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做教授，還是做生意
近半個多世紀來的中國，金錢與人的關系幾乎是走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金錢是人的人上之人，命中之命，人追求的唯一目標就是金錢。為了錢，可以生死相博，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人與錢的這種極端關系，必定是悲劇性的結局、地獄式的結局。當今的中國就是在這個極端線上浮沉著的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是90年代的中國開放以后的狀態(tài)。90年代開放以前的中國，金錢與人的關系，又是一種極端。那個時候金錢與人的關系，簡單到就是一張薄薄的工資單的關系。每個人有了這張工資單，基本上可以沒有饑饉之虞，但也不會有什么享受之樂。由此人對于金錢是一種非常隔膜、遙遠的關系。因為這張工資單只是記錄了人工作期限的長短和工作職位的高低，它與人的真正能力、知識或者是對事業(yè)的熱心，是壓根沒有關系的。你無需為了使得你的工資單上的數(shù)字多一點而去花多大的力量，那是無用功。在這種金錢與人的關系中，金錢對人構成不了任何刺激，更不會引起人的激情。這種金錢與人的關系應該說也是一種變態(tài)的、悲劇性的關系。
回想往事往生，我的前一半的生活就在第二個極端線上生活，后一半生活是在第一個極端線上生活。我僅有的人生就在這兩個極端線上經營茍且，實在讓人唏噓不已。
我大學畢業(yè)，拿的是48.5元的工資，第二年轉正拿的是58元錢一個月的工資。雖然這個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因為我是反革命集團的嫌疑犯，所以被批、被斗，但非常幸運的是沒有減我的工資。因為有了這么一筆收入，我每個月除了贍養(yǎng)父母，幫助弟妹以外，基本上一個人的生活還是無憂的。后來到了自貢這個山溝溝里勞動，看我是個瘦弱的知識分子樣子，所以也沒有安排我到車間里面去干那種重體力活，只是做那些文書式的記賬、跑腿的事。這個時候的我已經是挈婦將雛了，但是這份工資還是勉強夠用的。當時的物質生活可以用兩句話來形容：溫飽是可以的，享樂是沒有的。
我當時經常要跑工廠最遠的倉庫去查點庫存。我所在的工廠是以毛澤東當時要與蘇聯(lián)打仗的戰(zhàn)略思想建造的，所以全部建造在遠離蘇聯(lián)遠程導彈射程的山溝溝里。每個車間都挨著山谷、山溝，車間與車間之間都非常之遠。工廠大到運輸都要用鐵路線才能完成。我要跑最遠的倉庫，出發(fā)前常常在食堂買三個每個二兩重的白饅頭。到達倉庫是要翻兩座山的。于是一邊啃著白饅頭，一邊跋涉著翻這兩座山頭。到了倉庫，盤點完庫務的時候，必定是饑腸轆轆，渾身無力。回來的路是老路，仍然要翻兩個山頭。雙腿像灌了鉛一樣地沉重，但遙想家里還是有熱飯、熱菜等著的，心情又是憧憬了。
在這種平庸的生活中，也時不時有些激情的事情發(fā)生。譬如，一個市里喜歡詩歌的朋友會拎著一瓶好酒上門來看我。作為主人，在家里搜索一切可以佐酒的食品。搜索了幾遍，只是在碗櫥的角落里找到一個雞腳，還不知道是哪個時候剩下的。朋友就欣欣然地說：“就這個雞腳吃酒吧?！庇谑蔷偷钩鲆坏u油，雞腳蘸著醬油，我舔一口，喝一口酒，朋友也接過雞腳蘸著醬油，舔一口，喝一口白酒。雞腳是只能舔不能啃的，因為一啃就什么都沒有了。舔的是醬油味，還是雞腳味，誰也顧不上了。總之是滋味無窮，談資甚多。要不了多久，一瓶白酒就喝完了。這種苦中作樂的生活在當時人的意識中絕對是幸福的事。
像我們這種所謂知識分子，在物質之外總是需要一點精神的。70年代，在這個山溝溝里，能夠給我?guī)砭裣硎艿臒o外乎就是兩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我還是有書讀的。這在當時是件匪夷所思的事。這些書都是我從上海遷來的時候偷偷用厚厚的紙板箱裝來的。我從上海運到自貢的東西里面真正實用的就是兩樣：一是兩個條凳、兩塊鋪板形成的床。還有就是對我金子般寶貴的十幾箱書。當然幸運的是我還有十幾箱的書。這些書是我從小購書、藏書積累起來的，除了“文革”開始掃“四舊”，損失了一些書以外的全部的書。其中當然有小胡子的契訶夫、大胡子的托爾斯泰，有中國的魯迅、茅盾、老舍等等這些人的著作。這一百多本書對我而言就是一個阿里巴巴寶藏，但是這些寶藏只能藏在紙箱里，摞在墻角里隱身著。如果亮相的話肯定是會招來禍害，因為它們都是“封資修”的玩意兒。
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常常會從紙箱中偷偷地拿出一本《變色龍》來，拿出一本《白夜》來，或者會欣賞著渥倫斯基在火車站與安娜•卡列尼娜相識的那一刻的激情。這個享受類似于在沙漠中眺望星星時的那種心澄氣爽的快樂。
