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收篇目系作者從近三十年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文章中選出。曾發(fā)表于《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刊，在學界多有反響，其中有十余篇為《新華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國文學年鑒》《魯迅研究年鑒》轉載。

作者在追求思想獨立、識見新穎的同時，猶不失文體的自覺，漸次形成了一種詩哲交融、智情合致的批評風格，堪稱批評的美文。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國魯迅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孫郁先生特為本書作序，指出：“他的文字精致、典雅、略帶憂郁的調子，纏繞著歷史里的暗影。他就那么悄聲地自言自語著，以舉重若輕的筆觸，翻動著一頁頁沉重如山的歷史……”

張直心，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浙江省教學名師，系終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學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魯迅研究會理事，浙江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著有多部學術著作，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刊發(fā)表論文數百篇。

目錄

凝視的眼光——《晚鐘集》序 孫郁

輯一

“原鄉(xiāng)小說”的裂變與重續(xù)——十七年小說中《南行記續(xù)篇》的意義

從詩化青春到散文人生

讀書與救世——“一師風潮”論衡

結社與建黨

文學性本位與文學史旨趣——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編選取向再省思

《二十世紀中國作家心態(tài)史》批評

歷史•小說•想像——略論董之林的十七年小說研究

政治文化語境中重新言說

當代民族文學研究片論

少數民族新生代詩歌批評之批評

探尋民族審美的或然——當代少數民族小說形式研究斷想

輯二

《狂人日記》：魯迅與托爾斯泰同名小說互闡

論魯迅對《二心集》型批評文體的反撥

擁抱兩極——魯迅與托洛茨基、拉普文藝思想

魯迅小說的現代主義審美取向

《影的告別》影響源一見

《孔雀膽》與《哈姆萊特》

試論戴望舒對法國象征派詩歌的接受

中國現代鄉(xiāng)土小說與俄羅斯、波蘭文學

云南民族文學與外國文學

相映成趣的審美意蘊

輯三

“夢中的女孩”——魯迅《在酒樓上》新讀

最后的守林人——烏熱爾圖小說論

有意味的形式——納張元、畢然小說文體及其思想含蘊探索

民族文本的文學人類學詮釋

“南行”系列小說的詩化解讀

《矮凳橋風情》的文化蘊涵與形式意味

不趨“新潮”的《古船》

鄉(xiāng)土主題與生命主題的變奏

追尋黑豹——《踏著雨季來入訪》序

《比較視野中的魯迅文藝思想》后記

世紀之交“沙龍社會主義者”一瞥

傾斜的天平

入城與還鄉(xiāng)——《廢都》談片

一出“阿Q式的革命”——讀《酸石榴》

一種極富彈性的審美表現機制——讀張辛欣《北京人•中獎》

“香格里拉”夢尋——讀《靈息吹拂》

后記

凝視的眼光

——《晚鐘集》序

孫郁

我在九十年代認識了張直心先生，具體的地點忘記了,好像在魯迅研討會上，他顯得很安靜，很少在顯眼的地方表現自己，自然也并不是所謂風云人物。許多年間，我們見面多多，卻并不深知。但有一次讀到他談魯迅與托洛茨基的文章，如風拂面，感受到超俗的氣韻繚繞其間。他用詩一般的語言，直指一段撲朔迷離的哲學難題，給人全新的感受。此后，便注意到他的文字，精致、典雅、略帶憂郁的調子，纏繞著歷史里的暗影。他就那么悄聲地自言自語著，以舉重若輕的筆觸，翻動著一頁頁沉重如山的歷史。

終于有機會閱讀他的大量文章，驚喜的感覺一直陪伴著整個閱讀過程。沒有學院派艱澀的感覺，平淡的敘述卻是多維的歷史難點的穿行，在綿密的詞語之林，形成了屬于自己的表達方式。他對于浙江、云南的文化沿革頗多感覺，但原點卻在魯迅那里，而對魯迅的描述，沒有學院派的生硬之跡，帶的是自己的生命之旅里形成的問題，構成了與魯迅對話的另一種關系，尋找的是自己的邏輯。魯迅之后的諸多謎一樣的存在，在其筆下慢慢散開，露出動人的一隅。

