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姆庇之家
動蕩稱王，宙斯遜位。——阿里斯托芬（ 公元前445—前368?，雅典喜劇作家）
今天的世界，無數(shù)的族群——部落的、種族的、語言的、宗教的、民族的——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搶人行動，規(guī)模之大堪稱是全球性的。因為大家都認為，這種把人串聯(lián)起來的大動作，可以改善、確保或擴大每個族群的力量或地盤，并使自己的族群更能免于其他力量的威脅或敵意。很明顯的，這種情形并不新鮮，反而是人類歷史中最常見的老故事，只不過最近又死灰復燃而已，它是人類試圖尋找共存之道、免于彼此撕裂的行動失敗之后，重演以撒（Isaac）與以實瑪利（Ishmael）的沖突與決裂，各自再度退縮到自己洞穴中去的結果。
肯尼亞獨立（1963年）后，國內(nèi)政局因部落之間的緊張而陷于紛擾，掌權的基庫尤族（Kikuyu）召集族人舉行宣誓儀式，誓約：“誓死固守姆庇之家（House of Muumbi）?！薄澳繁印笔腔鶐煊热斯餐哪赣H，姆庇之家即孕育基庫尤人的子宮與養(yǎng)育基庫尤人的家園。族人以此宣誓效忠部族，并以此為最大的責任。事實上，不止是在肯尼亞，今天的世界上，到處都有這樣的姆庇之家，住在里面的人，比過去更緊密地靠在一起，也更緊密地結合成一體。過去到外面世界另尋出路的人回流了，仍然留在外面追求廣天闊地的也停了下來，何去何從正拿不定主意。四面八方，許多已經(jīng)趨于分崩離析的姆庇之家又在新的地方重建，而新的政治壓迫蓄意鼓動、挑起群體分裂，造成匱乏與恐懼，也迫使人們重返各自的姆庇之家。
人類社會的這種割裂，不僅尋?？梢姸易怨乓讶唬徊贿^于今尤烈，形成一種諷刺、痛苦而又危險的吊詭：人類的科技越來越全球化，政治卻越來越部落化；人類的傳播系統(tǒng)越來越普及化，對于該傳播哪些東西卻知道得越來越少；人類離其他的行星越來越近，對自己這顆行星上的同類卻越來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類越來越得不到尊嚴，卻越來越趨于分裂。面對世界資源與權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爭奪，人類社會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來越小的碎片。
但是，族群的各個洞穴之間，今天卻是聲光聯(lián)機的。人類登陸月球的現(xiàn)場畫面，通過電視的熒光，打在各個姆庇之家的墻上，呈現(xiàn)在10億人的眼前。這種情形意味著，人類無從逃逸于天地之間，彼此間不相往來的族群雖然越來越多，彼此間的互動卻越來越頻繁；對于自己的存在與抗爭，每個族群都想方設法要讓世人知道，以強化自己的合理性；對于自己的生存與活命，每個族群都爭相抓住世界的眼睛與耳朵，企圖爭取到更多的支持。如此一來，當今人類社會裂解與再裂解的過程，不僅在每天的新聞里面歷歷如繪，而且可以隨時隨地無限制地復制，不論它們是發(fā)生在南非、南棉蘭老島（Mindanao）或南布朗克斯（Bronx），北呂宋或南新澤西，北愛爾蘭、阿拉斯加或錫蘭（Ceylon，今斯里蘭卡），比利時、比夫拉（Biafra）或蘇格蘭，以色列、威爾士或蘇丹、烏干達，塞浦路斯（Cyprus，地中海東面島嶼，1960年獨立）或馬來西亞，圭亞那（Guyana，南美洲唯一的英語國家）或基輔，還是克里夫蘭、孟買、貝爾法斯特。
所有這些新聞，報道的都是斗爭與沖突，血腥一如斑斑史冊，甚至猶有過之。拜現(xiàn)代進步科技所賜，族群之間的屠殺不發(fā)生則已，一旦爆發(fā)就是超大規(guī)模的，速度與范圍也都史無前例。清單如下：在印度，印度教教徒與伊斯蘭教教徒互相屠殺；在尼日利亞、剛果、乍得、蘇丹，部落之間內(nèi)戰(zhàn)不已；在阿薩姆（Assam）的東北部，印度人殺那加人（Nagas）；在馬來西亞，馬來人殺華人；在布隆迪（Burundi，非洲中東部一小國），圖西人（Tutsis）殺胡圖人（Hutus）；在阿爾斯特（Ulster，愛爾蘭與北愛的一部分），天主教教徒與新教教徒互殺；在塞浦路斯，是土耳其人與希臘人；在伊拉克，則是庫爾德人與伊拉克人；在新幾內(nèi)亞，巴布亞人（Papuans）對抗印度尼西亞人；在中東，有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在印度，有泰南迦那人（Telanganas）與安得拉人（Andhras）以及其他各族群；在菲律賓，有基督徒與穆斯林……可說是罄竹難書。
1945到1967年之間，這類“種族或文化的殺戮”，一一數(shù)算下來，“重大的”共有34次，小規(guī)模的多達數(shù)百次，死亡人數(shù)估計有748萬。
到了1974年，據(jù)保守估計，死亡總數(shù)確定已經(jīng)超過1000萬人。1970年，美國與南越軍隊攻入高棉，高棉人殺害數(shù)十萬越南人。1967到1970年，比夫拉內(nèi)戰(zhàn)，將近200萬人死亡。1971年，在孟加拉國內(nèi)戰(zhàn)中，淺膚色的伊斯蘭族群旁遮普人（Punjabis）與帕坦人（Pathans）——均為巴基斯坦人——殺害近50萬深膚色的伊斯蘭族群東孟加拉人。1972到1973年，估計有10多萬胡圖人在布隆迪遭到殺害。1973到1974年，在烏干達，阿明（Amin）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與族人的政權，有9萬人據(jù)稱遭到枉死。撇開公然為之的戰(zhàn)爭與大規(guī)模的屠殺不論，因種族或文化沖突而不時發(fā)生的炸彈事件、暴動或其他暴力事件，為數(shù)同樣驚人。在世界各地新的政治版圖中，族群之間的緊張與拉鋸造成的暴力事件，事實上多到難以計數(shù)。因為，只要政治秩序處于變遷階段，每個國家都必須在族群（部落的、種族的、宗教的、民族的）沖突間找到新的平衡點，而這也正是各大洲每個國家必須面對的切身問題。
