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謙慎教授利用一些珍貴的歷史文獻，細致描述傅山和清朝官員、藝術贊助人之間的密切交往，展現(xiàn)了傅山在清初的生活和思想狀況，進而引出并探討應酬作品與“心畫”、修辭等問題之間的關系，并在更廣闊的視野中研究文人藝術家如何建立、積累和運用自己的“文化資本”。作者很早就從“應酬”角度討論藝術的創(chuàng)作、周轉、使用，通過研究傅山這一個案，提出了幾個關鍵問題，值得藝術史學者和藝術家持續(xù)關注、深入思考。

（1）面對應酬作品，我們還能不能把它們看成是書法家的“心畫”，理解他們的創(chuàng)作動機？

（2）當一件書法作品中都是言不由衷的“修辭”或陳陳相因的“套話”時，怎樣才能理解作者真實的“創(chuàng)作意圖”？

（3）當書法創(chuàng)作和實用書寫常常難以剖離時，名人字跡能否都算是“創(chuàng)作”？

白謙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1982年畢業(yè)后留校任教。1986年赴美國羅格斯大學攻讀比較政治博士學位，1990年獲碩士學位后轉至耶魯大學攻讀中國藝術史，1996年獲博士學位。1995－1997任教于西密執(zhí)安大學藝術系。1997年至2015年6月任教于波士頓大學藝術史系，2004年獲終身教職。2015年7月后任浙江大學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教授。

主要中英文著作有《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03年），《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書畫》（與張子寧等合作。佛利爾美術館，2003），《傅山的交往和應酬——藝術社會史的一項個案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廣西師大出版社增訂版，2015），《與古為徒和娟娟發(fā)屋——關于書法經(jīng)典問題的思考》（湖北美術出版社，2003；榮寶齋出版社，2009；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精裝本，2015），《白謙慎書法論文選》（榮寶齋出版社，2010），《吳大澂和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和華人德合編《蘭亭論集》（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獲首屆“蘭亭獎”編輯獎（2002）。

序　/ i

上篇　傅山與魏一鰲

一、魏一鰲的家世和早年生活　/ 4

二、魏一鰲在山西任官期間和傅山的交往　/ 6

三、魏一鰲在“朱衣道人案”中的作用　/ 26

四、魏一鰲辭官后的生活　/ 34

五、余論　/ 54

附錄　《丹崖墨翰》簡介及釋文　/ 57

下篇　從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論及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

一、戴廷栻生平及其與傅山的交往　/ 75

二、關于傅山書法中的應酬作品問題　/ 94

三、中國書法中的修辭問題　/ 142

四、余論　/ 161

附錄　“畏人甚畏虎”——傅山晚年生活的一個側面 　/ 163

外篇　文化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運用

一、建立文化聲望：傅山在晚明的生活　/ 174

二、日常生活中的書法：傅山書法的各種用途　/ 176

三、傅山的交往圈　/ 189

四、應酬策略　/ 195

五、應酬和社會精英之間的互動　/ 207

六、結論　/ 218

后　記 　/ 223

序

本書由我的三篇長文組成，它們是《傅山與魏一鰲—清初明遺民與仕清漢族官員關系的個案研究》、《從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論及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日常生活中的書法—以傅山為例》。它們發(fā)表于上世紀九十年代，早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的英文版（2003）和中文繁體字版（2005）。2003 年，這三篇論文中的前兩篇結成《傅山的交往和應酬—藝術社會史的一項個案研究》一書，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由于售罄多年，讀者仍有需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理想國）決定發(fā)行增訂新版，書名依舊，但增加了在第三篇論文基礎上改寫的外篇。三篇論文本有重復，此次增訂，盡量刪改。但依然有部分內容重復，敬請讀者諒解。

2005 年《傅山的世界》中文版問世，這三篇論文的部分內容被納入了《傅山的世界》，但《傅山的世界》和本書依然有諸多不同?！陡瞪降氖澜纭分荚诿枋龊头治鍪呤兰o中國書法的嬗變，為敘事流暢，它在吸收我的一些單篇論文的研究成果時，有所取舍。因此，上述三篇論文雖和《傅山的世界》有所重合， 但關注的重心不同，也更為具體深入。這是我愿意將本書修訂增補再版的主要原因。

