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中心與邊緣•分歧與認同•離散與聚合
葛兆光
如果我們能把各個國家之間政治(以及政府)的彼此區(qū)隔(這也是一種聯(lián)系)和文化(以及移民)的超越國境(這更是一種聯(lián)系)視為坐標的縱橫交叉線,把一個政治上的“東亞”和文化上的“東亞”,編織成交錯的花紋,是否也可以書寫一個比較豐滿的,不再拘泥于中國空間或王朝政治的“東亞背景下的中國史”?
李焯然教授寄來他即將出版的《中心與邊緣:東亞文明的互動與傳播》(廣西師大出版社)一書書稿,命我寫一篇序文,這讓我有些惶恐不安。 為什么? 李焯然教授是著名的明史專家,長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授,這本書所論述的領域,涉及東南亞與海外華人社會,遠遠超出了我的知識范圍,我哪里有資格佛頭著糞,為他的大作寫序? 但是,李焯然教授又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所在的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國際評鑒委員,他的大作出版,我有責任向國內(nèi)讀者做一些介紹。 因此,寫在這里的,與其說是序言,還不如說是我的一些讀后感。
《中心與邊緣:東亞文明的互動與傳播》一書分上下篇:上篇除第一篇概論和最后兩篇討論明末清初伊斯蘭學者譯經(jīng)以及韓國漢文小說外,中間主要五篇涉及的都是發(fā)生在中國和安南/越南之間的歷史與文化現(xiàn)象;下篇除了第一篇從鄭和下西洋開始討論中國和東南亞的文化聯(lián)系和最后三篇介紹當代新加坡的儒學教育海外華人的儒家思想,中間四篇討論的是受到中國影響的新加坡華人世界有關文武、城隍、孔廟、媽祖的信仰。
讀過之后,不知為什么,我想到的是三組概念,即“中心”與“邊緣”、“分歧”與“認同”、“離散”與“聚合”。
先說“中心”與“邊緣”。
毫無疑問,今天的東亞(包括今天的東海與南海諸國),確實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面,受到古代中國文化的影響。 無論你把它叫作“漢字文化圈”還是“儒家文化圈”,各國之間彼此影響和交融的文化都可以例舉出很多方面的例子,除了漢字與儒家思想,比如大家都受到漢傳佛教影響,大家都用筷子吃飯(順便提一句,就在今年,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王晴佳教授專門討論“筷子文化”的書)等。 不過長期以來,有關這個“東亞”,盡管朱云影曾經(jīng)在1981 年就出版了《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但對越南的研究,卻始終不如對日本和朝鮮的研究。 原因是什么,讀者可以自己思索。
而李焯然教授這部書討論越南文化中的朱子之學、《孝經(jīng)》與《大學》詮釋,討論越南思想中的“中華”與“華夷”觀念,討論越南歷史文獻中對明代永樂年間的中越戰(zhàn)爭的不同記載,大大補充和豐富了我們對這個“周邊”鄰居的認識。 其中,我以為最重要的,就是讓我們知道,盡管越南也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他們在很長歷史時期內(nèi)使用漢字,接受儒學作為政治、社會與倫理原則,甚至目前在漢喃研究院的5038 種古籍中,除中國典籍之外,“越南儒生的著作不到總數(shù)的百分之二”(15—16 頁),但是千萬不要以為他們就是屬于同一的漢文化圈。 只要看看他們對于“中國”和“華夷”的理解,看看他們對永樂年間大明王朝入侵的記載,我們就可以知道,文化受容與政治自尊之間并不是平行或重疊的關系。 在中國人看來,整個朝貢或冊封體系中,我是中心,你是邊緣;但從越南(日本、朝鮮也一樣)的角度看,我是中心,你是邊緣,換一句話說,你是“北”,我是“南”,正如《大越史記全書》所說,“天地既定,南北分治,北雖強大,不能軋南”。 因此我常常講,這些年來,我們提倡研究者“從周邊看中國”,其實并不排斥“從周邊看日本”、“從周邊看朝鮮”或“從周邊看越南”,在不同立場上看,中國也是日本、朝鮮和越南的“周邊”,在歷史和文化的研究中,東亞各國可能既互為背景也互為尺度,“我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卞之琳《斷章》),中心與邊緣,原本并不固定。
再說“分歧”與“認同”。
