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合同都一樣
（代序）
一、合同文書的統(tǒng)一性
天下合同都一樣。我們這次整理的清代合同文書，全部出自古徽州地區(qū)。但不意味著合同文書僅僅出自徽州地區(qū)，也不意味著徽州合同文書與其他地方的文書有什麼不同。合同是中國古代民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於條件所限，當我們開展此項研究時，能夠系統(tǒng)搜集到的合同文書主要出自徽州，這才以徽州合同爲代表。
（一）古代合同的時空跨度
目前已知的最早漢文合同原件，應當是《闞氏高昌永康十二年（477年）閏月十四日張祖買奴券》，1997年出土於鄯善洋海1號墓。該券書內容完整，背面有“合同文”三個大字，僅存一半。原券書應爲一式兩份。券書內容是張祖從粟特商人處購買胡奴所訂的契約。2015年1月，在長沙簡牘博物館舉辦敦煌吐魯番文書特展中，我們得以就近看到了這件合同文書，實乃幸事。同時展出的另一件合同文書原件，是《唐景龍二年（708年）十一月八日西州高昌縣寧大鄉(xiāng)肯義租田契》，2006年在吐魯番徵集，現(xiàn)藏於吐魯番博物館。該合同文書殘縱24厘米，橫25.5厘米，尾部年月日上騎寫大寫的“合同文”半書字樣，惜內容殘缺。應是已知唐代最早的合同原件。這兩件合同原件，把漢文紙質合同原件的發(fā)現(xiàn)時間大大提前，見證了紙質合同文書在我國悠久的歷史。
這些年，隨著各地古文書的發(fā)現(xiàn)與整理，相繼也有徽州以外地區(qū)的合同文書得以公布，豐富了古代合同的地域範圍。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已經(jīng)能夠看到浙江、福建、貴州、廣西等省的古合同文書。如：
（1）2006年，《廈門典藏契約文書》，福建美術出版社出版。陳娟英、張仲淳等整理，收録廈門市博物館館藏契約文書1189件。該書無原件圖録。初步可辨別爲合同的有18件。其中，清代10件、民國8件。
（2）2008年，王萬盈編《清代寧波契約文書輯?！?，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收録寧波市檔案館藏的以賣田契和賣地契爲主的文書共415件。收有合同2件。
（3）2011年，《清代浙東契約文書輯選》，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張介人自藏契約，釋文版。選用浙東契約340件，另有山西契約12件?？杀鏍懞贤臅?0件、分家文書14件、會書9件。
（4）2011年，《石倉契約》開始公布，曹樹基等編，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目前出版到第四輯，每輯八冊。我們統(tǒng)計了前三輯，發(fā)現(xiàn)第一輯共收録文書1956件，收録10份合同；第二輯（2012年）公布2648件文書，收録53件合同；第三輯（2014年）公布文書3095件，收録合同49件，分家文書8件。
（5）2007年以來，張應強等編《清水江文書》開始公布，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目前出版有三輯。我們僅統(tǒng)計了第一輯，發(fā)現(xiàn)收録合同558件，分家文書9件。
（6）2009年，《廣西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碑文契約資料集》，民族出版社出版。公布碑文及契約共433份，收録14件合同，以息事、換山、分家、禁約、鄉(xiāng)約爲主。
（7）2010年，孫兆霞等編《吉昌契約文書彙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共收録420件文書，以買賣、典當契約爲主。其中，收有45件合同，內含39件分關。其他是招贅約、了息約、掉換約、絶嗣産承管合約等。