本書的上篇利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發(fā)現(xiàn)的一些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獻，鉤沉輯佚，對傅山和魏一鰲這樣一個鮮為人知的清政府官員之間的密切交往進行細致的描述，并進而分析清初明遺民和仕清漢族官員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這篇論文和謝正光先生差不多同時發(fā)表的一些論文，是最早關注清初明遺民和仕清漢官交往的研究。近十余年來，明遺民和仕清漢官的研究，有了長足進步，趙園女士關于明清之際士大夫心態(tài)的分析、薛龍春先生關于王鐸等仕清漢官在清初的生活狀態(tài)的研究等，都推進了我們對那個時代的知識。由于魏一鰲是研究清初北方文化不可忽視的重要人物，本書采用了大部分可以查找到的資料。此次修訂，增加了魏一鰲和河北籍官員梁清標交往的內容。

傅山交往多，應酬也多，他的書法常用于應酬，所以下篇轉向應酬書法的討論。在中國書法的創(chuàng)作和收藏中，應酬書法是一個極為普遍的現(xiàn)象。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在現(xiàn)存的中國古代書法作品、特別是明清以后的作品中，除去書家們的信札、手稿和日課作品，為應酬而書寫的作品在數(shù)量上多于為適情自娛而創(chuàng)作的作品。傅山一生書寫了數(shù)量極多的應酬書法并留下許多議論應酬書法的文字，而許多這樣的作品和文字又多和他的摯友、清初北方著名收藏家戴廷栻直接有關。下篇即從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入手，引出并探討中國書法藝術中應酬作品這個藝術社會史的問題。

在中文發(fā)表的學術著作中，本文是最早從“應酬”的角度討論藝術的創(chuàng)作、周轉、使用的個案研究。此后柯律格《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何炎泉《張瑞圖（1570—1641） 行草書風之形成與書法應酬》，吳國豪《足下負書名，安能負書乎？—王鐸書法應酬研究》、柳揚《應酬—社會史視角下的清代士人書法》，薛龍春《應酬與表演：關于王鐸書法創(chuàng)作情境的一項研究》，都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了中國書畫中的應酬現(xiàn)象。值得注意的是，柯律格和柳楊的研究引進人類學的禮品理論， 何炎泉和薛龍春的研究注重應酬活動和書法技法、創(chuàng)作情景之間的關系。何炎泉認為，張瑞圖迅捷而又獨特的用筆和書寫量劇增有關。薛龍春則指出，某些應酬場景和當眾表演更能激發(fā)王鐸的創(chuàng)作熱情，寫出精品。這些都說明，“應酬”作為中國書畫中一個普遍而又獨特（相對于西方藝術）的現(xiàn)象，已經(jīng)日益引起關注。不過，目前關于應酬書法的研究還主要集中在明清兩代。出現(xiàn)這一情況有三種可能：一，明清時期的資料相對比較多，個案研究成為可能；二，明清社會的變革使得文人藝術中的應酬現(xiàn)象變多，成為一個更為顯著的文化現(xiàn)象；三，明清之際的人們更愿意在文字敘述中來記錄應酬。不管情況如何， 對宋元乃至更早的應酬現(xiàn)象的觀察，將推進我們對明清時期應酬書法的理解。這就使我們格外期待研究其他朝代的相關成果。

