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
我的外祖父連雅堂先生在他五十歲之秋，曾與比他年輕的黃潘萬、張維賢兩位朋友，在臺北市太平町三丁目二二七番地（今延平北路）合作開設“雅堂書局”。當時日本占據臺灣已經三十余年，正積極推行日本語文，逐漸禁止中國語文，從而達到消除中國文化之目的。然而，“雅堂書局”所售的各類書籍，及兼營的杭扇、湖筆、徽墨、詩箋等物，卻都是采自大陸的國貨，一概不賣日文書籍及日制文具。古文書籍，以線裝經史子集類居多，同時也出售與新思想、新文化、新文藝相關的書，如《三民主義》、《中山全書》，以及吳稚暉、胡適、魯迅等人的著作。
“雅堂書局”開辦之初，外祖父每日上午十時左右到店，略事巡察后，若無顧客，即取書埋首研讀。店內的新舊書籍各種，他都興味盎然地飽覽，遇有疑慮，必查究字書類書。有時買書的青年人請益討教，也會熱心指導。中午回家午膳，下午二時許再到書局。晚間關店前，他總是選一本書帶回家閱讀，次日歸還書店。
文人不擅長營商，而“雅堂書局”的風格又與當時大環(huán)境的走向相左，這個專售漢文書的書店，初時業(yè)績還不差，除臺籍人士光顧外，甚至還有任教于大學及高校的日本學者前往選購。其后則逐漸因為收入不敷開支，加上日人沒收禁書超過資金四分之一，雖以少采辦、多賣存貨苦撐了兩年，不得不結束收場。
外祖父撰著《臺灣通史》、編纂《臺灣詩乘》、《臺灣詩薈》的心意，乃為臺灣保存史料，維護祖國文化；甚至開辦“雅堂書局”而專售漢文書籍、中國文具，也顯然可見用心深刻。在書店開辦的期間，他也曾主持漢學研究會，于晚間七時至九時授課。至于他個人的興趣和最投入的研究對象，則逐漸轉入臺灣語言和文物考古方面，這成為他日后出版《臺灣語典》及《雅言》的基本；而在那一段時間里能夠擁有一爿書店，日日埋首書中，遇有大小疑難即可就便查考，定必為他最滿足欣慰之事。
書店結束后，他在距店址不遠的臺北橋附近賃一樓房，廉售存書。其后，遂以余書委托臺南的興文齋、崇文齋、浩然堂等書店代售，而他也移居于臺南故里。
臺灣為日本人所占據，雖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外祖父始終不甘為殖民地民。他五十四歲之年，撰一書函與張溥泉先生，令他的獨子震東先生攜書投奔祖國。此函句句凄愴動人，有言：“弟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異地，長為化外之人，是以托諸左右。昔子胥在吳，寄子齊國；魯連蹈海，義不帝秦；況以軒黃之華冑，而為他族之賤奴，泣血椎心，其何能惄？”
舅父震東先生在國內的工作安頓后，為了保存臺灣的文獻，外祖父仍在臺南繼續(xù)研究撰著。越二年，五十六歲之春，因為我的母親夏甸女士（外祖父長女）婚后居住在上海，而姨母秋漢女士（外祖父三女）也已自淡水高等女校畢業(yè)，外祖父毅然決定攜眷內渡，遂其終老祖國之志。
行前，日本臺灣總督府委托尾崎秀真，向外祖父洽請將所藏的臺灣文獻割愛。通史既久已刊成，而此行恐暫無返期，外祖父便將書以半賣半送方式出讓。他舊藏的書刊，一部分歸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所有，另一部分歸總督府圖書館所有。唯后者于二次大戰(zhàn)期間，因遭盟機轟炸，竟無片紙幸存。
外祖父和外祖母晚年居住的寓所在上海江灣路公園坊八號，是我父親林伯奏先生的房產之一。我的母親就近照顧了雙親的晚年生活。
外祖父定居上海以后，仍以讀書寫作及持續(xù)關懷臺灣文物為生活重心。他五十九歲之年六月二十八日，因肝癌逝世。身后遺留的許多文稿和書籍，由于舅父當時遠在西安工作，所以部分由我的母親承收保管。
抗戰(zhàn)勝利之次年，我們舉家自上海返歸臺灣。在眾多瑣物間，母親竟然把外祖父遺留的書籍也安然帶回來。而在繁忙的家務之間，我常見到有時她會撫摸那些已呈黃褐色的舊線裝書。她必然是在懷念著她的父親吧。