70年代的自貢，我還有一種享受——每天晚上7點鐘是美國之音用中文播報新聞的時候，我必定把我的妻子和孩子支開。然后緊閉窗子和房門，打開家里凱歌牌晶體管的半導體收音機。但是要精準地收聽到美國之音的廣播，那真是一個絕對高技術的活。雖然明明知道是在收音機的這個頻率范圍里能收到美國之音的，指針明明就在這個區(qū)域中，但聲音卻那么飄忽不定，永遠是有一句沒一句的。我只有緊張地微調著收音機的頻率，力求捕捉外星傳來的那比外星還遙遠的聲音。于是滿頭大汗之下，緊張驚慌之下，半個小時過去了。你總是會有偷兒成功的快感。
70年代的生活，金錢對人不會構成任何誘惑，你也不會去對金錢有任何的想象。這種心靜似水的狀態(tài)，真是我們今天很多人想追求的境界，但那個年代你不想追求也是這個境界。
金錢對我有誘惑，或者說與我發(fā)生密切的關系，第一次應該是1976年底、1977年初的時候。
自貢是鹽都，城市不大。在這個城市里，你只要稍有周旋，很容易認識這塊土地上有文化的人。當今在戲劇界赫赫有名的魏明倫，當時就在自貢川劇團過著非常冤屈的日子。一接觸，兩個人就非常投契。延安時代已經在中國共產黨里是最年輕的哲學家的謝韜，因為胡風的案子，被發(fā)配到自貢家鄉(xiāng)勞動。他的勞動就是在自貢鹽業(yè)博物館附近掃大街。經朋友介紹，大家也引為好友。1980年謝韜被平反，任中國人民大學的黨委書記。還有詩人李加健，此人因為流沙河的案子而被牽連。他的命運很慘，坐過牢房，在建鐵路的工地上做過苦工。他常常用詩歌來描寫他的冤屈而又苦難的生活。他有首詩歌寫到他曾經在牢房中的經歷。因為牢房永遠是灰色的水泥墻，看不到任何的綠色，于是他一周中有那么幾次放風的機會，會在墻的角落里，拔出幾根綠草，塞在頭發(fā)中，帶回牢房內。在牢房中他會拿出這幾根寶貴的綠色草來，久久地凝視。他要從這個綠色看到整個天空、大地，蔥蔥蘢蘢的大自然。李加健這種寫他經歷的詩歌很讓我感動。我們不但成為了朋友，我還為他寫過不少的詩評。當然在自貢的詩歌圈中，包括女詩人傅天琳，鐵路局的孫根發(fā)，都因為詩歌與我相熟、相知。
孫根發(fā)是一個鐵路員工，那個時代鐵路員工是非常有地位的工作，迎來送往很多事情要拜托他。他也經常拿著他寫的詩歌到我這里向我請教。有一次他突然到我家來，我正好在翻我的秘密箱子里的書，他像發(fā)現(xiàn)了一個大秘密一樣地驚呼：“你怎么有那么多的好書??！”我對于朋友也只能實話實說，我講了這些書的來歷。孫根發(fā)是很有政治頭腦，也有生意頭腦的人，于是他就非常誠懇地跟我說，他說：“鐘老師，你有那么多書，你可不可以想辦法編一些書出來，讓今天那種沒有書讀的人去享受呢？”在那個時代，中國除了“紅寶書”之外，是沒有其他書的。我笑著說：“這怎么可能呢，這些都是‘封資修’的讀物，雖然今天已經不是60年代抄家的日子，但是今天誰敢保證把這些東西拿出來，萬一有那么一些領導和造反派們要找你麻煩的話，不是自討苦難嗎？這個事情我不會做的。”于是，孫根發(fā)非常誠懇地對我說：“你想想，現(xiàn)在在我們火車上，一坐就是七八個小時，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給他們看，我們編一點只是長知識的東西，跟政治沒關的東西，這總可以吧。”聽孫根發(fā)這樣說，我的思想倒也活躍了起來。孫根發(fā)說：“你能不能編一本提高人寫作水平方面的書呢？”我回答：“解放前這類書我是看到過的，名字就叫《文學描寫手冊》。這些《文學描寫手冊》就是給文學愛好者們寫作用的參考書。里面有很多種分類，有關于寫景的、寫物的等等，光寫景可以根據(jù)季節(jié)來分，又可以根據(jù)景物去分，這些分類都是從名著上去摘錄相關的段落，匯編而成。解放以后這類書我倒是沒有看到?！睂O根發(fā)聽了以后，一下子就跳了起來說：“好，鐘老師就這么辦，你就根據(jù)你這么多的中外名著來編一本《文學描寫手冊》。”我說：“當然，我編是編得出來的，但是第一，你千萬不要暴露我的身份，那你就會毀了我。第二，我問你誰來印，誰來發(fā)呢？”他馬上就說：“發(fā)很容易，就在我的火車上，我的火車上那么多的乘客，賣幾角錢一本，一天的來回可以賣掉多少，這是沒有問題的。印，我想可能要去求助于自貢的文化館。因為用文化館的名義來印的話，雖然不完全合法，但也是有合法性的。因為文化館是為了普及文化?！?p/>
我認識自貢文化館的女館長，是個有點文化的小官員，我說：“好吧，我就拜托兩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你千萬不要跟人家說是我編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不要那么大膽，謹慎一點，不要出任何紕漏?！?p/>
