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底，我剛剛讀完《明室》。從一個三年前遇到的陌生人那里，收到了一張照片。當時我參加了一個有關羅蘭·巴特的研討會。照片上，我的眼睛如人所說的那樣，緊緊地貼在一個小型相機的取景窗上，面對的正是羅蘭·巴特本人。從他臉上可以猜到一絲淡淡的微笑，我無法確定，那是表明他的不耐煩、他對我的寬容，還是表明他已經(jīng)預料到在我們之間，這樣的一個小玩意將不會產(chǎn)生任何結(jié)果。這一預感是否源于照相機中發(fā)出的奇怪聲音，那一聲按下快門時的咔嚓聲（他曾說那是他唯一能夠在照相時忍受的東西）？幾個小時之后，我發(fā)現(xiàn)，果不其然，在給這架借來的照相機上膠卷的時候，我太著急了，膠卷沒有放好，所以根本就沒有拍成。
對于這一過失行為，本來沒有什么事后可說的話，假如沒有一個人正好于這一時刻在場，并拍攝下了我們兩人，一個正面，一個背面。一個是笨拙的“拍攝者”，天真到了要利用這次羅蘭·巴特本人都不情愿地參加的研討會的機會， 給他拍一張肖像：這在巴黎，我是想都不會想的，而我住得離他只有兩步遠，而且在街上或市場上遇見他的機會，甚于在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雖然我們同在那里教書。另一個， 也就是構(gòu)成我的靶子的“主體”，我知道他并不喜歡人們拍攝他，除非是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而有另外一個人成功地做到了，他抓住了這一瞬間，并讓當時的場景一目了然。
螳螂捕蟬，黃雀在后?；蛘哒f，以為要拍人家卻被人拍去了：面對這樣一張毫無特別準備卻又不乏狡猾意味的照片，我不禁產(chǎn)生了一種可笑的感覺，同時又有一種淡淡的負罪感，摻雜著某種苦澀；用一個詞來說，是一種不適感，又無法解釋，無法確定，更無法定義。它為我再現(xiàn)的羅蘭·巴特的形象，如果將之與我所知的他的其他圖像相比，并不讓我產(chǎn)生一種悔疚，覺得當時應該帶上一架我可以用得更好的照相機，也并不讓我后悔當時索性就再麻煩他一次：因為那樣我就可以有一張相當于家庭留念式的回憶物——盡管只是平庸的崇拜之物。但是，它又沒有顯示出當時場景中任何隱蔽不見的一面，因為有時候這樣的偶然“巧遇”可以造成這種效果（也就是在“放大照片”后看出原來眼睛沒有注意到的現(xiàn)象的效果）。我的不適感是來自別的原因。在我重讀《明室》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這些原因并非如我起初所想，僅僅屬于個人層面。
一切將攝影師本人包容在內(nèi)的照片，或者表現(xiàn)他在場的照片，無論它是由一個第三者拍攝的，還是通過一面鏡子的折射，都能揭示某種機構(gòu)的運轉(zhuǎn)、它的社會功用，以及它對私人造成的影響。就我的情況而言，我是完全順從了一種儀式的：一般來講，既然參加了一個研討會，而且為了讓它顯得真正發(fā)生過了，就應當留下一些文本和發(fā)言稿之外的東西。比如說，應當首先有些照片，就像那些我們可以在塞里西的墻上看到的、在蓬蒂尼舉辦“十日會議” 時所拍攝的照片一樣。但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為什么又那么的不經(jīng)意呢？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過失行為，看上去簡直就像是虛情假意的，甚至是一種故意逃避？仿佛人們給了我一個位置，而我未能（或者說根本就不愿意）占用它，給了我一個我并沒有真正選擇的角色，而且并不適合我。比如說這一研討會本身，本來我去參加就是出于友誼，羅蘭·巴特本人也說是完全違心地參加的，只是為了避免制造這樣一個印象：一個“拒絕參加以他的名字為主題的研討會的人”——這是他本人的說法。就好像我本人也被迫參與了他的游戲，并且走得更遠， 讓他感到更為不適，讓他得以通過一個偽裝、虛假的攝影行為，避免形成一個“拒絕被拍照的人”的形象，但同時又無須扮演“接受被拍照的人”的形象。甚至，這一淡淡的微笑本身也是如此，因為在我?guī)字芎蟾嬖V他，我為他拍的照片完全拍壞了的時候，我又一次看到了這一微笑，他特有的微笑， 而且更為糟糕的是：拍攝行為根本就沒有真正進行。因為所謂拍攝行為的必要組成部分就是一個圖像印在一個有感光能力的載體上。也就是說，形成一個接下來人們可以加以處理的圖像，可以任意修補、變形、變樣（不過，這一圖像永遠都不能制造出一個可以與草圖或圖樣對等的東西。攝影可以有模糊，有因為晃動了而產(chǎn)生的變虛的圖像，但與繪畫或素描不同的是，它永遠也沒有草圖、寫生。但它可以有拍壞了的圖像）。
據(jù)我所知，羅蘭·巴特并沒有從我所說的陌生人手中（事實上，他只能稱得上是半個陌生人，而且對我們共同的朋友來說，肯定不是陌生人）得到這張照片。這張照片見證了我們在這一面對面相遇的一瞬間毫不足道的真實性，我們只被一個小小的金屬匣子隔開，而且我躲在它后面，只是為了更好地接近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