根據(jù)以上不完全的統(tǒng)計，《清水江文書》中收録的合同文書最爲豐富，有可能成爲徽州以外另一個具有系統(tǒng)研究價值的區(qū)域。不過，無論是清水江地區(qū)，還是浙、閩、桂等地區(qū)的合同文書，其形制、格式等與徽州文書并無二致。
（二）古代合同的統(tǒng)一形制
今古“契約”非一物。今天的漢語中，“契約”與“合同”爲同義詞?！捌跫s”的今義，是在清末翻譯日本政治法律著作時期才固定下來。在此以前，“契”、“約”、“契約”、“議據(jù)”等等，均指交易憑證文書，并無統(tǒng)一稱謂。
古代合同文書是一個獨立的文書種類。古代的合同與契的差別，就像現(xiàn)代合同與民間收據(jù)一樣。明清時期的契，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種收據(jù)。比如，田房賣契，是田房買賣完成後，賣主向買主寫立的文書。這份文書的內容，主要是説自己曾經(jīng)合法擁有的田房已經(jīng)出賣給某某，并已收足價款。然後由賣主署名畫押，交由買主收執(zhí)。將來若有爭執(zhí)，買主就用賣契作爲管業(yè)合法來源的證據(jù)。所以説，賣契更像是賣主向買主出具的收據(jù)，就像今天的民間借據(jù)或借條，是借錢人向出借人寫立收到借款的憑據(jù)。合同則不然，即使作爲憑據(jù)，合同也是各方當事人相互向他方寫立的。所以，它的基本特徵是一式多份。
標準的合同，就是以一式多份的形式記録協(xié)商事項，由各方當事人共同署名畫押，重疊并騎寫文字，再分開由當事人各執(zhí)一件的文書。所謂“一式多份”，是指由文字內容完全相同的兩件以上文書。所以，稱合同文書就是指一套文書，而非一件文書。今天，大多數(shù)合同只傳流了一份下來，特殊情況下，才有一套多份合同流傳下來。此次整理的合同文書中，就有一套多份的情況，印證了古代合同的完整樣貌。
周紹泉先生最早討論了合同與契的區(qū)別方法。他指出，南宋以後，特別是降至明清，單契（也就是日常所用的“契”）成爲田土買賣、典當?shù)耐ǔＰ问?。他列舉了單契的幾種形式：土地買賣契、典契、當契、批契、佃約、借約、婚書、還文約、甘罰約、投主文約等；又根據(jù)當時所見的明清合同，把合同分爲清白分單合同、承役合同、息訟合同、商業(yè)合同等。通過觀察契約與合同的外在形制，他指出二者的區(qū)別：第一，契的署名花押只有一方，而合同有雙方或多方。第二，契在文書形式上反映爲單頁形式，即只有一張契紙，合同的文書形式則是根據(jù)參加訂立合同的當事人爲準，有幾個當事人就書寫幾張內容相同的合同，因此，合同一定是以同樣內容的兩張或兩張以上的文書形式出現(xiàn)。第三，合同末尾一般是有半書的，這是兩張或兩張以上文書對同騎寫文字後，再分開來所留下遺跡。該文在指出單契與合同的重要區(qū)別之後，還指出，這些形制上的區(qū)別，反映了合同的締約當事人之間地位相對平等，而單契的締約當事人之間地位相對不平等。 這些都是極有見地的。
應該注意的是，認定一份文書是否爲合同，應該綜合使用以上特徵，單獨一項特徵均有例外。比如，合同通常有半書。但沒有半書的合同也是有的。要辨別一件傳世文書是否爲合同，需要結合內容或格式：
首先，文書的題頭。合同的題頭多以“立議合同人”、“立議合墨人”、“立議合約人”、“立議禁墨人”等開頭。題頭包含了古人對文書的基本定性。合同、合墨、合約、禁約等性質，均表明有多方參加，且締約者的地位相當，至少在這一合同中，沒有區(qū)分社會地位或經(jīng)濟地位的必要。故題頭是辨識合同的重要依據(jù)之一。但也有例外，如召佃合同，常寫作“召批”、“佃約”、“召約”。又有一些文書寫作“墨據(jù)”或“議據(jù)”，既可能是單契，也可能是合同。可以説，題頭寫明“合同”、“合墨”的，一定是合同；但寫“墨據(jù)”、“議據(jù)”、“約”、“批”等，不一定是合同。
其次，署名。“單契”的尾部署名只有一方當事人。所謂一方當事人，與一個當事人不同。如田房買賣契，一般是一個當事人署名，但也有母子、兄弟等共同署名的。所以，署名的人數(shù)并非辨別單契與合同的依據(jù)。要確認雙方或多方當事人的署名，必須結合契約文書的內容。一旦確認締約各方當事人均已署名，多半就是合同文書。但僅看署名也有例外，這主要表現(xiàn)在“對書”合同中，如承嗣和召佃合同，往往只有一方當事人署名?？梢哉h，凡是有雙方署名的契書一定是合同，但不能説只有一方署名的契書就不是合同?！皩焙贤皇菢藴室饬x上的合同，後文還要講到，此處不贅。