這種權力與族群關系的大洗牌，就幅度上來說，是全球性的。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較大的組合曾經(jīng)試圖以一個優(yōu)勢族群或族群整合進行控制，把分裂的各個族群維系成一個整體，但這些權力體系卻都先后式微。這些體系曾經(jīng)運用本身的向心力，營造出某種程度的秩序，使內(nèi)部的分歧不致太泛濫，而所謂的向心力，包括物質的、經(jīng)濟的、文化的與——最重要的——心理的，并把游戲規(guī)則融入信仰與行為的神話與迷思——亦即文化與種族優(yōu)秀或低劣的主張——將之內(nèi)化到每個人的意識中，使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加害者與被加害者都視為當然，然后再整合到制度里面以維持其運轉。這種體系運轉一段時間后，為統(tǒng)治者及其從較低階層中挑選出來的一群人制造了經(jīng)濟上的特權，有時候甚至產(chǎn)生了相當可觀的文學與藝術作品。其所以能夠運轉，關鍵在于外在與內(nèi)在的現(xiàn)實與迷思都能夠維持不墜；其所以能夠存活，關鍵在于它能夠克服外來的挑戰(zhàn)或保持均勢，而內(nèi)部的主要族群又能各安其位并接受現(xiàn)狀。
記錄顯示，這類體系各有不同長度的壽命，沒落可能費時極久，崩潰可能拖延漫長，但一律都不可能無限制地維持下去。在外在或內(nèi)部的壓力之下——通常是二者俱至——權威遭到削弱，合法性受到挑戰(zhàn)，引發(fā)戰(zhàn)爭、失序與革命，權力體系隨之瓦解。這一類的例子，本質各異，如奧斯曼（Ottoman）、哈布斯堡（Hapsburg）與羅曼洛夫（Romanov）等帝國，曾經(jīng)統(tǒng)治過的地區(qū)包括大部分的中歐、東歐、西亞，以及大部分的北非，時間長達500余年；又如一些歐洲人在亞洲與非洲建立的帝國，曾經(jīng)控制過世界的大部分地區(qū)，有的為期不到1個世紀，有的則長達300年。
奧斯曼的統(tǒng)治，始自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于1918年壽終正寢，統(tǒng)治的巔峰時期，幅員從亞得里亞海到波斯灣、從西地中海到紅海，以俗稱的“小亞細亞”（Asia Minor）為中心，包括今天所謂“中東”（Middle East）的全部。統(tǒng)治期間，自阿爾及利亞到伊朗的邊界，無數(shù)的部落、民族與種族均在其管轄之下；歐洲部分的幅員則自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黑海西岸，橫跨希臘、巴爾干、匈牙利，直逼維也納。
奧斯曼的歐洲領域，后來落入哈布斯堡王朝的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之手。1918年之前的半個世紀，奧匈帝國巔峰時期，統(tǒng)治范圍內(nèi)有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波蘭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Slovaks）、羅塞尼亞人（Ruthenians）、烏克蘭人、塞爾維亞人（Serbs）、克羅地亞人（Croats）、斯洛文尼亞人（Slo-venes）、波斯尼亞人（Bosnians）、馬其頓人（Macedonians）、羅馬尼亞人、意大利人，以及不下數(shù)十種——如果數(shù)不及百的話——較小但絕不相同的其他族群或次族群（subgroups）。
哈布斯堡之東、奧斯曼之北則是俄羅斯帝國，在將近400年的發(fā)展中，它的幅員向西與西南進入歐洲，并逐漸向東擴及亞洲。同樣是在關鍵性的1918年之前，這個帝國至少統(tǒng)治20個不同語言的族群，每個族群的人口都超過100萬，小的族群更是不計其數(shù)。蘇聯(lián)（Soviet Union）繼起之后，號稱自己是一個擁有“百個民族”的邦聯(lián)，根據(jù)1920年代的資料，總數(shù)達到189個。
同一時期，歷史的潮汛另有出路，西歐挾貿(mào)易與軍事的力量進入亞洲與非洲。根據(jù)格羅弗•克拉克（Grover Clark）1936年的研究，在他的《太陽大地》（A Place in the Sun）地圖上所列舉出來的，歐洲人1492年統(tǒng)治地球的9%，到了1801年，增加到1/3，1880年又增加了1/3，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1913年——再增加近1/5，到193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前夕，達到了85%。當時，世界上70%的人口是在西方國家的統(tǒng)治之下，單單英國就占有世界1/4的土地，統(tǒng)治地球1/4的子民，總人數(shù)超過當時的中國，也比俄羅斯、美國、法國與日本加起來的人數(shù)還多；1820年代之前，西班牙占有南美洲；19世紀末期到1918年短短的期間內(nèi)，德國也在亞洲與非洲分一杯羹。但還不止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不列顛帝國之外，還有荷蘭之于東印度群島，美國之于菲律賓群島，比利時之于剛果，法國之于東南亞，以及英國與葡萄牙之于非洲。歐洲人對世界這種大規(guī)模的占領，幅員之廣或許只有蒙古人的征服差堪比擬，但在影響上前者遠遠地超過了后者。