此談話一周后，孫根發(fā)跑來告訴我好消息：“文化館的女館長一口答應，說以他們的名義去印，絕對不會暴露你的身份，而且這個印的成本全部由他們文化館承擔。把這本書作為一個文化讀物來散發(fā)，最主要地在鐵路上散發(fā)，這件事由我來負責?！蔽揖瓦@樣被逼到一條不歸的路上去了。
我于是就緊張地工作起來，先列出了各種欄目，大欄目、小欄目，景、物、人、情、感、思等等，林林總總有上百種。于是又翻遍了家里的中外名著里面的最精彩的部分做了標記。抄寫的任務都是我的妻子來完成，因為她寫得一手好字，而且非常的快速。一本十幾萬字的《文學描寫手冊》花了近一個月時間就完成了。書稿我拿給了孫根發(fā)以后，我再也沒有追問任何的情況。
過了一個多月時間，孫根發(fā)突然出現(xiàn)在我們家，拿了厚厚的一摞錢，他說：“給你，鐘老師，這是你的辛苦錢，你數(shù)數(shù)，總共2500元?！蔽乙宦爣樍艘惶?，2500元錢，在那時無疑是一筆巨款。我每個月的工資只有58元啊。我說：“你怎么會給我那么多錢？！”他說：“那是你的稿費啊，你編的那本《文學描寫手冊》已經印了好幾次，大概已經印了六七次了，別說鐵路上在賣了，別的地方都放地攤上賣了。”孫根發(fā)還說：“文化館的女館長也說，這是鐘老師的勞動，你一定要把這個錢給他?！边@厚厚的一摞錢拿在手上沉得讓人有醉意，但醉意之余又有些驚慌。如果有革命派看到這些書，一路追將過來我就倒霉了。
又過了大概二十幾天，孫根發(fā)又來跟我商量，說：“這第一冊啊看來不能再印了，因為賣不動了。你能不能再來跟我們編一本《文學描寫手冊》第二冊？”我說：“這個第一冊可以了，怎么要第二冊？”他說：“我相信你還可以編出第二冊來?！蔽艺f：“編是可以編的，但是要花工夫啊，要一個月?！彼f：“那好，一個月后我就來拿。”這個時候，無疑那2500元錢已經對我構成了誘惑。你想你本來是拿工資的人，突然拿到2500元錢，現(xiàn)在又有機會去編第二本，那就意味著你再可以拿2500元錢。這種誘惑是太大了。所以我沒有再做爭論。第二冊比第一冊完成得更快。交稿了以后，孫根發(fā)不多久又在我家出現(xiàn)了，給我拿來的錢比第一次還多，竟然有3000元。我說：“怎么這么多？”他說：“你真不知道，這個東西有了第二冊以后，很多人還要第一冊，于是我們又加印了第一冊，數(shù)量就非常之大了。女館長和我們都決定要給你3000元?！?p/>
拿到了那筆當時的巨款以后，我家的物質生活一下子飛到天上去了。購買了縫紉機、電風扇，最難得的是購買了當時幾乎很少有人買的9寸的黑白電視機。沒有想到的是，這個電視機買來以后，對我既是一種享受，又是一場災難。那個時代每個人的家門是向任何人敞開著的。你家里有電視機，到了放新聞聯(lián)播的時候，幾乎你的一切朋友、鄰居，孩子大人都會涌到你的16平米的房子里來。電視機是放在床上再摞的高凳子上，觀看者或站或蹲或坐在自帶的小凳子上，滿坑滿谷的人。最可怕的是那個時候的電視播放的信號非常不穩(wěn)定，電視機自帶的圓盤式的天線根本沒有用。于是，有工人幫我拉了一條天線，圓盤拖到了屋頂上。但是即便這樣，你還是經常會捕捉不到畫面，或者聽不到聲音。如此之下，一定要有人爬到屋頂上去轉動這個圓盤。我就要從窗口往外深深地探出頭去對著天空喊：“現(xiàn)在還是看不到，還是看不到……好！現(xiàn)在可以啦，現(xiàn)在可以啦，現(xiàn)在已經清楚啦。”然后，上屋頂?shù)娜讼聛砹耍^不了一會兒，又收不到任何信息了。如此這般又要有人爬到屋頂上去調天線，如此這般我又要向天空高喊……這種災難式的觀看，實在無法忍受。我只有找了個借口說電視機有毛病了，這個災難才暫時結束。
這5500元錢拿在手上，有一種燙手的興奮。興奮的是感覺到自己的智慧和知識終究是可以換來別人換不來的東西。我曾經不無驕傲地對兒子說：“你知道書中自有黃金屋這個成語吧，你爸爸現(xiàn)在做的事就是書中自有黃金屋?！钡桥d奮之余又不無擔憂。這幾千幾萬本的《文學描寫手冊》流傳到社會上去，誰知道看到的人中會不會有一位階級斗爭觀念特別強的呢。“文化大革命”把中國人的階級斗爭觀念培養(yǎng)到了一觸就跳的敏感地步，這本書如果是流到了這種人手上，那后果是完全不可設想的。我的這種擔憂一直到了80年代才完全放下。
80年代是中國“活”過來的年代，我已經進入成都大學教書了，全身心地放在了教書事業(yè)中。那時的學生尤其是77、78屆的學生，是我執(zhí)教過的學生中最奇特的學生。這些學生因為知識的長期饑渴已到了畸形的地步。為了應付一次小小的測驗，他們都可以通宵達旦地復習；為了一分的上下，可以糾結到掉眼淚。面對這些學生我就更會鞭策自己，要好好地教書。虧得我這十來年是沒有放下過書，也虧得我在1978年氣候溫暖的時候又拿起了筆。因為你要寫文章，就必須更深入地研究問題。所以我的課就自然而然成為了學校里最出色的一門。這些學生的年齡有些與我相仿，有那么幾個膽大的女學生非常有勇氣地往我抽屜里塞情書、電影票之類的。她們被社會遺棄了太久，她們想咬住這時代的最后的尾巴，知識與愛情都要，我只能一笑了之了。