最後，合同的尾部套語。一般來説，單契的尾部套語是“立此爲據(jù)”、“立據(jù)爲憑”等。所謂“立此爲據(jù)”，就是説只寫立了這一件契書。而合同的尾部套語，往往是“立此合同，一樣兩紙，各執(zhí)一紙”等語，見到這一套語，即使沒有半書或當事人署名，也可斷定爲合同文書。也有例外，如召佃約的尾部套語往往是“立此召約爲憑”，卻有半書，仍可辨識出這種召約爲合同。
總結以上規(guī)律，可以歸納出四項辨別合同的要件：一是外觀要件即半書；二是內容要件，即雙方或多方當事人署名；三是格式要件之一，即題頭出現(xiàn)“合同”、“合議”、“合墨”、“合文”等詞語；四是格式要件之二，即尾部出現(xiàn)“一樣幾紙，各執(zhí)一紙”等用語。凡是擁有以上四項中任一項的契書，即爲合同文書。凡是四項皆不具備的契書，則可判定爲單契。
我們確信，按照以上方法，可以把所有時期和地方的古代合同文書識別出來。
（三）統(tǒng)一形制的內在必要性
古代合同文書的形制統(tǒng)一性，是由合同的目的與性質所決定的。現(xiàn)代民法學中的通説認爲，合同是各方當事人基於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爲。所謂“意思表示一致”，在理論上是指，合同可因雙方一諾而成，無需書面的或其他形式的載體。古代中國的合同固然也是基於意思表示的一致，但古人不認爲僅有意思表示一致就足夠，尤其是較爲重要的身份或財産事務，且成立與履行在時間上有一定的延續(xù)性，必須訂立正式的書面文本，這就是合同文書。
古代合同的直接目的，就是爲了維持長期信用關係。一般來説，凡是需要訂立合同的事務，必定不能即時完成，需要當事人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去履行或監(jiān)督履行。以兄弟分家爲例，分家合同中往往留有一些未盡事宜，比如如何分擔父母去世後的喪葬費用、父母養(yǎng)老産業(yè)的再析分，等等。即使家産完全析分乾凈了，子孫都還有爭執(zhí)的可能，所以，分家不是即時完成的合同關係，而是需要長期維持或履行的身份性財産關係。對於這類關係，合同文書就是約束當事人長期信守承諾的憑證文書。
合同文書是一種維持長期信用的憑證文書，這對民間社會的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但是，合同又是一種無法由官方背書的信用文書。一方面，事無巨細，皆可訂立合同，這就不像田房典賣關係，由於徵稅的需要，可以通過納稅而獲得官方憑證。另一方面，合同是個筐，什麼都可以裝。下面我們還會談到，只要能達成一致意見，當事人可以把許多相關問題一并納入到一個合同中解決。這就決定了，合同的內容，既有固定格式，也有不固定的。合同的內容不確定，格式也不固定，又缺乏官方背書，那就必須具有某種標準，以保證人們一眼即知這是合同。換言之，合同形制的標準化成了合同信用的重要保障。在古代中國，合同的標準化或統(tǒng)一化，主要是通過騎寫“半書”、書寫內容基本一致、當事人共同署名畫押等加以體現(xiàn)的。形制的標準化，保證了只要某個當事人拿出自己收執(zhí)的合同文書，就可保證內容的一致性、真實性和可靠性。這在有的當事人隱匿合同文書時，顯得尤爲重要。
所以，嚴格保證合同文書的形制統(tǒng)一性，是合同內容取信於各方當事人的基礎。古代合同文書形制的統(tǒng)一性，是合同文書作爲信用憑證的內在價值決定的。正是基於對合同形制及其必要性的理解，我們才敢大膽斷言：天下合同都一樣。
