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牧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十年之內(nèi)持續(xù)地書寫三本以少年時光為敘事反思之聚焦的《奇來前書》，在某種意義上也代表了那一遠階段的結(jié)束。之后，楊牧自覺地開始了一件新的寫作，前后易六寒暑才完成，即《奇來后書》。

《奇來后書》在時序上銜接《奇來前書》之結(jié)構(gòu)，同樣隱含文學自傳的況味，卻是從楊牧十八歲之后寫起，告別青少年歲月、故鄉(xiāng)花蓮的山林與海洋，以成年后的學院時光為追探主題──東海、愛荷華、柏克萊、華盛頓、東華等大學……置身多樣的人情和知識環(huán)境之間，感受學術(shù)、倫理，與宗教等及身的信仰和懷疑。筆法翻復、文類跨界之際，依然緊扣“詩”主題，對詩的執(zhí)著始終不變，于風雨聲勢中追求愛與美之恒久。

封面繪圖（楊牧胞弟作）奇萊山，臺灣中央山脈中段的山巒，在楊牧故鄉(xiāng)花蓮境內(nèi)，臺灣十峻之一。臺灣版《奇萊后書》來到大陸，楊牧易名《奇來后書》。

楊牧，本名王靖獻，早期筆名葉珊，1940年生于臺灣花蓮，著名詩人、作家。1964年自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yè)，后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保羅•安格爾及其妻聶華苓創(chuàng)辦的“國際寫作計劃”詩創(chuàng)作班，獲藝術(shù)碩士學位，在愛荷華的前后期同學有余光中、白先勇、王文興等日后引領(lǐng)臺灣文壇的作家。

楊牧自十六歲開始寫作，超過半世紀的創(chuàng)作生涯，累積出無數(shù)難以超越的文學經(jīng)典，并曾分別于北美、臺灣、香港等地任教，長期從事教育工作，身兼詩人、散文家、翻譯家與學者多重身身份，作品譯為英、韓、德、法、日、瑞典、荷蘭等文，獲吳三連文藝獎、紐曼華語文學獎等多項重要文學獎（其中，馬悅?cè)环g《綠騎：楊牧詩選》[Den grone riddaren]中文、瑞典文對照版，榮獲2011年瑞典皇家圖書館書籍藝術(shù)大獎），影響后進無數(shù)。

代表作有《柏克萊精神》、《搜索者》、《奇來前書》、《奇來后書》等。作品曾被譯為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瑞典文、荷蘭文。譯著有《葉慈詩選》、《英詩漢譯集》等。

“但知每一片波浪都從花蓮開始”，文學大師系列電影“他們在島嶼寫作”，重新詮釋、紀錄六位臺灣文壇重量級文學家（林海音、周夢蝶、余光中、鄭愁予、王文興以及楊牧的生命與創(chuàng)作歷程），其中楊牧電影，即《朝向一首詩的完成》（Towards the Completion of a Poem）。

設(shè)定一個起點

詩人穿燈草絨的衣服

青煙浮翠

一山重構(gòu)

雨在西班牙

復合式開啟

神　父

翅膀的去向

左　營

誰謂爾無羊

加爾各答黑洞的文字檔

抽象疏離　上

抽象疏離　下

愛荷華

翻譯的事

蜘蛛蠹魚和我

鼬之天涯

破缺的金三角

中　途

奇來后書跋

夏志清——楊牧《衣飾與追求》一文，把《離騷》和斯賓塞《仙后》相比，是比較中西文學論文中最有見地的一篇。

杜維明——以我們大家對他的了解，他是一位把詩歌當做生命的詩人，一位學養(yǎng)非常深厚的詩人，他的詩的敏感度特別值得大家的贊賞，可以說是代表了一種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民族的氣息非常濃烈。他可以說幫助臺灣建構(gòu)了一所大學，他在這所大學里服務(wù)了很長時間，就是現(xiàn)在臺灣的國立東華大學。