就像遠古時代希臘人與羅馬人建立的大帝國，這些強權加諸各民族的統(tǒng)治并不止于烙上政治的印記。長期以來，它們通過各種方式與手段，或者干脆完全訴諸武力，把真真假假的優(yōu)越迷思強加于整個文化體系，不僅深入生活與統(tǒng)治方式，而且代代相傳，及于語文、藝術、宗教與哲學等精神層面，以及行政與司法的制度層面。在許多地區(qū)，對于被統(tǒng)治民族的精英階層，這種影響尤其深遠。歐洲君主與貴族的遺風雖然大都消散了，但在某些方面，例如西班牙人與天主教對于拉丁美洲的影響，卻是難以磨滅地存留了下來。在存有多語言的印度，英國人留下了大量的語言遺產(chǎn)；同樣的，在非洲，英國人與法國人也不遑多讓。在以色列，政治與行政模式以及其他許多東西，都是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的先驅從東歐原封不動搬過來的。而標榜歐洲式社會主義的政權，在國內(nèi)，宗教權威的地位居然凌駕于大部分內(nèi)政事務，很明顯也是奧斯曼教區(qū)體制（Millet system）的遺緒，是英國在后奧斯曼的過渡時期中所保留下來的。因此，大批所謂“東方猶太人”（Oriental Jews）從奧斯曼與阿拉伯繼承過來的遺產(chǎn)，又與來自歐洲的遺產(chǎn)面對面地碰上了。這么多亞洲與非洲文化的重塑會帶來什么結果，或許還需要更多的時間去觀察，但是，現(xiàn)代歐洲的印記深印其上卻是不容否認的。20世紀所有重大的戰(zhàn)爭與革命陣痛，19世紀所有改變?nèi)蛘紊鷳B(tài)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運動，都可以在西歐過去300年的政治、社會與哲學演變中找到根源。所有這些歷史與發(fā)展，不論其情境如何，也不論其形態(tài)如何，都是一種變遷的趨勢、理念與技術—由歐洲孕育的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與通訊技術形成，并由這些移動、擴散、競爭的權力體系無比盲目與宿命地帶到各個大陸—的結果。它所造成的沖擊，使得全世界的所有國家都不可能回頭再去重塑自己的過去了。
1918年之后與1945年之后，這些權力體系先后崩潰或消失，使世界上大部分的民族陷入了政治的離心狀態(tài)而各自運轉。帝國沒落之后，沒有較大的整合力量有效取代其地位，剩下的則是新興的核子強權，但直到目前為止，新的強權卻又無法建立并維持相互間的平衡，以致也沒有足夠的力量對各行其是的民族進行平衡的控制?？傊?，新的整合力量絲毫無能為力。代表歐洲資本主義贏家的《凡爾賽和約》與國際聯(lián)盟（League of Nations）固然虛有其表，其基礎擴大后所組成的聯(lián)合國，也淪為主要強權——事實上只有兩個——之間權力斗爭的政治場域，面對數(shù)量大增的小國之間的沖突，照樣束手無策，而小國內(nèi)部與外部的摩擦與沖突，其癥結正在于民族的、種族的、部落的與宗教的歧義。1945年之后才出現(xiàn)的蘇維埃與美利堅集團，之所以脆弱不穩(wěn)，真正的原因在于民族主義的卷土重來，自主與自尊的要求勢不可擋。像舊帝國那樣能夠讓附庸國服服帖帖聽話的局面，兩個集團盡管手操核子武力，卻也是力有未逮。
相反的，不論是在內(nèi)政或外交的競技場上，超級強權追求國家與戰(zhàn)略的利益時，面對人類此起彼落要求分家的大趨勢，如果不能勉為其難或禮讓三分地予以尊重，根本就是寸步難行。因此，美國不得不拋下白種人的優(yōu)越感，蘇聯(lián)則必須收起斯大林主義（Stalinism）集體恐怖的極端血腥。在世界的競技場上，兩個集團都發(fā)現(xiàn)，整個地球已經(jīng)失控，必須尋求新的解決之道。它們大可以在太空中展開競爭，也可以設法限制彼此不斷升級的武器競賽，以避免造成相互之間的災難。但是，拿19世紀的規(guī)則大玩20世紀的權力游戲，它們卻不可能取得19世紀的成果。兩大集團的艦隊在各大洋上橫沖直撞，互別苗頭，火力之大足以毀掉100個阿加迪爾（Agadir），但它們卻也必須緊張地豎起電子眼睛與耳朵，提防更致命的沖突發(fā)生。訴諸有限的“傳統(tǒng)”武力，不論是俄羅斯式的短暫“奏效”（如在捷克與匈牙利），或美國式的長期消耗（如在越南與高棉），到頭來都是徒勞無功。隱身在小沖突（如越戰(zhàn)、阿以戰(zhàn)爭、印巴戰(zhàn)爭，以及塞浦路斯局勢等）的背后，兩大強權的巨大影響力都未能產(chǎn)生具體的結果。
沒有穩(wěn)定的勢力范圍，沒有聽話的附庸或任人擺布的工具，沒有永遠處于被動的犧牲者——在東歐沒有，在古巴沒有，在埃及沒有，在印度沒有，在中國或北越尤其沒有；在西歐沒有，在日本沒有，甚至在小小的圣多明哥（Santo Domingo）也沒有，在南越尤其沒有。而手執(zhí)新月彎刀的阿拉伯國家，以足可造成經(jīng)濟癱瘓的高價石油對抗西方核子強權，更與19世紀的權力互動關系形成了最強烈的對比。很明顯的，人類社會新一波的吶喊太過高漲，任何事務都已經(jīng)不再可能長久持續(xù)下去——即使只是幾十年——更不用說回到過去那種強權與征服、屈服與溫馴的老模式了。
1945年出現(xiàn)的兩極化權力體系，不出幾年就卷入了新的態(tài)勢，既有始料未及的三角問題，又有扭曲變形的四角關系。西歐從失落的帝國中復原，德國與日本也以令人想象不到的速度自灰燼中再生，而中國有如一座長期熄滅的火山醒了過來，或者應該這樣說，久未聽到的雷聲已在對岸隆隆響起。19世紀艱難的歲月中，那種持久不變的結盟已經(jīng)是明日黃花，20世紀呢？整個世界無非是一個權力重組的過程，本質性的動蕩把大部分的時日塞得滿滿的，而且可以確定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情形仍將如此。重建新的世界強權體系，即使只是在半個地球或1/4個世界上，或許還是可以產(chǎn)生新而較大的整合。然而，就整個情況來看，就算擁有強大的核子武力，那顯然也是最不被看好的指望。
