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集了作者最近幾年寫成的有關(guān)日本的陽明學研究和中國研究(所謂“日本漢學”)方面的論文。全書分為上下兩篇。

上篇收集了關(guān)于日本陽明學的九篇文章。前六篇文章闡述日本陽明學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過程，著重論述日本陽明學和中國的關(guān)系。中國現(xiàn)在有些學者一提到日本陽明學，眼前總是展現(xiàn)出明治時期那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發(fā)源于中國的陽明學居然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促進了日本近代化的驕傲不禁油然而生。這一部分文章會告訴人們“日本陽明學”的真相,揭穿中日陽明學關(guān)系的虛構(gòu)。島田虔次陽明學研究的三篇文章，介紹日本的陽明學研究先驅(qū)島田虔次的研究成果，闡述了日本的陽明學研究興起過程和意義。通過前后兩組文章，筆者展示了自己對世俗的陽明學和學術(shù)研究陽明學的分界線的理解。

下篇的八篇文章，前兩篇介紹日本九州的中國學研究的傳統(tǒng)和成果，后面幾篇是筆者這些年寫就的有關(guān)一本漢學的文章。其中關(guān)于董仲舒的兩篇，對日本的董仲舒研究中的一些糟粕進行了批判，其他幾篇則闡述了中日學術(shù)交流史上的幾個新問題。

鄧紅

重慶合川人，1958年出生。1982年2月畢業(yè)于武漢大學歷史系(77級)。1987年留學日本九州大學，1990年獲文學碩士、1995年獲文學博士學位(中國哲學史專業(yè))。曾任教于中共四川省委黨校、西南師范大學、日本大分縣立藝術(shù)文化短期大學等校，現(xiàn)任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學文學部教授。武漢大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江漢大學兼職教授,衡水學院、內(nèi)江師范學院客座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著有《董仲舒思想の研究》(日文，人と文化出版社，1995年)、《董仲舒的春秋公羊?qū)W》(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年)、《王充新八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日本的王充〈論衡〉研究論著目錄編年提要》(臺北知書房，2005年)、《王充新八論續(xù)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董仲舒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南詢錄校注》(武漢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年)、《南詢錄今譯今注》(合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翻譯島田虔次著《中國思想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津田左右吉著《日本的神道》(商務印書館，2012年)等。近年來兼及中國抗日戰(zhàn)爭史特別是武漢抗戰(zhàn)史研究，共同主編《武漢會戰(zhàn)時期日方資料匯編》（6冊,武漢出版社2012—2013年）等著作。在國內(nèi)外雜志發(fā)表各類學術(shù)論文數(shù)十篇。

代序（郭齊勇）

自序

上篇 日本陽明學研究

何謂“日本陽明學”

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陽明學”論

孫中山和“日本陽明學”

梁啟超和“日本陽明學”

張君勱和“日本陽明學”

朱謙之和“日本陽明學”

島田虔次的《中國思想史研究》

島田虔次的陽明學研究心路和解釋方法

島田虔次的“中國近代思維挫折論”

下篇 日本的中國研究

日本九州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傳統(tǒng)

日本著名詩經(jīng)專家目加田誠其人其事

日本的董仲舒否定論之批判

日本學術(shù)界關(guān)于“儒教國教化”的爭論和教訓

鄧豁渠《南詢錄》的發(fā)現(xiàn)和回歸故里

關(guān)于尊經(jīng)閣藏崇禎本《梧州府志》

張之洞的政法顧問松平康國

西鄉(xiāng)四郎和《武漢觀戰(zhàn)通信》

后記

自序

我是1987年去日本九州大學中國哲學史研究室留學的。記得當時九州大學規(guī)定參加碩士考試必須要有一名教授推薦，我只好寫信回母校武漢大學歷史系求救。武漢大學副校長、世界史研究所所長吳于廑先生聞訊馬上大筆一揮，手寫了一封懇切的推薦信寄來，使我獲得了考試資格。順便說一句，九州大學是日本原七個帝國大學之一，我們四川老鄉(xiāng)郭沫若先生的母校，他曾經(jīng)上過課的九州大學醫(yī)學部教學樓還依然巍立在醫(yī)學部的校園里，《女神》就是在那里的教室寫成的；他和安娜一家居住過的宿舍我們上學時還存在，離我租借的宿舍只有咫尺之遙。著名中國校友還有郭沫若的連襟陶晶蓀(安娜妹夫)、夏衍等。