基於“天下合同都一樣”這一判斷，我們有信心通過徽州合同，來展示古代中國合同的主要特徵。在編輯本書時，我們需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這本書不能窮盡天下的合同文書，甚至不能窮盡清代徽州的合同文書，它的功用何在呢？我認爲，這本書就像植物學或動物學研究中的標本。我們去澳洲的一些博物館參觀，看見他們的展覽以標本爲主。不能説必須把所有的澳洲蜂鳥都擺在面前，才能讓觀衆(zhòng)瞭解這種動物。我們研究的對象既然具有統(tǒng)一性，那麼，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精心地製作標本，而不是去抓所有的考拉。
在區(qū)域史研究方興未艾的今天，一些研究者主張把某個區(qū)域的歷史現(xiàn)象僅僅視爲這個區(qū)域的獨特現(xiàn)象，而不敢説它是能夠代表全國的現(xiàn)象，甚至也不準別的研究者越雷池一步。這種態(tài)度固然表現(xiàn)了研究者的嚴謹，但也有畫地爲牢之嫌。我們認爲，對某個區(qū)域的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楚研究對象是該區(qū)域的獨特現(xiàn)象，還是具有統(tǒng)一性或代表性的現(xiàn)象。即使表面上看去獨特的區(qū)域現(xiàn)象，它在何種層次上代表了人類社會的共通性，也是研究者必須考慮的。事實上，説清楚獨特性與共通性，是區(qū)域史研究者的主要學術責任，不能説清楚這一關係，則是對這一學術責任的懈怠，其研究成果會留有相當?shù)倪z憾。
二、合同關係的類型
合同文書的形制是統(tǒng)一的，合同內容可以千差萬別。我們此次整理的核心問題就是，古代中國究竟有過哪些合同關係？這就涉及到合同的類型。
此次整理清代徽州合同文書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搞清楚清代合同關係的類型。關於該問題的研究結果，我們已有單獨的論文發(fā)表。 在該文的基礎上，這裏再談一些我的看法。
首先，如果對照明代和清代的徽州合同，會發(fā)現(xiàn)兩個時代的合同關係既有延續(xù)性，也有不少差異。所以，清代的合同類型不能貿然地加於明代，這是肯定的。差異和延續(xù)性是下一步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我的基本看法是，合同關係必定反映了各種社會關係或經(jīng)濟關係。反過來，社會關係或經(jīng)濟關係的變遷，直接影響到合同關係的變遷。因此，合同關係的變化是研究明清社會變化的一條重要線索。我們力有未逮，尚未深入展開此項研究。但是，現(xiàn)在能較系統(tǒng)地展示清代合同類型，已經(jīng)在合同關係的變遷研究方面邁出了第一步。下面的工作量還很大，但輪廓已經(jīng)較爲清晰。
其次，清代的合同文書存世量較大，收集起來較爲容易，能夠較好地反映一個時代完整的合同關係。這是把清代合同作爲突破口的重要性所在。明代已經(jīng)很難保證這種完整性，再往前就更不用説了?，F(xiàn)在，我們比較有把握地説，這次整理所得到的關於清代合同關係的整體性的印象，是最有價值的成果。爲什麼這麼説呢？即使在這次整理之後，我們也不敢斷言整理的徽州合同關係已經(jīng)全面完整了。即使在已有的類型中，還可能有亞型或變型，也不敢保證這些亞型或變型也已經(jīng)搜集到了。所以，這次整理研究不能夠保證百分百的完整性，但基於這次整理而建立起來的對清代合同關係的整體性的理解，則是我們認爲最大的收穫。
這種整體性的理解，主要是指，我們發(fā)現(xiàn)清代合同關係不能完全用固定的類型去理解。一開始，我們對於合同類型的理解是機械的，希望通過找出相同格式的合同文書，來確定合同類型。這種工作的確取得了某些進展。但最後發(fā)現(xiàn)，始終有一些合同關係處於不定型的狀態(tài)中。經(jīng)過反復討論，我們認爲必須高度重視這一現(xiàn)象，它或許意味著，合同背後的社會關係或經(jīng)濟關係也處於發(fā)展或模糊的狀態(tài)。最終，我們認爲，應該按照“定型”與“不定型”爲標準，把清代合同分成兩大類。