及至母親自己也衰老時，她把外祖父的書送給了我。母親過世后，外祖父遺留給她的書，遂成為母親遺留給我的寶物了。我小心摩挲著書面雖然微損而內頁仍完好的這些書，懷念著母親，也懷念著外祖父。
外祖父逝世時，我尚未滿三歲，仿佛記得一些事情，但其實許多事情也可能是聽母親的敘述，或者竟是日后閱讀他的詩文，乃至于閱讀他閱讀過的書籍而想象亦未可知。
外祖父遺留的線裝書之中，我最珍視的是一套四冊的《莊子》。這套郭象（子玄）注，陸德明音義本，系民國二年掃葉山房石印，于民國三年三月出版。外祖父曾言：“臺灣僻處海上，書坊極小，所售之書，不過四子書、千家詩、及二三舊式小說。即如屈子楚辭、龍門史記，為讀書家不可少之故籍，而走遍全臺，無處可買，又何論七略所載四部所收也哉？然則欲購書者，須向上?；蛩幥笾]匯往來，諸多費事，入關之時，又須檢閱，每多紛失；且不知書之美惡，版之精粗，而為坊賈所欺者不少?！保ā杜_灣詩薈》第十八號“余墨”）“雅堂書局”所售的線裝經史子集類，都是由外祖父親自選擇訂購，書目種類豐多，版本精美講究。主要的來源為掃葉山房，千頃堂。不過，這套掃葉山房《莊子》倒未必是他開辦書店之后才擁有，因為早在“雅堂書局”時期以前，他已經不止一次旅游過大陸；相反的，也可以說主持采購書籍之際，他對于內地的出版情況已有充分的了解，所以才能選擇優(yōu)良的版本。四冊線裝書雖然年久而發(fā)黃，封面略有漬跡蠹痕，但內頁十分完好。非僅原書的大小字都清晰可辨，外祖父在字旁所加朱筆圈點，乃至工整的眉批，亦皆歷歷猶新。從這些眉批圈點，頗可以看出他當時的心得感受?！对阱兜谑弧菲鹗住奥勗阱短煜拢宦勚翁煜乱病?。諸句旁字字加朱圈，上有眉批：“在宥，即自由。其音相近。在宥者，天然也，自由者，人為也。人為之患，障以法律，天然之極，放于德性，不治而有治矣?！薄短斓氐谑罚骸爸恋轮?，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無傳。”上有眉批：“群治至此，則無所謂道德，所謂功名，所謂權利，所謂義務。至矣，盡矣！”外祖父崇佛親道，雖關心民生政事，他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無為而治。而身為史家，讀書之際，難免比照古今，多所感慨。《胠篋第十》：“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圣知邪？故逐于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過也。”眉批雖只書：“一部二十四史，皆作如是觀。”但語重心長可以感受。
不知道圈點批寫這些字時，外祖父是怎么樣的境況？幾案之上除了書籍筆硯外，尚有一只小茶壺為伴嗎？他不嗜酒而好茶。那只常年使用的小小茶壺，后來，母親也送給了我。他閱讀的時候，可能把眼睛近貼著書。黃得時先生在《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四期有一段回憶他年少時的文章：“另有一次，我到開設在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功學社對面）的雅堂書局去買書。當時，只有先生一個人在看守店里。但是他的近視眼卻貼著手里的書，一心一意正在看得入神，完全沒有感覺有人進來。等到我向他打招呼，他才嚇了一跳，猛然抬頭，脫去了眼鏡說：‘哦，得時君，你來得正好，昨天商務印書館寄來了英國威爾斯的《世界史綱》，寫得非常好，你看看吧！’他隨即從書架上拿下那本書給我，立即又套上近視眼鏡看他手里的書?！?p/>
黃先生回憶的文章，寫得極為傳神，把一位愛書提倡閱讀的老人栩栩生動地呈現在我眼前。摩挲著手中微黃的書葉，指尖追蹤那上面的朱筆圈點和眉批，仿佛可見清癯的深度近視眼的外祖父正認真地逐字逐句細讀著這一本線裝書《莊子》。
變態(tài)刑罰史