到了成都以后，我的身邊非常自然地就聚起了一幫詩人。四川是一個詩歌的大盆地，四川人天生的外向流露，愛夸張、愛表達等特點，養(yǎng)成了他們天生的詩歌情結。我認識了一大批老老少少的詩人。
80年代的中國人已經開始自覺地追求金錢了，當然人數(shù)終究是少。在我周圍的詩人中對金錢有非常自覺概念并且為此實踐的，可能就是詩人駱耕野了。駱耕野因寫詩歌《不滿》而譽滿中國。他借了錢在成都的一個防空洞里辦起了成都的第一個咖啡吧，取名叫“黑咖啡”。咖啡本來就是個舶來品，而且又用黑字當頭，開張首日就生意紅火，“黑咖啡”一下子傳遍了成都的大街小巷。駱耕野看能賺錢，又開了一家西餐廳，生意也異?；鸨?。人手不夠，我就把我的小姨子介紹給他做高層管理。
我還是心無旁騖地教著我的書，生意對我說來構不成誘惑。因為我喜歡在課堂上傳播社會上剛剛開放的一些新思想、新觀點，所以上課異常吸引年輕人。于是四川省的一些文化單位也邀請我去，在校外開講座。這個時候，中央看到中國有如此多的知識饑渴的年輕人，就辦起了開放式的教學——電視大學。四川省的電視大學一成立，他們想聘請一位思想解放、知識扎實的人做他們的專業(yè)負責人，就這樣我被他們聘請成為四川電大專業(yè)委員會的副主任。
近水樓臺先得月，電大中文學科的第一門課《文學概論》自然由我來做主講老師。每周要去電臺錄制相關課程。四川電大開設的第一期中文課程的規(guī)模大概有六七萬人之多，學生除了聽廣播以外，他們更喜歡通過面授來接受教育。光成都地區(qū)就有近百個面授班。作為電大《文學概論》課的主講教師，我當然是各種面授班都要爭奪的老師。開始面授的價格是每節(jié)課5元錢，慢慢地一節(jié)課就變成了10元，后來變成了15元、20元，最后漲到了50元。這個時候就不是人家來聘請你講課，而是經常發(fā)生裹挾你去上課的情況：一輛車停在你家門口，誠懇地求你去他們的面授班上課，說他們一個班的學生都坐在那里等著了。在這種帶有強迫性的誠懇之下，你是無法拒絕的。
這個時候我在外面的講課頻率不是一天講幾節(jié)課，而是經常一天滿負荷地講7節(jié)課。講完7節(jié)課，我回家，人癱坐在沙發(fā)上，雙目緊閉，不思吃喝，更不會講話。大約要過一個時辰，才會慢慢地緩過神來。一個好的老師所付出的不盡然是知識，實際上還有大運動量的精氣神，這無疑是對人身體的一大考驗。我至今都沒法想象，如此這般的三年我是怎么堅持下來的。當然，講課金的收入是十分的巨大，記得最厲害的一次是在四川最大的禮堂——錦江禮堂做面授教育。四五千個座位坐滿了，過道，甚至在臺上都坐著學生。學生都是從四川的東南西北坐火車、坐汽車趕來的，他們只是希望在考試前聽到主講教師最后的一次講課。講完了，四川電大的負責人塞了一個厚厚的信封給我，大概有三千多元吧，因為他們是收門票讓學生聽課的。
我在四川電大主講了兩門課，一門是《文學概況》，一門是《中國當代文學》，上課費的收入還在少數(shù)。最大的收入是學生的畢業(yè)論文的審閱與打分。電大畢業(yè)生的畢業(yè)論文的審批原則上可以由任何一個有資質的大學老師來完成，但是他們審閱的論文給的打分是優(yōu)的話，最終還必須拿到電大專業(yè)委員會做最后的核準才算數(shù)。但是作為專業(yè)委員會的副主任，我的身份就決定了我對我的學生的審閱與打分無需再經過這種核準。我認為學生的論文是“優(yōu)”，那就一定是“優(yōu)”。這樣的規(guī)定就使得一切自以為優(yōu)異的畢業(yè)生都想把論文遞交給我，讓我來審閱打分。這就使得我經受了無窮大的工作量壓力。全省幾萬個畢業(yè)生有好大一部分都想走我這根橋，有人親自上門提交，有人通過托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向我提交。甚至有的學生送來論文，我一旦不肯收下就痛哭流涕地賴在我家不肯走。學校為了解脫我不勝其煩的騷擾，專門給我安排了一間房子作躲藏用。但就是這樣，每個畢業(yè)班我接到的論文都在幾百篇之多，這幾百篇論文從閱讀到審定幾乎都要熬到半夜才能完成。而這個審批論文的酬金，在我卻在250元以上一份。如此酬金，如此數(shù)量，可見當時我的收入是一種什么水平。