其中，按照特定事項和相對固定格式書寫的合同，可歸入定型合同。所有偶見的、“一契多事”的和處於過渡形態(tài)中的“對書”合同，都可歸入不定型合同。這種分類帶來的啓示是，既然清代有不定型合同，那麼，不排除明代及以前各代也有不定型合同的可能性。定型合同，可以反映一個時代人們較爲確定的社會關係和生活預期。而不定型合同，則反映一個時代正在發(fā)生哪些變化或發(fā)展。所以，定型合同的研究固然重要，而不定型合同的研究則可能展示社會生活史中較爲隱蔽的一面。不定型合同的發(fā)現(xiàn)，提醒我們在將來的研究中，觀察一種明代及以前的合同文書，首先需要明確它在當時是一種定型合同還是不定型合同。定型合同代表著一種固定規(guī)則或延續(xù)數(shù)百年的習慣；而不定型合同，則需要與後來的合同關係進行比較，看它是消失了，還是在後代定型了。我們知道，民間習慣會受到國家法的影響，一旦形成又可跨越朝代。把定型和不定型合同放在習慣與國家法的互動關係中去考量，會發(fā)現(xiàn)今後的相關工作可能別開生面。
再次，清代徽州的定型合同，我們又再分爲三大類：（一）財産類合同；（二）糾紛調解、息訟和興訟合同；（三）公共事務類合同。在財産類合同下面，再分有：（1）分家合同；（2）共業(yè)合同；（3）分業(yè)合同；（4）會書合同；（5）換産合同；（6）合股商業(yè)合同；（7）佃僕合同；（8）鄰界合同，等等。在糾紛調解、息訟和興訟合同下面，再分有：（1）調處合同；（2）息訟合同；（3）齊心訴訟合同。在公共事務類合同下面，再分有：（1）禁約；（2）公約；（3）承充合同；（4）生圖合同，等等。這種劃分是依據(jù)現(xiàn)有的發(fā)現(xiàn)，在經(jīng)驗總結的基礎上，適當照顧了邏輯關係，僅供學界參考。是否合適，還可以探討。不管怎樣，分類總有一種強加的味道，所以，本書關於合同文書的編排仍按時間順序。
最後，在解決不確定或不可預知的利益衝突中，不定型合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定型合同就像現(xiàn)代合同法上的無名合同，遵循自願原則，只要雙方達成合意，合同即告成立。不定型合同又分三種：
（一）偶見的、不確定事項類合同。這種合同其實可以視爲某些定型合同的變型，在任何時代都可能發(fā)生。但單獨作爲一種類型卻不可能。比如，古代家庭都要分家，特殊情況下，也有分家以後又合爲一家的。這種合爲一家的合同，也可算是分家合同的變型。
（二）“一契多事”類合同。最典型的是與墳産、族産相關的合同，一開始，我們覺得墳産合同可以算單獨的一類，但是，墳産、族産合同的內容實在太複雜，內容和利益?zhèn)戎馗鞑幌嗤?，實在無法一把抓。其實，一種事情可以涉及多種財産或身份關係，這在實際生活中很正常。能夠把多件事務歸入一件合同，這正是合同具有包容性的體現(xiàn)。
（三）“對書”合同。
對書是此次整理中的重要發(fā)現(xiàn)。經(jīng)過多年觀察，我們認爲，明清契約文書中存在一種非標準意義的合同文書，可定名爲“對書”。對書中，有的有半書，有的沒有半書；有的是一方當事人署名畫押，有的是各方當事人共同署名畫押。對書的共同特點是，它必定是兩件一套，分別記載同一合同關係中不同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單獨一件“對書”傳世，很可能不會視爲合同，只有一套對書同時傳世，才能確定那是一個合同關係中的兩件文書。目前爲止，清代徽州采用對書形式的合同關係有兩種，一種是承嗣約，另一種是召佃約。以承嗣約爲例，清中期以後的徽州承嗣約，多由立嗣約和出嗣約共同組成，立嗣約是立嗣家庭向出嗣家庭書立的文約，而出嗣約是出嗣家庭向立嗣家庭書立的文約。單獨看，立嗣約和出嗣約都是單契，合在一起，它們是在同一承嗣關係中爲確立雙方權責而訂立的合同。
“對書”還有一個特徵，是兩件文書針對同一個事項，但文字不盡相同。這就顯然有別於標準合同，因爲標準合同的文字內容總是趨向一致的。對書的尾部套語往往也是“立此一紙爲據(jù)”，而標準合同的尾部套語必定是“一式兩份，各執(zhí)爲憑”等。但是，對書雖然申明“只此一件”，卻是指：雙方各自向相對方書立了一件文約。因此，從同一契約關係而具有兩份文約來看，對書并非單契。