這一本日本的線裝書《變態(tài)刑罰史》，是許多年以前靜農師送給我的。臺先生退休后，日子過得平靜閑淡，我有時自臺大下了課，在回家中途去拜訪探望。有一個秋日午后，他見我趨訪，說：“你來得正好。我整理小書房，有些買了多年也看不懂的日文書，送給你翻翻?！彼钢逊旁凇褒埰抡墒摇币挥绲囊恍┡f書籍。
“龍坡丈室”是位于臺北市溫州街十八巷六號的客廳兼書房。主要布置是一個稍大的書桌和一把老藤椅。臺先生在那里讀書、寫作書法和接待客人。書櫥在他的背后，四壁懸掛著沈尹默、張大千等名家書畫。而桌上、書櫥里，甚至窗臺邊，到處都是書。為了收藏過多的書籍和區(qū)分客廳與書房，臺先生曾經在客廳與臥房之間裝修了一個“小書房”。那一個狹長的空間，靠墻安裝了一大排書柜，確實減輕不少客廳里放置的書的負擔，但那個較小的書桌，顯然有些局促，何況房間窄，通風不佳，夏日悶熱冬季冷，臺先生還是習慣在原先的大桌上工作。不過，那個“小書房”緊貼“龍坡丈室”，門一推就可以找到書，倒像是丈室主人的私人圖書館。非僅供藏書之用，我發(fā)現里面似又收藏了一些煙酒，尤其逢年過節(jié)各方贈送的良煙佳釀，往往堆放在桌面和地板上。
臺先生所說的買了多年的日文書，包括這本《變態(tài)刑罰史》，大概是從“小書房”取出，暫時放置在兩間書房連接處的墻角。那一陣子，臺先生身體相當硬朗，他頗費了時間和精神整理好一些書，分贈與有些老學生。他告訴我：“剛來臺灣時，有些日本人還沒有回去，他們把帶不走的東西擺地攤賣。我常常去延平北路那一帶逛逛，買一些便宜的書。看不懂文字，看看插圖?！?p/>
臺先生送我的日文書，果然都是有插圖的。
《變態(tài)刑罰史》共七十六頁，插圖竟占二十四頁，而且全頁為圖者有十四頁。這些手繪的各種刑罰圖，雖然筆調拙稚，但足以令人驚心動魄，十分可怖。這大概是我始終不敢正式閱讀，將其束諸高閣的原因。
最近，我決心要面對這本書，遂分兩次看完。
這是大正十五年（1926），由日本文藝資料研究會出版，澤田撫松所撰的專著。據前言，本書為日本首現之刑罰史。澤田氏解釋所謂“變態(tài)”，并非將刑罰史寫成變態(tài)的樣子，而是指：“人類對人類加以刑罰，乃是一種人類生活的變態(tài)?！比珪侄?，第一篇自日本太古至德川時代之前，第二篇自德川時代至明治時代。顯然詳于今而略于古，而后半段又以德川家康所制定的刑罰為主，明治時代的內容僅有半頁。
澤田撫松著述的態(tài)度嚴謹，文筆簡要古樸。他追蹤日本最古的刑法至神話傳說時代。素盞鳴尊因暴虐無道有罪，將被定刑。太古時代的日本人，認為罪者穢也，故有罪便行祓以贖之。而行祓之目的在贖罪，所以犯罪者須提供物品。至于所提供物品之多寡，端視其犯罪之輕重而定。素盞鳴尊因罪行重大，提供所有物品乃至衣著，仍不足以贖其罪，故美髯被剃除，手腳的指甲亦被拔去。著者寫：“受此變態(tài)刑罰的素盞鳴尊，被逐出高天原，限居于八重垣之內?！?p/>
澤田氏依據日本古史《古事紀》、《日本書紀》推論，除了素盞所受剃髯拔指甲的毀傷刑之外，自上古又有死刑、黥刑、徒刑及追放刑等刑罰。他又寫：“欲知上古之后，刑罰如何進步（或退步），須加研究。”遂有各類刑罰發(fā)展之探究，使這一本書充滿了許多“變態(tài)”可怖的文字。不過，作者依據史料，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純屬學術之論述，不為文學之夸張渲染。例如關于切腹，頗費筆墨，蓋以切腹為日本刑罰之中最具特色之故。
圣武天皇神龜二年（725），因受佛教輪回思想而有再生觀念，而人一旦受死刑則不可再生，以其太殘酷而廢除死刑，當其罪者改為流放。然而，其后縱火、盜賊等罪犯猖獗，四十八年之后，光仁天皇寶龜四年（773），遂又恢復死刑。閱讀至此，不得不掩卷慨嘆。人對人用刑，誠為“人類生活的變態(tài)”，但無為而治，甚至慈悲為懷，竟皆理想境界，可望而不可即。