新的結構架設在赤裸裸的武力上，如果不被看好，那么要寄望于當前主要的政治或信仰體系，大概也是緣木求魚了。以所謂中東地區(qū)（亦即西亞、西南亞與北非一帶）過去數(shù)十年的情形來看，伊斯蘭教的整合力量顯然太弱，不足以把任何政治組合或結盟長期維系起來；不同的阿拉伯國家與穆斯林族群，無法組成長久的聯(lián)盟，即使在對抗共同敵人以色列時也是如此。阿拉伯人一貫的政治風格，以及歷歷在目的事跡—例如西巴基斯坦（West Pakistan）對東孟加拉國（East Bengalis）的殘酷攻擊 ——在在顯示其與基督教一樣，可以在某時某地把別人——即使這個人是同一族群——當成兄弟，但絕不會是在此時此地。就世事的脈絡來看，由基督教信仰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羅馬天主教會（Roman Catholic Church），就在不久之前還可以說是一個普世性的機構，但在諸多現(xiàn)成的事例中，它卻提供了一個最有力的證明，顯示再怎么大規(guī)模的整合也已經(jīng)無力聚零為整，甚至維持其信仰體系的完整。至于俗世的夢想，例如馬克思所懷抱的新社會主義或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這半個世紀下來，也已經(jīng)完全落空。這個夢想曾經(jīng)被歐洲的社會主義民主打破，在1914年的大戰(zhàn)危機中，民主的歐洲分裂成一塊塊碎片，于是俄羅斯的十月革命再度喚起這個夢想。但是，當摩擦布爾什維克這盞“神燈”時，跑出來的卻是一個新瓶舊酒的精靈—俄羅斯民族共產(chǎn)主義，結果，夢又碎了。最后，社會主義解放的殘夢終于消失在斯大林的集中營與牢獄之中。希特勒德國在歐洲，以及日本在亞洲，也都曾經(jīng)妄圖把自己的那一套整合加諸世界，但都旋起旋滅，徒然造就了它們所挑戰(zhàn)的強權體系。最后只剩下美國式的大整合模式，但今天同樣被證明無效。相較于其他模式，美國式的整合雖然大不相同，也還沒有到失敗的地步，但1945年之后，它才進入最嚴酷的考驗階段，而考驗正在進行中。
我們今天所經(jīng)歷的世界，不是新的整合正在形成，而是破碎成小塊小片，有如大大小小的星球，自爆炸中的銀河系里爆裂出來，每個星球都以離心的自轉離開，同時也都緊緊抓住各自的碎片，使其不致因自身的旋轉而被甩離。這幅景象，就算我們圖文并茂地凸顯其中較大的特征，想要看得清楚，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后殖民時代：1945年以來，已經(jīng)成為過去的帝國，在亞洲與非洲被切割成80個左右的國家，大的如印度，小的如阿曼（Oman），最小的如瑙魯（Nauru），最新的如幾內(nèi)亞比紹（Guinea-Bissau）。新國家之所以有如雨后春筍，原因不外是外來政權已經(jīng)無以為繼，被統(tǒng)治者再也不甘屈居人下。在少數(shù)幾個地方，如國大黨（Congress）領導的印度與共產(chǎn)黨領導的北越，撐著民族主義的大旗，爭取獨立的斗爭持續(xù)了好幾十年。在更多的地方，例如非洲部分地區(qū)，則是帝國主義倉皇離去的結果（如剛果）；有些地方—法屬非洲多屬此例—甚至是外來統(tǒng)治者心不甘情不愿地承認，即使游戲不改，名字也該換一個了。在英屬非洲，例如加納（Ghana）、肯尼亞與其他幾個地方，民族主義的不滿情緒早已存在；但是，那些1957年之后在非洲新興國家中具分量的政黨或團體，大部分在1948年之后才出現(xiàn)。在葡屬非洲，則是經(jīng)過另一個10年的民族主義游擊戰(zhàn)爭才獲得獨立，并迫使最早也是最小的帝國—葡萄牙—最后一個撤離非洲。在亞洲，西方帝國只保留了香港與澳門諸島，原因無他，過去一向吃癟的中國不想動它們而已。
亞洲與非洲的民族主義勝利，姑且不論其來龍去脈，都來得太遲了。民族國家作為一項政治工具，過去對經(jīng)濟發(fā)展與社會變遷都有其貢獻，但在當時，其能量早已消耗殆盡。擺脫外來統(tǒng)治者的負軛—或者說它是自行脫落的—充其量只是滿足了殖民地人民重獲自尊自信的強烈需求。就這一點來說，新的民族主義者也只是用一批本土的無賴取代了外來的壞蛋，并將帝國主義最惡名昭彰的象征與核心迷思—外來文化與種族的優(yōu)越—掃地出門。在這個他們從未出力打造的世界，他們甚至別無所圖，就只是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而已。但是，這些民族一旦脫離了外來的統(tǒng)治，面對經(jīng)濟發(fā)展與社會變遷排山倒海而來的問題時，新的國家所能提供的機會又是最有限的。
在亞洲與非洲，民族主義所用的說詞充滿了浪漫色彩，不脫前一個世紀歐洲民族主義那一套崇尚自由之說。但是，新的自由并未帶來新的平等，更不幸的是，甚至沒有帶來同胞之愛。在黎明的曙光中，新的日子是灰暗的。這些新的國家，過去從未以個別的國家形式存在過，也從未以目前的形式存在過；幾乎所有的國界都不是從遠古繼承下來，而是從殖民時代沿襲下來；國界劃定時，住在那兒的是些什么民族，根本從來沒有考慮過。今天大部分的非洲國界，完全是殖民列強擅自做主劃定的，例如在1884年歐洲的柏林會議。殖民地只是一個政治或行政單位，居住其間的民族通常多達十余、數(shù)十甚至數(shù)以百計，而這些民族之間，因地域、種族、宗教、語言、部落的不同，原本都互有區(qū)隔，甚至是互相對立的。這種固有的區(qū)隔，從殖民地轉型成主權國家時，被完整保存下來的只有一兩個，其余的全是多元混雜，不僅成為這些新國家數(shù)十年來重大的政治問題，而且制造了不斷的沖突。反抗殖民主義的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 of nations）圣杯，到了后殖民時代，變成了族群沖突、分裂、叛變與壓迫的毒藥。
同一時代中，以不同方式受到西方列強影響的國家，倒是有少數(shù)幾個能免于這種情況。日本并未被殖民過，雖然也有少數(shù)民族，但族群的同構型基本上極高。另一方面，重新站起來的中國卻有相當復雜的“民族問題”，整個邊疆地區(qū)，沿南部的山區(qū)，經(jīng)過西藏、新疆到內(nèi)蒙古，世居的非漢人少數(shù)民族，論面積，約占中國領土之半；論人口，約為總人口數(shù)的1/10弱。這些少數(shù)民族，無論對中共、國民黨政府或之前的清王朝，都是內(nèi)政上極大的困擾，以后也仍將是漢民族的中國統(tǒng)治者得傷腦筋的問題；以目前中國與蘇聯(lián)的關系來看，北部與西部的壓力尤其大，甚至可能成為外交上的危機因素。
總之，絕大多數(shù)的前殖民國家都是多種族群的混合，多數(shù)民族與少數(shù)民族的分布，各種可能的狀況都有，相互之間或是相持不下，或是不對等的多元。無論哪一種情形，都存在著不同形式與不同程度的矛盾。