以前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對書”與單契的區(qū)別，原因是傳世的“對書”往往只有一件，能夠同時有兩件“對書”傳世的情況甚少，這就讓今人很難識別這種文書形式。當孤立的一份傳世對書上沒有半書時，會誤認爲這是一份單契；當孤立的一份傳世對書上有半書時，會誤認爲這是一份典型的合同文書。
對書的存在，也是不定型合同必須與定型合同區(qū)分開來的理由。我們的基本看法是，對書是一種從單契中脫離出來，正在向標準合同過渡的非標準合同。比如召佃約，在明代或清早期很可能只是佃人向田主單方面書立承佃約，田主則無需向承佃人書立契約，這種承佃約就是一種單契。隨著主佃地位的不平等關係逐漸消弭，且佃人的押金也需要信用保證，就産生了田主向承佃人書立召佃約的需要。但由於承佃約的格式較爲固定，新出現(xiàn)的召佃約尚不能將承佃約吸收，這就形成了雙方相對書立，內容各不相同的對書。當然，以上看法還需要更多史料支撐，并且，承嗣約的社會和制度背景，也需要單獨分析。這些只有留待以後了。
三、搜集和整理過程
我最早接觸明清契約原件是在1997年，從游於田濤、鄭秦二先生，抄録研習古契。田、鄭二師當時整理的契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即《田藏契約文書粹編》。田濤乃當世著名的藏書家，所集之明清官契，品相精美，存世稀少，又講究年代貫通，省域完整?！短锊仄跫s文書粹編》就是一套官契的標本，觀之，則明清官契爲何物，可概知也。今鄭、田二師相繼作古，睹書思人，不勝唏噓感慨。
2001年前後，我在坊間發(fā)現(xiàn)一些完整的門戶文書。一套門戶文書中既有官契，又有白契，相互印證，可知文書之間的關聯(lián)。另外，又有內容不一的合同文書。遂決定把研究重點轉向古代合同。當時公開出版的古文書輯録或圖録中，已散見各種合同文書，比如：
（一）1988年安徽省博物館分類整理點校的《明清徽州社會經(jīng)濟資料叢編》第一集；199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組編校的《明清徽州社會經(jīng)濟資料叢編》第二集。均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二集未收録合同文書。第一集收録了明洪武二年（1369年）至清宣統(tǒng)二年（1910年）間的契約文書共950件，在第18類“其他”，收有徽州合同文書19件。
（二）1991年，王鈺欣、周紹泉主編的大型影印本《徽州千年契約文書》，花山文藝出版社。該書整理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收藏的部分徽州文書。全書共計40冊，分爲“宋·元·明”和“清·民國”兩編，每編各20冊。共收録元明時期合同文書145件，其中元代合同文書1件[《泰定二年（1325年）祁門謝利仁兄弟分家合同》]；又收録清代和民國時期的合同文書93件。
《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是徽州契約文書第一次大規(guī)模地、系統(tǒng)地向社會影印公布。共收録238件合同文書，遠遠超過《明清徽州社會經(jīng)濟資料叢編》（第一集）中的數(shù)量，爲研究合同文書提供了較好的幫助。
（三）1995年，張傳璽先生主編的《中國歷代契約會編考釋（上、下）》，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收録的契約文書，上起西周，下至民國，按朝代分爲八部分，每部分按契約的性質分類，每類按時序編排。共收録1402件中國歷代契約文書。其中，唐代以後的合同文書，唐至元14件，明代47件，清代30件，民國13件，共計105件。
（四）2001年7月，田濤、鄭秦和宋格文（美）等整理出版的《田藏契約文書粹編（全3冊）》，中華書局出版。是從田濤家藏契約文書中精選950件而整理出版的。分三冊，第一冊自明代永樂朝起至清代宣統(tǒng)三年（1911年）止；第二冊自民國元年（1912年）起至1969年止；第三冊收録安徽洪氏契譜和“旗人長契”等。其中洪氏契譜收録合同文書1件。其餘兩冊收録的合同文書共23件。
