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1 月 12 日,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主辦的“定名與相知——揚之水新書發(fā)布會”在北京圖書訂貨會上舉行。發(fā)布會上,揚之水攜兩本新書《定名與相知:博物館參觀記》和《〈李煦四季行樂圖〉叢考》出席,與青年作家張定浩、北京大學歷史系史睿就名物研究及“定名與相知”展開對談。發(fā)布會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鄭雷主持。鄭雷說:“她的文字是有溫度的、是有情懷的。包括她的語言,是一種非常節(jié)制的表達,但節(jié)制之中也還有詩意?!?/p>
定名與相知
《定名與相知》《〈李煦四季行樂圖〉叢考》新書分享會
嘉賓:史睿、張定浩、鄭雷、揚之水
名和物在博物館的相遇
史睿:名物學里面最重要的是名和物的相遇。對于現(xiàn)代人來說,回不到古代歷史的場景中,但名和物可以在博物館里相遇,相遇之后是不是能夠把它聯(lián)系起來,這是揚之水老師給我們的一個最大的啟發(fā)。
名物學或者我們在揚之水老師一系列著作中看到的“新名物學”,是個重要的學術方向,無論是二十世紀以來的法國的總體史、新文化史,還是艾柯的相關研究都講到詞匯、講到物,這是一個對傳統(tǒng)歷史學非常大的轉折,就是以前,我們研究歷史是講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的宏大敘事,但這里完全沒有具體的普通人和日常生活。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的歷史是歷史的主體,或者是更豐富、更完整的歷史。
我看過一些博物館,是兩種情況,一種是我陪著揚之水老師一同在博物館里學習,我們經常在博物館碰到認識揚之水老師的粉絲,他們覺得能夠跟揚之水老師一起看展覽是一件美事,能夠跟她談話,聽她講這些器物。但我追隨揚之水老師這些年看博物館,實際并不是這樣的,揚之水老師拿著相機在靜靜地做記錄,逐漸拍每一件文物,而且在每件文物前面停留的時間遠遠超過一般觀眾停留的時間。
有一類東西可以記錄這個歷程,就是揚之水老師家里各種型號的相機,她對文物的拍攝要求非常高,要有足夠快的快門,足夠大的光圈,要非常清晰地記錄下來。她覺得有些地方不容易去,去過一次,以后可以反復利用。第一次遇到它,不知道它的哪個方向能夠用在自己的研究中,所以她盡可能全面地記錄、清晰地記錄。
我追隨揚之水老師觀展的另外一種形式,是我讀過她的書、她的文章,她曾經寫過在某博物館看到的文物,我在她之后到了同一地點,看到她的文章里提到的那些文物時,第一印象會想到她的文章和著作、她的研究方向和觀點。比如我在敦煌莫高窟看到窟室,看了《曾有西風半點香》里面關于帷帳的這幾篇,發(fā)現(xiàn)窟頂的裝飾圖案是把整個窟室變成一個帷帳,這個序列是從北朝核心石窟,一直到敦煌的唐代石窟,后來變成裝飾紋樣等等一系列的完整的發(fā)展。而且這里面除了石窟的窟形和圖案的組合外,還有其他類型的文物,一直到營造法式的佛像,都是可以關聯(lián)起來的。在揚之水老師書中提到的文物或圖景面前,會想起這些東西。
揚之水像是中國文化的修補匠
張定浩:《定名與相知》這本書的名字非常好,很高興看到這個名字成為一本書的名字,因為“定名與相知”一直是揚之水自我一個核心的東西。從做批評的角度來講,每個作家、每個寫作者對自己的認識都是最清楚的,所謂“定名與相知”也是揚之水對自己的認識,我對她的批評和認識都是來自她自己的文字。
歐洲人類學家斯特勞斯做過一個精彩的科學家和修補匠的比喻,他區(qū)分了兩種類型學者,一種是科學家,從概念和結構出發(fā)。還有一種是修補匠,用手頭的零件做他能做的事情,對手頭的東西掌握得特別熟悉,做的所有東西都是他自己清楚的,從細小的地方開始。我覺得揚之水很多時候就是中國文化的修補匠,她把很多的虛線慢慢填實,把文明當中遺漏的東西慢慢填實,一點一點地努力。這是一個非常浩瀚的學問,也可以說是絕學,人的一生都很難做完,但像精衛(wèi)填海一樣,特別值得欽佩。
所謂的讀圖時代,她的書跟一般的圖文書不一樣,需要雙重閱讀,第一遍看找對應的說明文字,因為那些圖必然會吸引你,尤其是設計得特別漂亮的、精細的圖。但讀完第一遍,第二遍可以拋開圖,直接進入文字,這是文字的力量。在影像時代,我覺得它既是一本圖文的,同時又是一本反圖文的,它在所有精美的圖文面前宣告文字的力量,文字是不可克服的,當這些圖版一點點被淹沒掉、文物一點點褪色,但文字會被不停地擦亮,這點也是特別動人的地方。