陳平原——我對楊牧詩歌的理解受惠于我的一位朋友，他對楊牧崇拜得五體投地，總說楊牧是現(xiàn)代漢語詩史上最偉大的詩人，而且不允許我加之一。我在臺灣的朋友說過一段話特別令我受感動，他說楊牧先生的詩的寫作，讓我們知道尊重知識，知道寫詩有一種精神系統(tǒng)在里面，而不是一觸即發(fā)的行為。

陳芳明—— 一行詩，一段文字，一則論述，一首譯詩，都可視為生命里有機的內(nèi)在連結(jié)。每種文體，每種技藝，形成詩人靈魂的巨大象征。楊牧孜孜不倦致力一個詩學的創(chuàng)造，進可干涉社會，退可發(fā)抒情感；兩者合而觀之，一位重要詩人的綺麗美好與果敢氣度，儼然俯臨臺灣這海島。

奚密——楊牧是一位革新者，一位巨匠。以其對世界文學、文化和歷史的深度介入，他的詩作有著其他現(xiàn)代的漢語詩人，或甚至現(xiàn)代漢詩史上無與倫比的多樣性和深度。 ……讀者能隨他而思索，深入詩中，深入到他的性靈和情愫之中，并開始意識到這個世界及其對人類的究竟意味。

楊照——《奇來前書》的指涉，相對來說是比較對外的，感覺外面不斷有新奇、不能理解的東西來到眼前與心中?！镀鎭砗髸愤@個系列，其好奇心是偏向自我的，是一個長遠對于自我追求的再探索?！拔乙詾槲铱梢灾匦聛磉^，無窮盡的開始，結(jié)束，又開始?！边@簡短的話，幾乎就是“奇來前后書”的創(chuàng)作宣言。

白巖松——臺灣著名詩人楊牧的詩集，它讓我們感受到中文的另一種可能。生活不只是眼前，還有詩與遠方，所以讀讀詩，活得有點詩意。

梁文道——（2009年3月26日，梁文道在北京大學演講知識人的社會角色，即席朗讀臺灣楊牧的一首詩《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寫在一封縝密工整的信上，從/外縣市一小鎮(zhèn)寄出，署了/真實姓名和身份證號碼……”

1. 眾人褒評，梁文道、白巖松、楊照、陳平原、杜維明……啟發(fā)幾代華文世界，“在島嶼寫作”，臺灣戰(zhàn)后最重要的文學家之一、詩人楊牧文學自傳的收官之作，關(guān)于“一個詩人的完成”，前后易六寒暑完成——“字是惟一的條件，把那些已經(jīng)逝去的和即將逝去的昔日之蹤跡，與今日的預言一一攫捕，編織成章，定位，退后一步觀看”。

2. 發(fā)軔之作《奇來前書》、收官之作《奇來后書》創(chuàng)作時間橫跨二十年，用書寫“重新活過那生命的時光”；不同于一般回憶懷舊，更是文學性創(chuàng)作——早期三自傳《山風海雨》、《方向歸零》、《昔我往矣》，探索大自然與記憶之于詩，合為一部《奇來前書》；《后書》接續(xù)《前書》之結(jié)構(gòu)，從十八歲之后寫起，告別青少年歲月的山林與海洋，追探成年后的學院時光。

3. 重現(xiàn)學人世界往昔蹤跡，重新體驗，編織成章——《奇來后書》往返各種人情和知識環(huán)境之間：徐復觀親授“韓柳文”課程，陳世驤指點《詩經(jīng)》、《楚辭》、六朝文學，在東海、愛荷華、伯克萊，楊牧因文學結(jié)識幾代作家、學人：黃用、痖弦、覃子豪、林以亮、張愛玲……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對詩的追求無改變。

翻譯的事

六十年代中因為偶然的機緣認識了林以亮，應該就是在愛荷華第一年結(jié)束的暑假。從那時候開始，一直到他去世為止，三十年間維持著極好，溫馨的友誼，雖然只見過少數(shù)幾次面。我們寫了許多信，繞著讀書，創(chuàng)作，和翻譯之類幾樣事情談?wù)撝?，商量著，偶爾月旦或存或歿的人物，此外好像也沒有什么特別的話題，但他又時常提到自己怎樣就生病住院，甚至開刀服藥而終于無礙痊愈了，適可而止，筆鋒一轉(zhuǎn)又回到讀書，創(chuàng)作，和翻譯。