印度—巴基斯坦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好例子。一開始，印度的多數(shù)族群印度教教徒（Hindu）與少數(shù)族群穆斯林就已經(jīng)是壁壘分明，1947到1948年發(fā)生大規(guī)模屠殺與逃亡潮，終于使雙方?jīng)Q裂分家，此后又發(fā)生過3次戰(zhàn)爭。除了仍然留在印度的4500萬穆斯林，印度境內(nèi)還有其他人數(shù)更少的少數(shù)民族，包括錫克教教徒（Sikhs）、耆那教教徒（Jains）與基督徒，此外還有一些更小的族群，在內(nèi)部所造成的緊張、分裂與沖突更深更大，其中包括約12個頑強的地方主義團體、15個主要的以及50個較小的語言族群、數(shù)十個主要的種姓（caste）及數(shù)千個次等種姓（subcaste），種姓體系之外更有為數(shù)8000萬的賤民（untouchable）。再談到西巴基斯坦，其內(nèi)部已有旁遮普人、帕坦人、信德人以及其他族群之間的緊張與宿怨，又對東巴基斯坦的自己人大肆屠殺，結果以東巴基斯坦獨立為孟加拉國收場。為了隔離穆斯林與印度教教徒，它不惜血流成河與印度分治；為了割裂穆斯林兄弟，它也照樣不惜血流成河。
類似的情況，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發(fā)生，幾乎沒完沒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的30多年之間，可以說是暴力充斥，包括內(nèi)戰(zhàn)、叛亂、鎮(zhèn)壓、滅族式的政變與反政變等。在這些沖突中，絕大部分浮上表面的嫌隙，早在前殖民時代即已存在，全都是根深蒂固的宿仇與舊怨。
當然，有些沖突是殖民時代的移民造成的。移民，包括自愿的、誘騙的或強迫的，例如大量非洲人淪為奴隸；契約勞工潮，尤其是來自印度的；以及來自中國、印度與地中海東部諸國的新舊移民，大量移往東南亞、非洲以及大西洋、太平洋諸島。移民潮帶來新的混合族群，例如錫蘭的僧伽羅人（Sinhalese）與泰米爾人（Tamil）；拉丁美洲的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與歐洲人；馬來西亞的馬來人（Malay）、華人與印度人；在圭亞那、特立尼達、牙買加，印度人——有時候是華人——與非洲人混合，在斐濟與大洋洲其他地方又與美拉尼西亞人（Melanesians）或波利尼西亞人（Polynesians）混居；另外在東南亞，華人有為數(shù)龐大的移民，在加勒比海地區(qū)也有，但規(guī)模小得多。此外還有比這些更邊緣的族群，例如英裔印度人（Anglo-Indians）、英裔緬甸人（Anglo-Burmans）與其他歐裔亞洲人（Eurasians），以及大部分的歐裔非洲人（Eurafricans），棄民般屈居于高度階層化的殖民社會中。這些族群，包括生意人與勞工，例如東南亞的華人、緬甸與東非的印度人，在后殖民時代各國獨立后，于當?shù)厣鐣淖迦壕o張中，經(jīng)常成為孤立無援的斗爭對象或替罪羔羊。然而，有時候由于人數(shù)眾多，雖然仍屬少數(shù)，卻非任人宰割，例如在馬來西亞，占總人口數(shù)40％的華人，就能與強勢的馬來人維持一種微妙而不安定的平衡；又如在圭亞那，實際上屬于多數(shù)的印度人，與非洲裔圭亞那人也處于類似的關系。在這兩個國家，此種情形導致群眾暴力與流血事件不斷重演，也始終是后殖民時代重大的權力難題。
總之，在這些體質脆弱的新國家中，掌權的新人為了確立新國家的主權，不得不面對新國家的認同問題，在設法自衛(wèi)、免于強大反對勢力的打擊之外，又要發(fā)展經(jīng)濟，克服嚴重的貧窮與落后，最后，更必須設法消弭內(nèi)部族群之間長期的敵對與分裂，以營造一個長遠的整合社會。
后帝國時代：西歐一向以世界的中心自居，自其地向東，而有近東、中東、遠東之分；格林威治是時間與經(jīng)度的起點；馬克思主義者一直預言、帝國主義者也一直擔心的崩潰與革命，到了后帝國時代并沒有發(fā)生。相反的，歐洲人發(fā)現(xiàn)，卸除了白種人的負擔，其實是一種解脫而非災難。戰(zhàn)后，在美國人的協(xié)助下，歐洲人發(fā)現(xiàn)，自己大可另起爐灶，英國的表現(xiàn)雖然比不上法國、比利時或荷蘭，但也不差，所有這些國家，加上以驚人速度從灰燼中站起來的德國，比起舊歐洲絲毫不遜色。事實顯示，縱使沒有堅船利炮踵其后，生意還是可以做得很好。好幾年下來，法國在印度支那（Indochina，包括今越南、緬甸、老撾、泰國等國）與阿爾及利亞，繼續(xù)為它的偉大奮斗—比對抗納粹更賣力也更鍥而不舍—戴高樂也始終念茲在茲，有如杜莎夫人蠟像館（Tussaud）中的一尊蠟像。英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穩(wěn)住國內(nèi)，馬上又得清理帝國留在蘇伊士以東與地中海的幾個爛攤子。失去了世界強權的舞臺布景，在世界權力的競爭中不再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歐洲人必須圖存；換句話說，在歐洲西邊那塊巴掌大的半島上，他們必須重新調整彼此的關系，一些小國開始推動“新歐洲”誕生，想要整合其間活力十足的民族分離，并使之理性化。盡管這股風潮彌漫，不論將會弄出什么樣的整合，放眼未來，合的力量仍將弱于分。
更重要的是，就歐洲來說，“分”的情況比過去更為顯著。帝國與強權的沒落，對歐洲人來說，形成了一種始料未及的發(fā)展，亦即歐洲社會中某些次民族（subnation）族群，好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安于被動附庸的地位—或者看不出來有什么不滿—如今這個由準許、同意或臣服所構成的結構體卻開始松動，以致陰魂不散的分離主義（seperatism）重新浮現(xiàn)；新的“民族”運動或風潮再度抬頭，基于地域、語言或政治的理由，爭取失落已久的自治（autonomy）；有些則是激進的新文化復興運動，雖然不是來勢洶洶，但也絕不可等閑視之。在這種情況下，出現(xiàn)了不同面向與強度的摩擦：在大不列顛，有威爾士人、蘇格蘭人，甚至馬恩島人（Manx），在阿爾斯特有天主教教徒與新教教徒重啟爭端；在比利時，有佛蘭德人（Flemish）與瓦龍人（Walloon）的沖突；在西班牙，有巴斯克人（Basques）的騷動；在法國，有布里多尼人（Breton）與其他的地域族群；瑞士則有汝拉人（Jurasians），并且擴及北美洲，在加拿大有魁北克民族主義。
