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年秋天，寒冷的多瑙河畔，接近黃昏的天光，將青蘋果一樣酸澀的顏色潑灑在佩斯一側的、在神氣十足的謊言中變得破舊斑駁了的宮殿上。
所有的一切都深深地、靜謐地沉睡在我體內。我的情感與思緒如此紛亂錯雜，就像是滿載的一車溫熱的瀝青。
為什么我會如此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失落？顯然，因為我是一個失落者。
一切都是偽造的（通過我，在我的身上：我的存在偽造了一切）。
假如這種空虛（內心的空虛）變成了犯罪感的話，也許可以追溯到事發(fā)的起源。焦慮超過了上帝的造化；恐怖空虛的道德性實證。(p.5)
現在，究竟通過“變化”發(fā)生了什么變化？難道不再受人擺布？難道我自己救贖了自己？所發(fā)生的變化只不過是他們歸還了我最低限度的生存條件，我的個體自由—牢房門“吱呀”作響，但還是打開了，我在這里已被囚禁了整整四十年，可以想象，這一聲“吱呀”就足以使我惶惑不安。我們不能在自己當過奴隸的地方體驗自由。必須離開這里，去很遠的地方。但我做不到。
因此，我必須為自己重新誕生，變形—究竟要變成誰？要變成什么？(p.7)
細雨霏霏。曾經的黨的領導人們正在電視里發(fā)表講話。他們“相信”黨，“相信”發(fā)生了“失誤”和“錯誤”，但是他們也“相信”，比如說，對于這里發(fā)生的一切，“斯大林并不知情”，等等。但是，用不著相信，他們不能把這些陳詞濫調與全部的真實內容相混淆，不能將所謂的“信仰”與真實的思想或情感混為一談?？梢约橙〉慕逃柺牵哼@些人使我們的生活建立在一片毒言惡語之上。而且更有甚者，他們還為這些毒言惡語做洗禮，將之變成了一種有效的共識。他們的下臺，將一群慣用毒言惡語的殘疾者遺棄在身后，這些人需要緊急的道德搶救，他們的言語就如同一團被撕得粉碎的紙屑，似乎突然喪失了毒言惡語的價值，突然暴露出自己的道德性傷疤。道德的假肢“吱咯”刺耳，道德的拐杖“嗵嗵”作響，道德的殘疾車正在轉動……這一切，我只是冷眼旁觀。這并不是說他們需要像忘掉一場夢魘似的忘掉一段歷史的歲月：想來，這場夢魘曾是他們自己，假如他們想要活下去的話，他們要忘掉的是他們自己。事實上，誰也未曾調查過，對一個經歷了長久死亡的人來說，“重生”到底還有沒有可能？到底還有沒有吸引力？在什么時候有誰重生，這不是在宣布奇跡，只不過是要繼續(xù)活下去，繼續(xù)茍活下去；從本質上說是為了至今為止同樣的目的（毫無目的），根本就感受不到這種復活的體驗？是否可能，讓拉撒路扮演卓別林的角色呢？(p. 8-9)
我在1951 年4 月9 日做了些什么？在四十四年半前的今天？我想，當時我正作為一名被開除了的知識分子在一家名為“匈牙利國家鋼鐵廠”的金屬機械制造廠里工作。那時候，我是知道，還是只是相信自己叫做“凱爾泰斯• 伊姆萊”呢？
我既不知道，也不相信。如果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只是簡單地順從。
我始終痛恨我自己的名字。早在童年時代，這個名字就浸染了太多的屈辱。
準確地說：我想，我懼怕自己的名字。即使現在，我對它都心懷余悸。
當我聽到有人叫我“凱爾泰斯• 伊姆萊”的時候，當我看到有人寫下“凱爾泰斯• 伊姆萊”這個名字的時候，簡直是要我將自己從一個寧靜的、隱姓埋名的藏身所里拽出來。然而，我永遠不能將自己與這個名字相對應。（據說，托爾斯泰早在少年時代，就已經像一只小狗似的真實地陶醉于自己的姓名了。）(p. 12-13)