我記得他最初是接受聶華苓的推薦，邀我參與翻譯一本書。這本書后來在香港出版了，就是《美國現(xiàn)代七大小說家》，譯者有林以亮，張愛玲，于梨華，和我。翻譯篇數(shù)最多的是張愛玲，計有關(guān)于小說家的文章三篇和原主編者的序文一篇，其次于梨華和林以亮各一篇，我兩篇。張愛玲譯的序文，原撰稿者威廉•范•俄康納是明尼蘇達大學教授，文筆精銳，劍及履及。記得首頁翻開就有一則關(guān)系著作者相對于小說主題的論述，被她這樣毫無保留地轉(zhuǎn)化呈現(xiàn)了出來：小說家“不應當預先知道他的題材的意義。他必須等待故事開展，逐漸發(fā)現(xiàn)他的主題。如果這本書寫完以后，主題極清晰地出現(xiàn)，那么作者大概是隱匿了一些證據(jù)，寫出來的是一套教訓或是宣傳品”。林以亮指定我譯的兩篇，一篇關(guān)于威廉•?？思{（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另一篇則為拿撒奈•韋斯特（Nathanael West, 1903—1940）；前者原文執(zhí)筆人也是俄康納。那暑假我住在柏克萊，每天規(guī)規(guī)矩矩坐在樓上窗前，設(shè)法把嚴謹?shù)膶W術(shù)論文譯成中文，既沒有經(jīng)驗，也沒有什么參考書。林以亮為早年燕京大學西語系出身，內(nèi)戰(zhàn)末期到香港，主要就是從事西書的翻譯和電影編劇，到我們通信的階段，已經(jīng)是朋輩中有名的“翻譯先生”（Mr. Translation）了。所謂朋輩，就是他有一次忽然在信中對我提到的，“同我差不多年齡的友好，如姚克，張愛玲，喬志高，蔡思果”等四人，都為衣食忙，他說，致未能專心文學，接下去就感慨地講了些覺得“蒼涼”的話。那當然也是長久以前的事，遠在我能完全領(lǐng)略其中的感慨之前。此后數(shù)十年，他曾經(jīng)屢次提到些時不我與，深怕理想的工作未能完成等自我警惕的話，都使我矍然心驚，但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原來他的身體情況一直不好，長期帶病養(yǎng)生，遂有許多恐懼不安，因此更傾向在信中多談他寫作和編譯的計劃。在我這方面，林以亮對翻譯一事的熱衷竟有意無意為我點出了一條值得試探的路，一片學術(shù)與創(chuàng)作的新領(lǐng)域，充滿了信念，遠景。

回想起來，在為林以亮譯?？思{和韋斯特兩文之前，我可以說從未曾真正嘗試過翻譯。有則在大學時代私密的練習，而我記得的卻是一件頗具野心的計劃，和濟慈最純凈，透亮，而不減絲毫繁美的神話與詩有關(guān)。就是在東海畢業(yè)前一年吧，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就動手開始翻譯起濟慈的長詩《恩迪密昂》。這首詩原文分四卷，全長超過四千行，以英雄雙行體為基調(diào)，在嚴謹中賦予浪漫敘事的氣息，所以也頗具有一種無韻體的聲色，在英詩中亦屬源遠流長：

美的事務(wù)是永恒的歡愉：

其可愛日增，不消逝于

虛幻無影；反而就長久為我們

維持一座靜謐的涼亭，為睡夢

……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

Its loveliness increases; it will never

Pass into nothingness; but still will keep

A bower quiet for us, and a sleep.

