安徽大學文學院鮑恒教授、安徽大學“三農”研究中心主任張德元教授、安徽大學社會學院沈昕教授、安徽大學管理學院黨委書記曹高峰先生、安徽大學商學院副院長李東和教授、《新安晚報》終身首席記者章玉政先生、《江淮文史》執(zhí)行主編陳勁松先生、安徽大學人文社科處副處長張治棟教授和劉曉耘女士、安徽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錢寶平高級政工師、安徽大學歷史系王開隊博士、安徽大學文學院王曦博士、安徽大學歷史系辦公室主任何峰先生及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徐道彬研究員、張小坡副研究員、陳聯(lián)先生、孟義昭博士、劉猛博士等同事的理解和幫助。在此一并鳴謝！
本輯為2015年度高校古委會規(guī)劃項目“民間藏明清徽州譜牒的整理與研究”最終成果，獲得了2016年度高校學科拔尖人才重點學術資助，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近代徽州歸戶文書與報刊資料的整理與研究”系列成果之一，也是以周曉光教授為首席專家的2011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千年徽州家譜與社會變遷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集團有限公司對本叢書以及本輯的出版給予了極大熱情和全方位的支持，集團總編輯湯文輝先生、副總編輯賓長初教授、編輯魯朝陽先生等直接參與了本書的策劃，持續(xù)地關注了本輯的整理與出版；責任編輯肖承清先生工作認真細致，糾正了我不少在工作上的失誤；等等。這是要特別感謝的！
當然，本輯也一定存在不少的錯誤和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我們懇請大家不吝批評指教，以幫助我們改進。
2018年6月23日定稿
①明嘉靖《徽州府志·風俗》。
②祁門武溪清同治十二年重修《陳氏宗譜》卷一《陳氏重修宗譜序》，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伯山書屋”藏。
③歙縣紹村清雍正后期修《張氏統(tǒng)宗譜》，筆者家藏。以下凡引錄藏于筆者處的譜及其他文獻，皆不再注明藏處。
④王鶴鳴：《上海圖書館館藏徽州家譜簡介》，《安徽史學》2003年第1期。
⑤王鶴鳴主編《中國家譜總目·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一卷，第1頁。
⑥陳玲、馮劍輝：《黃山學院圖書館館藏徽州家譜簡介》，《黃山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
⑦明嘉靖《新安瑯琊王氏統(tǒng)宗世譜》卷首，凡例。
⑧陳支平：《福建族譜》，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1頁。
⑨王鶴鳴主編《中國家譜總目》，第三卷，第1699頁。
⑩民國甲子年《黟北吳氏族譜》底冊，全一冊，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伯山書屋”藏。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392頁。
同上，第404頁。
分別是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一輯10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版；劉伯山編纂《徽州文書》第二輯10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劉伯山編著《徽州文書》第三輯10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5月版；劉伯山編著《徽州文書》第四輯10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10月版；劉伯山編著《徽州文書》第五輯10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3月版；劉伯山編著《徽州文書》第六輯10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