后帝國經(jīng)驗的另一個結果，是殖民者在殖民地所生的后代大量移入他們的母國，包括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非洲人與西印度人移往大不列顛，阿爾及利亞人移往法國，印度尼西亞的歐裔亞洲人與安汶人（Amboinese）移往荷蘭。在過去，這一類人都是由殖民體系挑選出來、送往母國接受教育、準備予以吸收的少數(shù)精英；如今卻大不相同，這些為數(shù)眾多的移民，幾乎全是為了改善生活條件、不得已踏上黃金之路的勞動人口。由于舊的權威關系已經(jīng)瓦解，這些教育水準不高的人，明白自己屬于新來的階級，是要來落地生根的異鄉(xiāng)人，而不是別人可以忍受的過客，加上人數(shù)眾多，以致形成新的內(nèi)部緊張、沖突與街頭暴力。過去出于自負而包容種族差異的態(tài)度因此也有了轉變，在法國尤其明顯。這些文明較盛、文化較高、過去大肆向外擴張的國家，因為這種經(jīng)驗產(chǎn)生了新的問題，對于本身的社會特質以及多元主義的形式，也提出了新的質疑。
后革命時代：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承諾一個國際社會主義的新秩序，以取代資本主義的無政府、帝國主義的壓迫，以及民族主義對抗所導致的戰(zhàn)爭。在蘇聯(lián)，布爾什維克所承諾的，正是這樣的一個社會與政治體制，全國的100多個民族，有些享有領土的獨立，但全部都享有文化與語言的自主，同時又能在中央權力機構享有某些代表權。但是，所有這些承諾都破滅了，而問題正好就出在“民族問題”上。民族問題，在共產(chǎn)主義理論中始終是個中心議題，在共產(chǎn)黨的政策里也始終是個棘手的議題。
蘇聯(lián)會變成一個民族的共產(chǎn)主義政權（national-Communist power），開始的時候是身不由己，到了斯大林的手上，則是出于故意?；谧约旱拿褡鍛?zhàn)略目標與政策，蘇聯(lián)甚至出賣了其他地方的革命運動，這在德國、中國、西班牙與法國所造成的后果尤其重大；在1920到1940年之間，這些國家如果沒有蘇聯(lián)的介入而能走自己的道路，可能早已大幅改變世界歷史的進程。這一段歷史，后來又直接導致蘇聯(lián)民族共產(chǎn)主義與中國民族共產(chǎn)主義的決裂—今天在蘇聯(lián)，“黃禍”之說言之鑿鑿，其威脅遠甚昔日之美國或霍亨索倫日耳曼（Hohenzollen Germany）。
在蘇聯(lián)國內(nèi)，共產(chǎn)主義承諾的新秩序同樣是空話一句。共產(chǎn)主義在蘇聯(lián)一黨專政了60年，在東歐也有將近30年的歷史，無論是國家內(nèi)部或集團內(nèi)部的政策，大部分仍然是圍繞著古已有之的對抗在打轉，組成這些國家的數(shù)十個民族之間，過去未能解決的問題今天依然存在。各自分立的共和國是建立了，處理民族問題的相關機構也成立了，政治上與文化上的民族自主玩得有模有樣，但是，理論上尊重民族與文化的那條線，仍然與中央集權那條威權主義的線糾纏不清，不論在哪一方面，都落入一套設計好的環(huán)節(jié)，不是配合權力行使的需要，就是迎合當權者的基本教義。民族問題不僅在蘇聯(lián)未能解決，甚至斯大林長達30年的統(tǒng)治也無能為力—斯大林本人是格魯吉亞人（Georgian），也是“民族問題”理論專家—在他當權期間，一聲令下，有的民族整個遭到連根拔除與放逐，被處死的人數(shù)以百萬計。另一方面，1945年掌握東歐與東南歐以來，帝國權力所能達到的民族，蘇聯(lián)同樣無法有效控制。至于各個附庸國政權，對內(nèi)部的民族問題也是束手無策。在捷克，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仍然鬧得不可開交；蘇聯(lián)1968年揮軍入侵這個國家時，就是充分利用了這種內(nèi)部的矛盾。在南斯拉夫，年老的鐵托（Tito）遲暮之年仍然費盡心思，防堵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黑山人（Montenegrin）、波斯尼亞人以及其他尋求分家的民族把這個國家撕裂。羅馬尼亞與匈牙利之間，仍然為了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爭纏不休，雙方都利用對方的少數(shù)民族—阿爾巴尼亞人（Albanian）、馬其頓人、匈牙利人或其他族群—作武器，從外部施壓或進行反制。這種模式不僅見于俄國的西緣，同樣也出現(xiàn)在東邊。
不論訴諸空泛的信念、或大規(guī)模的工業(yè)化與都市化、或世代交替、或高度中央集權、或集體壓迫、或精致的理論、或體系完備的規(guī)劃，在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政權統(tǒng)治下，許許多多民族或族群的分離傾向，不僅至今不息而且根深蒂固，顯然無法遏阻。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與基督教的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一樣，仍然只是被現(xiàn)實嘲笑的一個虛幻神話。反大俄羅斯（或大捷克、大塞爾維亞、大匈牙利、大羅馬尼亞）的情結仍然在點燃沖突的火種，跟共產(chǎn)主義當權之前的各個世代比起來，行為模式也依然如故，沒有什么太大的改變。
后幻想時代：在美國，1945年之后，隨著白人的世界霸權體系崩潰，對美國社會所抱持的幻想也一個接著一個像氣球般被刺破，有關“美國人”的認同問題，也以新的方式與新的尺度升溫，并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社會中所有的族群關系都處于劇烈的改變中，每個族群內(nèi)部也面臨同樣劇烈的自我反思。