經歷過風風雨雨的張直心，內心的感受寓平靜于波瀾之中，我自己與他屬于同代人，彼此的經驗有諸多交叉、重復的地方。但他似乎掩飾了己身的創(chuàng)傷記憶，在一種極為冷靜的語序里，展開精神的跋涉。他在歷史的迷津里走來走去，伴隨他的，多是魯迅的影子。而他的學術活動，也與魯迅的主題宿命般交織在一起了。

張直心是典型的江南才子，他的文字是樸實版的美文，但延伸之處卻是暴風雨般的所在。他的人生經驗和審美經驗，集中表現在魯迅的世界，又從中延伸開來，向現代的許多空間散開，形成了以魯迅為核心的批評模式。與那些流行的表達不同的是，張直心在前人的世界里，以細節(jié)推演出重要的主題，因側影而折射一個人的全貌。在不動聲色中，一幅幅歷史的影像飄然而至。

他進入魯迅研究的時候，學界對于魯迅前期思想的研究一直是一個熱點。但難度不及后期，可是很少有人沉潛其間。在我看來，他對于魯迅后期思想與文學的研究，多有突破性的見解。尤其是魯迅與俄國的關系的表達，是超出前人的，有的地方甚至具有相當的內力。

我們這一代的知識結構，含有許多俄蘇的基因。這些外來的存在與中國社會的話語雜糅起來，制約著幾代人的思維和價值選擇。而這里就有幾分魯迅的投影。如何看待這些投影，是一個自我反問的過程，也是重新認識歷史的過程。這里糾纏著徹骨的痛感和審父的焦慮。而面對魯迅，我們不能揮去的恰是這樣的焦慮。張直心面臨的挑戰(zhàn)可想而知。

現代以來的革命，使中國知識分子的話語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文

學批評家的表達模式與先前有了根本的不同。這與蘇聯(lián)模式的引進關系很大，其負面作用在后來的批評中日益表現出來。魯迅是置身于這樣的漩渦里的人，一方面黑暗感的無所不在，另一方面是借用政治話語對黑暗的抗拒。他在革命的話語之中，卻還殘留著革命話語之外的聲音。張直心注意到魯迅后期的筆法的變化，發(fā)現了一些矛盾的、難能解析的存在?！墩擊斞笇?二心集>型批評文體的反撥》是讓人重新反省魯迅文體的矛盾性的變化的佳作，這對理解魯迅的審美與政治的緊張關系，提供了他人所沒有的論證視角。

當魯迅燃燒在蘇俄藝術作品的空間時，顯然的是，他的世界觀與表達都有了變化。張直心敏銳地發(fā)現，魯迅在《二心集》里的文體，較之先前有了一絲變化。一是論述方法的理論化，確定性、鮮明性消解了前期的撲朔迷離的詞語邏輯，“批評風格由懷疑轉為確信，由彷徨轉為堅定，由擁抱兩極轉為執(zhí)守一端等一系列耐人尋味的衍變”。這樣的結果，導致了魯迅論述問題時的簡單化傾向。我們的作者這樣寫道：“《二心集》型話語形式或許不失為強化文學的階級功能的剛性武器；但作為多元渾涵的文學思想、文學批評的載體而言，顯然缺乏必要的彈性?！睆堉毙膶︳斞傅呐u謹小慎微，不太理直氣壯。他沒有像王曉明那樣直接批評魯迅的退步，而是認真考慮內在的原因。不過，他的思考較之王曉明可能更為合理，因為在魯迅的變化中，他看到了其間不變的東西。他以為王曉明片面強調了魯迅的虛無，卻沒有發(fā)現“對虛無的殊死抵抗”。在左轉的時候，俄國的因素雖然多了，但是卻依然保留了尼采式的思維，精神里有一種與前期的基因呼應的地方。而魯迅后來的思想能夠克服俄蘇理論的八股化傾向，與他的尼采式的知識結構關系甚大。

以往的研究中，人們強調魯迅對舊我的揚棄，似乎一個新我完全覆蓋了過去的影子。但是《且介亭雜文》卻奇妙地回歸到早期《墳》的文字里，隱曲悠遠的意緒又被召喚出來。文章的內蘊幾乎沒有瞿秋白式的因素，我們在此又一次見到迷茫中的那種感覺。張直心其實欣賞這樣的感覺，他暗自為那些老到、深切的文字高興，覺得魯迅之為魯迅，恰是保留了一種非本質主義的猶疑、拷問、追索的個性。而那些確切性的話語，很快就在復雜的語境里被一種多維的感知融化了。

