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與我雖是一度無緣,我對書則自小到大,始終是未免有情,而這‘未免有情’,在我看來卻是最大的緣分?!?p/>
本書為余斌個人隨筆集一種,在一個被電子屏充滿的小時代,余斌卻將他和書的緣分,與書有關(guān)的趣聞、隨想娓娓道來,自有一種特別趣味。
余斌,六〇后,南京人,現(xiàn)供職于南京大學(xué)文學(xué)院。著有《張愛玲傳》《事跡與心跡》《字里行間》《提前懷舊》等。
第一輯 底事有緣
我與書的緣分
發(fā)蒙
殘書
閑書
正襟危坐讀《金瓶》
我為書狂
第二輯 樂在其中
書累
一筆糊涂賬
借書與借錢
枕上
開個店如何
包書時節(jié)
披沙揀金
給《譯林》當(dāng)槍手
訪老先生不遇
筆名故事 第三輯 書里書外
書約黃昏
“大”趨勢
勵志
活兒
日記•紅色
應(yīng)酬詩
細(xì)節(jié)的凝視
報上的故事
這禁書不是那禁書
對臺戲•拉郎配
快樂書單
crowd與mob
熟悉,而又陌生
讀完的與未讀完的
我的“紅”與“黑”
魯迅的書賬
游戲筆墨
林沖的長相
林沖與扈三娘
以己度人
題贈(代后記)
這是一本談書的書,更確切的,是講和書的緣分與“交往”。從“文革”到新時期,開啟一段關(guān)于書的記憶。
我與書的緣分
我與書,書與我之間,究竟算是有緣無緣,真也說不清楚?!熬墶敝蛔?,透著幾分玄妙,必要“因”、“緣”湊泊,方可成其好事。對于一些鐵桿的愛書人而言,這可以看作兩下里的一種宿命關(guān)系吧?但這屬于奇緣,就我與書而言,未免言重。
若說有緣,則很長一段時間里,周圍的環(huán)境分明是在證明我與書的無緣。首先是“命”不好,命好就當(dāng)生在書香門第,呱呱墜地時已是書香繚繞。祖上耕者盡有,讀者卻無,耕讀之家也沾不上邊。父親干革命出離家鄉(xiāng),到他那一輩為止,也許是家族中擁有書籍最多的人,以量計算,大概幾十本是有的。都是“講政治”一類,馬恩列斯毛,聯(lián)共布黨史,外加一大堆文件匯編,全是上面發(fā)的。多少年后讀《共產(chǎn)黨宣言》,那氣勢,真有沛然莫之能御之慨,不言其他,文章是好文章。但彼時看不懂,即或看得懂,用來耳提面命,也就無趣。我懷疑父親頭次自己買書,還是為我花的錢,至少此前他不大可能一次性花那么多錢在書上。是有次從北京開會回來,送我的禮物是一套浩然的《艷陽天》。算來這是我第一次擁有屬于自己的書,自然印象深刻,到現(xiàn)在書價都還記得,五本加一起是五元一角。這大概是一九七〇年的事,我剛十歲,書即使沒看完也看了大半,其中的路線斗爭,自然看不出端倪,只記得蕭長春、焦淑紅談戀愛,此外兩個中農(nóng),一個叫“馬大炮”,一個叫“彎彎繞”。我不知道父親為何買下這書送我,也許新華書店里就沒幾本書,也許他只是揀厚的挑,以示重賞。何事而能得此重賞已經(jīng)忘記,而以書為禮,若非我的索要,便是父親見我喜讀書而投其所好。
關(guān)于書,還有若干“第一次”可以證明我的緣淺。比如,我讀的第一部小說,也是第一部大部頭書,乃是《歐陽海之歌》。此前所讀,都是故事或通訊報道一類,《闖王李自成》、《戰(zhàn)斗的越南南方》,等等。也讀“毛選”,最感興趣的是第四卷后面的注釋,里面有關(guān)于三大戰(zhàn)役敵方傷亡人數(shù)的統(tǒng)計,淮海戰(zhàn)役最“輝煌”,斃敵、傷敵、俘敵五十五萬,我亦因這數(shù)字最為興奮。于此可見彼時讀書的胃口(與書何干?),一如看電影,情之所鐘,唯在所謂“戰(zhàn)斗故事片”,如果不是男童尚武天性,便是受“斗爭”氛圍的影響。如此愛“熱鬧”,像《歐陽海之歌》這樣的書居然讀完,而且難以置信的是,至少讀過三遍以上。唯一的原因,是當(dāng)時實在無書可讀。