…

我確定至少翻了一千余行才停，手稿還在篋中，包括第一卷全部和第二卷的前七十九行，就在那關(guān)口戛然中斷，原因不難想象，只是當時已惘然。最后那幾行約莫如此：

當微風奏出一支甜蜜的圣歌

去取悅德俄菲的時候，就有雪白輕快的

節(jié)奏溶進無聲的靜寂。他的兩腳急促

依然在這輕翼的引路人下飛跑……

濟慈二十二歲動筆寫此詩，不及一年脫稿，出版時書前印了一自序短文，懇切希望讀者諒解其中“可能暴露的生疏，不成熟，和錯誤”，果然，濟慈為了這首少年心血烙印的“詩之傳奇”，很快就遭遇到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和攻擊。我奇怪的是，為什么我自己也挑了這樣一首艱深而不祥的長詩來譯，在那青澀的年代。中斷的四句如彼，甚至原稿所保存的第一卷開始四句亦復如此：

美的事務(wù)是永恒的歡愉，

它的可愛日增，永不消逝；

恒久為我們保有一個

無聲寧靜的園亭，又像那……

那一年暑假順利譯畢福韋二文，回到愛荷華，冬天開始選譯卡繆的札記，取其文學與哲學以及一些關(guān)于社會文化的思維，逐日就英譯本轉(zhuǎn)譯，自以為興味盎然，例如：

革命，光榮，死亡，愛情。比起我內(nèi)在那些沉重又真實的東西，這些名詞有什么意義？“而那是什么？”“這淚水浩蕩的重量，”他說：“便是我所了解的，我所體會的死亡的滋味?！?p/>

例外：德國人發(fā)明了自鳴鐘。這種東西是時間之流的可怕象征物。那宏亮的鳴聲在西歐無數(shù)大城小鎮(zhèn)日以繼夜地響著，而且那也許最有力地表現(xiàn)道：“以歷史意識面對世界乃是有利于創(chuàng)造的?！?p/>

同時，就在那冰雪嚴封的冬天，我開始以一種責無旁貸的態(tài)度埋頭翻譯西班牙詩人羅爾卡的吉普賽謠曲。所以說翻譯的事，真正有個開端的話，痕跡確實在林以亮派給我的那暑期工里，后來才緊跟著做了少許一些零星的事，但還是有限。當時林以亮并不是把我分內(nèi)的材料指定就罷。我交稿后，他顯然很認真地審閱了一遍，提出疑點，以討論的口氣建議我是否修改，怎樣修改等等翻譯者經(jīng)常遭遇的問題。他的耐性和細心常使我覺得很感動，寫信的時候我就維持著最嚴謹?shù)膽B(tài)度，從一開始就如此，稱呼他“以亮先生”。一九七三年他和高克毅合辦《譯叢》半年刊于香港中文大學，那幾年我專致于二十世紀初葉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研究，不久就針對周作人和希臘文學的關(guān)系在深入閱讀著相關(guān)的書。林以亮知道我肯把古典希臘和現(xiàn)代漢文學的題目這樣連結(jié)起來，非常高興。有一天我收到一大包書，打開一看，才知道是他特別為我從朋友處借出，迢迢自香港航郵寄來的《希臘的神與英雄》，《希臘女詩人薩波》，和他自己收藏的《伊索寓言》，皆周作人五十年代初期所譯希臘文學的珍本，竟原書渡海，還附一信云：“書我既已借來，可暫時存兄處，不必影印，俟論文寫竟后再寄還不遲。”不久寫竟的論文就發(fā)表在《譯叢》。林以亮那一次提及他同時代的友好共四人，其中高克毅，張愛玲，和蔡思果我前后都見過。但我知道和他年紀相當在海外的友好，至少還有陳世驤和夏志清，沒提到是因為后兩位都在大學教文學，研究文學，不在他感慨須分心“為稻粱謀”的范圍之內(nèi)。林以亮想起他自己和那四位朋友，頗覺蒼涼，似乎夸張，但那可能就是最正確，最保守的兩個字。林以亮生前談到二十世紀的新詩人，必舉吳興華，認為是那一輩中翹楚，其他人都比不上。他考證吳的生卒年代是1921—1966，屬“文革”最早被整死的知識分子之列。吳死后，林以亮將他的遺作四處發(fā)表，一部分就寄夏濟安，登在早期臺北的《文學雜志》上；《文學雜志》也刊過一篇《論里爾克的詩》，作者署名鄺文德，及若干直接譯自德文的里爾克詩選，都是他提供的，而鄺文德正是他為吳興華取的另一筆名。早在抗戰(zhàn)時期吳就已經(jīng)以本名為中德學會譯過一冊《里爾克詩選》。又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林以亮夫人名鄺文美。