這三年里面，如果說到錢的話，我至今都沒有一個精確的數(shù)字概念。大概有個數(shù)十萬之多。一個普通的大學老師，在80年代初的時期里竟然能夠積累起這么個數(shù)字，別說別人不能想象，我自己都不能想象。當然，用現(xiàn)在的眼光看，這份錢是知識的錢，但也是血汗錢。這里我特別懷念我的好友梁老師。此人是66屆的北大畢業(yè)生，娶了個農村的妻子，家里頗為清貧，分在成都的一所理工學校做中文老師。按說梁老師的文學水平是不差的，只是口才稍遜。四川省的高校是蠻以圈圈來定論老師的。梁老師不屬于主圈圈里的人物，電大上課就很少有人請他。于是我就把實在排不掉的課請梁老師去上，我再三給面授班的負責人說梁老師是個非常不錯的老師。于是梁老師就在各種面授班里越來越受歡迎，講課量也越來越大。為了感謝我，他特意邀我吃飯，飯桌上由衷地感謝我對他的提攜。梁老師是一個真性情的人，也特別的嗜好白酒。我記得那頓飯他一個人就喝了一斤多的白酒。這樣的日子沒過兩年，就傳來梁老師患肝癌，再沒有一兩個月，他突然過世了。我去參加了他的悼念會，有學生，有他的同事，面對他那還年輕的清秀的面孔，我潸然淚下。實際上，他的死是死在大運動量的上課上，當然還有就是他嗜酒的這個習慣。從此以后，在講課的數(shù)量上我會盡量地控制，實在逼不得已我才會去上課。
80年代初期的生活，金錢與我實際上是發(fā)生了一層關系，說誘惑可能還構不成。金錢與我發(fā)生更多關系的卻是在80年代的后半期了。80年代的后半期是我人生中最最精彩的一段歷史。我這里只能粗粗地講一點與金錢有關的幾件事。
我是因為中國比較文學權威樂黛云老師的青睞，才被調去深圳大學教書的。這個調動一直到了1985年才得以成功。1985年的深圳應該說是中國最充滿生機與希望的一塊土地，滿目春光，一片郁郁蔥蔥。有人把它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改革開放的榜樣。今天我可以這樣說，深圳真正的改革開放也就是那么幾年，在這幾年里所迸發(fā)出來的中國人的那種希望改革開放的活力和生機，是以后在中國的任何土地上，包括深圳，再也沒有出現(xiàn)過的。
到了深大以后，因為在教學上、科研上的成果，頗得當時校長的器重。有一次校長突然把我找去，問道：“鐘老師，你的情況我大致都聽到了，我建議你不必在中文系屈就，你干脆獨立來組建一個新型的符合市場需要的系科吧，我們深圳大學就是要走一條與內地大學不一樣的路。我們要與國際上最先進的東西去接軌。對此你有點什么想法？”
我在回答校長之問以前，有過這樣一番經歷。我在1985年調入深大后，任深大校外課程部主任。因為這么一個身份，我被香港大學的校外課程部聘請去香港講大陸的當代文學。那個時候有不少的香港讀書人，包括港大、中大的博士生們，都會在星期天的下午趕來聽我的課。雖然在語言交流上，廣東話和普通話有非常大的誤聽和誤解，但是大家都聽得非常入迷，因為大家都想了解大陸的現(xiàn)當代文學情況。
因為每周要去香港上課，于是就慢慢地結識了香港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各種人物。其中第一個是臺灣著名詩人余光中。余光中是被中文大學從臺灣聘請到香港上課的。還有就是香港的不少有名的文化人，像也斯、古蒼梧、小思、葉德輝、黃繼持等等。與這些香港文化人交往，讓我眼界大開，他們大多都有留學英美的經歷，他們非常早地與西方的現(xiàn)代文明和文化接觸了。感觸之深的是我結識了香港浸會書院的傳理系系主任林念同老師。林老師是香港第一個在美國獲得大眾傳播學博士的人。他回家鄉(xiāng)以后，就在浸會書院創(chuàng)辦了香港第一個大眾傳播系。西方的大眾傳播理論是在上世紀的中期被創(chuàng)建的一種新型理論，它把信息、電子、傳媒等無數(shù)的時代新概念、新理論融為一體，它橫跨了人文、數(shù)理、心理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形成了一門可以用來適應現(xiàn)代信息社會的新型理論。林老師在香港推廣大眾傳播的理論，并在實踐中加以驗證，他實在是香港的大眾傳播界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我結識了林老師以后，我就傾心地聽他講大眾傳播的學說。甚至有好幾次就干脆住在他家的附近，一旦他有空就跟他聊這方面的學說。當時在中國壓根就沒有大眾傳播這個概念，更別說是理論。甚至中國思想界的不少頭面人物還把大眾傳播學視為資產階級的東西，在他們看來新聞學才是社會主義的東西。如此閉塞與守舊就是那個時代的痕跡。
深圳大學這位非常開放的校長向我提出組建一個新型的系的時候，我就向他略說了大眾傳播學理論的一個大概。并講了認識林念同老師的事。校長聽了以后異常興奮地說：“鐘老師，那你就成立一個中國第一的大眾傳播系吧?！边@句話可能到現(xiàn)在為止很多人都不會相信?？赡苡腥苏J為這是一句戲言。因為至今一所中國大學要辦一個新的系科的話，僅申辦的時間起碼一年甚至數(shù)年，更遑論其中各種條件的苛刻。但是那個時候在深圳是處在完全開放的環(huán)境當中，校長的這句定論那就是結論了，就是命令了。我實在不能想象，中國的大學何時才能出現(xiàn)像當時深圳大學那樣的完全開放，真正有校長治校的現(xiàn)狀。中國的歷史上是存在過這樣的情況：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貽琦之于清華、張伯苓之于南開，這都是明明白白的現(xiàn)實。