在階級斗爭異常激烈、人際關系頗為緊張的時候，魯迅的精神被俄蘇的理論多次沖洗過，但依然保持了底色。那么多的理論翻譯，以及多種新的參照，一度影響了他的寫作，但他本然的存在卻沒有消失。張直心要論證的是，魯迅的內心存在著尼采式的血性與自己所欣賞的蘇式體系框架的沖突。他嘆道：

我們可以以“詩性”一詞界定魯迅晚年文藝思想、文學批評的語言特征。需要強調的是，“詩性”在此絕不等同于用美文的辭藻掩飾思想的貧乏，更有別于出自“政治留聲機”中的革命浪漫諦克式的抒情、煽情。它既是魯迅晚年那頗具張力的人本主義眷注與科學主義思考的詩美延伸；又可視作他對《二心集》型批評文體確定、明快特征的語言反撥。

無疑的，這是我們的研究者的重要發(fā)現。他在對象世界看到了用一種模塊化的語言所不能覆蓋的復雜的精神存在。魯迅逝世后，關于他的描述，其實是出現了問題的，人們總用一種確切化的公式衡量這位遠去的人，以流行的方式窺測那些歷史的斑斑痕跡。歷史被言說的時候，是有遺漏之處的，張直心要做的是一種還原的工作，希望在凝視里打撈隱去的形影。這是許多魯迅研究者忽略的所在。

每一個時期的魯迅研究所以不同，可能與流行的思想淹沒了寫作者的個性有關，而抵抗這種淹沒的人，不幸陷入兩難的境地。他們?yōu)榱藦娬{魯迅的這一點，而遺忘了另一點。或者故意弱化相關的題旨。而張直心覺得，這可能會影響我們對研究對象的判斷。所以，他的工作是，撇開洋溢在周圍的聲音，以靜觀的方式進入歷史，在各種文獻里小心翼翼地清理先入為主的觀念，直抵現場。比如，在自由主義思想流行的時候，人們對魯迅與極左的理論的關系常常閉口不談，重點透視的是其自由觀。那么如何理解其譯介俄蘇文學理論的一些問題呢？他周圍的左派幼稚氣息是否影響了他的思維？張直心得出的結論與常人不同。而這，集中體現在他對托洛茨基與“拉普”的思考上。

關于托洛茨基，是理解魯迅時不能不注意的人物，然而說清楚了并不容易。日本的長堀祐造有專門的論述，可以作為一種參照。討論這位俄國理論家的中國影響力，離不開魯迅和陳獨秀。而“拉普”在中國的負面影響，也多少波及到了魯迅，這是必須正視的話題。問題在于，先前是尼采的喜好者的魯迅，在擺脫虛無主義的時候，蘇聯(lián)左傾的思想是否起到一種作用？那些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東西，對魯迅的思想矯正沒有一點作用嗎？

張直心有價值的研究就是從這里開始的。他發(fā)現，魯迅在面對俄國文學理論的時候，不是停留在信仰上，而是一種討論問題的開始。就是說，無論托洛茨基還是“拉普”，都是革命理論的一種探求，都在過程里?！懊鎸χK俄文藝論戰(zhàn)中的各方，魯迅并沒有在二元對立中做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勉為其難地試圖使這兩種互不相容的觀點互促互補，通過這兩個‘深刻的片面’，趨近于對無產階級文學的完整把握。”

這樣，我們的論者就從對托洛茨基的判斷和對“拉普”的判斷，回到對魯迅思想的判斷上。張直心發(fā)現，魯迅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拉普”的思想，有不同的側重面，其個體生命的獨異性，與一般尋常的文學青年不同，有著免疫功能和自我調整的內力：

魯迅移花接木——將托洛茨基局部理論的鮮活，嫁接到“拉普”無產階級文學觀的枯枝上，更用自己含情帶血的體驗，滋潤著口號中主觀意念先在的僵硬，竭力使無產階級文學之樹扎根于審美深層，由灰色變得郁郁蔥蔥。

這是對魯迅與俄羅斯文學的一種獨特的把握。我們過去很少見到如此中正、切合的描述。這既不是周揚式的，也不是馮雪峰式的，他吸收了支克堅等人的思想，在自己的體味里，把握了歷史的模糊地帶的紋路。這種思維，其實也是魯迅式的，不是非此即彼的教條的演繹，而是經由自己的咀嚼和分析的一種思想領悟。魯迅研究的成熟，有待于類似成果的多樣的出現。