度過八年留學生活的日本九州大學中國哲學史研究室，曾是日本陽明學研究的重要陣地，涌現(xiàn)出了楠本正繼、岡田武彥、荒木見悟、福田殖等著名陽明學大師。在校時曾親耳聆聽岡田武彥、荒木見悟先生的教誨，耳濡目染九州大學陽明學研究傳統(tǒng)，翻閱收集了九州大學擁有的大量陽明學方面的資料；福田殖先生還是我的博士論文副指導教師。

我1990年獲文學碩士、1995年獲文學博士學位(中國哲學史專業(yè))，指導教師都是町田三郎先生。町田三郎先生1932年出生于群馬縣前橋市，是日本戰(zhàn)后研究先秦兩漢思想的重要學者之一，畢業(yè)于日本東北大學，日本中國學實證主義學派金谷治先生的大弟子。曾歷任日本東北大學教養(yǎng)部副教授、九州大學文學部教授、純真女子短期大學校長等職，并擔任過日本九州中國學會會長。秦漢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秦漢思想史研究》(創(chuàng)文社，1983年)、《呂氏春秋譯注》、《孫子譯注》、《韓非子譯注》等。

町田先生研究秦漢思想史，于是我的碩士論文寫的是《王充的氣論》，進入博士課程后開始研究日本學者很少涉獵的董仲舒，博士論文為《董仲舒思想研究》。博士論文在我博士畢業(yè)時同步出版，當時是日本第一本董仲舒研究專著，二十年后的今天也還是第一本。其中原因可參見拙著《董仲舒的春秋公羊?qū)W》(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年)和中文版《董仲舒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的序言。博士畢業(yè)后的十幾年，也還是在董仲舒、王充研究領域里爬梳，直到2008年翻譯了島田虔次著《中國思想史研究》一書后，才開始轉(zhuǎn)向關(guān)注陽明學，主要是日本陽明學的研究。

町田先生自1980年代后期開始，轉(zhuǎn)而研究幕末明治大正時期日本漢學的發(fā)展史，寫下了《日本幕末以來之漢學家及其著述》(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明治の漢學者たち》(研文出版，1998年)、《明治の青春》（續(xù)明治の漢學者たち，研文出版，2009年）等著作。記得1990年代初期，町田先生為我們幾個中國留學生開設了日本漢學的講座，主要講授日本漢學的研究方法、資料收集渠道和古日語的閱讀法。畢業(yè)后，其中幾個來自臺灣的留學生都成為臺灣的日本漢學研究專家。我轉(zhuǎn)向研究日本陽明學后，不懂的地方直接打電話或干脆驅(qū)車前往先生的住宅，直接受惠先生的耳提面命。

編寫論文集寫下如此回憶文字，不但是為了銘記感謝這些老師們的教誨和關(guān)懷，也想借此機會回顧自己在海外研究中國學的歷程。

是為序。

鄧紅

2016年4月吉日于日本大分上篇

◆ 陽明學真的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促進了日本的近代化嗎？

為什么說“陽明學是明治維新原動力”是臆造出來的神話？

孫中山、梁啟超、張君勱等在日本接受了怎樣的陽明學知識？又如何將其返銷中國？

董仲舒《天人三策》并不存在，是班固的捏造？為何會出現(xiàn)這樣的“董仲舒否定論”？我們?nèi)绾慰创@一觀點？

◆ 1893年以后，在日本興起了一個陽明學熱，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初。此間東渡日本的一些中國著名人士，包括梁啟超、張君勱、章太炎等，都在日本發(fā)現(xiàn)并接受了陽明學，再將之返銷中國。一提到日本陽明學，人們眼前總是展現(xiàn)出明治時期那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發(fā)源中國的陽明學居然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促進了日本近代化的驕傲不禁油然而生。而本書將告訴人們?nèi)毡娟柮鲗W的真相，揭穿中日陽明學關(guān)系的虛構(gòu)。