不用去理解世界，只因為它不可理解：淺顯而言，我們之所以不理解世界，是因為這不是我們活在地球上該做的事情。
過度的思考，要么變得不幸，要么變得神秘。維特根斯坦最終也變得神秘，就像卡夫卡一樣。只不過他是用另一種材料思考：用邏輯。應該摧毀這個世界，直到信仰突然像晶瑩的寶石一樣從廢墟的下面閃爍發(fā)光。此刻，我想象中的他正手里捧著寶石：端詳，端詳，但想不起它的名字。不過他知道：奇跡發(fā)生了，已經得救了。(p.23)
也許，我們之所以能夠承受生活，是因為這個生活竟如此的不真實；另一方面，因為意識總在不斷地窺視所謂的真實，它渴望真實。(p.39)
這個痛苦于急性綜合征中的、沉溺于受虐性變態(tài)心理的東歐小民族心靈不能夠離開沉重的壓迫而存在，也不能沒有少數民族的替罪羊而存在，它將歷史的不幸歸罪于某人，并且心安理得地讓他承受那些在日常挫敗中逐漸積聚的憎恨及其所殘留的痛苦。假如沒有了對猶太人的憎恨，那些總是熱衷于驗證自己擁有顯著特性的匈牙利身份的人又能驗證出什么呢？匈牙利人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呢？坦率地說，大多數回答都是些反向推斷，其中最簡單明了的定義（如果不拐彎抹角地話）聽起來是這樣的：匈牙利人，是非猶太人。是啊，可是猶太人又是什么呢？你看，這個答案很明確：猶太人，就是非匈牙利人。談論猶太人可以用復數人稱，“猶太人”就像通常所說的“猶太人們”，他們的本質特征可以被概括歸納起來，就像一種不很復雜的動物（這里我所指的自然是一種有害的動物，只是它們的皮毛光滑，使人誤認為人類）等等；而且，“猶太人”一詞在匈牙利語中（zsidó）變成了一句罵人的話， 盡管那些在說謊、中傷、狼狽為奸的榮耀中鬢發(fā)斑白了的、投機嬗變的匈牙利政治演說家對這個詞表示“陌生”—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們只要一有機會，就該奪取誰的法律權利，就該歧視誰、搶劫誰、打死誰。(p.74-75)
我們不要忘記，奧斯維辛根本不是由于奧斯維辛的過去而被廢除的，而是因為軍事格局的轉變；奧斯維辛之后，什么都沒有發(fā)生，我們并未因譴責了奧斯維辛而得以生存。然而，我們卻經歷了那些以意識形態(tài)為治國之本的帝國；從實用角度講，這些意識形態(tài)不僅被證明為語言游戲，甚至還使這種語言游戲得以實際應用，這種意識形態(tài)本身變成了一種具有恐怖效應的統(tǒng)治工具。(p.81-82)
西歐這種自閉的恐慌重又娩出了阿道夫• 希特勒，重又造就了程度不同的偏執(zhí)狂。金錢與權利的擁有，將與社會的徹底墮落相呼應，只要能夠救出可以救出的東西，最終又將以新的極權主義和新的社會災難作為代價從而尋求避難所，但是，這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避難”？這將是一種什么樣的極權主義呢？以后誰能說出，這種充滿威脅的意識形態(tài)將會擁有何種思想性，將會擁有何種至今尚未嘗試過、至今尚未失敗過的手段呢？想起索洛圖恩（干燥而溫和）的夜空，我與瑞士作家B • 彼得偶然相遇，他將我?guī)У揭粋€坐落在一個童話式街區(qū)的童話式小酒館里，我仿佛置身于七個小矮人的童話世界里，出于醉意，他斜歪著嘴角、瞪著驚恐的眼睛解釋說，法西斯主義很快將要獲勝，很快將要統(tǒng)治整個世界，不過，這個法西斯主義不是從德國開始……他就這樣極度悲傷地談了至少有半個小時之久，我完全贊同他的觀點。(p.138-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