給張直心帶來論述的內力的，不是當下流行的理論，也非外來的其他思想。他的研究基于文本的閱讀，還有藝術的感知力。從魯迅的感知角度和翻譯實踐，我們的研究者發(fā)現了魯迅在審美上的寬廣的視野，在人們過度強調現實主義的時候，魯迅依然保留了對現代主義的嗜好。而且在譯介和研究俄蘇文學的時候，他特別注意到其間現代主義的元素。《魯迅小說的現代主義審美取向》從美學的角度，打開認知作家的大門，他在《補天》《理水》先覺者與庸眾的構圖中，在“中國的脊梁”那里發(fā)現了超人的影子。一切都那么復雜，許多存在都在一種多致的角度里呈現。在藝術的選擇里看一個人的精神圖景，可能更逼進本質之所。與那些沉醉于各種理論的人的文字比，我們的作者顯得自如、純然，與魯迅親近者，大都以本色為之。在這種本色與本色的對視里，世界的隱秘還會躲起來么？

我感動于這樣的研究方法，它帶著生命的熱量匯聚于歷史的景深里。章太炎致吳檢齋的信談到治清代學術之法時說：“事雖繁嘖，必尋其源，然后有會歸也；理雖幽眇，必證諸實，然后無遁辭也?！贝嗽捰糜趯ξ逅囊越档奈膶W家的研究，亦為中正之論。魯迅研究的最大問題，是文本梳理與知識結構梳理不夠，從外在的流行思想窺見存在，必定流于淺表之說。以魯迅與俄蘇文化的關系論，用瞿秋白的模式言之則偏，據周揚之眼繪之則淺。今人從自由主義理論大加嘲諷亦不得其要，而新左派簡單化的表述卻繆之甚遠。知魯迅者誰？我們探討此問，其實也有對自己的內省。

許多研究魯迅的人，其實興趣在更深的世界里，借著魯迅的遺產而瞭望世界，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錢理群的寫作，帶有這類意味，但百變不離其宗，有一個延續(xù)不斷的話題纏繞著自己。我閱讀張直心的著作，深覺治學的樂趣所在。他把研究魯迅的心得，也推及到別的話題之中。比如對“一師風潮”的解析，對陳望道、施存統(tǒng)在結社與建黨中的復雜體驗，多意味深藏之處。這些很少有人關注的話題隱含著諸多難言的人生感慨。這是他的研究選題的大的一面。另一方面，張直心還安于細小的審美思考，內心深處也存有唯美的因素。比如他對汪曾祺的欣賞，對賈平凹、張煒、烏熱爾圖的關注，都有自己的獨立視角。而他對艾蕪新中國初期的寫作的勾勒，綿密之處，透出無限的情思。似乎是對十七年文學的一種另類注解。

一個在書齋里生活的人，并非都是枯燥的自言自語。假如他熱愛生活，有濟世的沖動，那么文字間的精神意象，則有著暖人的氣流。我們看章太炎、嚴復的書，讀胡適、馬一浮的文字，都會有不小的體會。較之五四前后的許多文人、學者，魯迅可能更具有人生哲學的意味。他不是象牙塔里的存在，但卻豐富了象牙塔里的的精神，擁有一個靜穆得偉大的形而上的價值。帶著生命熱量的學院派的研究并非脫離世界的封閉之語，我們看那些安靜的學人的沉思，恰是人間所缺失的一種存在，它可以輻射到遙遠的地方，療救思想枯萎的人們。而今天能夠輻射到人間的真學問，可找到的并不很多。

2015年12月1日

1. 著名學者、文學批評家孫郁作序。孫郁先生盛贊張直心的文字“是樸實版的美文，但延伸之處卻是暴風雨般的所在?！?p/>

2. 作者是杭師大人文學院院長，知名魯迅研究學者。對于魯迅研究頗具創(chuàng)見， “在我看來，他對于魯迅后期思想與文學的研究，多有突破性的見解?！?