在對應酬書法現(xiàn)象的描述和分析之上，我進一步提出這些問題：如果說中國書法中的許多作品是為應酬而作的話，我們還能不能把這些作品看成書法家的“心畫”？我們還能不能理解他們的創(chuàng)作動機？這些問題又把我們引向對中國書法藝術中修辭現(xiàn)象的關注。在使用“修辭”這一詞時，本篇偏重的是一種說詞的字面意義和事實不相一致的一面。當一件書作的主要文本、作者的題跋、他人的題跋、后世的評論都可能存在著言不由衷的“修辭”或是陳陳相因的“套話”時，我們怎樣才能理解一個作者真實的“創(chuàng)作意圖”？特別是當中國書法和實用書寫常常難以剖離時，所有能夠進入收藏的名人字跡是否都能算是“創(chuàng)作”、這些書寫是否具有“創(chuàng)作意圖”都成為必須先要厘清的問題。自從我提出書法中的“修辭”這一問題后，藝術史界做出的回應并不多，少數(shù)古典文學界的學者予以重視，并討論了文學史上存在的類似問題。若要將這一問題的研究推向深入，實際困難比較大，因為它除了要求我們掌握充分的資料，對研究對象的創(chuàng)作情景、所處時代慣用的語言都相當熟悉外， 還需要努力跳出已有的思維習慣所劃下的條條框框。雖說研究難度大，但這又是把書法史研究推向深入必須跨越的一個障礙。

本書的外篇是這次增補的主要部分。它最早是1999 年3 月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主辦的一個學術討論會的發(fā)言，后來發(fā)表在著名的英文漢學雜志Asia Major 上。這篇文章和《從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論及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雖然在內容上有一些重復，但側重點卻不同。后者著重討論應酬書法和修辭的問題，而這篇文章雖然也涉及應酬書法，理論關懷卻指向文人藝術家文化資本的建立、積累和運用。

在將《日常生活中的書法》一文改為本書的外篇《文化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運用》時，筆者盡量刪去了和下篇重復的部分， 并增加了一些新的論述和最近幾年出現(xiàn)的新資料。從1992 年開始研究傅山，至今已有二十三年。雖說自從2007 年為紀念傅山先生誕生四百周年撰寫過一篇論文后，這八年來我沒有寫過關于傅山的論文。但是，對相關的研究、出版動態(tài)和新發(fā)現(xiàn)的資料， 我一直予以關注。

2003 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傅山的交往和應酬》時，汪世清先生剛在北京去世，我在后記中表達了對他的紀念。當1990年我由政治學轉入藝術史后不久，就在耶魯大學舉辦的八大山人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認識了汪先生，從此在收集資料方面得到他的指導。在處理古代文獻方面，先賢和前輩（特別是乾嘉時期以來的歷代學者）早已發(fā)展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這是中國的藝術史學者應該珍視和繼承的學術傳統(tǒng)。盡最大的努力收集和考訂原始資料，是實實在在地推進我們這個領域走向成熟的最基本要求。正因為如此，2013 年7 月我在接受《南方都市報》的訪談時，專門指出“中國藝術史的研究需要繼承傳統(tǒng)的治學方法”，記者把這句話作為訪談的標題，因為它代表了我對藝術史研究的基本態(tài)度。提出這個問題當然是有針對性， 在我看來，尚有不少國內的藝術史研究者和在海外工作的華人學者，對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但是，在同一篇訪談中， 我還談到了理論建設的重要性，希望中國學者能夠比較和借鑒西方理論，通過深入的個案研究來發(fā)展中國的藝術史理論。本書便是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的一部拋磚引玉之作。