我自己在新華書店買的第一本書是《沸騰的群山》,作者為誰已經(jīng)忘卻,書名一定是對的。價錢是一元左右,當(dāng)時不算小數(shù),就我當(dāng)時絕少零花錢的“經(jīng)濟(jì)狀況”,解囊時委實需要幾分“慷慨”的豪氣。偌大書店,取此而不取彼應(yīng)有理由,但可以不問,因為書店里文學(xué)一類的書大都看過,包括買的這一本,揀這本下手,純是因為買書的行為本身。而比起《牛田洋》、《征途》、《虹南作戰(zhàn)史》、《較量》之類,《沸騰的群山》更看得下去。此書不知何時被處理了,大約后來對其“書”的資格有所懷疑,置于架上亦臉上無光。于今想來多少有些后悔:如同曾經(jīng)擁有的《學(xué)習(xí)與批判》、《朝霞》等雜志一樣,留下來也算是“文物”了—除本義之外,也可解作“文革之物”。
家無藏書又買不到書,要讀書,似乎只有借。圖書館是借不到什么書的,印象中很長一段時間里,就沒見圖書館開過門,中學(xué)的圖書館、公共圖書館都是如此。后來開放了,也沒什么書可借?!拔母铩焙笃?,書的禁區(qū)稍稍松動,有些“文革”前的書又外借了,我拿了父親的借書證隔三岔五往南京圖書館跑,《雁飛塞北》、《邊疆曉歌》、《軍隊的女兒》、《野火春風(fēng)斗古城》,等等,看了一大堆。不知道圖書館根據(jù)何種標(biāo)準(zhǔn)決定哪些書可讓讀者閱讀,也想不起自己是如何選擇,也許大體上是看書的厚薄吧,那是饕餮式吞書的年紀(jì),幾冊薄書借回去,不幾天就看無可看。我只記得每次借書時的忐忑,若是借書處的人因人證不符拒而不借,我就有斷炊之虞。
當(dāng)然這么說有點(diǎn)夸張,我借書其實還有別的來源。我向所有具有可能性的同學(xué)借書,他們并非書的主人,所以我其實是在慫恿他們將父母、哥哥姐姐的書取出或盜出。向人借書,也得有點(diǎn)資本,手上有貨,才可互通有無?!镀G陽天》一度是唯一的資本,此外可喜的是,上世紀(jì)七十年代初重印的幾部古典小說名著,內(nèi)部可以買到,父親未放棄此項特權(quán),我于是得以用這幾部書作籌碼換書看,這些書在當(dāng)時可算“奇貨”,以之生“利”,“暴利”何止于十倍?但比之于我的胃口,以書易書的資本還是少了些,只好輔之以借雞生蛋之法,比如甲借一書于我,許以三天期限,我一天看完,便拿去與乙做交易,令其兩日歸還,得乙書快速看完后沒準(zhǔn)又拿去與丙做交易。如此買空賣空,委實讀了不少書,只是借來借去,環(huán)環(huán)相扣,也時有失去控制的危險,不止一次,時限已到,書仍是“君問歸期未有期”,結(jié)果往往是短期的翻臉。
借來的書五花八門,從《赤腳醫(yī)生手冊》到《安娜•卡列尼娜》,從揚(yáng)州評話《武松》到石印本的《濟(jì)公傳》,從《文藝復(fù)興至十九世紀(jì)資產(chǎn)階級人道主義人性論言論選》到手抄本《一把銅尺》。清楚記得借到的第一本書是“文革”前的中學(xué)語文課本,我是不愿將教材視為書的,但那課本實在比我們用的以語錄、大批評、小評論為主打內(nèi)容的課本有趣得多,所以居然也如獲寶物,讀得津津有味。
不僅內(nèi)容,我借得的書,形貌上也是千奇百怪。在此愛書人樂道的所謂“品相”,休要提起,因為這些書中,稱得上全須全尾的就不多,只可叫作殘書—不是“冷攤負(fù)手對殘書”的“殘書”,是真正的殘書:或有頭無尾,或有尾無頭,或者干脆無頭無尾。有一部俄國小說我特別喜歡,大段大段摘錄了許多,但書開始的二十多頁不翼而飛,結(jié)尾缺了多少頁不知道,反正是未了,我竟一直不知道讀的是何書,直到十多年后一次在資料室隨意翻書,翻到岡察洛夫《平凡的故事》,覺得似曾相識,這才驀然回首,終于能夠?qū)μ柸胱6碛袔妆灸菚r讀過的殘書,至今還是不知其名,恐怕也將永遠(yuǎn)是無頭案了。