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部分原因是美國黑人長期爭取民權（civil right）的努力在最高法院終于到了決定性的時刻；另一個因素則是世界局勢所帶來的壓力?？傊?，事實擺在眼前，對于舊的游戲規(guī)則，美國黑人不再接受也不再讓步，而社會的腳步顯然已經(jīng)準備改變，于是，就這樣動起來了。過去一直忽視黑人而活在幻想中的美國社會，終于不得不正視這個問題。民間鼓吹自由思想的黑人與白人，經(jīng)過50年的奮斗，總算贏得最后勝利，將名義上對全民開放、實際上卻把黑人排除在外的公民權從法律上扭轉過來。接下來，對于自己長期忍氣吞聲所造成的一切后果，黑人繼續(xù)提出挑戰(zhàn)，對習慣成自然的歧視高墻展開沖撞，對長期以來使他們在社會上與經(jīng)濟上寸步難行的障礙進行跨越。但是，最痛苦也最困惑的，可能是他們必須重新發(fā)現(xiàn)自己并重新定位自己，這個過程引導一些美國黑人去尋找自己的“姆庇之家”，希望能夠在陌生的新環(huán)境中發(fā)現(xiàn)一些東西，不僅認同自己是“黑人”，并且認同自己是“美國人”。于是，他們又以最尖銳的方式提出這樣的問題：1945年之后終于開放、開始包容長期以來完全或部分被排除的族群的美國社會，是否會開放得更寬更闊，以過去接納其他族群—天主教教徒、猶太人、華人、日本人，等等—的相同基礎包容黑人，讓所有的人都享有相同的權利、地位與機會？
“黑人”與“美國人”的認同危機，本身又足以成為另一種危機。在這些年中，它所產(chǎn)生的效應對社會上其他的族群造成了重大的改變，就像在沿路不同的車站，有的族群“進”，有的則是“出”。對于某些一向被其他族群視為“進”的“族群”，這種效應不僅改變了別人對他們的看法，也改變了他們對自己的看法。例如信奉基督新教（Protestants）、系出北歐的白人，一直被視為社會上優(yōu)勢的多數(shù)“族群”，如今卻變成一盤散沙，被貼上帶有貶義的標簽“黃蜂”（Wasp，即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簡稱），至于其他大多數(shù)的非白人族群—墨西哥裔美國人，以及西班牙語族群、華裔美國人與日裔美國人—卻有一點類似黑人的模式，開始有樣學樣，以激進邊緣族群的姿態(tài)站出來，對全體居民普遍存在、深有同感的感受做出響應，并且隨時表達出來，使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以及他們對本身的印象都隨之改變。
白人里面自成一格的次族群（subgroupings）間，這種傾向卻比較不明顯，反應通常在兩可之間，因此變動所引發(fā)的效應也是多重的。然而，在美國此一趨勢與環(huán)境的重大轉變中，“進”得最深的卻是一個白人的次族群—愛爾蘭天主教教徒（Irish Catholics）。1960年，一位愛爾蘭天主教教徒當選美國總統(tǒng)，對愛爾蘭裔美國人與反天主教情結而言，都是歷史的一座分水嶺。對于社會風氣的改變、神職人員內(nèi)心的掙扎、天主教的教育，以及天主教教徒在信仰上的堅持與實踐，天主教會逐漸采取開放態(tài)度，這對愛爾蘭裔美國人及所有的天主教教徒來說，都是眼界上了不起的重大改變。
至于猶太人，雖然不可能那么快就入主白宮，但早在1945年左右，他們已經(jīng)跨越了一直高高豎立在他們面前的障礙。新的包容經(jīng)驗使某些猶太人擔心他們的姆庇之家難以保存，在圈內(nèi)他們經(jīng)常告誡以及非常努力地維持猶太人的團結。但另一方面，對于這種團結的士氣，不久卻出現(xiàn)了明顯的阻力；過去數(shù)十年在民權運動上一直攜手合作的黑人，這時與猶太人產(chǎn)生了裂痕，黑人好戰(zhàn)的激進派以及某些溫和派轉變成了死硬的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其情況與1960年代所謂新左派（New Left）反猶太復國運動及反以色列的立場極為類似，對于那些過去自認是“老”左派，以及在美國政治中一直支持自由運動的猶太人來說，此一發(fā)展無疑產(chǎn)生了極大的排斥作用。1967年之后，尤其是1973年的十月戰(zhàn)爭（the October War）之后，在對待以色列的問題上，各方面都出現(xiàn)了模棱兩可的態(tài)度，在政府的政策上如此，在基督新教與天主教等宗教團體方面亦復如此。因此，在1960與1970年代，對許多猶太人而言，不確定感再度襲來，不安全感則突然浮現(xiàn)，對于既為“猶太人”又是“美國人”那種再清楚不過的認知，再度出現(xiàn)了困惑，很難想象庫爾特•萊溫（Kurt Lewin）所譴責的“歸屬的不確定”又陰魂不散地回來了?？傊?，在美國這一波改變的過程中，跟所有其他族群一樣，猶太人也發(fā)現(xiàn)，他們的認同其實是美國本身的認同尚未成型的一部分。
由歐洲天主教移民的第二代及第三代所構成的美國白人族群，在這一波沖擊中所受到的影響仍然看不太出來。這些過去被稱為“白種人”（white ethnics）的族群，占美國“中產(chǎn)”與“藍領”階級的極大部分。關于這些族群的不滿，很多已經(jīng)見諸文字，其中尤以1960年代黑人在東北部工業(yè)大城對工作與社區(qū)點燃新一波的攻勢，亦即所謂的反撲（backlash），最令他們感到害怕；這些選民的訴求，在1968與1972年的全國性政治活動中，也促成了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的參選。這些族群的大部分人，所認同的仍然是他們原來的民族，他們的父祖輩都是意大利人、波蘭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烏克蘭人、斯洛文尼亞人、匈牙利人、亞美尼亞人、希臘人，以及其他近30年來的移民族群。在黑人新一波高姿態(tài)的氣焰刺激之下，強調族群（ethnic）的文章與言論也開始在這些地區(qū)出現(xiàn)，大部分這類作品，不是出自對族群深信不疑的老一輩，就是出自那些被黑色爆炸逼退到角落的新一代種族狂熱分子。在這些年里，這些高度分歧的族群，深受經(jīng)濟與社會壓力之苦，在他們的情緒與感受中，人種因素到底占多大的分量，由于缺乏足夠的數(shù)據(jù)，還很難說得準。但很明顯的，就像其他的族群一樣，他們當時暴露在新的環(huán)境中，同樣感受到美國社會并不如他們以前所想的那樣融洽，什么是“美國人”這個問題，并不如他們以前所認知的那樣清楚，其他人所面對的重新定位，他們同樣也面對著。