總的來説，《徽州千年契約文書》較重視合同文書的收録。但是，當時最大的問題是，古代合同文書可以分爲多少類？這個問題實際意味著，合同文書適用於古人的哪些生活關係？已經(jīng)公布的合同文書尚不足以回答這個問題。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要麼得去各大公立館藏單位查閲，要麼自己收集。據(jù)瞭解，各館藏單位對未出版的契約文書，多未編目，無法提閲。這就逼得我只能自己動手。自2002年起，我每年赴徽州數(shù)次，搜集門戶文書和合同文書，十年之後，稍有頭緒。現(xiàn)在，我收藏的徽州古契約文書分爲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散見契約文書，以合同文書爲主。此次整理出版的，就是這一部分。另一部分以門戶文書爲主，五十餘戶，五千餘件，均已編目。其中也有不少合同文書，但考慮到析出不便，暫未整理。
實際上，2005年以後，隨著劉伯山主編的《徽州文書》陸續(xù)出版，合同文書在門戶中的占比、地位以及與其他文書的關係，已有較好的顯示。據(jù)我們統(tǒng)計，第一輯共4084件文書，有合同513件，合同文書的占比約爲12.6%。第二輯（2006年）共2664件文書，有合同205件，占比約7.7%。第三輯（2009年）共3684件，有合同157件，占比約4.3%。第四輯（2011年）共3904件文書，合同共314件，占比約8%。第五輯（2015年）共3621件文書，合同有279件，占比約7.7%。
以上所謂的“占比”，是指合同文書在所有門戶文書中的比重，而非在契約文書中的占比。一般來説，門戶文書中除了契約文書外，還有不少反映其他門戶事務的文書，如賦稅憑證、流水賬簿、族譜、門牌、信件，等等。現(xiàn)在我們知道，徽州文書主要以門戶文書的形式傳世，是私家檔案。合同在門戶文書中的占比數(shù)，就是合同在存世古文書中的占比。上面統(tǒng)計了五輯《徽州文書》，得到五組數(shù)據(jù)，分別是12.6%、7.7%、4.3%、8%、7.7%。我認爲，4%-8%這個區(qū)域值比較正常。12%爲畸高數(shù)值。爲什麼呢？我曾經(jīng)有過數(shù)次在上千件散件白契中檢尋合同文書的經(jīng)歷，100件白契中有四五件合同是比較正常的情況。當時不可能做記録，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徽州文書》第二至五輯顯示的合同文書占比數(shù)，恰好與我的搜集經(jīng)驗相印證，反映了合同文書在古文書中的正常占比數(shù)。事實上，《徽州文書》第一輯出現(xiàn)占比值畸高現(xiàn)象，是因該輯出現(xiàn)了大量的祁門召佃約，召佃約是一個鄉(xiāng)里大戶與多個佃戶同時簽訂的合同，這拉高了合同的正常占比率。
我們知道，門戶文書是古代家庭保存的本門戶重要事務的憑證文書，而合同文書則反映了這個家庭需要利用合同來解決的重要事務。所以，合同文書在門戶文書中的占比，代表了一個家庭在其存續(xù)期間裏，需要利用合同來解決日常事務的數(shù)量。傳世的門戶文書，少則三五十件，多則三四百件。如果以5%作爲占比率的中間值，則一個家庭在其存續(xù)期間裏，需要合同來解決的日常事務在兩次以上。這是約估數(shù)，但大致與生活經(jīng)驗相吻合。比如，一個家庭至少會經(jīng)歷兩次分家，一次是從大家庭中分出來，另一次是再次析分成多個小家庭，這個門戶中就可能保留兩件分家合同。因此我們説，一個古代家庭至少有兩次參與訂立合同的經(jīng)歷，這個約估數(shù)與實際生活不會偏離太遠。這對我們理解合同在古人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是有幫助的。
總之，古代合同涉及的財産和身份關係遠遠多於單契。但合同的存世量又遠遠少於單契。田房典賣契反映了古代土地交易關係，一直受到學界的重視。而合同關係則遭到不應有的忽略。挖掘和整理合同文書，推動古代合同關係的深入研究，顯得格外必要。