聽了校長的這個命令我很興奮。于是我就給校長提出，你給我什么條件。校長也很坦率，他說：“你必須招一批中國名校的接近于此專業(yè)的碩士研究生，有多少名，你報給我，我可以解決戶口、房子，但是你的辦公人員只能給2到3名。除此以外，每年你的一切費用只有2萬元錢，當然不包括教職員工的工資?！蔽乙宦牼豌铝耍M建一個系，要把一個完全新的東西從外面引進來，工作量和所需花的金錢何以是2萬元能解決的。于是我說：“校長，你的這個費用，難道就沒有更開放一點的可能性嗎？”校長說：“是的，我們現(xiàn)在深大就是要開一種風氣，我給你政策，你自己去想辦法，人才、金錢，我只能給你打一個基礎，創(chuàng)造一些條件，但后面的路子還是要你自己走出來。”
我就這樣領命而走了，開始籌備大眾傳播系。這個系里的專業(yè)有大眾傳播、電視、電影、表演，還有公共關系這種完全新的專業(yè)。師資哪里來，校長給我的規(guī)定也就是十來個拿固定工資的指標。于是我從北大、復旦、南開等名校找了一批應屆的或是畢業(yè)沒多久的碩士研究生，因為當時深大規(guī)定上講臺的必須是碩士研究生。但還是不解決問題，因為你如果要講表演，要講電影，沒有這方面的碩士研究生，只有去請北京電影學院這樣著名院校的相關老師來兼課，那么錢又是從哪里來呢？
林念同老師在這個時候向我伸出了非常大的援手：第一，請他們系里的老師來給我們做免費的授課；第二，他把臺灣與香港出版的一切有關大眾傳播學、公共關系學的書籍資料源源不斷地送到深圳。對我而言，林念同對我的影響不盡然是他向我傳遞的這套大眾傳播理論的影響，更多的是他這個人的人格的影響。至今我都對林老師抱有一種銘心刻骨的感激。很多人都說我是開創(chuàng)中國大眾傳播學和公共關系學理論的第一人。我必須更正說，真正在中國內地推廣大眾傳播學和公共關系學的開創(chuàng)者是香港浸會書院的林念同先生?？上В窒壬⒛暝缡?。我得到林先生過世的消息，人已經在法國了。我得到噩耗已經是他過世一年多以后了。噩耗傳來那一刻，我深坐在凳子上，望著巴黎漆黑的夜空，心里凄切地反復地問：“你不是說好人有好報的嗎？你不是說好人有好報的嗎？”
一年只有2萬元錢的活動費用，只有十幾個老師的固定的工資、住宿條件，這么個條件對于我們要創(chuàng)辦這樣一個全新的系科而言，似乎有登天梯那樣的難。
我突發(fā)奇想，我們自己來辦個函授，辦個全國性的函授，通過這個函授，積累大眾傳播學和公共關系學的理論知識，包括課本。同時也通過函授來檢驗我們理論的有效性和針對性。當然，也可能解決我們整個系辦學的資金問題。我把我的設想和副系主任談了。副系主任說：“鐘老師，這可是要一大筆錢啊。”我說：“是的，我已經想好了，我準備拿出6萬元錢來?！备毕抵魅未蟪砸惑@地說：“你有6萬元錢?。俊蔽艺f：“是的，我有?！彼煮@訝地問：“如果輸了，那怎么辦！”我說：“輸了就輸了，不怨天尤人，只怪運氣不好，因為誰也沒有辦這種函授的經驗，我已經做好思想準備了，輸?shù)粢惨偨Y出一點經驗來?！?副系主任非常感慨地說：“鐘老師，你真是一個特殊的文人?！庇谑?，當時兩個人玩笑般地拿出一枚香港的一元錢的硬幣，說我們來賭一場，如果是女皇頭像朝上，那就說明我們會贏，如果是女皇頭像朝下那就說明我們會輸。于是就扔出了一個一元港幣，最后女皇頭像朝上。
具體怎么做函授的細節(jié)在這里我不細說，因為非常瑣碎。這里面要解決的問題非常多，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必須要寫出相關的函授的書，于是我就把大眾傳播學和公共關系學的幾個專題列了出來，分配給那些招進來的老師。同時把林念同先生送給我們的這些臺港的出版物與資料也交給了這些老師，要求他們熟讀并理解這些已有的理論，但又要結合中國的實際，用最長不超過一個月的時間，寫出一本函授書稿來。當時我手下的這些老師應該說都是才俊，所以基本上都在規(guī)定的時間拿出書稿來。我們的函授定了三個專業(yè)，一個是大眾傳播專業(yè)，一個是公關專業(yè)，一個是管理學專業(yè)。
把函授做起來的關鍵是怎樣登廣告，當時登廣告的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在《人民日報》、《參考消息》、《羊城晚報》等那些最暢銷的，全國人民都見得到的報紙上，不間斷地登廣告。在這些地方登廣告，所付的錢在當時而言是非常之貴的。但我認為這是最見效的辦法，所以我的6萬元錢的大半用在廣告上了。廣告登出去的第一個星期，幾乎沒有匯款，可把我急壞了。但到了第二、三個星期以后，匯款就像海潮般地涌來。這些專業(yè)都是中國最新的專業(yè)，很多的理論別說是學生，就是學界也可能是聞所未聞。報名我們函授的人之多簡直難以想象，幾年里我們函授的收入有數(shù)百萬人民幣之數(shù)。我記得當時的會計回憶，我走了以后，上級派人來查賬，我們系的賬上除了應收賬款外，光現(xiàn)金一項就有一百好幾十萬人民幣。用6萬元錢撬動了幾百萬，從生意經上說一定是一件成功的案例。但這一切我在當時是不自覺的?？刹豢梢苑催^來問，如果自覺了，會成功嗎？對此，我說不清了。