白謙慎教授代表作，藝術社會史經(jīng)典。

（1）面對應酬作品，我們還能不能把它們看成是書法家的“心畫”，理解他們的創(chuàng)作動機？

（2）當一件書法作品中都是言不由衷的“修辭”或陳陳相因的“套話”時，怎樣才能理解作者真實的“創(chuàng)作意圖”？

（3）當書法創(chuàng)作和實用書寫常常難以剖離時，名人字跡能否都算是“創(chuàng)作”？

上 篇：傅山與魏一鰲———清初明遺民與仕清漢族官員關系的個案研究

1654年（順治甲午），明末清初著名學者、書法家傅山（字公它、青主，1607—1684/85）因涉嫌參與組織反清活動被捕入獄。在幾經(jīng)刑訊、身陷囹圄近一年后，終以無罪獲釋。這一事件史稱“朱衣道人案”（因傅山為道士，衣朱衣，戴黃冠）。以往史家在解釋這一歷史事件時，多把傅山的安全獲釋歸結于傅山的友人和弟子的斡旋，以及當時清政府中同情明遺民的漢族官僚如龔鼎孳（1616—1673）等的鼎力相助。近年來，由于收藏在北京清史檔案館的順治朝有關“朱衣道人案”的三個題本的披露，使得人們對這一案件的過程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根據(jù)順治朝刑部的兩個題本記載，傅山在生死關頭，絕口否認參與反清活動，并請當時山西省布政司經(jīng)歷魏一鰲（約1616—1692）為其作證。顯然，魏一鰲這個人物對于傅山的安然獲釋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筆者在研究傅山的生平與藝術時，收集到不少有關傅山與魏一鰲交往的資料，從中發(fā)現(xiàn)，在滿清入主中原最初的那些年中，魏一鰲曾給困境中的傅山及其友人極大的幫助。傅山和以清初儒學大家孫奇逢（1584—1675）為首的河北學者的交往，也是通過魏一鰲建立的，而傅山和這位友人也保持著終生的友誼。由于傅山的生平事跡已有許多學者做過研究，魏一鰲卻鮮為人知，我這里將著重介紹魏一鰲生平，并從他和傅山的交往來觀察傅山在清初的生活和思想狀況及明遺民和仕清漢族官僚的關系。

一、魏一鰲的家世和早年生活

魏一鰲，字蓮陸，別號海翁，由于好飲，自號酒道人。魏一鰲在山西平定州居官時，生活節(jié)儉，“每晨進水菜，惟豆腐、白菜、豆芽三種，嘗自稱三白居士”。又因其在河南夏峰從孫奇逢問學時曾掃雪亭以居，人又稱其雪亭先生。

魏一鰲的祖上本居住在直隸濱州，自七世祖魏得春時，由濱州遷保定。曾祖魏陞時遷新安（即今河北安新縣）。魏一鰲的祖父魏朝官是魏陞第三子，父親魏梁棟為朝官次子，魏一鰲則為梁棟次子。

關于魏一鰲的生年，由于目前《雪亭先生年譜》尚下落不明，而無法確知，僅能根據(jù)已有的材料來進行一些推測。魏一鰲二十歲中秀才，崇禎壬午（1642）成舉人。他與容城李氏三兄弟為友。仲名承光，字愷蕃，崇禎丙子（1636）舉人，生于萬歷庚戌（1610），卒于順治丙子（1646）。魏一鰲與叔季“幼同硯席”，年紀應相近。由此可知，魏一鰲的二十歲必在壬午以前，他出生應在庚戌以后，因此，他的生年當在萬歷辛亥（1611）與天啟壬戌（1622）這十二年中。魏一鰲的老師孫奇逢在所撰的《廣居軒說》一文中說：“魏子蓮陸方強仕之年即以病乞歸，名其讀書之室曰倦飛，取彭澤知還之意，奉母課子而外無他嗜也?！薄皬娛酥辍奔此氖畾q的代稱，魏一鰲是在1657年辭去忻州太守返回保定的，如果那時他已經(jīng)四十歲的話，他應該生于1616年

左右?！　?p/>

魏一鰲“總角時即端方向學，出入愨謹，不知有嬉戲之事。為文冠其儕，塾師甚重之。童子試，太守李公錄取第一，大加稱賞。弱冠游泮，壬午舉于鄉(xiāng)”。鄉(xiāng)試通過后，魏一鰲入京拜謝房師。大宦官王德化差人傳話給魏一鰲，若魏能約同榜舉人往賀，可得重金。但遭到魏一鰲的嚴詞拒絕。次年，參加會試，由于策論中有批評時政的文字而落第：

癸未會試，初場已入。至三場五策，有刑賞一題。是日正值思宗平臺視鞫吳昌時一案，面加夾責。公感激形于冊內云：“平臺非行法之地，天子豈問刑之人?！庇终Z多譏刺中官。試官懼，不敢呈，以此下第。

這些都說明，魏一鰲自年輕時起，就極有正義感。

魏一鰲的祖上以武功顯，父魏梁棟則“生而樸直，不喜讀，而竭力田作”。魏梁棟雖以田作為業(yè)，但與鄉(xiāng)賢、容城著名的理學家孫奇逢為好友，并共結耆逸社以廣交游。由于這層關系，魏一鰲在順治二年乙酉（1645）就成為孫奇逢的入室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