張愛玲于六十年代晚期到柏克萊任職于現(xiàn)代中國研究中心，為研究員。研究中心也是大學一部分，其中有一特別單元稱為“當代語言計劃”，主持人一直是陳世驤，早期獨當一面的研究員即夏濟安。我初到柏克萊那年暑假，陳先生要我以助理的身份整理夏遺下的卡片箱，就坐在那間老研究室里東翻西翻，其實并沒有什么意思，只是過目了許多新中國稀奇古怪的宣傳口號和批判語匯之類，一直到秋天開學，就不做了。中心后來正式聘莊信正為計劃研究員，越二年莊辭職去洛杉磯就南加大教職，陳先生不聲不響請來了一位女士繼任這件工作，就是張愛玲。我第一次見到張愛玲的時候，其實從來還不曾讀過她的小說，但我讀過夏志清的英文本《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大半，其中辟有專章研究她，何況我們曾在林以亮的主持下，合譯了一本《美國現(xiàn)代七大小說家》，

所以就趕快去找她的小說來看?，F(xiàn)在想想，那時張愛玲大概也才四十多歲，但幾乎所有她到今天還有人讀的小說都已經(jīng)寫好了。張穿著很樸素，總是那樣安靜端莊地坐在那里，不和人家搶話講，只專心聽著，點頭，好像沒有太多表情，雖然偶爾臉上也露出同意，欣然的笑容。張愛玲記得我為那本美國書翻譯的?？思{和韋斯特，很驚訝我原來還是一個剛起步的研究生。有人問她關(guān)于《傾城之戀》的事，她支吾不愿意談；又問七巧，也同樣無心深入的樣子。那之前，我們來自臺灣的同學都讀過一本不知道怎么從日本流到北美的打字印刷，非正式出版的《今生今世》。有人于是不懷好意地想試探這個題目，但她把頭轉(zhuǎn)到一邊，面無表情。我不知道她在中心的工作是否即夏濟安一路下來的延續(xù)，但那一兩年“文革”方熾，我們關(guān)心中國現(xiàn)狀的人課后常到中心的圖書館看報；我去時通常是下午暮靄遲遲的時候，屢次遇見張愛玲剛進中心大門，互相禮貌地招呼，隨即看她安靜地穿過長廊，走進她的研究室。照中心慣例，研究員一年須提出一篇具有分量的論文；但那一年度未完，陳先生就去世了，所以我們都不知道她的論文怎樣。據(jù)說那一天晚上陳先生的追思會中，張愛玲其實也是在座的，但我沒有注意到；又據(jù)說會未終了，她就起身在檐下獨立，逡巡，而終于悄悄地走了。

而就在這樣一種暗淡，逐漸微弱的光影里，我們的六十年代就幾乎無聲息地隱入勢必的記憶，忽然的和累積的，未竟的音訊，情節(jié)，故事，無法重組的美好和不美好，都將在此后漫長的歲月里偶然浮現(xiàn)，提醒我們蓄意編織的夢，破碎的夢，消滅虛無的夢，歸根究柢終于是真實的，曾經(jīng)都將在此后局促的歲月里，轉(zhuǎn)化那具象的真實為更高層次的神情體驗，在文字的驅(qū)遣，復沓，重疊，和離析等等這些大動作里，這些藝術(shù)結(jié)構(gòu)的訴求里，找到我們的思維借以詮釋的端倪，發(fā)現(xiàn)生死歸宿何其渺茫：愛若是蜉蝣短暫，恨何嘗不是？愛和恨的時代，風云和煙雨的時代，殘忍，同情，我們的六十年代，革命和禪修，抗議和出賣，無數(shù)影像猶栩栩在記憶里有機地滋生，欲望和仇恨，映向空白的期向，紅杉巨木的針葉在窗外搖擺，窺探，古典文本在燈下，獼猴桃在冰箱里，香煙在床頭，家國在失眠的晨星一再重復的水瓶，金牛，和處女座，稀薄的音訊里未竟的音訊，失蹤，監(jiān)禁，死亡。何其失望，何其悲傷，何其莊嚴而浪漫。