代序

鄧紅教授雖小我十一歲，卻是我的學長。我們都是改革開放以后考進武大的，他是77級歷史系的學生，我是78級哲學系的學生。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兩個年級各班的同學，彼此間年齡、經(jīng)歷差異很大，但相處都很融洽。當年鄧紅兄是我校足球隊的球星，很活躍，與我們班的球星們交游，經(jīng)常來哲學系的宿舍聊天。畢業(yè)后我們多年未見，后來知道他在國內(nèi)工作一段時間后，負笈東洋，在日本求學，又在日本教書。他有時給業(yè)師蕭萐父先生通信求教，寄贈論著，深得恩師蕭先生的賞識與器重，我也是從蕭公處才知道他是我們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同行。他定居日本后，曾回母校交流學術(shù)。2003年，應關(guān)西大學東西學術(shù)研究中心吾妻重二教授的盛情邀請，我到位于大阪的該校做三個月的訪問研究。鄧紅兄知道我很想拜訪岡田武彥先生，便特邀我與內(nèi)人去九州一游。承蒙鄧紅兄的陪同與安排，我終于見到了仰慕已久的當代圣賢岡田先生，與他老人家親切交談，如坐春風。

鄧紅兄深受日本學界，特別是九州學派的影響，有樸學之風，做學問很扎實。他對漢代哲學下了很大的功夫，對王充、董仲舒的研究特別深透，發(fā)人之所未發(fā)，啟人良多。近八九年以降，他通過翻譯島田虔次的著作，轉(zhuǎn)向?qū)ν蹶柮鞯难芯?，對日本陽明學有真知灼見，厘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習見。他對陽明后學鄧豁渠《南詢錄》的整理與研究也有大的功勞，我在給博士生上課時，曾特別以此為例，強調(diào)基本功訓練的重要性。鄧紅兄曾受我之邀，多次回母校講學或出席國際學術(shù)會議，使母校師生與會議學人特別受益。

從本書我們可以領略日本陽明學與日本中國學的來龍去脈及重要成果。對我們有沖擊力的，是對某些習見據(jù)史料而“撥亂反正”。例如，鄧紅教授認為，“陽明學是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乃是“日本陽明學”為了夸大自己的影響、提高自己的權(quán)威而臆造出來的神話?！叭毡娟柮鲗W”本身是一場社會運動，但是被人取了“陽明學”這樣一個類似于近代學術(shù)名詞的名字，還添加上了各種學術(shù)包裝，所以“日本陽明學”有許多令人生疑之處。本書上篇的幾篇文章，正確區(qū)分把握“日本陽明學”這一社會運動和王陽明哲學思想研究之間的界限，彰顯曾在世界陽明學研究中處于領先地位的日本學界的陽明學研究成果。關(guān)于董仲舒研究也有一些迷霧，特別是“廢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傳統(tǒng)說法。作者認為，這是用“詩一樣的語言”來表述的不科學的概念，應改為比較準確精密的諸如“董仲舒對策的歷史意義”“儒學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之類的思想史命題來表述。在這一研究中，作者有了方法論的自覺。有關(guān)中國思想史方法論的討論，也是本書的亮點之一。

本書對島田虔次先生學術(shù)成就的評論深得我心。島田先生與業(yè)師蕭萐父先生是很好的朋友，當年蕭先生曾請在華中師大講學的島田先生來敝校做了一場講座，之后兩人鴻雁傳書，有深度的學術(shù)交流。島田先生有三部著作的中譯，都是蕭公安排師兄妹們譯的。學兄徐水生教授曾到京都大學做過為期一年的訪問研究，蕭公托水生教授代他去看望島田先生。在下也曾得到島田先生的提攜，給他提供了一些有關(guān)熊十力的材料，是托坂元弘子帶給他的。島田先生專門給晚生寫來長信，討論熊學。島田先生的著作《熊十力與新儒家哲學》對在下最初的熊十力研究成果予以高度肯定與褒獎，并引用了很多處。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李焯然先生是世界知名中國思想史研究專家，在明代思想史方面卓有建樹。我與李教授也是多年老友，前年他曾邀我到該校講演。李先生主持海外學者撰寫《海外中國學叢書》，本書即是其中之一。鄧紅教授選擇自己近期研究成果中的佳作匯集成本書，我認為是十分難得的佳構(gòu)。我有幸拜讀了電子版，成為本書的第一位讀者。我從這部優(yōu)秀著作中學到很多知識、見解、智慧與方法，深受啟發(fā)。

是為序。

郭齊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