對某些人來說，這是認同的危機，如同黑人的例子，或者至少是認同的問題，如同許多其他的族群。但就整體而言，隨之而來的是美國生活中一系列的矛盾與危機，而且在同一時間都達到了某個頂點。持續(xù)的貧窮及其所產(chǎn)生的后果，墮落的貧民區(qū)及封閉的中心都市、毒品、污染的環(huán)境，以及突然發(fā)現(xiàn)工業(yè)時代有其限度，不是每樣從工廠煙囪里出來的東西都是進步的，所有這類的困惑都跟這些矛盾和危機脫不了干系。它們也與越戰(zhàn)深創(chuàng)巨痛的經(jīng)驗有關，這場戰(zhàn)爭使人們對平常深信不疑的終極價值產(chǎn)生疑問，更甭說美國在世界上使用武力是否正當?shù)膯栴}了。在水門丑聞中，面對彈劾的壓力，一個總統(tǒng)破天荒地辭職下臺，也讓美國政治制度的本質被打上了問號。20年之間，在美國生活的主要領域中，所有這些亂象紛陳的事件，使許多昔日的幻想為之破滅，或降到了最低點。這些幻想包括：美國是一個“熔爐”；美國制度存在著真正的自由與民主，尤其是在對待非白人的少數(shù)族群方面；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價值；以及在國際事務中美國扮演角色的虛擬價值。身為“美國人”的意義何在？在過去，每個人都自以為自己再明白不過—或者想當然地以為自己知道—如今卻茫然以對，或者越來越抓不到頭緒。這種情形普遍見于各個年齡層，但在1960年代末期，一股不滿的情緒，卻在最激進、最不爽的年輕人中間，以最極端的方式爆發(fā)開來，利刃般朝所有的人切割下去，既深且廣。
如果許多人、許多族群都開始認為，真正的安全，只有在部落族人緊緊圍成的圈子中才能找到，只有在自己美國式的姆庇之家才能找到，那么，在我們?yōu)槊绹露嘣髁x追尋新定義與新形式的路上，我們跌倒了，那是一點也不會令人意外或驚奇的。
種種情勢引發(fā)了新的問題，也提高了新問題的層次，在在需要投入新的探討，并要求我們重探以前匆忙走過的來路，重探過去我們以為是陽關大道的舊途。由于空間那樣遼闊，樣貌那樣繁多，其間不免物換星移，地球上，與人類每個族群有關的空間已經(jīng)有所變動，人類看自己或看別人，光線、角度、陰影與映像也都不復從前或正在改變。所有的姿勢與風格都已經(jīng)有別于舊態(tài)，也或多或少地改頭換面。由于舊權力體系崩潰，新的體系又脆弱不穩(wěn)，所有的族群關系都陷入動蕩不安，于是乎，新的巨大的困擾乃在我們周遭升起。為此，我們牢牢抓住過去某個比較安全的殘跡，尋找那些不知為什么會在某個地方丟失的東西，一頭栽回到部落的洞穴，栽回到姆庇之家。重回可以滿足某些需求的環(huán)境，退回再度把自己封閉起來的高墻后面，這種沖動如此強烈，在他們的心里，仿佛真有那樣一個地方，他們能夠找到歸屬感，在那兒，只要能與同類相聚相守，就能夠在肉體上與精神上重拾某種程度的安全。
正因為如此，在安排政治與社會事務上，我們正在把自己再度割裂，把自己再度部落化，而且動作之快，超過我們追求更有人性的人際關系。在這個大變動的時代，人類應該何去何從，可以何去何從，現(xiàn)在還沒有答案。因為，實在很難描繪一個超級巴爾干化（super-Balkanized）的世界如何能夠解決這個地球上最迫在眉睫的任何問題；除非有某個更大的新整合出現(xiàn)，或許還有一點機會。后核子時代的一片安靜可能是一種方式，到那個時候，什么都解決了。或是回到過去，亦即出現(xiàn)一個新的集權體制，用武力去貫徹與維持整合；反正所有的證據(jù)都顯示，一個人之于其他的人，始終都是一只狼而不是別的。不過話又說回來，有人還是相信，人也可能是別的什么東西，而且這種想法從來沒有改變過。總之，相當可能的是，目前這種大分裂的發(fā)作或許會引導新的多元主義形成，并在某種程度上，比較能夠讓人在新的環(huán)境中滿足以前的需求。
如果我們還有任何機會朝這個方向行動，依我看，就得先問一個老問題：為什么人類大部分共同的需求都只能在他們最褊狹的族群中得到充分滿足，在其他更廣闊的—不用說什么如同手足般的—政治體系或團體中就難以甚至無法滿足？200多年來，西方世界最有智慧的人都相信，憑著科學的進步、知識的增長、對自然的控制，理性將獲勝，而人類早期所有的落伍都會一去不回。所謂落伍，包括各種迷信—其中包括許多宗教—以及那些阻礙人類精神擴充并使人類存在無法更人性化的部落格局?？茖W進步了，知識增長了，自然受到了控制，但是，理性并未勝利，部落主義（tribalism）并未消失。這就好像奧斯卡•哈默斯泰因（Oscar Hammerstein）的暹羅國王（King of Siam）所說的，是“一個謎”。最糟的是，當前的再部落化顯示，連幻想都已經(jīng)破滅。從最好的一面來看，目前各種事物所呈現(xiàn)的亂象，無非是出于人類各個族群的要求，亦即每個人在社會中都應該享有受人尊重以及自我尊重的地位。問題是，而且這一直都是個問題，除了我們隨時隨地都要維持非常態(tài)的恐怖平衡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方法能夠使族群之間互相尊重。
為了更明白我們的艱難處境，對于基本群體認同（basic group identity）的核心本質與功能，有必要做一個新的審視。正如我們所了解的，族群認同正在帝國的廢墟上抽芽滋衍，在各種新文化與新政治的墻縫中探頭，使理想主義者與理性主義者憂心不已，因為他們始終相信，這條道路之外，一定還有更好的途徑讓人類的故事繼續(xù)發(fā)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