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探險家伯希和以著名漢學家的身份蜚聲學界，然而中國人認識伯希和，卻大都是因為他曾經(jīng)在敦煌盜寶，是敦煌藏經(jīng)洞的掠奪者，將敦煌最為珍貴的寫本等歷史文獻帶出了中國，并因此成為中國人心中難以撫平的傷痛。伯希和的藏經(jīng)洞日記固然因其特殊的價值而廣為人知，但他在庚子事變期間所留下的另一本北京日記卻知者寥寥。這本北京日記雖然篇幅不長，卻以親歷者的視角再現(xiàn)了庚子事變的真相，可謂認識庚子事變真實、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與伯希和的藏經(jīng)洞日記具有同等的價值。
　　對于庚子事變，我們所常見的歷史教科書大都將其定性為“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稱其是“一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具有強烈的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的完全由民間自發(fā)的暴力運動”。這種籠統(tǒng)的定性雖然方便了歷史敘事，卻未免在細節(jié)方面失之于簡略，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部分事實的真相。作為庚子事變的親歷者，時年只有二十歲的伯希和完全是偶然涉足了歷史的現(xiàn)場——1899年8月15日，伯希和被選為印度支那考古研究會的寄宿生，并得以在越南小住，進而來到中國，為遠東學院收集書籍和史料。伯希和于1900年3月底抵達北京，5月即趕上庚子事變，在使館區(qū)遭遇圍困，隨即加入志愿者行列，積極參與守衛(wèi)法國公使館，營救被困的外國人及教徒的行動。在充當志愿者期間，伯希和用鉛筆將自己的所見所聞隨手記錄在一些小紙片上，然后存放在他制服上衣的口袋里。因為時間倉促，伯希和只能以簡略的筆法敘其扼要，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在恐怖、壓抑的氛圍中記錄下大量有關庚子事變的“粗暴甚至是赤裸裸”的細節(jié)，這些細節(jié)不僅能夠還原當時的事變經(jīng)過，同時也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伯希和作為“掠奪者”的另一面。
　　在《伯希和北京日記》中，我們既能夠真切地感受到庚子事變歷史現(xiàn)場驚悚與瘋狂的氛圍，也能夠真切地體驗到伯希和本人緊張與焦慮的情緒。從事變開始時的風雨欲來、謠言四起，到事態(tài)逐漸失控，乃至義和團殺人放火、無所不為，伯希和一直以相對冷靜的態(tài)度，記錄著自己每一天的見聞——有時是對義和團沖擊的直接描寫：“他們手舞足蹈，做著他們的宗教儀式，小孩子排在頭陣。”有時是對每天經(jīng)歷的通報，比如又有幾個人被殺害，又有幾個使館被燒毀，有時是對事態(tài)進展的猜測，比如清政府的態(tài)度、聯(lián)軍的動向，等等。盡管伯希和的文字有點像流水賬，但因為親臨其間，這些文字卻在不經(jīng)意間展露出許多具有現(xiàn)場感的微妙細節(jié)：中國人的不明就里，外國人從未搞清什么狀況，以及清政府與義和團的復雜關系，進入危殆時期各個列強之間的利害之爭……如此種種，無不印證了伯希和的弟子韓百詩關于庚子事變乃是西方列強與中國發(fā)生的一場“荒謬的沖突”的論斷。而伯希和本人所持的雖然是他者的視角，但通過他的日記，卻能夠清晰地看出西方列強的傲慢與驕橫，同時也折射出清政府的顢頇與無能，以及義和團自身愚昧與殘暴的特質。
　　正像周振鶴先生所表述的那樣，讀歷史就像看戲劇，有時只能看到臺前的表演，卻看不到幕后的化妝；有時只注意主角的活動，卻忽略了配角的表現(xiàn)。殊不知針對于歷史的研究而言，臺前之后的幕后史料，主角之外的配角表演，乃至經(jīng)濟與文化狀況，私人之間的交往和信函日記……無不是可資利用的重要史料。單就庚子事變來說，伯希和雖然的確只是其中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他的日記卻具有無可替代的獨特價值——盡管伯希和無法站在俯瞰全景的高度，去發(fā)現(xiàn)存在于歷史背后的無形之手，但他的日記畢竟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為后人還原歷史真相，提供了一個相對客觀的視角。