還有一點,她對每件物品都平等相待,在她眼里對物件有基本的判斷,它的精美和平庸之外,都是來自于日用、來自于人。不管是王公貴族還是平常人家,都有人的感情在里面,在人的感情面前,每個字都應該平等,每件物品都應該平等,這是寫作者基本的姿態(tài),但很難做到的是對每個詞平等相待、對談論的每件事情都平等,心里不存在任何勢利偏見。其實讀書人是勢利的,比一般人更加嚴重,心里有高低貴賤的區(qū)分,這個東西在寫作中一點點被消化掉也特別困難。
鄭雷:揚之水先生這些年從事名物研究,每天都在博物館里,而且是四季不間斷地出入各種博物館,她的生活非常純粹、非常單純,已經單純到就像一個童話。我想起一個童話故事,大家都熟悉的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裝》,從前有一個皇帝,他為了穿得漂亮,把所有錢都花在服裝上,他既不關心他的軍隊,也不愛看戲,也不愛乘馬車去游公園,除非是為了炫耀他的新裝。他每個小時要換一套衣服。人們一提到這個皇帝時就會說“皇帝在更衣室里”。
我們稍微置換一下,這就是揚之水先生,她為了從事名物研究,一年四季不斷地都出入在博物館,把錢都花在考察的旅費上。她既不關心飲食,也不在乎穿著打扮,也不愛去旅游,除非是為了看博物館。她一年四季基本都在博物館里,我們不用問她在哪,“先生在博物館里”。
我們?yōu)槭裁丛敢鈦碜x她的書?因為我們讀她的書,首先不是在讀文物的發(fā)掘報告,不是讀文物鑒定書。她的文字是有溫度的、是有情懷的。包括她的語言,是一種非常節(jié)制的表達,但節(jié)制之中也還有詩意。
揚之水先生不但從名物、從古代社會生活史中汲取了很多內容,而且她的語言也已經是古今皆通。她說她是打撈歷史,我想起她原來要出一本書,本來想起名字叫“舊時月色”,后來看到董橋先有了,她就改了別的名字。從這個名字可以想象到她是什么情懷,說她是打撈歷史,如果我們用文學點兒的說法,她說打撈月色,月色被打撈起,暈開了結局,是這樣一種研究。
我們要做的是讓文物活起來
揚之水:說到這本書,現(xiàn)在參觀博物館已經成為潮流,我已經不止一次在報紙標題上看到“看展去”,這其實是我原來想寫的一本書,但這個標題已經被用了。而且有的說現(xiàn)在看展覽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這也是我說過的話,而且寫在這個書的前言里。它已經成為了潮流,但我從來不喜歡趕潮流,所以在這我得坦率地說,我是走在這個潮流前面的。因為 二十年前,我在問學的時候,老師的許多授課就是在博物館里。臺灣出過一本書叫《孫機談文物》,封面是孫先生對著佛像講演,用這個封面時把我略去了,實際是給我講,周圍圍了一圈觀眾。
在博物館時,老師告訴我做學問的方式,就是做某個專題前先要做長編,這個長編的內容包括內容和圖像,長編做得好,文獻的質量就有了保證。但那時的博物館跟今天太不一樣,不可同日而語,物品底下就是一個說明牌,甚至沒有人經常去的地方上面落了一層土,顯得死氣沉沉的,好像多少年沒有光顧。還有一點是不允許拍照,這就很麻煩,當我看到一個有用的可以作為長編的圖,我得站在那把它畫下來。日記里有很多畫的圖,我拿著一個本當場畫圖,這個很費時間,圖畫得還不準確,現(xiàn)在允許拍照了。
在展覽思路上,比如說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館前幾年就辦了“秦漢——羅馬文明展”,南京博物院辦了“法老·王:古埃及文明和中國漢代文明的故事”展,這種對比展,還有“帝國盛世:沙俄與大清的黃金時代”文物特展?!吨袊奈飯蟆访科诙加邢喈斊懻摬┪镳^的展覽、策劃和設計,也是去年創(chuàng)刊的《博物院》每期重點關注的問題,最近一期的專題是“人類學視野下的博物館收藏、展示與詮釋”?,F(xiàn)在各地博物館都在動腦筋策劃吸引人的展覽,要讓文物活起來。實際上“讓文物活起來”也是我和老師這二十多年來一直在做的事情,希望能夠把器物放到它的生存背景中去,這樣能夠便于理解。
博物館是文物的聚英,把考古報告變成立體的便于聚焦,但展品往往脫離當日環(huán)境,雖然展板會提供很多背景資料,而且有講解員的解讀。講解員解讀得生動活潑,為讓你接受,有時加點噱頭,但未必準確,或者根據他的理解有所發(fā)揮,這些都要通過我們自己消化、理解和辨認,所以依然需要我們的深入思考,因此讀完之后仍然需要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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