當時我們從市場上請來了十幾個人來處理相關函授的業(yè)務，關于印刷，關于寄發(fā)，關于處理來信等等，這十幾個人的吃住工資都要我們自己解決。
當時我告訴老師說，你們把這些函授教材作為課堂教材，去聽取學生的反應，和學生共同探討這些理論。在這個基礎上，你才寫得出真正的書稿來，你的這本書就成了中國這門學科的第一本書。有了這個基礎，我主編出版了中國第一套大眾傳播學叢書、第一套公共關系學叢書，每一套都十來本，全部在湖南文藝出版社、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規(guī)定老師除了拿到出版社的稿費外，還可以拿到系里的獎勵，獎勵的費用是每本書一萬元人民幣。當時特別能干的老師，一下子寫出了幾本書，就拿到了好幾萬人民幣的獎勵。幾萬元錢對于1988年的年輕人而言無疑是一個天文數(shù)字。所以這些老師至今見到我，還時不時回憶說拿到第一個一萬元現(xiàn)金時的那種特殊感覺和心情。
有了金錢支撐，我當然就長袖善舞了。我請來了各地的像北影的謝飛等等這樣的專家來給我們的學生講電影、講表演、講導演、講攝影。我還自費建起了攝影棚、錄音棚，購置了大量的攝像、錄音、編輯等專業(yè)設備。
因為我在公共關系學理論上的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所以政府就讓我擔任深圳市公共關系學會主席。副主席由政府的統(tǒng)戰(zhàn)部長擔任。學會的理事單位都是像華僑城、萬科、國貿中心等大企業(yè)的老板，與這些老板講課、接觸，讓我印象最深的是萬科的老板。我對他創(chuàng)業(yè)的經歷以及對人生的態(tài)度非常地感佩，所以我們兩個人走得很近。萬科是貿易起家的，后來生意越做越大，到了1988年，他開辦了一個非常大的文化公司，里面有做廣告、做影視，還有做報紙。萬科的老板特意跑到我學校來，與我做了一次深談。聊天開始，他深入主題地說：“鐘老師，我看你是既可以做學問，也可以做文化實踐的，我認為你應該嘗試一下做生意?！蔽覇枺骸白鍪裁瓷?？”他說：“我建議你來擔當我們文化公司的總經理，或者是文化公司的老板，我愿意把這一攤子全讓給你，給你負責。”萬科老板對我的這種熱情讓我非常感動，但是他的讓我做生意的建議卻打動不了我。我說：“王石啊，實際上你還是不了解我，你的確看到我做函授做得很紅火，賺了很多錢，但是我從本質上說對于做生意還是興趣不大，我還是熱衷于做學問，學問這個東西對我來說有永久性的誘惑?！彼麊枺骸皩W問真有那么大的誘惑性？”我說：“學問與知識是一個廣袤而神秘的宇宙，你一旦進入了這個宇宙，你就會成為一個癡人。當然，在旁人看來就像個傻瓜。王石，我非常感謝你的邀請，但我還是做我的教授吧。”
卜少夫，是我的忘年交。1986年以后，我去港大上校外課程就認識了這位臺灣和香港地區(qū)的紅人。可能他的香港臺灣經歷與我的大陸經歷可以互補，他與我的性格又非常接近的緣故，我們兩人非常談得來。我一到香港，電話的另一頭一定傳來他興奮的聲音，“你來了，我正等著你呢！老地方，老時間見?！崩系胤骄褪羌鈻|的一家老牌五星級酒店的西餐廳。淡淡的燈光，悠悠的音樂，在飯店的一隅，我們吃喝談天。他喝白蘭地，他對白蘭地是嗜好成癖，我喝紅葡萄酒。兩人談天說地，無話不說，非到了微醺的程度，兩人才會分手。
他與蔣經國在江西的時候是同班同學，后來他并沒有參與政治，但成為了中國現(xiàn)代的第一代報人。他一生主持出版過不計其數(shù)的報紙雜志，他編輯出版的《新聞天地》橫跨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歷史。他又是作家，用筆記下了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無數(shù)動人的故事。他的最大的頭銜應該是“現(xiàn)代的孟嘗君”。好交友，樂助人，只要是他認為是好的事情，哪怕是朋友的朋友的事，他都會兩肋插刀，無私地幫忙。他的心腸好，一生幫助人，在當今這個俗世中已很難見到這樣的好人了。