至于切腹刑之始，澤田氏系于足利時代（1336—1573）。謂時至足利時代，各地豪族任意制定刑罰，絞首、車裂、火焙、烹殺等酷刑不一而足。但身份高者即使當死罪，亦不加刑，而令其自盡，稱為切腹。此說在時間上，與小學館的《國語大辭典》所稱“切腹為江戶時代（1603—1867）科于武士之刑罰，為死刑之最輕者”，二說略異。大概澤田氏之說在追究其源，辭典則說明此刑普及之現象。不過，切腹刑于武士，殆無疑問。
關于切腹，本書于眾刑罰之中，著墨最多，唯僅就事論事，相當抑制筆觸。所以血淋淋的場面，雖然可怖，反不如往昔讀過的三島由紀夫《憂國》寫步兵中尉切腹的一段文字，甚至李昂《殺夫》中屠夫宰豬的景象，由于使用文學的渲染，更為刺激可怖。澤田氏行文，不僅字字句句必有依據，并且時有考證辯駁之處。如本章開首云：
切腹，以行之于庭上為正式。重疊二張榻榻米，其上鋪以淺綠色棉被，復撒以細砂。德川時代之切腹形式如此。嘗見《忠臣藏》（代亡主復仇之古裝戲），切腹的場面用白布敷之，顯然是不知故實者之誤。所謂切腹，系對武士刑罰的一種寬典，故避免鮮血染白布之慘狀，而特使用淺綠色者以鋪之。
澤田撫松以相當大的篇幅詳記此刑各節(jié)。舉凡執(zhí)法之人物，行刑之順序，乃至刑畢后事，等等。其中，引我注意的是，古時日本武士講究禮節(jié)的一面。被科以切腹的武士，無論膽子怎么大，刀術如何高，都不可能刀刺入腹立即斃命，所以身后有持利刃執(zhí)行斬首者，稱為“介錯人”。優(yōu)秀的介錯人在切腹的武士舉匕首刺入腹部的剎那間落刀，可以減少服刑者的痛苦。所以武士臨刑來到刑場與介錯人會見，先詢問其姓名。介錯人報出役職及姓名后，鞠躬殷勤道說：“不肖擔任介錯。請平心靜氣?！倍陶咭嘈卸Y道：“勞駕了。多多拜托。”
這種傳自德川幕府的刑罰規(guī)矩，實源于德川家康。家康雖是武將，但是他好儒而親善書籍，招聘藤原惺窩、林羅山等碩學儒臣查究古書舊記，編成幕府政治根本的各種制度。澤田氏稱贊道：“家康不愧為大政治家，知雖以武力得天下，不可以武力治天下之道理”，遂制定德川家的憲法?！兜麓ò賯€條》，雖是其家族的法典，卻由于詳盡而且巨細靡遺，又因德川一族掌權甚久，乃成為十七世紀以來日本國家刑罰的中心?！蹲儜B(tài)刑罰史》的后半部，便是作者條析《德川百個條》而成。
施刑之目的在懲罰犯罪者，其輕重則依所犯罪之小大而定，故有游行示眾以懲之條例。其中，比較特別的有兩條：一是僧侶犯婦女，二是殉情未遂者，都與男女情欲相關。此等罪犯都系以繩，牽行如犬于大街，而示眾于日本橋的橋畔。日本橋至今仍為東京最熱鬧的區(qū)域，于其橋畔設簡陋小屋，三面圍以草席，前方敞開，令眾人圍觀，但立雙重木柵，防止觀眾過分貼近犯人。這種示眾的刑罰，目的在羞辱罪人。男女私情本見不得人，故以游街示眾罰之。作者對此，除簡要說明刑罰內容，又比照歷史為記。僧侶示眾，通常不是個別辦案，而是聚合五六人后，同時示眾。天保十二年（1841）三月，曾一度以四十八個僧侶同時示眾，足見色戒犯者為數甚夥，小屋有必要擴大。至于殉情未遂而一方已死，其存者示眾，若雙雙未死，則男女同時示眾三日。而僧侶或殉情犯人，其身前都有告示牌說明犯罪經過，且記其姓名、住所與年齡。僧侶則更系其宗派、寺名及身份職稱于告示牌上。這種示眾的刑罰，通常另有比照其罪輕重的各種后續(xù)懲罰，但即此一項而言，身體雖然未必受損傷，心理難堪之程度已足想見。
誠如澤田撫松所言：人對人科加刑罰，是人類生活的變態(tài)；如果沒有這種變態(tài)，則無法達到人類生活共存之目的嗎？而即使古今世界各地都有這么多的變態(tài)刑罰，始終仍無法遏止犯罪，又該當如何解釋呢？這些問題，澤田氏執(zhí)筆之際或者曾經思考過，卻非本書所能處理的問題和范圍。而這些問題，也是全人類無論刑罰學者專家，乃至普通一般人都應該繼續(xù)思考的事情。
這一本《變態(tài)刑罰史》，不宜夜晚閱讀，不宜陰雨天閱讀。讀時令人毛骨悚然，但發(fā)人深省。澤田撫松篳路藍縷整理史料，功實不可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