七十年代中，有一年端午節(jié)我去香港，住在薄扶林道朋友家，才發(fā)覺這其中有一種無可抗拒的異國情調(diào)，廣大深沉的港灣，更遠更遠異樣的水平線，和我從窗口俯視的住民，安靜的和熙攘嘈切的人車，使我精神為之搖動。我第一次和林以亮見面時，感到人群中他如何表現(xiàn)出一種對我特別接納的神色，深怕別人不知道我們通了許多信，在一般的文學修養(yǎng)范圍內(nèi)幾乎無事不談。同時我也感覺到他其實是一個驕傲的人，至少對某些人說來，甚至是不可親近的。他問我的寫作和研究計劃，家庭情況等等，又突然問我練過字沒有，于是就談碑帖源流異同，非常深入，許多都是我不見得理解的。后來回到臺北，我就接到林以亮寄來的一包書法碑帖，原來他是覺得我的鋼筆字顯然欠缺了什么規(guī)矩之類，必須加以約束，就為我進城去挑選了這些書法范本，要我定下心來拿毛筆勤練習之。我很感動，但練字實非始料之所及，所以又延宕良久，有一天隨意在書堆里拿出一本《道因法師碑》跟著寫起來，一匝月即止，未再寫過。

我聽說林以亮和早期香港的電影事業(yè)很有關(guān)系，曾擔任過幾個大公司的制片和編劇，而他和張愛玲的交情大半際會于此。六十年代張曾為電懋寫劇本，其風格即受林以亮早出的喜劇《南北和》的影響，而且她筆下的粵語對白一向須由林以亮修改才定稿。然而相識那么多年，我并不曾看過他在信里談及電影這個題目。但我也記得當初他為我譯韋斯特一文改稿時，進進出出特別精細準確的是關(guān)于韋斯特在好萊塢編劇之始末。他八十年代好像都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校長特別助理；我可以想象他依然故我，愛才不吝施舍，絕無保留，甚至到了護短的程度，但又不愿意含糊以敷衍平庸，也就是說，原來那一份知識之傲氣總是不少的，所以我在香港遇見的人當中，對他不以為然或談起來就咬牙切齒的，似乎比對他傾心致敬的人更多。一九九一年夏天，我到香港參與科技大學創(chuàng)校，那時林以亮已自中大退休，平時在家看書養(yǎng)病，或提供咨詢資料給《譯叢》編輯同人。秋涼時，經(jīng)過多次要求，他終于答應讓我前去拜訪。記得他家在一個叫“嘉多理山嘉多理道”的陂陀多樹的社區(qū)，甚為幽靜。林以亮坐在起居客廳的大椅子上，侃侃而談，或起立走到書架前取物示我，精神相當不錯。告辭出來，回頭揚手作別的時候，才感到他那清癯的病容，以及更明顯觸動我內(nèi)心的，他多么舍不得我們這樣匆匆來去，依依的表情，在南國晚起的秋風里。

林以亮去世時，我已離開香港若干年，而在這之前，因為健康和際遇的關(guān)系，他的信也寫得少了，來往香港的朋友都不清楚他的情況。等到證實他已溘然長逝，大概就是一九九七年暑假之后了。林以亮身體一向不是最好，長期都在就醫(yī)服藥，甚至屢經(jīng)外科手術(shù)，堅忍養(yǎng)護，還做了許多有功于文化的事。對個人而言，他期許激勵于我的正是文學的創(chuàng)作和學術(shù)研究，授受之間何等慷慨，大方，且不遺余力，以及我偶爾奮起從事的翻譯工作，其實正是他給予我的啟發(fā)，所以說翻譯是我的“香港因緣”的開始。雖然，我還是不免遺憾，當初選譯葉慈詩得以成書出版已經(jīng)是一九九七年了，但早先工作開始的時候我還住在清水灣，竟未能就近讓他看到一些稿本；至于莎士比亞的《暴風雨》，想必是他最感興味的題材，無論就他的家學或人生體驗而言都是，但也來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