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我青少年時代的讀書經(jīng)歷,實可作為書荒年代的證據(jù)。奇的是每說到書,最易記起的就是這些,也許憶苦思甜是每個人都容易產(chǎn)生的沖動吧?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頭未能遍讀好書,記憶的空間被許多不相干的書或只可謂之印刷品的書占去不少,實在是一大憾事。但要說書與我整個無緣,倒也不確,即使在“文革”年頭,鉆頭覓縫,掐頭去尾,我也還讀過一些堪稱好書的書,此其一;其二,二十歲上下,“文革”總算過去,讀書朝無禁區(qū)的方向發(fā)展,昔之所失,有了惡補(bǔ)的機(jī)會。最要緊者,書與我雖是一度無緣,我對書則自小到大,始終是未免有情,而這“未免有情”,在我看來卻是最大的緣分。
見異思遷,移情別戀的時候是有的。比如一度陶醉于古典音樂,到處搜尋磁帶,每日花在倒帶上的時間,端在讀書之上;一度瘋狂看碟,進(jìn)出音像店的次數(shù),絕對超過逛書攤書店;每到世界杯之時,則又心神不屬,即得好書也要束之高閣。然而以上種種,好比一晌貪歡,世界杯之類是數(shù)年一次的高燒,搜帶尋碟亦是某個階段的瘋狂,終不似對書的興趣一以貫之,來得持久。以杯中物作比,其他愛好如喝酒,喜讀書則如飲茶,喝酒是一時之醉,飲茶是每日之需。以男女關(guān)系作比,則其他愛好如偷情,任他高潮迭起,亦只是干柴烈火,須臾而盡,喜讀書則如老夫老妻,足以白頭偕老。何況飲茶亦自有另一番陶醉,老夫老妻亦未必就沒有狂喜。
談書即抬舉書而貶低其他,對我的其他愛好,未免有些不公。不過平心而論,這也并非對書的客套。猶記年輕時喜做各種測驗,有次三五人閑聊,便有命題,問若置身荒島而限帶三本書,如何取舍?如何回答已忘卻,過后倒超出范圍想了一想(何必一定是書?)。想來想去,必需品之外,最是不能離棄的,還是書。其實還有更具預(yù)言色彩的測試:舊時有抓周一說,小兒若在諸般物事中單挑了書伸出手去,那就是命中注定,與書有緣。但小時父母都在忙工作,而且是革命工作,這等迷信活動,怕是根本未曾想起,由此我也就失去了關(guān)于該問題最簡明的驗證機(jī)會。當(dāng)然喜讀書與否雖無干一生休咎,以嬰孩無意識舉動一舉而定,也還是近于兒戲,而且為父母的心中所想,恐怕不在書之本身,而在讀書帶來的功名富貴,不信問問一心盼著小兒直取書本的父母,可是希望小兒日后成個書蟲?望子成龍者口中所謂“讀書種子”,與書蟲絕對是兩碼事。
認(rèn)定書中自有千鐘粟、顏如玉且確乎“求仁得仁”者,我們不能說他不讀書,范進(jìn)等輩,做夢都想中舉,頭懸梁錐刺骨,讀書勁頭不可謂不大,但所讀之物我們未必認(rèn)它是書,其人我們也不愿稱他是與書有緣之人。以此標(biāo)準(zhǔn),抓周其實往往導(dǎo)致誤判,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賈寶玉,這位哥兒伸手便去抓脂粉,后來果然也滿腦子姐姐妹妹,可看看他讀《西廂》一類無用之書的勁頭,我們豈能說他就與書無緣?圣人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迸c書結(jié)緣者,當(dāng)作如是觀。
照孔夫子說法,“好之”、“樂之”都是較“知之”更高的境界,也就更難企及。我則固執(zhí)地以為“好之”、“樂之”是較低的門檻,“知之”難乎其難。蓋因我將“好之”、“樂之”解作一種情感態(tài)度或是狀態(tài),對書未免有情,也就可以入我門來一笑逢。不拘有用之書或無用之書,要說“知之”,則吾豈敢?然而不求甚解,任他糊涂,自謂“好之”也還勉強(qiáng)當(dāng)?shù)闷稹?p/>
所以有時我也疑疑惑惑地想,自家恐怕也還算得上是個與書有緣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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