最近,我為許倬云先生新著《華夏論述》寫了一篇“解說”,其中提到,許先生的一個判斷很值得繼續(xù)思考。 眾所周知,三代秦漢以立。 因此,即使在同一個“漢字”、“儒家”甚至“漢傳佛教”的基礎立。 因此,即使在同一個“漢字”、“儒家”甚至“漢傳佛教”的基礎立。 因此,即使在同一個“漢字”、“儒家”甚至“漢傳佛教”的基礎立。 因此,即使在同一個“漢字”、“儒家”甚至“漢傳佛教”的基礎立。 因此,即使在同一個“漢字”、“儒家”甚至“漢傳佛教”的基礎上,和朝鮮、日本一樣,它與中國也還是各走各的路。 特別是蒙元時代以降,各國“自我中心主義”也就是政治上的自尊意識,其實使得“分歧”越來越強。
有一個道理希望能夠在這里說明白。 Identity 常常翻譯成“認同”,也可以翻譯成“歸屬”,文化認同與政治歸屬,其實有時候會分開,甚至分得很開。 從歷史文獻中我們常常看到,日本、朝鮮和安南的文化人,漢文修養(yǎng)、儒學知識、宗教情懷,可能會很“中國”,他們寫詩作畫,楷?？赡苁抢隙?、摩詰、東坡,他們談論古典,可能就是四書、五經(jīng)、三史,但是,當他們面對國與國的爭端,始終你是你、我是我,政治與文化似乎并不是一件事。 而在東亞的民眾生活世界里同樣是這樣,李焯然教授已經(jīng)指出新加坡華人的種種民眾宗教信仰,可能他們也會和中國人一樣,崇拜同一個關公、同一個城隍、同一個媽祖,到同樣的孔廟去參加祭祀,有很強的“鄉(xiāng)愁”或者“鄉(xiāng)戀”,但是,他們大多數(shù)既然“入鄉(xiāng)隨俗”,便不再“落葉歸根”。 文化認同并不能取代政治認同,也許對制度的認同、對久居鄉(xiāng)土的習慣、對同樣生活在他鄉(xiāng)的親族的依賴,更容易讓異鄉(xiāng)成故鄉(xiāng)。 所以,這種“分歧”是很自然的,要說“認同”,往往只是在文化和風俗上。
再說“離散”與“聚合”。
近年來,在討論海外華人的文化和文學時,有一個詞常常被使用,這就是“離散(Diaspora)”。 我并不很了解這個新詞的來龍去脈,據(jù)王德威教授說,當學者使用這個詞來討論華文文學的時候,它往往指的是中國大陸之外,邊緣的、離心的、分散的中文寫作。 一些研究者認為,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在他們觀念世界中,同文同種并不能使他們認同某個政府、某個民族、某個主義所代表的“中國”,他們通過漢語寫作表現(xiàn)出來的,也只是“中國性”,這個“中國性”可以是分散在世界各處的,也可以是游動的,而不一定是“中國”或在“中國”。
這個說法大概也能夠用來討論李焯然教授所描述的新加坡華人信仰,他們同樣信仰關公、媽祖、城隍,這些信仰的神祇,甚至直接來源于中國,來源于中國某一地區(qū)。 他們也同樣祭祀至圣先師孔子,把儒家教誨代代相傳,甚至政府也要編制通識教育課本,來宣傳這些價值觀。 但是,這些華人一方面保留了濃烈的“中國性”,這些“中國性”呈現(xiàn)在他們的日常生活、家庭倫理和言語思考之中,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融入了另外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生活環(huán)境之中,在這個“中國性”里嵌入了相當深刻的“外國性”。 那么,在書寫這些異國華人的文化與歷史的時候,應當把它們放在哪一個歷史脈絡中? 或者說,應當如何撰寫他們的歷史? 在這個時候,政治史和文化史應當如何自我定位和設立邊界?
讀李焯然教授這部論文集,我一直在想,它涉及的“周邊諸國”和“海外華人”的歷史與文化,其實,也提醒我們思考,究竟如何重新書寫歷史。 近年來,強調(diào)不同文明間的聯(lián)系和互動、超越國家邊界的全球史,成為歷史研究和撰寫的新潮流,有人形象地把全球史比喻為“滿天星斗”或“撞擊臺球”。 可是說實在話,盡管強調(diào)“關系”,全球史目前還未必有一個完善的書寫模式,能把各種各樣的血緣、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關系”都囊括進來,織成一張既綿密又生動的歷史之網(wǎng),強調(diào)國家邊界的政治史和偏重超越國境的文化史,好像很難形成一個共同的書寫模式。 但是,如果我們能把各個國家之間政治(以及政府)的彼此區(qū)隔(這也是一種聯(lián)系)和文化(以及移民)的超越國境(這更是一種聯(lián)系)視為坐標的縱橫交叉線,把一個政治上的“東亞”和文化上的“東亞”,編織成交錯的花紋,是否也可以書寫一個比較豐滿的,不再拘泥于中國空間或王朝政治的“東亞背景下的中國史”?
說實在話,這些問題太復雜,我也沒有想清楚,只是在李焯然教授這部新書出版之際,提出來拋磚引玉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