2009年，我申請到教育部新世紀人才資助計劃。這個計劃允許被資助人自選課題，使我有經(jīng)費著手整理搜集到的散件合同。當時粗略點查的結果是，不計簿冊類的合同文書（主要是鬮書和會書），單頁的散件合同已有六百餘件，這意味著這些合同是從一萬餘件門戶文書中散出，代表了一百餘個家庭的合同事務。當時以爲三年即可完成，哪知道從那時到現(xiàn)在已過了七年，新世紀人才計劃的資助經(jīng)費早已用完，我們又利用前期成果，相繼申請了湖北省社科基金和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最終完成了一千餘件合同的裱補、編目和影像處理，以及八十餘萬字的録入和五校工作?，F(xiàn)在將工作進度簡略彙報如下。
第一階段：修復與裝裱
爲了方便後期的抄録，我們將文書委托給專業(yè)的古籍修復機構進行修復與裝裱。其中，單頁合同文書進行托心裱糊；簿冊類文書，編好頁號後，拆散裝裱，再走線裝訂。殘損的文書，在保存原貌的原則上修復、裝裱。
第二階段：編目
編目是給每件合同文書加上序號和標題。合同文書的標題主要由四個要素組成：時間、當事者、事項和合同性質。此外，按照文書形制對合同進行了劃分，即簿冊類的鬮書，單頁類的分單，以及單頁類的合同。
編目最大的困難是“合同性質”的歸納。我們采取以“合同主要目的”爲確定項。標題僅是參考提示，研究者仍以合同原文爲準。
第三階段：釋文抄録
釋文抄録，即對合同文書原文進行謄抄和録寫。我的研究生組成了整理小組，周一到周五每晚三小時工作。現(xiàn)在，最早一批參與整理的同學，有的早已畢業(yè)成家，如陳穎、韓軍、胡沙松、余娜如等；有的則一直伴隨這個專案，直到度過三年碩士和四年博士生涯，如童旭和陳雲(yún)朝。
抄録本身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需要從最基本的異體字開始學習，逐漸積累經(jīng)驗。最複雜的是：（1）方言俗語、稱謂差異或異體字；（2）地畝、重量、數(shù)量、錢幣等計量單位的不同用法；（3）地名。這三者，基本是結合文書本身、他人研究和各種資料（方志、清代徽州社會史料）等相互佐證而寫定。實在不能判斷的異體字或是俗字，采取造字的方式模寫。
第四階段：校對
校對工作最爲漫長。首次校對采取自校，即抄録者校對自己抄録之部分。二次校對則采取互校，即抄録者之間互相交換校對。三校之前，整理小組進行了會商，目的是統(tǒng)一格式、處理異體字，以及整合統(tǒng)稿。形成了“凡例”，并對所有稿件按照時間排序，形成“鬮書”、“分單”、“合同”三個整體檔。三校時，整理小組共分三組，分別負責“鬮書”、“分單”、“合同”。各小組完成校對任務後，再互換文書，保證每個小組校對全文一遍。四校時，由童旭和陳雲(yún)朝分別通校一次。完成後，再交由我通校。
第五階段：掃描、拍照
掃描工作委托給湖北省檔案館的檔案電子化公司，約定了掃描進程和圖片像素等等。此外，有部分文書（約50件）爲了保存原貌，并未裝裱，我們請法學院的李力教授幫助拍攝。經(jīng)過專門的技術人員鑒定，圖片品質均達到出版要求。
總的説來，校録文書是整理工作的重心。大量的、分散的文書，且保存狀態(tài)不穩(wěn)定，已不能隨時翻動和閲讀。只有全部校録完畢，才能開展研讀、對照和分析工作。而抄録之前又需托芯和裝裱，之後又要逐一掃描和拍照，中間還有各種費用報銷等雜務。這項工作一攤開，完全超出個人的能力。幸好我的研究生們不遺餘力地相助，才使這項工作順利完成。
現(xiàn)在，合同原件的圖版和校録文字即將出版，我們如釋重負，又惴惴不安。由於水準有限，必定存在諸多不足，希望得到方家的不吝指教，以便將來有機會進一步修訂。當初抄録原件，本擬在經(jīng)費不敷時，僅出版釋録文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慨然允諾出版圖版，避免了僅出版釋録文字的遺憾。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謝！
俞江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