我1989年到了香港后，卜少夫建議我去臺灣教書，他問我認識不認識臺灣有名的文化人，我說我最熟的是余光中。卜少夫聽了就很激動，他說他馬上飛過去，請余光中給你去臺灣教書做個背書。當時余光中在高雄的“中山大學”做文學院院長。卜少夫真的趕到了高雄，把我的情況向余光中做了介紹，余光中寫了封熱情洋溢的推薦信，這封推薦信是寫給當時臺灣的司法部門負責人馬英九的，馬英九看了以后，也很快做了批示，內容是歡迎我作為大陸的特殊人才來臺灣教書。但根據(jù)臺灣地區(qū)的有關規(guī)定，最終的這扇門應該是臺灣的警務部門來開的?？上_灣的警務部門收到馬英九的批示后，明確地表示臺灣不想讓大陸人來臺灣教書。我去臺灣做教授的這條路就斷了。
最后我就乘桴浮于海了。我去了法國后，卜少夫對我還是十分掛心。時常打電話來問我以后怎么生活。有人幫我聯(lián)系去法國的大學教中文，他十分支持，鼓動我仍然去執(zhí)教鞭，或者去搞學術。但是，我對此十分猶豫，失去了中國的文化環(huán)境，要做中國文化的事，十分難。
就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我突然起心做生意了。偶然的機遇促成了偶然的命運。對此我是無以名狀的蠢蠢欲動。雖然我從來沒做過生意，也沒有這方面的資源，雖然從70年代開始我與金錢有過無數(shù)次的邂逅與相約，但對我而言金錢和我的關系都不是自覺性的關系。但是，我似乎有點自信去走這條路。我十分欣賞客家人對人的命運的一句諺語：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天命所歸是人用什么力量也拗不過來的一種力量。我給卜少夫寫過一封信，信里有這么一段話：“我已經決定做生意了，冥冥中，我覺得生意好像是一列沒有停靠的火車。生意人可以在車上有吃有住，有很多樂事，也可能吃苦頭。但是只要你執(zhí)著于有德性地去做生意，你不準備去自殺，你就可以在這列火車上一直耽著，一直到死就好了……”
卜少夫把我給他的這封信，和我當時在巴黎的近照發(fā)表在1991年第十期的《新聞天地》上。
我在香港的時候經卜少夫的介紹，認識一位研究易經的專家。這是一位梁姓的高人。此人早年從大陸來香港居住。他在大陸學的是中國文化、國學，到了香港以后他深入地自學了奇門遁甲、紫微斗數(shù)、麻衣神相，還有風水理論等等，尤其對《易經》是癡迷到透的地步。見面，他讓我把我的經歷、出生年月、父母親的情況一一向他講述。他一邊聽，一邊在紙上記著什么，然后他拿出五十根籌策放在桌面上，他一下子就進入到旁若無人的狀態(tài)，非常虔誠地分了好幾步來給我算卦。大約一個多時辰，他開口跟我說：“我給你的一生算出來的卦象是：蒙卦，蒙山水卦。蒙就是啟蒙，也是教育的意思?！彼f：“蒙卦就是屯卦的倒轉。屯卦表示初生之物，初生之物必定幼稚，幼稚就是要啟蒙。啟蒙當然是大好事，是正道?！兑捉洝分忻韶缘呢赞o為‘亨’，‘亨’就是好。蒙卦的卦名是山水蒙，下卦是‘坎’，上卦是‘艮’?！蕖癁樯?，‘坎’是水。象征山上流出水來，這是吉祥之處。但是，你要注意，蒙要養(yǎng)正，這是做圣的功。人性不正，不是學之至善也。做啟蒙之吉，要舍己從人?！彼终f：“蒙卦是山水卦，下坎上艮，高山流水，所以利貞。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艮為山，山的特殊性是‘停止’，阻擋你，你要上山，翻山要有巨大的決心和毅力。第二你要注意，坎為水，水者‘陷也’，面對水你是不知道深淺的，不知道哪里有漩渦、有陷阱。所以，你要處處警惕才是。蒙卦中的卦象特別指出‘小鬼偷錢’，就是暗示你這種人容易蒙蔽上當，但對此你也不必過于生氣，吃虧也是一種收獲。”梁高人把他說的一些文字寫在了紙上，最后遞給了我。這幾張紙我珍藏至今。
梁高人又對我說：“鐘先生，聽說你以前是教授，以后做什么還不知道。我是要嘮叨幾句話。你要明白，人這個動物和錢這個動物是完全不一樣的，人這個動物有兩條腿，錢這個動物是有四條腿的，人是沒法去追錢這個動物的，只有錢追人了，人才會成功。怎么樣使得錢來追人，這個奧妙太多太多。所以我只跟你說，你要順著這個卦的路子去走。一個人有錢沒錢，都是天定的，后天的努力，可彌補些許。但是《易經》給你的卦象是可以有指點作用的。對賺錢之道不必太明白，太明白反而不好，糊涂一點好些，奉勸幾句話：做你愛做的事，錢不會虧待你；太著眼于錢去做事，你要受傷?！?p/>
非?？上У氖?，我并沒有把這位高人給我算的卦象和其他的指點放在心上，只是作為一個人生的奇遇記載了。我做生意二十幾年，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一直到了二十幾年以后，回頭一看，面對他給我起的蒙卦的卜測和其他指點，我突然有大夢初醒般的震驚。
《易經》是一本奇妙無比的古書，是一本有字的天書。中國古人竟然能夠在非常復雜的萬物中找出脈跡與動向，讓人去趨吉避兇，甚至對人做出某種預測。與其說《易經》是一本卜卦預測的書，還不如說是一套圓滿、深邃的哲學體系。對這套體系，今天的中國人，包括我，都不甚了了。我們都是些不肖的子孫?。?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