3. 本書所輯大都發(fā)表于《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學術界有影響的刊物，此書是作者典型的個人作品集，相信出版后，學界及媒體亦會多有反響。

張直心是典型的江南才子，他的文字是樸實版的美文，但延伸之處卻是暴風雨般的所在。他的人生經驗和審美經驗，集中表現在魯迅的世界，又從中延伸開來，向現代的許多空間散開，形成了以魯迅為核心的批評模式。與那些流行的表達不同的是，張直心在前人的世界里，以細節(jié)推演出重要的主題，因側影而折射一個人的全貌。在不動聲色中，一幅幅歷史的影像飄然而至。

他進入魯迅研究的時候，學界對于魯迅前期思想的研究一直是一個熱點。但難度不及后期，可是很少有人沉潛其間。在我看來，他對于魯迅后期思想與文學的研究，多有突破性的見解。尤其是魯迅與俄國的關系的表達，是超出前人的，有的地方甚至具有相當的內力。

——孫 郁

從詩化青春到散文人生

一、“火氣”與“清氣”的消長

在著手明清之際士人研究時，趙園特引王夫之所謂“戾氣”一詞為題，用以概括明代尤其是明末社會的別一種時代氛圍。值得注意的是，王氏所謂“戾氣”，不止由統(tǒng)治者的暴虐，“也由‘爭’之不已的士民所造成” 。恰是對后者的批評向度，尤為可貴地蘊含了王夫之乃至識者趙園獨具的士文化反省意識。

借重上述士文化反思，筆者擬以“火氣”一詞，指稱民國初期、尤其是“五四”以降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士人中充斥的某種激進情緒。此類“火氣”誠然是彼時具體歷史情景下的正當產物，滿溢著青春期的銳氣與激情；但也毋庸避諱，一定意義上，與“戾氣”之成因相似，在與舊傳統(tǒng)、舊文學相爭相激之際，難免產生一些矯枉過正的負面癥候。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fā)。而不無象征性地點燃這場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火焰的，恰是后浙一師時期的重要領袖人物，與一師師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執(zhí)掌春暉中學、創(chuàng)辦立達學園的同道匡互生。史稱時為北高師學生的他率先打破鐵窗，沖入趙家樓2號曹汝霖的住宅，與衛(wèi)兵格斗；他還取出火柴，將臥室的帳子拉下，放起火來…… 趙家樓的火焰，就此成為“五四”激進精神以及士人“火氣”的鮮明表征。

與匡互生的一度俠烈火暴性格相類，浙一師校長經亨頤身上也充滿了某種峻急躁進之氣。少時他曾通電反對慈禧廢光緒帝，遂遭通緝而亡命天涯；1927年南昌起義發(fā)動，身為國民黨左派的他赫然名列領導起義的以周恩來、張國燾、葉挺、李立三、賀龍、惲代英、林伯渠、彭湃、蘇兆征等共產黨員為主體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冊中；1930年又因參加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銳意反蔣，旋被“永遠開除黨籍”。

如果說，其左翼政治傾向猶值得稱道；那么，那過于激進的文化立場卻不得不引人反思：1928年，身為國民政府委員的他提出了廢除故宮，“分別拍賣或移置院內一切物品”之議案 。 理由是“在中文里‘故’字有懷念的意味，這‘故宮’二字大有禾黍離離之感”，唯恐遺民藉此寄托對舊王朝興滅更替的哀思。這一偏激主張與姿態(tài)同樣不乏象征性。某種意義上，“故宮”遠不止是封建帝制的載體；而適可視為閎約深美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構架的隱喻。

其主持一師教育革新，最引人矚目的應屬倡導“學生自治”與推行白話文這兩項舉措。試行“學生自治”，本意在于易“他律”為“自律”，然而“五四”一役之后，一師學生自治的權力日漸擴張，例如學生自治會代表得以出席校務會議，參予決策；甚至組織學生法庭，自行審理學生之間的積憤與思想紛爭。至于推行白話文，蔡元培針對時人指責北京大學“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之說，曾辯及彼時北大預科國文教材“所據為課本者，曰模范文、曰學術文，皆古文也”；而作為培養(yǎng)師資的一師，國文講授卻一度“舊的一概否定”，盡“改文言為白話”，國文“四大金剛”之一的劉大白還因章士釗持“文言雅潔說”而爆粗口，指斥“章大蟲底放屁邏輯” ，直到姜伯韓主校，方易為“教員視學生程度，得酌授文言”。

經亨頤倡導“與時俱進”方針，堪稱時代先鋒；但其唯恐難償歷史進程之時差，每每棄“漸進”而代之以“急進”、“猛進”（沈玄廬好用之詞）步伐，則難免過猶不及。

與經氏信奉唯“新”是趨的“時間神話”觀念相類，俞平伯也曾刻意“舍舊謀新”?！拔逅摹边\動那年，他在《新潮》雜志發(fā)表《打破中國神怪思想之一種主張》一文，力主“嚴禁陰歷——禁止陰陽合璧的歷書”一事刻不容緩。因為，如此“便不會有干支，不會有干支的陰陽五行；不啻把妖魔鬼怪的窠巢，一律打破。什么吉日哪，良辰哪，五禁哪，六忌哪，燒香哪，祭神哪，種種荒謬的事情，不禁自禁，不絕自絕。”年方十九的他未免行事過于焦躁激切，每每尋求所謂“最簡截最痛快的辦法” 。這未嘗不是“火氣”旺盛的“五四”同人共有的傾向。即便一師前輩魯迅，也一度相信“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 ，更遑論學生輩中以一紙《非孝》檄文驚世駭俗、一度迷信“改造社會要用急進的激烈的方法”的施存統(tǒng) ，以及“風潮”平息多年猶火氣未消，不惜背欺師滅祖之名，撰小說《校役老劉》以宣泄自己對母校一師怨憤之情的魏金枝。

曾幾何時，以“一師風潮”為界標，前后一師士人風氣漸變。緣于“五四”灰飛煙滅、“風潮”波瀾不驚后，師生集體性的痛定“思痛”；緣于新進教師朱自清、葉圣陶畢竟天性平正和易，最終乃以和風細雨式的調適滋潤，改變了“那時一師脫略的風氣” ；也緣于豐子愷及其老師李叔同靜對萬象萬事、躁忿全消修養(yǎng)的感染；緣于浙一師——春暉中學——立達學園這一路輾轉、時過境遷后的柳暗花明。

后一師文人重新框定了其生活空間、工作空間以及審美空間，由前一師時期的慣于振臂廣場、操場、議會等宏大領域，衍變?yōu)闂怼昂稀保ㄎ骱遵R湖）、“平屋”、鄉(xiāng)村、書園等日常場景。天人互動，后者賜予了他們“美”、“自由”、“真誠”、“閑適”的境界與除盡火氣見清氣的氛圍。

與“火氣”適成對照的“清氣”一詞，典出1924年經老友夏丏尊介紹、加盟上虞春暉中學的朱光潛。他稱：到白馬湖后，結識了后來對其影響頗深的匡互生、朱自清與豐子愷幾位好友，“那一批浙江朋友們都有一股清氣，即日常生活也別有一般趣味，卻不像普通文人風雅相高。子愷于‘清’字之外又加上一個‘和’字?！?

如果說，“火氣”喻示著某種激進主義的情緒；那么“清氣”則意味著一種漸進主義、或謂“日常生活的中和主義”精神氣質的升華。身逢世變，此種火氣漸消、回歸本性的趨勢便因此具有了歷史的多維向度。其內蘊包括束己自愛，篤厚誠信，平和坦夷，寧靜致遠。顯然不僅指涉政治姿態(tài)，亦關乎人生哲學、審美境界的追求。

在那一味激揚“火氣”的時代，批評家曾據此針貶朱自清等的“清氣”：“他是反抗黑喑和一切舊的不合理現象的，然而缺少在我們時代所不可少的所謂偉大的憎；他是向往和贊美青春的，但在他的作品上和性格上，革命的青春的烈火就似乎被壓著而沒有旺盛地燃燒。” 更有新中國文學史著述將此看似低調的沉潛、退守，誤判為“消極”、“落后”。

相形之下，還是同時代人對其所具“清氣”更含同情的了解。朱光潛、沈雁冰等分別指出了“清氣”的維度及張力：朱自清“柔而不弱”、本性“不屈不撓”；葉圣陶“待人接物，謙和平易，質樸無華，看來很有些溫柔敦厚氣，但外柔內剛，方正鯁直，眼里容不得沙子” ；人“常用‘清’、‘和’兩個字來概括子愷的人品，但是他胸有城府，‘和而不流’” ；“他們的政治觀點，前進而不激進，沉實穩(wěn)健而非鋒芒畢露，不滿現狀又尚未構成尖銳的對立。對侍事業(yè)與工作，一律認真負責” ……顯然，此種退而守成、和而不流的風神，恰可移作對彼時仍一味亟亟于功利、好剛使氣、峻急躁進的時風的適度反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